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被捕的真相

瞿秋白,真相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瞿秋白和周月林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一九三五年二月，敌人将我留守赣南的党政机关和部队压缩在狭小的区域里。中央分局决定将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机关人员分派到各地各部队，进行分路突围。周月林说：“就在这个时候，项英向我传达了中央分局的决定，瞿秋白、何叔衡、张亮和我转移到白区去搞地下工作。从福建、广东去香港，如在香港能接上党的关系，就留在香港；如在香港接不上关系就去上海。并说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又在上海搞过地下工作，比较熟悉，要我和他们一同去，他们也很欢迎我同去”。周月林指出：“现在有的文章只说瞿秋白肺病严重到上海去就医，不讲去白区搞地下工作，这是不全面的。就医固然是一个目的，但主要还是因为苏区形势紧张，让我们转移到白区去搞地下工作。”她又指出：“一些文章笼统地讲我们四个人和邓子恢一起从瑞金出发，好像邓子恢也是准备去白区的。其实中央分局决定邓子恢去福建永定一带领导游击战争。他只是和我们一起出发，同行一段路，但不同一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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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5 01:18
 
周月林(后右二)与贺子珍(后右一)、康克清(后左一)等在苏区合影
中央分局作出瞿秋白等人撤离中央苏区的决定后，又命周月林先行出发，护送中央政府办事处的一担铅皮公文箱到瑞金武阳山区秘密埋藏。过了几天，瞿秋白等到武阳山上的武阳区苏维埃政府驻地和周月林会合。
此时，瞿秋白的身子十分单薄，脸色不好，还有些浮肿。他的肺病已十分严重。连日奔跑使病情加剧了，咳嗽不止，经常吐血。他为自己的身体担忧，希望能闯过眼前的险境，早日到达香港或上海，尽快找到党组织。他单独对周月林说：“我们不管到了香港还是上海，都要尽快找到党。以后，党有事通过你来联系，我有事也通过你与党联系。我和你的住址都不要告诉别人。”瞿秋白在详细询问了周 月林家里的人都不认识她丈夫梁柏台之后，提出到上海之后先以梁柏台的名义住到周家，然后再设法找党的计划。周月林说：“对瞿秋白的这个安排，我是既高兴又担心，瞿秋白能住到我娘家，当然欢迎，但是我娘家苦，住在工人区，条件很差，怕他住不惯。而瞿秋白却说工人区更好更安全。”
瞿秋白此行要去上海，很自然想起了鲁迅。他对周月林说：“这次要是到了上海，我一定要去找鲁迅，我和鲁迅的关系非常好。我们在上海‘左联’的时候，合作得很好。我心里老是想着他，要是能见到他就好了！”
瞿秋白出发之时，中央分局已经收到了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电报。瞿秋白把这消息告诉了周月林。周月林说：“瞿秋白在把这一消息告诉我时，显得十分兴奋。他激动地说，毛主席是我们中央的领导人啦！”
突围
瞿秋白一行从武阳山出发走了一、二天，到了福建省委驻地长汀四都山上，见到了省委负责人万永诚，万告诉瞿等，省委已接到中央分局的电报，准备派人护送出境，并提出一个突围方案：现在敌人封锁很紧，准备将瞿秋白等和外地买香菇的商人混在一起送出去。先把商人抓起来，和瞿秋白等关押在一起。瞿设法和商人们搞好关系借以掩护自己，然后由战士“押送”到交界线时，瞿秋白等和商人们一起逃跑，穿过敌人的封锁线。
瞿秋白不同意这个突围方案。因为他们五人，除邓子恢和周月林身体还好外，其余三人都有困难。瞿秋白重病在身，何叔衡年老体弱，张亮怀孕。如果一逃跑，敌人必然出动，有的跟战士交火，有的追商人，危险性很大。同商人混在一起行动也难保不暴露身份。
过了几天，万永诚拿来几只假面罩，提出第二个突围方案：将瞿秋白等人乔装成红军的俘虏，为防外人认出，各人戴上不同颜色的面罩，由战士“押送”着，趁机突围。这样，即使遇见密探，也认不出是谁。
没有更好的办法，瞿秋白表示同意。福建省委组织了护送队。周月林说：“现在有的文章讲护送队由二百多人组成。事实上没有这么多人，只一个连，不到一百人。”“约在二月二十日左右，我们从四都山出发，向永定方向进发。一路上，装出押送犯人的样子。一部分战士在前面开路，一部分战士在后头保卫，我们五个人在中间，戴着假面罩，每人后面有两个战士跟着。经过村子时，因队伍中有几个戴假面罩的，村民觉得很新奇，围观的人很多。我看这个行动方案并不好，更加显眼，惹人注意。”
“为了避开敌人，我们走的尽是山路。出发之前，省委找了个年轻妇女做向导。她长年在山上砍柴，知道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山路。地形十分复杂，路径难以辨认，向导走在前头，为防止有人掉队，遇上岔路口或无法辨认的地方，就折两根树枝，一根横在岔路上，一根直放在走的路上，来暗示前进的方向。”
带病的瞿秋白和年迈的何叔衡，和大家一起在盘旋的山间小路上一个挨一个地走着，谁也不敢落后一步。看来何叔衡的心情比较坦然，有时也谈点别的事。他幽默地对瞿秋白说：“这是蛇走的路，也是你们文人作诗写文的好材料。”听说这是“蛇走的路”，周月林新奇地问何老“怎么会知道的”。何老回答说：“你看这弯弯曲曲的小路不像长蛇一样吗？”瞿秋白的心情显得沉重些，也比大家考虑得多些，他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对何老说：“过去这一带都是我们的地方，往来都很安全，现在却成了敌人的了。路上的危险性是不小的。”何老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瞿秋白的分析是对的，绝对不能大意，他说：“我们得有最坏的思想准备，万一突不出去，宁可牺牲，也决不能给敌人活着抓去。能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也就满足了。国民党那里有我的学生，要是死不了就糟了。这些学生会整天缠住我。到那时，死不了也就成千古恨了。”
被俘
约在离开四都的第三天晚上，瞿秋白一行到了水口附近，必须从这里东渡汀江。但是，水口只有一座桥可以过河，而桥头驻有敌保安十四团一个营，无法通过。便决定在半夜时从桥下游偷涉过河，护送队临时扎了副担架，以便抬瞿秋白、何老过河。
半夜过后，瞿秋白等甩掉了假面罩，准备过河。当周月林和张亮到河边时，邓子恢和几个战士已下河了。周看河水不深，就叫张亮一起过河。张亮要等担架，周月林便下了河，在两名战士的搀扶下，到了对岸，已上岸的邓子恢把周拉上了岸。
过了一会儿，担架先把瞿秋白抬过河。接着担架又扛回去把何叔衡抬过河。最后担架又扛回去，把张亮抬过河。这样一副担架来回三趟，耽误了不少时间。
过河会齐后，又继续前进。当到达一个小村时，天已拂晓，便停下准备吃早饭。刚刚休息一会，饭还没有吃，突然传来了枪声。周月林说“这是村口哨兵发出的讯号。我正在烤衣服，听到枪声，立即从屋里出来。护送队一面掩护，一面催促我们赶紧上山。我们迅速转移到南山上。随后，战士也撤上了山。后面敌人尾追不放，向山上紧逼。护送的战士向敌人射击，掩护我们从后山突围。可是后山坡很陡，无路可走，战士们便叫我们滚下去。于是，我们就劈里叭啦地从后山滚了下去”。
周月林滚下山后，不顾疼痛站了起来，远远看见邓子恢在前面走，还有几个战士跟在后面。她知道邓子恢是福建打游击出身，路熟悉，就沿着邓子恢走过的路走去。
周月林往前走了一段路，为已脱离危险而暗暗庆幸。突然她发觉瞿秋白、何叔衡还没有跟上来，心想这下糟了，他俩会不会掉了队？瞿秋白身体有病又是近视，何叔衡年迈体弱，在到处是敌人的山上掉队，他们是寸步难行的。一想到这里，她给自己下了命令：不应该抛下他们不管，倒回去，把他们找到！便返身回去，边走边四处张望，心里既着急又耽心，怕他俩已落敌手或遭不测，欲喊又不能，怕被敌人听见。她找呀找呀，突然发现瞿秋白一个人在艰难地走着。周月林说：“一见到瞿秋白，我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他一见到我，也高兴得不得了，连声叫我阿妹（他以前一直叫我月林，打这以后就叫我阿妹，显得十分亲热。）好好好，你来了，我心里正急得不得了。”后来，他们又找到了张亮。
他们三人走到一间破屋前，瞿秋白停了下来。由于不停地奔跑，他的身体已疲劳不堪，对周月林说：“阿妹，我实在走不动了，要到这个破屋子里休息一下。”张亮也说要进去休息。周月林看看这破屋上无顶，四壁无窗，只一道门，在里面休息不太安全。但他俩都这么说，看看也实在太累了，也不好反对，就说：“你们进去休息，我在旁边的草丛里看着。”
周月林把瞿秋白和张亮陪进屋里，让他俩坐着休息后说：“你们在里面不要说话，周围可能有埋伏的敌人。出来找我也不要叫，轻轻地拍两下手，我就知道了。”她从破屋出来，到旁边的草丛里隐蔽起来。走近一看，原来是个藏身的好地方。草丛里一口水塘，四周丛生着高高的杂草，长着几棵小树，塘底还有积水。从里面看外边清清楚楚，从外边看里边却一点也看不见。
过了一会儿，张亮到草丛里来了。接着瞿秋白也来了。
他对周月林说：“我也到你这里来。”说完跳了下去，不料却跌倒了。周月林赶紧把他扶起，让他靠近一棵小树坐下。万万没有想到，瞿秋白的身子碰着了树身，树枝摇动了，被山上的敌人发觉。一群匪徒叽哩喳啦地嚷着：没有风，别的树都没有动，为什么那棵树会动，可能有人。径直向草丛搜索过来，瞿秋白等再也藏身不住，被搜了出来。
押送途中瞿秋白等三人被敌人带到山顶。敌营长派了四个士兵和一个勤务兵，押他们去水口镇营部。
走到半路，周月林忽然听到“扑通”一声，又听一个匪兵说“补他一枪！”，她转身一看，原来瞿秋白已昏倒在地，一个匪兵正用枪对着他。周月林忘记了一切，立即用命令的口吻大声地说：“不准补枪！不准补枪！”敌兵的注意力一下转到她的身上。周趁机抢步上前，用身子挡住敌人的枪口，不住地喊着“不准补枪！不准补枪”。敌人用枪口顶着周的胸口，连声喝问：“为什么不准补枪？他是你什么人？是不是你的丈夫？”周月林说：“我那时十分慌张，怕敌人真的会一枪结束了瞿。因为他们害怕路上碰上我们的战士，为了走得快点，想甩掉瞿秋白这个‘包袱’。瞿秋白是因为力乏昏倒在地，要想办法拖延时间，让他醒过来。所以，我一口气说‘不准补枪’，敌人问我半天，才答他一句。以此来应付敌人，拖延时间。”
瞿秋白慢慢苏醒过来。敌人一把将他揪起，要他快走。周月林看瞿秋白还没有缓过气来，心想他哪能走得动呀？得设法帮帮他。
在敌人的威逼下，瞿秋白拖着沉重的脚步又上路了。周月林故意走得很慢，压住脚步，让瞿在后面慢慢地走。敌人害怕遇上红军战士，想早点离开山上，见周月林故意慢腾腾地走，便上去催她、踢她，周还是走得很慢。两个敌兵架起她的双臂，强迫她快走。周就势赖在地上不走，大声喊着“我肚子疼呀，走不动啊”。敌人一时也没了办法，只好由着周月林慢腾腾地走着。
下了山，到了一个小村子，敌人让他们坐地上休息一会。渐渐地围拢来一些老百姓，其中有不少妇女。周月林说：“我心里想，瞿秋白所以昏倒，是因为日夜走路，连口饭也没吃上，连饿带病的缘故。我见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女子，就向她讨来三块红薯。给瞿秋白吃了两块，张亮吃了一块。又讨了点水喝了。这下瞿秋白的精神好了许多。”
林琪祥的由来瞿秋白等三人被押解到水口敌营部时，已有护送他们的二十余名战士关押在那里了。敌人把瞿秋白、周月林和张亮三人关在里边，战士们关在外边。
当天，敌人还来不及审讯。审讯是预料之中的事，怎样来对付敌人的审讯呢？在这次突围行动中，瞿秋白他们是装扮成红军押送的“犯人”的，但是，各人的假身份，事先并没有统一过。到了深夜，瞿秋白三人悄悄地商量对付敌人审讯的办法。大家都一致同意利用“红军犯人”的假身份，各自编一套用来掩护自己的假口供。瞿秋白要周月林先编。周月林说她化名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因为，她在当国家机关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接生，懂得了一些医务知识。
接着，由张亮编。张亮编道：“我就姓你（指周月林）那个周，叫周莲玉，是香菇客老板娘，被红军抓住的。”张亮把自己说成是老板娘，倒编得很象。瞿秋白和周月林都没有提出异议。
最后，瞿秋白编道：“我就姓你（指周月林）的那个林，叫林琪祥。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后毕业于同济大学。职业医生，被红军俘获。”周月林觉得瞿秋白编的口供不妥当，便向他指出，“你讲是大学生、医生，目标太大，敌人会注意你。叫你打个针或开个方，你都不会。”但瞿秋白却说：“要是说我是农民或士兵敌人会相信吗？眼前顶要紧的是使敌人不怀疑你的口供。如果敌人一怀疑我的口供我就完了。我们决不能轻视国民党多年特务工作的经验，他们难道连找个人来指认我都不懂吗？我的学生，在国民党里当官的有，做特务的也有，还有投敌的叛徒。要找个人来认认我还不容易。”
他们商量好之后，就躺在地上休息。这时突然闯进两个匪兵；架起周月林就往外拉。周一看苗头不对，不像是传讯，这些野兽一定不怀好意，就拼命挣扎，用脚踢，用嘴咬，还大声叫骂。躺在脚后的瞿秋白猛地坐了起来，用眼睛瞪着敌人，怒目而视。站起来要和敌人拼了。匪兵见状将周放下，用力把瞿秋白推倒就转身走了。
周月林已用尽力气，倒在地上哭了。瞿秋白过去摇摇她的头安慰说：“阿妹，你不要哭，你没有被拉走就好了。他们是敌人，是野兽。我瞪着他们，倒要看看他们还有没有脸拉你出去。”接着，瞿秋白还深有感触地说：“阿妹啊，我今天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们妇女要比我们男子多一层痛苦。”
周月林同志深有感触地说：“秋白同志，真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当匪兵蹂躏自己的同志时，面对蛮横的野兽，他一个拖着病体的文弱之人，为了救护同志，不顾危险，挺身而出，使什么坏事也干得出来的匪兵不得不收敛起兽行。这是多么可贵的精神啊！”
第二天，敌人开始审讯了。瞿秋白等按编好的口供回答。敌人没有问出什么，就将他们三人和被俘的战士一起押送到上杭县城敌团部。将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起，瞿秋白和战士押在一起。
保释与收监到了上杭敌团部后，敌人又对瞿秋白等进行了审问。他们坚不吐实。过了几天，就决定就地解决，许可保释。
听说抓来了一批俘虏，还有女的，有许多人来看热闹。其中有好几个女的，还有一位老太太，就是敌营长李玉的伯母。她听说有一个被红军抓去的护士，会接生、打针。就找到周月林问她：“你真的是被红军抓去的？如果你真是被红军抓去的，我愿意保你出去。我侄媳妇要生孩子了，我们还想请你接生哩。”那时，闽西一带比较落后，缺医少药，要找一个接生的医生很难。周月林这个“假护士”竟被人看上了。没有几天，李玉的伯母出面把周月林保出。
周月林保释后，本来是可以伺机脱身的。但她考虑到瞿秋白和张亮还没有出来，如果自己突然走了势必会惊动敌人。她想等把瞿秋白和张亮保出后再一起设法脱险。而且，行动越快越好。周月林说：“在当时，无论是我还是张亮，特别是瞿秋白，暴露身份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因为，和我们一起被俘的，又有和瞿秋白关押在一起的二十多个护送战士；护送队战士，除被俘和牺牲的以外，都会陆续返回原地；我们被俘的消息，容易被传开。瞿是党内外注目的人物，传的更快。闽西的大部分地方已被敌人占领，我方人员有陆续被俘的，我们的消息很可能传到敌人那里；敌人只要一风闻瞿秋白被俘的消息，就会在俘虏中查找。而在我们这些被关押人员中，都是工人农民和当地人，没有文化，只有林琪祥的口供是大学生，医生，江苏人，也只有他长得文质彬彬，一副文人相，这些和瞿秋白的特征很相似（周月林给瞿秋白的外貌打了一个比方，说他长得好像越剧中的新科状元一样）。敌人是容易把他从俘虏中区分出来的。因此，保释越早越好。”
过了个把月，张亮出来了。周月林说：“有的资料上讲张亮被上杭县一家糖果店的老板纳为姨太太，这样说不够明白。那个糖果店老板保张亮的目的，是因为张亮怀了个孩子，老板自己没有孩子，想要张亮的孩子。”
张亮出来后，周月林便立即去糖果店找张亮商量保瞿秋白。她担心张亮自己走掉而惊动敌人，就对她说：“我们还不能走，得设法把瞿秋白保出以后一起走。”周月林叫张亮请糖果店老板托个商人出面保瞿。张亮却告诉周月林“瞿秋白已经解长汀，不在上杭了。”并说：“是听看守瞿秋白的士兵说的——林先生已经解长汀了。”
周月林心想，一起被俘的有二十多人，为什么单单将瞿秋白一个人解长汀呢？瞿解长汀，说明敌人对瞿已掌握了什么情况，在上杭保瞿已没有什么指望了。自己也不能再停留了，危险随时会发生。她对张亮说：“瞿秋白可能出事了，我们得赶快走！”张亮说她要等生了孩子以后再走。周月林对张亮说：“你暂时不走，我先走了。以后你不要来找我，我也不再来看你了。”正当周月林寻机脱身时，敌人把她和张亮重新收监了。
解往龙岩之后敌人将周月林和张亮重新收押后，又进行了多次审讯。
敌团附在审问周月林时说：“林先生已在长汀承认了，他不姓林，你和他一起被我们抓来的，你也不会姓陈。”但周月林仍按原来的口供回答。敌人就叫进一个护送队的战士。想不到这个胆小鬼向敌人说了真话，周月林是中央的人，是由他们护送过境的。周月林气愤地对他说：“你怕死，胡说，把我们不是共产党的人也说成是共产党。”她仍然咬定原来的口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在上杭敌团部被关押一个短时间后，周月林和张亮被敌人以嫌疑犯罪名押往龙岩。周月林说：“押往龙岩的日子可能已是五月份了，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天气已很热。当我们被押出敌团部时，通往大街的道路两旁站满了妇女，男的很少。其中有许多我被保释后认识的妇女，纷纷和我打招呼，有的还问我‘什么时候再回来。’这时，敌人还不知道我的真名。因为，当押我过李玉伯母家门口时，她抱着小孙子站在路旁大声地对我说，‘秀英，不要怕，胆子大一些，我去找过钟团长了，说你不是共产党。钟团长说了，不是共产党就更好，到龙岩一对就清楚，不是的话，还可以回来。’这说明敌人还没有完全摸清我的底细，他们押我去龙岩是为了去搞清我的身份。正当我想和李伯母说话时，敌钟团长上来制止说，‘陈秀英，不要讲话。’敌团长也不知道我的真名。”
周月林和张亮被押到城门口时，从街上抬来一顶轿子，敌钟团长就让张亮坐上轿子。走到半路，龙岩来了车子。大家便都上了车，当天就到了龙岩。
周月林被押到龙岩后，敌人便进行了审讯。她仍不吐实，敌人便招进两个叛徒，一个叫杨岳彬，一个叫朱森。周月林说：“他俩都曾是中央政府和红军的干部。这两个叛徒不仅指认了我是周月林，而且还将我的情况全盘托出。说我是梁柏台妻子，曾去苏联念过书，是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担任过中央妇女部长、国家医院院长等职。”在这两个叛徒指认之后，敌人接着说：“瞿秋白已经搞清楚了。他自己在36师也承认了，你已被这两位指认出来了。周月林，你把陈秀英这个假名收起来吧！”边说边扔给周一张报纸。周月林一看，报纸上登着瞿秋白在36师的消息，这时周月林才知道瞿确已暴露了身份。在审讯过程中，周月林曾设法询问过这一对叛徒去过36师否。他们回答说，已不用他们去长汀了，因为瞿秋白的身份已经搞清楚了，在36师他自己也承认了。现在需要的是还有女的没有查出，追查嫌疑犯，所以才要他们来指认。这一对叛徒，在中央苏区工作过，敌人是完全知道他们认识瞿秋白的。这时已不用他们去36师指认，这说明瞿的身份在这之前已被搞清，或者是已有人指认他了。
周月林说：“由于叛徒的指认，我已失去保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的可能和必要了，再继续坚持原来的假姓名和假身份已是毫无意义，毫无价值了。随着情况的变化，斗争的任务和方式也应随之改变。我们不怕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也不怕公开自己的斗争历史。在开始时我们使用假身份假名，是为了保存自己保卫革命；现在我们更应该以共产党员的公开身份来保卫革命，保卫党，严守党的机密。因此，在叛徒指认之后，我决定：1、不怕承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但只按照叛徒指认的内容承认自己；2、始终保守我党我军的机密。”
事实上，到了这时候，敌人的兴趣已不在承认不承认是周月林和瞿秋白上了，对这一方面敌人已有足够的材料了。当敌人继续审讯周月林时，向她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如朱毛队伍的去向、目的地？留下了哪些人？他们在哪里？等等。
周月林说：“面对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审讯和一再诱逼，我始终没有吐露留守中央苏区的项英、陈毅等领导人及其活动情况；始终没有吐露瞿秋白和我等经福建、广东去香港、上海做党的地下工作的行动计划；始终没有吐露由闽西经广东通往香港、上海的我党地下秘密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在我们被俘之后很长时间内没有遭到破坏，这说明瞿秋白也保守了这一机密；始终没有吐露党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的消息，这也是敌人想知道的重要机密。另外，敌人采用诱降的办法，只要我供出一点共产党的情况，就给我好的工作。由于我没有给敌人好处，敌人也没有给我工作，而以‘共匪坚定分子’将我判了十年徒刑。”
周月林被判刑后，敌人将她投入龙岩监狱里一间连白天也没有一丝亮光的黑牢里。这非人的黑牢生活，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在黑牢中，由周月林接生，张亮生下了孩子。直到1938年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释放政治犯时，才碰巧由梁柏台一位小学时的同学保释出狱，并在他帮助下，周月林和张亮带了孩子，到了梁柏台的家乡，准备打听梁柏台的消息以去找党。不料却得到了梁柏台牺牲的消息。于是，她们不得不又经上海，转辗南昌、武汉寻找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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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8-5 01:18
 
晚年周月林
周月林同志最后无限感慨地说：“时间已无情地流逝了五十个年头。整整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冲击了人们许多记忆。然而，对我来讲，这些往事历历在目。瞿秋白在解长汀不久，凶残的敌人枪杀了他。罪恶的子弹夺去了一位优秀共产党人的生命，扼杀了中国历史上一个难得的人才。他那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历史，却在‘文革’中被墨写的谎言所任意涂抹。现在，被歪曲的历史已被重新纠正过来了。瞿秋白恢复了他应有的历史地位；我也有了今天，能将这一段历史诉诸人民。我没能目睹瞿秋白同志从容就义的丰姿。但他在突围和被俘前后，那身处危境而坦然自若的态度，对敌人的清醒认识，对可能被俘和牺牲的充分准备，以及对革命同志的真挚感情，我是亲眼目睹，亲身感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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