徘徊歧路的瞿秋白

　　读烈士遗书，是领略一种人生境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这是一位叫杜永瘦的共产党员给妻子“文妹”的遗书，他1928年在中共地下湖北省军委工作时被捕遇害，年仅22岁。

　　我的命运的决定，不是在今日的堂讯，而是在平时，我对于我自己命运的估量，亦早知有今日。我不是时常对你说过吗?这就是乐园，是我最后的归宿，光荣的死。我含笑，我更望你含笑。我快乐，我愿你比我更快乐!文妹，欢欣鼓舞的来送我吧!

　　明晨啪啪的枪声，是我们最后一刹那诀别的标志!听着吧!再见!

　　“啪啪”的枪声好似节日的鞭炮声一样刺激。这哪里是生离死别，简直像谈论一次愉快的旅行。22岁的人生虽然像夜空流星一样倏然而逝，却在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中找到了价值的永恒。这是我们熟读的慷慨成仁，我们为之流泪、敬佩不已。

　　然而，有这么一封遗书，却让我们惶惶不知所措。它没有慷慨激昂的宣言，没有缠绵悱恻的情话，絮絮叨叨2万字，更像是生命黄昏中的自言自语：

　　因为“历史的误会”，我15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下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遗书的标题叫做《多余的话》。作者完全知道它会引起同志和敌人的多方面误解，对身后之名极为不利。但是，就像他表示死后愿把多年的肺病之躯献出来作医学解剖一样，通过这部遗书，他也坦然地把自己的灵魂推上手术台，供历史和后人作无情的剖析。这是别一种凄异的人生境界，惨淡中自有凡夫俗子不敢逼视的生命庄严。

　　这位不寻常的作者，就是中共第二任领袖瞿秋白。

　　“历史的误会”

　　瞿秋白是最早访问苏俄的中国人之一。在十月革命的怀抱中，他迅速成长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在苏联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这样解释自己投身政治的初衷：

　　政治上一切种种主义，正是“治国平天下”的各种不同的脉案和药方，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味。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

　　请注意，瞿秋白首先确立的是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然后才接受阶级斗争、无产阶级独裁等种种手段。这个微妙的区别至关重要。因为这些手段固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但第一次由俄国布尔什维克付诸实践时，在具体的做法上打上了某种东方专制主义的烙印。在“十月革命”后，列宁取缔立宪派、社会民主党和孟什维克的决绝，斯大林对付从托洛茨基到布哈林等反对派的铁腕，30年代的大清洗……对于这样严酷的举措，恐怕只有王明等人心领神会、深得真传。而瞿秋白在惊喜于北方新政权的万丈光芒的同时，心底却对它的阴影存下一丝困惑。在著名的旅俄实录《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他对那些具体的斗争手段，接受得有些勉强。

　　这是知识分子在全新的政治环境下的幻灭感：

　　在伊尔库次克，一老瘦的工程师说：“党章好极了!好极了!可惜梦想，幻想;枪，监狱，监狱……”老工程师在铁路局办事，屡次怠工，唾骂布尔什维克，下狱三四次，依旧如此，劳农政府没有技师，也只能听他。

　　革命对“剥夺者”实行无情的剥夺，但许多勤劳发家的小业主也受到伤害，这是德维里省一个牛奶厂主的悲哀：

　　谢苗诺夫颤巍巍的站起来，向四周角一看——并没有神像——他也不管，仍照例先画十字3次，当众寒抖抖的开言道：

　　——诸位老爷。

　　——谁是你的老爷!

　　台下议场里有人出言斥责。

　　——诸位伙计，老爷……我……我亦亦是农民出身，咱们却都是平民。就是说说咱们平等，我亦亦赞成革革命。可是，可是……我，哎呀，原谅，原谅……我从小辛苦到大，劳动者，真正的劳动者，现在现在……得有这一些财产，原是大家的……不过，不过，挣到这步田地也不容易……

　　瞿秋白当时认可这些斗争手段，是因为相信要实现那个神圣的终极理想，它们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有一天忽然发现，手段的残忍极大地损害了终极理想的纯洁和高尚，潜伏在内心深处的思想底色就会蠢蠢欲动，与后天的政治信仰发生激烈的冲撞。瞿秋白的思想底色是什么?《多余的话》自我剖析，是“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包括“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这些意识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启蒙主义所固有的自由价值取向，对它们的负面评价是站在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立场上作出的。

　　绝顶聪明的瞿秋白意识到，由王明喊出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口号早已是大势所趋，是党内如泰山压顶的强势话语。像他这样的“绅士”“隐士”思想意识肯定是日趋没落、孤掌难鸣。比如，瞿秋白不同意共产国际向富农进攻的路线，认为中国国情特殊，在富农身上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因此只宜把地主豪绅作为革命对象。他也不赞成大规模的“杀人放火”，靠人为地激化农村矛盾来造就革命形势。在共产国际眼里，这就是“右倾路线”。就因为这一点，原本与莫斯科渊源极深的瞿秋白，埋下了与苏联人不和的种子。在这样的背景下，瞿秋白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否定自我：

　　唉!脆弱的人呵，所谓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需要这种东西干吗?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说是“历史的误会”，话重了点，却切中了自己的病根。瞿秋白一生的沉浮和身后的荣辱，奥秘就在这里。

　　“调和主义”

　　1927年，蒋介石向共产党人举起屠刀，陈独秀难以招架。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授意下，瞿秋白向陈独秀的助手和代言人彭述之发起猛烈抨击。在武汉政府“分共”前夕，他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上庐山商讨对策，下得山来即召集“八七会议”改组中央，罢免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28岁的瞿秋白成了中共最高负责人。

　　此时的瞿秋白的确有一点周瑜、诸葛亮羽扇纶巾的味道，代表中央部署南昌起义、两湖和广东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传檄天下，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阵密集枪声。

　　耐人寻味的是，《多余的话》透露，恰恰是从1927年起，瞿秋白对政治的兴趣日渐减少，到后来竟完全没有兴趣了。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他反而对自己愈发不自信了，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产生疏离和怀疑。

　　中国的阶级斗争早已进到了更高的阶段，对于中国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形势，需要更深刻更复杂的分析，更明了的判断，而我的那点智识绝对不够，而且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就完全暴露了。当时，我逐渐觉得许多问题，不但想不通，甚至不想动了。

　　瞿秋白在这里“想不通”和“不想动”的，正是斯大林缔造的那套党内游戏规则。瞿秋白努力地想在这种游戏规则和自己的自由主义气质中寻找折中地带，却得不到莫斯科的谅解，反而被指责为搞“调和主义”。所谓“调和主义”，其实是一个褒贬互见的概念。从积极的方面说，正如与瞿秋白一同进入中央常委的李维汉所言，瞿秋白是历届党的主要领导人中最能贯彻民主集中制的人，他不搞家长制;用斯大林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就是立场不坚定、旗帜不鲜明，离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只差50米”了。苏联共产党领导层的布哈林，在殃及自身前积极配合斯大林排斥异己的那个悲剧人物，第一次见到瞿秋白就惊讶不已：

　　“你怎么和三层楼上的小姐一样，总那么客气!说起话来，不是‘或是’，就是‘也许’、‘也难说’!”

　　在斯大林穷追猛打反对派的那个年代，瞿秋白在中国却没有给被赶下台的陈独秀任何处分。把陈独秀开除出党，是性格暴烈的李立三当政时的决定。在苏联境内召集的党的“六大”上，瞿秋白还公允地评价大革命的失败应由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共同负责”。瞿秋白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又以调和的态度处理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中国留学生的派系斗争。以王明为首的小宗派在校长米夫的支持下，把一个联谊性质的“江浙同学会”打成“第三党”的反革命组织，导致包括蒋经国在内的一批同学被关押;后来又借苏联的“清党”运动，大规模开除另一派学生的党团籍，甚至把自己的同窗学友遣送到西伯利亚作苦工。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党证退给区党委，当天他就不明不白地“失踪”了。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团的名义致信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江浙同学会”一案提出异议，要求复查，结果证明纯属冤案。他还多次批评王明靠夸大事实来“打倒”对方。怀恨在心的米夫升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后，把瞿秋白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一顿训斥。在米夫操纵下，共产国际通过了一份谴责中共代表团的秘密决议，停止了瞿秋白等人的代表资格。

　　1930年，瞿秋白和周恩来奉共产国际之命回国。在瞿秋白主持下，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制止了李立三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但生性温和的瞿秋白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到“路线”高度，只说是形势估计和政策失误。他没有看出李立三问题的要害在于“犯上”，由于李立三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过分乐观，要求苏联牺牲自身利益全力支持中国革命，违背了莫斯科要求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的旨意，对于共产国际远东局也多有不敬。瞿秋白甚至没有把李立三赶出政治局，在苏联人眼里就是“阳奉阴违”、“两面三刀”。更要命的是，三中全会没有给批评过李立三的王明等亲苏派提拔重用。

　　三中全会的结果传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愤怒了：

　　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习，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立三不要他们作党的工作。

　　在共产国际和王明等人的夹攻下，瞿秋白被迫承认自己的“调和主义”比“立三路线”更坏。1931年1月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他凄然离开政治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哀叹，从此次回国到四中全会，半年不到的时间几乎比50年还长!王明等人既翻出中山大学的老账，也揪住瞿秋白下台后撰写的文章中的现行问题，“痛打落水狗”。他被告知：“像你这样的人，只有一棍子敲出党去!”

　　瞿秋白以多病之躯，被勒令离开上海，只身前往江西根据地，还不准带妻子。在红军开始长征后，他和另外几位不讨人喜欢的干部贺昌、何叔衡等被遗弃在已经溃败的根据地，随即落入国民党虎狼之口。他曾经向张闻天、毛泽东要求随军，他们深表同情，但王明的铁哥们博古反对。当时唯一说得上话的是“最高三人团”中的周恩来。但不知道为什么，三中全会后曾与瞿秋白共过患难的周恩来未能援手。也许是周公被整怕了，米夫在四中全会上气焰极其嚣张：“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叫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一个内心锦绣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就这样被自己的组织和同志抛弃。“调和”的结果，就是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人生知己”

　　早期共产党人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遗风，自由恋爱佳话频传。瞿秋白的第一个妻子王剑虹，可惜结婚仅7个月就患肺结核去世。在执教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期间，瞿秋白遇到了积极参加妇女运动的学生杨之华，成了她的入党介绍人，两人渐生情愫。杨之华的前夫沈剑龙本是浙江世家子弟，进了十里洋场开始沾花惹草，对瞿秋白倒是十分敬重。3个人先后在杨家、沈家和瞿家敞开心扉，于是，有了《民国日报》上不同凡响的三则启事：

　　瞿杨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

　　杨沈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

　　瞿沈启事：自1924年11月18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

　　在那个纷乱嘈杂的年代中，这是一段感人至深的旋律。

　　有了这种浪漫的诗人气质，政治失意决不是人生的失败。四中全会前夕，瞿秋白就对丁玲感慨：“田园将芜胡不归!”下台后、去苏区前，他在上海重新捡起久违的文学，翻译、编书、杂文、文学评论，倒也自得其乐。因祸得福，他开始了与鲁迅的一段珍贵友谊，由笔墨之交，发展到3次去鲁迅家避难。

　　共产党人中，最早意识到鲁迅份量的，是李立三。李立三曾秘密约见鲁迅，请他带队参加游行，还要发给一支手枪。鲁迅笑了：“我没有打过枪，要我打枪打不倒敌人，肯定会打了自己人。”李立三改请他发个宣言。鲁迅说：“发宣言容易，我在中国就住不下去，只好到外国当寓公。”李立三说行，到黄浦江随便跳上一艘轮船就可以到苏联去。鲁迅反唇相讥：“那样对中国革命有什么好处呢?在中国我还能打一枪两枪。”

　　与李立三这种杀鸡取卵式的态度不同，瞿秋白能深刻地理解和充分尊重鲁迅的文化启蒙大师角色。在他编辑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把鲁迅比作罗马神话里由野狼喂养大的“莱谟斯”，只一脚就跨过那虚张声势的罗马城墙，在孤独的战斗中找到了故乡的荒野，找到了扫除奴才式的家畜性的铁扫帚。对于这样一匹雄奇的荒野狼，瞿秋白深知不能再用一座罗马城把它圈养起来，即使是以革命的名义。对于受党委派领导“左翼文化联盟”的周扬等同志种种过左、过火的举动，瞿秋白颇不以为然，曾经支持鲁迅给周扬写信，告诫他《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鲁迅是“左联”的一面旗帜，甘冒生命危险与共产党联手推进无产阶级文艺。但令鲁迅难以接受的是：把“左联”办成一个半公开的政党，动不动就组织飞行集会;把他本人当作一块招牌，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左联”奉王明之命解散前，连个宣言也不让发，简直是“溃散”。1936年，鲁迅曾向从延安来上海的小同乡冯雪峰诉苦：“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在病重以后，鲁迅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给周扬的部下徐懋庸写了一封公开信：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破落家族的妇姑勃(奚+谷)，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戚戚嚓嚓，招是生非，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

　　抓到一面旗帜，就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

　　党的文艺干部当时还是在野之身，如果鲁迅活到延安整风，活到“反右”，活到“WG”，他的“杂文时代”和“鲁迅笔法”怎能见容于权杖?敏感的鲁迅有一次甚至对私交甚笃的共产党人冯雪峰说：“你们到上海时，首先就要杀我吧!”冯雪峰吓得连连摆手，说：“那弗会!那弗会!”

　　瞿秋白决不同意这种“破落户”、“才子加流氓”(鲁迅语)的习气，但他在苏俄期间形成的文艺观中其实也不乏左的痕迹。比如，他武断地认定“每一个文学家其实都是政治家”，“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到留下《多余的话》时，他才从“一大堆抽象名词”中抬起头来，对这个世界有了更真切的认识：

　　我近年来重新来读一些中国和西欧的文学名著，觉得有些新的印象。你从这些著作中间，可以相当亲切的了解人生和社会，了解各种不同的个性，而不是笼统的“好人”、“坏人”，或是“官僚”、“平民”、“工人”、“富农”等等。摆在你面前的是有血有肉有个性的人，虽则这些人都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一定的阶级之中。

　　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的某些杂文就是经鲁迅同意、用鲁迅笔名发表的，如今同时收入鲁迅全集和瞿秋白文集，这种相知相得是周扬或其后任何一位党的文化干部也望尘莫及的。

　　解放后，毛泽东曾经感叹，可惜秋白不在了，否则让他当文化部长是最适合不过了。不妨再设想一下，如果瞿秋白主管新中国的思想文化工作，将如何对待鲁迅?他可能在1957年听到一点风声后，苦劝鲁迅住口;他要保护的肯定还不止是一位鲁迅;如果这样做了，更大的可能是比陆定一、周扬更早地关进秦城监狱。

　　鲁迅是对瞿秋白凄苦的政治生涯的一丝慰藉，而胸怀坦荡的瞿秋白则给鲁迅留下了一个共产党人的美好形象。瞿秋白在备受王明打击的时候给鲁迅送过一首七绝：

　　雪意凄其心惘然，

　　江南旧梦已如烟，

　　天寒沽酒长安市，

　　犹折梅花伴醉眠。

　　鲁迅回赠一副对联：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一同怀视之。

　　“此地很好”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宣判死刑，执行枪决。《大公报》记者记录下当时的情形：

　　瞿秋白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止呻吟。秋白信步行至亭前，已见韭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稍憩，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

　　从中山公园出来，上身黑布褂、下着白短裤、腿上黑线袜的瞿秋白，在国民党军队的押送下，手夹香烟，缓步走向刑场，意态极为从容。一路上用俄语高唱《国际歌》，这首“将来世界共产社会之开幕乐”中的“英特纳雄耐尔”一词，就是由他主张在汉语中采用音译的，我们一直传唱到今天。来到长汀西门外罗汉岭前，环视松树与草坪，瞿秋白盘腿坐下，点头微笑说：“此地很好!”旋即枪声响起。

　　文弱书生这样的从容就义，与董存瑞高举炸药包、黄继光堵枪眼是同样惊心动魄的。如果有后人嘲笑瞿秋白《多余的话》中的软弱，请不要忘记恰恰是革命性最强的工人党员向忠发等被捕后就急急忙忙叛变了。

　　《多余的话》最后一节是“告别”，瞿秋白写道：

　　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出一个教训：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巢”，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滑稽吗?这个中国有为青年，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学家或学问家，但被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所驱使，慨然走向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前沿阵地。在肉体上死于“阶级敌人”枪下之前，他在精神上早已毁于党内斗争之中。而党内斗争一如同样受到王明打击的林育南所言：

　　敌人与朋友之分‘几稀’，这比拿着枪在阵地上开火还要残酷。

　　在布尔什维克政治席卷中国的时候，他一度想追赶时代的浪潮，却终于被党内的同志和自己的弱点绊倒，搞得捉襟见肘、焦头烂额，只好哀叹“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在这里，他以文化人惯有的夸大其词，表述的其实是一种高处不胜寒的精神境界。没有真性情的读者，恐怕会对这样的话语感到莫名其妙。到了“一大堆抽象名词”泛滥而“有血有肉有个性”横遭践踏的“WG”中，瞿秋白真的被打成“叛徒”，挖坟掘墓、暴骨扬灰。不过，至情至性的瞿秋白已经心无纤尘、表里澄彻，对一切荣辱毁誉都无所畏惧了。瞿秋白在狱中吟出一阕幽怨的“卜算子”，是他在这个世上来过、活过、奋斗过的证明：

　　寂寞此人间，

　　且喜身无主。

　　眼底云烟过尽时，

　　正我逍遥处。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