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潘漢年助手:紅色牧師董健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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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漢年助手:紅色牧師董健吾 2002年1月22日 20:44
董健吾（１８９１～１９７０），上海市青浦縣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聖彼得教堂牧師。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９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１９３０年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後通過張學良的幫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蘇聯。受宋慶齡之托，護送斯諾、馬海德去延安。他的一生極富傳奇性。
潘漢年的得力助手
１９３２年以後，中共中央各機關陸續遷往江西蘇區，原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員也大部分調離，潘漢年接替陳賡，出任情報科長，董健吾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董健吾是特科留下來的老人，他經管的松柏齋古玩店也未遭到破壞，這裡成了潘漢年常來常往的一個重要聯絡點。
一天上午，董健吾坐在松柏齋古玩店裡，翻看剛剛送來的各種報紙，突然，他被《申報》刊登的一條新聞所吸引。該報稱：昨日傍晚，一艘待命駛往南昌的客輪，停泊在十六鋪碼頭，形形色色的旅客正在蜂擁著上船。這時，一輛美式轎車嘎然停在碼頭上，先走下兩個腰插手槍的保鏢，旋即又走下一位身著長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故作有派頭的樣子起步登船。忽然，“啪”、“啪”兩聲槍響，他當即倒在碼頭上。兇手迅速逃離了現場。
恰在這時，門外傳來按特定信號的敲門聲，董健吾估計是潘漢年來了。熱情地說：“請進來”。來者果然是潘漢年，隻見他身穿一套銀灰色的西服，頭戴一頂銀灰色的禮帽，右手手腕上還掛著一柄入時的手杖，鼻梁上架著一副方型墨鏡。儼然一副闊商人的派頭。
潘漢年坐下後，問道：“董老板，在忙些什麼？”
董健吾指著報紙上的那條新聞，聳了聳肩說：“我正看有關你們‘傑作’的消息。”
潘漢年看了一下報紙，微微地搖了搖頭，然後說：“我正為這條消息來求你。”接著講了有關這條消息的來龍去脈。
為了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的進行，需要前方有戰爭經驗的同志來充實上海的秘密工作，最近調來一名機要干部，名叫黃國華，他一到上海，就叛變投敵，並出賣了與他聯絡的地下交通員，同時把他掌握的中央蘇區有關的機密報告了敵人。國民黨設在上海的特務機關經過研究，認為這個叛徒提供的情報十分重要，於是決定派人護送他去江西南昌，當面向蔣介石報告。
潘漢年通過內線的耳目，及時地獲知了這個叛徒到上海後的一切活動，並立即向陳雲做了彙報，陳雲指示說：為了確保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的順利進行，必須立即在上海處決這個叛徒。於是出現了碼頭上狙擊叛徒的這場“好戲”。
當天晚上，潘漢年又通過內線得知，這個叛徒被擊中一槍，子彈從頸部穿過，竟然沒有死，當即被送入仁濟醫院搶救治療。潘漢年感到形勢嚴重，再次向陳雲做了報告，陳雲指示一定要趁這個叛徒傷勢嚴重、陷入昏迷的情況下，把他擊斃在醫院中。
仁濟醫院是一所教會醫院，附設在一座教堂的後面。平時，醫院中有著良好的醫療秩序，一般看門診的病人不準進入住院區，對探視病人的親屬也有嚴格的規定。這個叛徒住進去後，門前有專人把守，想接近這個叛徒是很困難的。潘漢年和他的助手們認為：若想制定出合乎實際的處置叛徒的計劃，必須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四周敵人布防的情況，而要完成這樣一項特殊的偵察任務，就要找一位與教會有關的情報人員，打著宗教的旗號，進入病房區視察。這時，潘漢年想到了董健吾，這次來就是布置他去完成這一任務的。
董健吾深知這項使命的嚴肅性，他受命之後，找到醫院中一位和自己熟悉的牧師，從閑談中得知了這個叛徒住在哪個病房。他又以關心病人為名，同這位醫院中的牧師巡視了所有的病房，發現這個叛徒住的是單人病房，門口還有兩名武裝巡捕監守。他回去後，立即向潘漢年做了彙報。潘漢年認為：雖然知道了病房的位置，但我們很難接近，他要董健吾利用與那位牧師的關繫，說服他和有關的醫務人員，幫助我們拿出一個可行的行動方案來。
董健吾再次拜訪了這位牧師，向他說明了情況，這位牧師出於愛國的正義感和對潘漢年人格的信任與崇敬，很願意幫忙，很快就制定出一個行動計劃。當天夜裡，我們的保衛人員化裝成仁濟醫院的醫務人員，在一名護士和這位牧師的帶領下，以查病房為由，大搖大擺地走到叛徒病房的門口，出奇不意地先制服了兩名武裝看守人員，然後闖進病房，干淨利索地結束了這個叛徒的性命。從容地走出醫院，坐上早已等候他們的汽車，安全地撤離了。
在戰鬥中，董健吾和潘漢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１９３３年，潘漢年調往中央蘇區，後參加了兩萬五千裡長征，直到１９３６年，潘漢年為國共和談之事來到上海，二人纔再次相逢。
與張學良的道義之交
董健吾到西安後，本想立即返回上海，但去向張學良辭行時，張學良懇切地要求他再盤桓兩日，要和他做進一步的敘談。
董健吾留下來後，二人做了多次交談。董健吾向他介紹了去蘇區的情況，張學良也向他介紹了最近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的情況。
這是張學良在聯共抗日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董健吾聽後，對他十分贊賞。
最後，張學良直率地問道：“董先生是共產黨員吧？”
董健吾不無幽默地說：“我隻是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也是宋子文先生的信使。”說罷兩個人都會心地大笑起來。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通過幾天的交往，張學良和董健吾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張學良從董健吾處得知了蔣介石也有聯共抗日的意向，這一信息對他後來發動西安事變，實行兵諫，有著重大的影響。
張學良對董健吾的人品和學識也極為欣賞，一再要求他多住幾日，董健吾因時間緊迫，不敢再留，答應以後有機會再來一敘。
受宋慶齡之托，護送斯諾、馬海德去陝北
再說董健吾送走劉鼎之後，完成了張學良委托之事，十分高興，心想若是劉鼎能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不僅能給張學良以積極的影響，而且能為革命工作帶來不少的方便。他相信劉鼎的能力，定能在西安站穩腳跟。
就在劉鼎走後不久，女兒董惠芳帶來宋慶齡的一個口信，約他晚上到宋宅一敘，有重要事情商量，究竟是什麼事，宋慶齡沒有明說。當晚，董健吾趁著夜幕的掩護來到宋宅，李媽早在門前等候，引他到會客室中，宋慶齡已坐在沙發上，恭候他的到來。二人稍示寒暄，李媽端來一杯熱咖啡後，悄悄退出。董健吾忙問：“孫夫人有何事相告是不是又去送信？”
宋慶齡笑著對他說：“這次不是送信，而是送人。最近陝北傳來一信，蘇區缺醫少藥，希望能派一醫術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時希望派一名西方記者同去，能夠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真實地報道蘇區的情況，宣傳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擴大紅軍的影響。”
董健吾又問：“人選是否物色好？”
宋慶齡說：“人選已經確定，一個是美國醫生馬海德，一個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馬海德現在上海，斯諾現在北京，前些天他專程來上海，要求去陝北訪問。但是去陝北千裡迢迢，困難重重，需要有人護送，希望你能再辛苦一趟。一者因為你曾去過陝北，情況熟悉；二者你和張學良已成為好友，有事可以請他幫忙。不知你意下如何？”
董健吾得知情況後，痛快地答應了宋慶齡的要求。並說：“孫夫人托付的事情，定當照辦。談不到辛苦二字。”宋慶齡請他做好準備，不日即要起程。
斯諾到西安後，住在指定的西京招待所，招待所就在火車站附近，是當時西安最高級的賓館。第二天，馬海德主動前來與他進行聯絡。一見面，馬海德就說：“我知道你在等誰，想干什麼事？”
斯諾聽他這樣說，大喫一驚，忙問：“你是什麼人？”
馬海德笑著說：“我和你一樣，也在等王牧師。”
斯諾立即高興地跳了起來，“你是喬治?海德姆！”
原來斯諾和馬海德也是第一次見面，因馬海德來上海時，斯諾已去了北平。
按照宋慶齡的安排，董健吾也由上海出發了。動身之前，宋慶齡又同他做了一次談話，向他提出了兩點：第一，要保證斯諾和馬海德二人的安全，把他們平安地送入蘇區；第二，要注意保守秘密。有什麼困難可以找張學良幫忙，最好能用他的飛機護送。說完，又把聯絡的物證和聯絡的暗語告訴了他，並送給他２００元做路費和安家之用。
辭別了宋慶齡，回家稍作安排，董健吾立即動身，第二次來到西安。
董健吾到西安後，從西京招待所的旅客登記簿上看到，斯諾和馬海德已經到了西安，於是他直接來到９號房間，果然有兩個外國人在聊天。董健吾用流利的英語問道：“兩位先生好我可以進來嗎？”
斯諾和馬海德見他的長相、身材、打扮與宋慶齡介紹的相似，心中暗暗高興，卻不動聲色地問：“您有什麼事，請說吧！”
“敝姓王，與ｍ.ｓ是朋友”。董健吾說著，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原來這句話就是他們的聯絡暗語。
“您就是王牧師”兩人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
董健吾點了點頭，從貼身的衣袋裡取出接頭信物––半張名片，馬海德忙取出另半張，拼對相符，關繫接上了。
第二天，董健吾去見張學良，把他這次來西安的目的直言不諱地告訴了張學良。張學良爽快地表示：“既是毛澤東先生請來的客人，又是孫夫人托辦之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孫夫人的意見，如上次那樣，最好讓兩位外國朋友坐您的座機去蘇區，這樣比較安全。”董健吾要求。
張學良說：“坐飛機沒有問題。但是我新換了一位美國駕駛員，如果送兩個美國人去蘇區不回來，他可能會說出去，很難保守秘密。”
張學良建議董健吾，先與西安地下黨聯繫，通知中共中央派人來接，由他提供軍車，並出具通行證護送兩人去蘇區。董健吾也表示贊成。
董健吾又和劉鼎進行了研究，決定坐東北軍的軍車直接到延安，然後派人護送進蘇區。不久，就有一輛軍車去陝北，但隻有一個座位，馬海德因為帶的藥品、行李較多，急於要走，所以決定他先走，斯諾暫留在西安。
在這段日子裡，董健吾和斯諾進行了多次談話，向他介紹了國內的政治形勢，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民族危機日趨嚴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在這種形勢下，很可能出現“聯共抗日”的新局面。斯諾也向他介紹了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情況。董健吾還向斯諾談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介紹了他去陝北送信的情況。斯諾還詢問了董健吾本人的經歷。二人談得十分投機。
關於董健吾的情況，斯諾寫道：“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裡，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做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洩露他的真實姓名。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武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了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至少在張學良那裡，他的遊說是成功的。”
送毛氏兄弟去蘇聯
送走斯諾和馬海德之後，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張學良卻要他在西安多盤桓數日，以便做進一步的交談，董健吾隻好留了下來。張學良又與他幾次談話，介紹了和周恩來在延安會談的情況，並多次留他喫飯。一次喫飯時，董健吾發現張學良面有不悅之色，飯也喫得很少，忙問是什麼原因原來張學良有一對明代的花瓶，十分喜愛。趙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個，他很心疼。
董健吾說：“是什麼樣的花瓶，能不能拿來叫我看一看。”張學良就叫人把另一個花瓶拿來，董健吾仔細端詳了一陣兒，然後說：“這個花瓶不是明代的，而是清代的。”
“何以見得呢？”張學良詫異地問他。
“我經營過古玩店，對瓷器的鋻別還略知一二。瓷器主要從造型、圖案紋飾、胎、釉和款式五個方面來鋻別 ”一席話，張學良覺得頓開茅塞，趙四小姐也轉憂為喜。二人齊聲稱贊他的學識淵博。張學良又命人把兩隻最珍貴的九龍杯取來，請董先生幫助鋻定鋻定。
董健吾又觀察了一陣兒，最後結論說：“這也是兩隻仿造得十分高明的贗品。”
張學良聽後喫了一驚，忙問緣由。董健吾的分析，張學良聽後深為折服。
這次談話之後，董健吾向劉鼎做了彙報，告訴他張學良夫婦很喜歡瓷器，為了聯絡感情，可以買幾件瓷器送給他，劉鼎也表示同意。於是董健吾到南院門裡找到一家古玩店，該店的老板常到上海辦貨，和松柏齋古玩店有過生意往來，和董健吾也很熟悉，董健吾從他那裡買了一套宋代彩瓷，因為是熟人，又是同行，所以花錢不多。給張學良送來後，他夫婦一見嘖嘖稱奇，愛不釋手，非以重金買下不可。董健吾卻堅辭不受。
關於此事，董健吾之子董壽祺回憶說：“此後，父親就成了張家的常客，既談國事，也談生活瑣事。後來張學良聽說家父要回上海，就設家宴為之餞別。席間，張問有何要求，父親說：‘副座能停止內部，一致抗日，我願足矣’張點頭稱是。但他又問，有沒有私人要求原來張還在為饋贈古玩一事感到不安。父親見張學良如此誠意，也就提出要求說：‘我有三個小學生，兩個是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蒙照顧，望能送他們赴蘇讀書，以備日後為國效勞。’張學良若有所思，面露笑容，答應照辦。”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自稱姓張，剛從西安來。董健吾聽出是張學良，真是喜出望外。張學良告訴他要履行在西安許下的諾言。
董健吾接到張學良的電話後，認為送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出國，是件大事，不敢擅自決定，立即向地下黨組織做了彙報，並請示如何辦理。組織上決定派劉仲華（與董健吾的單線聯繫人，建國後曾任北京園林局局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同他一起去見張學良。
第二天一早，董、劉二人就來到上海西郊哥倫比亞路的一家法國咖啡館，咖啡館剛剛開門，服務員領他們進了一個幽靜的單間，他們要了兩杯咖啡慢慢地飲著。一會兒，張學良和李杜也走了進來，張學良向他們介紹說：“來！認識一下，這位是李杜將軍，吉林抗日自衛軍司令。”董健吾也向他們介紹了劉仲華。四人坐定後，張學良說：“董先生，非常抱歉，我這次秘密來上海，不便約你們光臨寒舍。最近李杜將軍要到蘇聯去一趟，說是去考察，實際上是要把撤退到蘇聯的抗日義勇軍重新組織起來，帶回國內。借此機會，我想讓李將軍把你的三個孩子帶到蘇聯，你們看這麼辦是否妥當？”
對張學良的安排，董健吾、劉仲華表示同意，張學良又說：“三個孩子的出國費用由我負責”，隨即將一張１０萬法郎的支票給了董健吾。要他盡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做好出國的準備。
“少帥真是一諾千金！”董健吾十分感慨地說。
事情談妥後，張學良立即站起來說：“此地不便久留。”於是四人匆匆離開，張學良擔心董健吾等人的安全，親自用汽車把他們送到了法國公園，一直看著董健吾和劉仲華兩人平安進了公園，他纔駕車離去。
董健吾回去後，馬上為孩子們做出國的準備。不久，董健吾用汽車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祺三個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麥式的小洋樓，他為三個孩子準備了一間臥室，放了寬大的席夢思床。還讓自己的副官教他們怎樣喫西餐，在國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黨研究後，決定派上海赤色工會工作的楊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國，一路上負責護送三個孩子。
１９３６年７月初，李杜將軍化名王元華，通過各種關繫辦妥了出國手續，帶著三個不屬於他的“兒子”，登上了法國郵輪斯芬克司號一說是法克斯勞德澤爾號，去蘇聯考察。隨行的有他的副官、秘書、翻譯，還有張學良的一個師長，加上楊承芳和三個孩子，共９人。船經 港、西貢、孟買、蘇彝士運河、地中海，於８月初到達法國馬賽
編輯:宋爭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王光遠
董健吾（１８９１～１９７０），上海市青浦縣人，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與宋子文是同窗好友，曾任聖彼得教堂牧師。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１９２９年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１９３０年開辦“大同幼稚園”收養領導人的子女和烈士遺孤，後通過張學良的幫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蘇聯。受宋慶齡之托，護送斯諾、馬海德去延安。他的一生極富傳奇性。
潘漢年的得力助手
１９３２年以後，中共中央各機關陸續遷往江西蘇區，原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員也大部分調離，潘漢年接替陳賡，出任情報科長，董健吾成了他的得力助手。
董健吾是特科留下來的老人，他經管的松柏齋古玩店也未遭到破壞，這裡成了潘漢年常來常往的一個重要聯絡點。
一天上午，董健吾坐在松柏齋古玩店裡，翻看剛剛送來的各種報紙，突然，他被《申報》刊登的一條新聞所吸引。該報稱：昨日傍晚，一艘待命駛往南昌的客輪，停泊在十六鋪碼頭，形形色色的旅客正在蜂擁著上船。這時，一輛美式轎車嘎然停在碼頭上，先走下兩個腰插手槍的保鏢，旋即又走下一位身著長衫，手提皮箱的中年男人，故作有派頭的樣子起步登船。忽然，“啪”、“啪”兩聲槍響，他當即倒在碼頭上。兇手迅速逃離了現場。
恰在這時，門外傳來按特定信號的敲門聲，董健吾估計是潘漢年來了。熱情地說：“請進來”。來者果然是潘漢年，隻見他身穿一套銀灰色的西服，頭戴一頂銀灰色的禮帽，右手手腕上還掛著一柄入時的手杖，鼻梁上架著一副方型墨鏡。儼然一副闊商人的派頭。
潘漢年坐下後，問道：“董老板，在忙些什麼？”
董健吾指著報紙上的那條新聞，聳了聳肩說：“我正看有關你們‘傑作’的消息。”
潘漢年看了一下報紙，微微地搖了搖頭，然後說：“我正為這條消息來求你。”接著講了有關這條消息的來龍去脈。
為了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的進行，需要前方有戰爭經驗的同志來充實上海的秘密工作，最近調來一名機要干部，名叫黃國華，他一到上海，就叛變投敵，並出賣了與他聯絡的地下交通員，同時把他掌握的中央蘇區有關的機密報告了敵人。國民黨設在上海的特務機關經過研究，認為這個叛徒提供的情報十分重要，於是決定派人護送他去江西南昌，當面向蔣介石報告。
潘漢年通過內線的耳目，及時地獲知了這個叛徒到上海後的一切活動，並立即向陳雲做了彙報，陳雲指示說：為了確保中央蘇區反“圍剿”鬥爭的順利進行，必須立即在上海處決這個叛徒。於是出現了碼頭上狙擊叛徒的這場“好戲”。
當天晚上，潘漢年又通過內線得知，這個叛徒被擊中一槍，子彈從頸部穿過，竟然沒有死，當即被送入仁濟醫院搶救治療。潘漢年感到形勢嚴重，再次向陳雲做了報告，陳雲指示一定要趁這個叛徒傷勢嚴重、陷入昏迷的情況下，把他擊斃在醫院中。
仁濟醫院是一所教會醫院，附設在一座教堂的後面。平時，醫院中有著良好的醫療秩序，一般看門診的病人不準進入住院區，對探視病人的親屬也有嚴格的規定。這個叛徒住進去後，門前有專人把守，想接近這個叛徒是很困難的。潘漢年和他的助手們認為：若想制定出合乎實際的處置叛徒的計劃，必須摸清叛徒居住的病房以及四周敵人布防的情況，而要完成這樣一項特殊的偵察任務，就要找一位與教會有關的情報人員，打著宗教的旗號，進入病房區視察。這時，潘漢年想到了董健吾，這次來就是布置他去完成這一任務的。
董健吾深知這項使命的嚴肅性，他受命之後，找到醫院中一位和自己熟悉的牧師，從閑談中得知了這個叛徒住在哪個病房。他又以關心病人為名，同這位醫院中的牧師巡視了所有的病房，發現這個叛徒住的是單人病房，門口還有兩名武裝巡捕監守。他回去後，立即向潘漢年做了彙報。潘漢年認為：雖然知道了病房的位置，但我們很難接近，他要董健吾利用與那位牧師的關繫，說服他和有關的醫務人員，幫助我們拿出一個可行的行動方案來。
董健吾再次拜訪了這位牧師，向他說明了情況，這位牧師出於愛國的正義感和對潘漢年人格的信任與崇敬，很願意幫忙，很快就制定出一個行動計劃。當天夜裡，我們的保衛人員化裝成仁濟醫院的醫務人員，在一名護士和這位牧師的帶領下，以查病房為由，大搖大擺地走到叛徒病房的門口，出奇不意地先制服了兩名武裝看守人員，然後闖進病房，干淨利索地結束了這個叛徒的性命。從容地走出醫院，坐上早已等候他們的汽車，安全地撤離了。
在戰鬥中，董健吾和潘漢年結下了深厚的友誼。１９３３年，潘漢年調往中央蘇區，後參加了兩萬五千裡長征，直到１９３６年，潘漢年為國共和談之事來到上海，二人纔再次相逢。
與張學良的道義之交
董健吾到西安後，本想立即返回上海，但去向張學良辭行時，張學良懇切地要求他再盤桓兩日，要和他做進一步的敘談。
董健吾留下來後，二人做了多次交談。董健吾向他介紹了去蘇區的情況，張學良也向他介紹了最近到洛川與李克農會談的情況。
這是張學良在聯共抗日道路上邁出的重要一步，董健吾聽後，對他十分贊賞。
最後，張學良直率地問道：“董先生是共產黨員吧？”
董健吾不無幽默地說：“我隻是財政部西北經濟專員，也是宋子文先生的信使。”說罷兩個人都會心地大笑起來。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通過幾天的交往，張學良和董健吾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張學良從董健吾處得知了蔣介石也有聯共抗日的意向，這一信息對他後來發動西安事變，實行兵諫，有著重大的影響。
張學良對董健吾的人品和學識也極為欣賞，一再要求他多住幾日，董健吾因時間緊迫，不敢再留，答應以後有機會再來一敘。
受宋慶齡之托，護送斯諾、馬海德去陝北
再說董健吾送走劉鼎之後，完成了張學良委托之事，十分高興，心想若是劉鼎能留在張學良身邊工作，不僅能給張學良以積極的影響，而且能為革命工作帶來不少的方便。他相信劉鼎的能力，定能在西安站穩腳跟。
就在劉鼎走後不久，女兒董惠芳帶來宋慶齡的一個口信，約他晚上到宋宅一敘，有重要事情商量，究竟是什麼事，宋慶齡沒有明說。當晚，董健吾趁著夜幕的掩護來到宋宅，李媽早在門前等候，引他到會客室中，宋慶齡已坐在沙發上，恭候他的到來。二人稍示寒暄，李媽端來一杯熱咖啡後，悄悄退出。董健吾忙問：“孫夫人有何事相告是不是又去送信？”
宋慶齡笑著對他說：“這次不是送信，而是送人。最近陝北傳來一信，蘇區缺醫少藥，希望能派一醫術高明的大夫前去。同時希望派一名西方記者同去，能夠衝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真實地報道蘇區的情況，宣傳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擴大紅軍的影響。”
董健吾又問：“人選是否物色好？”
宋慶齡說：“人選已經確定，一個是美國醫生馬海德，一個是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馬海德現在上海，斯諾現在北京，前些天他專程來上海，要求去陝北訪問。但是去陝北千裡迢迢，困難重重，需要有人護送，希望你能再辛苦一趟。一者因為你曾去過陝北，情況熟悉；二者你和張學良已成為好友，有事可以請他幫忙。不知你意下如何？”
董健吾得知情況後，痛快地答應了宋慶齡的要求。並說：“孫夫人托付的事情，定當照辦。談不到辛苦二字。”宋慶齡請他做好準備，不日即要起程。
斯諾到西安後，住在指定的西京招待所，招待所就在火車站附近，是當時西安最高級的賓館。第二天，馬海德主動前來與他進行聯絡。一見面，馬海德就說：“我知道你在等誰，想干什麼事？”
斯諾聽他這樣說，大喫一驚，忙問：“你是什麼人？”
馬海德笑著說：“我和你一樣，也在等王牧師。”
斯諾立即高興地跳了起來，“你是喬治?海德姆！”
原來斯諾和馬海德也是第一次見面，因馬海德來上海時，斯諾已去了北平。
按照宋慶齡的安排，董健吾也由上海出發了。動身之前，宋慶齡又同他做了一次談話，向他提出了兩點：第一，要保證斯諾和馬海德二人的安全，把他們平安地送入蘇區；第二，要注意保守秘密。有什麼困難可以找張學良幫忙，最好能用他的飛機護送。說完，又把聯絡的物證和聯絡的暗語告訴了他，並送給他２００元做路費和安家之用。
辭別了宋慶齡，回家稍作安排，董健吾立即動身，第二次來到西安。
董健吾到西安後，從西京招待所的旅客登記簿上看到，斯諾和馬海德已經到了西安，於是他直接來到９號房間，果然有兩個外國人在聊天。董健吾用流利的英語問道：“兩位先生好我可以進來嗎？”
斯諾和馬海德見他的長相、身材、打扮與宋慶齡介紹的相似，心中暗暗高興，卻不動聲色地問：“您有什麼事，請說吧！”
“敝姓王，與ｍ.ｓ是朋友”。董健吾說著，在胸前劃了一個“十”字。原來這句話就是他們的聯絡暗語。
“您就是王牧師”兩人異口同聲地叫了起來。
董健吾點了點頭，從貼身的衣袋裡取出接頭信物––半張名片，馬海德忙取出另半張，拼對相符，關繫接上了。
第二天，董健吾去見張學良，把他這次來西安的目的直言不諱地告訴了張學良。張學良爽快地表示：“既是毛澤東先生請來的客人，又是孫夫人托辦之事，我一定盡力幫忙。”
“孫夫人的意見，如上次那樣，最好讓兩位外國朋友坐您的座機去蘇區，這樣比較安全。”董健吾要求。
張學良說：“坐飛機沒有問題。但是我新換了一位美國駕駛員，如果送兩個美國人去蘇區不回來，他可能會說出去，很難保守秘密。”
張學良建議董健吾，先與西安地下黨聯繫，通知中共中央派人來接，由他提供軍車，並出具通行證護送兩人去蘇區。董健吾也表示贊成。
董健吾又和劉鼎進行了研究，決定坐東北軍的軍車直接到延安，然後派人護送進蘇區。不久，就有一輛軍車去陝北，但隻有一個座位，馬海德因為帶的藥品、行李較多，急於要走，所以決定他先走，斯諾暫留在西安。
在這段日子裡，董健吾和斯諾進行了多次談話，向他介紹了國內的政治形勢，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步步進逼，民族危機日趨嚴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在這種形勢下，很可能出現“聯共抗日”的新局面。斯諾也向他介紹了參加“一二九”運動的情況。董健吾還向斯諾談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介紹了他去陝北送信的情況。斯諾還詢問了董健吾本人的經歷。二人談得十分投機。
關於董健吾的情況，斯諾寫道：“在這以後的那個星期裡，我發現即使僅僅為了王一個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個小時聽他聊天，回憶往事，還聽他對政局做比較嚴肅的解釋。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個人。他曾經在上海一所教會學校裡受教育，在基督教圈子裡頗有地位，一度自己有個教堂，我後來知道，在共產黨中間，大家都叫他王牧師。像上海的許多發達得意的基督教徒一樣，他參加過操縱該市的青幫，從蔣介石也是青幫中人到青幫頭子杜月笙，他都認識。他一度在國民黨中擔任過高級官員，但是我現在也不能洩露他的真實姓名。
一些時候以來，王牧師就丟官棄教，同共產黨合作。這樣有多久了，我不知道。他成了一位秘密的、非正式的使節，到各種各樣的文武官員那裡去進行遊說，幫助共產黨把他們爭取過來，使他們了解和支持共產黨的成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議。至少在張學良那裡，他的遊說是成功的。”
送毛氏兄弟去蘇聯
送走斯諾和馬海德之後，董健吾本想早日返回上海，張學良卻要他在西安多盤桓數日，以便做進一步的交談，董健吾隻好留了下來。張學良又與他幾次談話，介紹了和周恩來在延安會談的情況，並多次留他喫飯。一次喫飯時，董健吾發現張學良面有不悅之色，飯也喫得很少，忙問是什麼原因原來張學良有一對明代的花瓶，十分喜愛。趙四小姐不慎打碎了一個，他很心疼。
董健吾說：“是什麼樣的花瓶，能不能拿來叫我看一看。”張學良就叫人把另一個花瓶拿來，董健吾仔細端詳了一陣兒，然後說：“這個花瓶不是明代的，而是清代的。”
“何以見得呢？”張學良詫異地問他。
“我經營過古玩店，對瓷器的鋻別還略知一二。瓷器主要從造型、圖案紋飾、胎、釉和款式五個方面來鋻別 ”一席話，張學良覺得頓開茅塞，趙四小姐也轉憂為喜。二人齊聲稱贊他的學識淵博。張學良又命人把兩隻最珍貴的九龍杯取來，請董先生幫助鋻定鋻定。
董健吾又觀察了一陣兒，最後結論說：“這也是兩隻仿造得十分高明的贗品。”
張學良聽後喫了一驚，忙問緣由。董健吾的分析，張學良聽後深為折服。
這次談話之後，董健吾向劉鼎做了彙報，告訴他張學良夫婦很喜歡瓷器，為了聯絡感情，可以買幾件瓷器送給他，劉鼎也表示同意。於是董健吾到南院門裡找到一家古玩店，該店的老板常到上海辦貨，和松柏齋古玩店有過生意往來，和董健吾也很熟悉，董健吾從他那裡買了一套宋代彩瓷，因為是熟人，又是同行，所以花錢不多。給張學良送來後，他夫婦一見嘖嘖稱奇，愛不釋手，非以重金買下不可。董健吾卻堅辭不受。
關於此事，董健吾之子董壽祺回憶說：“此後，父親就成了張家的常客，既談國事，也談生活瑣事。後來張學良聽說家父要回上海，就設家宴為之餞別。席間，張問有何要求，父親說：‘副座能停止內部，一致抗日，我願足矣’張點頭稱是。但他又問，有沒有私人要求原來張還在為饋贈古玩一事感到不安。父親見張學良如此誠意，也就提出要求說：‘我有三個小學生，兩個是我撫養的革命子弟，一個是我的兒子，如蒙照顧，望能送他們赴蘇讀書，以備日後為國效勞。’張學良若有所思，面露笑容，答應照辦。”
董健吾回到上海不久，一天早上，突然接到一個電話，自稱姓張，剛從西安來。董健吾聽出是張學良，真是喜出望外。張學良告訴他要履行在西安許下的諾言。
董健吾接到張學良的電話後，認為送毛澤東的兩個孩子出國，是件大事，不敢擅自決定，立即向地下黨組織做了彙報，並請示如何辦理。組織上決定派劉仲華（與董健吾的單線聯繫人，建國後曾任北京園林局局長，“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同他一起去見張學良。
第二天一早，董、劉二人就來到上海西郊哥倫比亞路的一家法國咖啡館，咖啡館剛剛開門，服務員領他們進了一個幽靜的單間，他們要了兩杯咖啡慢慢地飲著。一會兒，張學良和李杜也走了進來，張學良向他們介紹說：“來！認識一下，這位是李杜將軍，吉林抗日自衛軍司令。”董健吾也向他們介紹了劉仲華。四人坐定後，張學良說：“董先生，非常抱歉，我這次秘密來上海，不便約你們光臨寒舍。最近李杜將軍要到蘇聯去一趟，說是去考察，實際上是要把撤退到蘇聯的抗日義勇軍重新組織起來，帶回國內。借此機會，我想讓李將軍把你的三個孩子帶到蘇聯，你們看這麼辦是否妥當？”
對張學良的安排，董健吾、劉仲華表示同意，張學良又說：“三個孩子的出國費用由我負責”，隨即將一張１０萬法郎的支票給了董健吾。要他盡快把孩子送到李杜家中，迅速做好出國的準備。
“少帥真是一諾千金！”董健吾十分感慨地說。
事情談妥後，張學良立即站起來說：“此地不便久留。”於是四人匆匆離開，張學良擔心董健吾等人的安全，親自用汽車把他們送到了法國公園，一直看著董健吾和劉仲華兩人平安進了公園，他纔駕車離去。
董健吾回去後，馬上為孩子們做出國的準備。不久，董健吾用汽車把毛岸英、毛岸青、董壽祺三個孩子送到李杜家中，李杜住的是一幢丹麥式的小洋樓，他為三個孩子準備了一間臥室，放了寬大的席夢思床。還讓自己的副官教他們怎樣喫西餐，在國外如何生活。
上海地下黨研究後，決定派上海赤色工會工作的楊承芳和李杜一起出國，一路上負責護送三個孩子。
１９３６年７月初，李杜將軍化名王元華，通過各種關繫辦妥了出國手續，帶著三個不屬於他的“兒子”，登上了法國郵輪斯芬克司號一說是法克斯勞德澤爾號，去蘇聯考察。隨行的有他的副官、秘書、翻譯，還有張學良的一個師長，加上楊承芳和三個孩子，共９人。船經 港、西貢、孟買、蘇彝士運河、地中海，於８月初到達法國馬賽
編輯:宋爭 來源:光明日報 作者:王光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