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

《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发表了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口述回忆“九泉下仍遭受莫大凌辱”，在这篇文章中，她披露了一些瞿秋白被害、家属后来遭遇等以往人们知之不详的细节，颇有意义。不过，她说“‘四人帮’为了改写整部党史，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却不甚准确。因为，“瞿秋白冤案”的“起源”、或说认定他是“叛徒”至少是在1964年底，此时“文革”尚未开始，“四人帮”远未形成。

对于“瞿案”，“文革”后参与复查、平反工作的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克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人员陈铁健，都有回忆文章公开发表。笔者谨以这些文章为基础，对“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略作概述。由于事情重大，而且孙、陈的文章早就公开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却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故笔者将在多处直接引用这些资料，一为慎重，二为使这些珍贵史料为更多人所知。

一

1979年3月，《历史研究》第三期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学者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一文，公开为瞿秋白平反。此文一出，引起轰动，因为此时虽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一些冤案开始平反、昭雪，但刘少奇案、瞿秋白案等一些“格外重大”的案件尚未平反。所以，对此文进行有人在报刊上著文“大批判”，东北一家省报，用整版刊出批瞿长文。这些“文章”，仍坚持“文革”时的“钦定”标准，口气严厉。陈要求著文反驳，却被拒绝。1979年6月，他到福建才溪参加学术讨论会，主持者执意要他在全体会上讲瞿秋白，然后对他进行事先准备好的“围攻”。

但就在被“围攻”两天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转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通知，要陈铁健即日赶赴上海，与瞿秋白案复查组人员会合，参加复查工作，这时会议的“论调”突然一变。7月1日，陈赶到上海，住东湖招待所，见到中纪委瞿秋白案复查组负责人、时任中纪委研究室副主任的孙克悠，她向陈详细介绍了情况。

瞿秋白的亲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多次给中央写信要求为瞿恢复名誉。中纪委在1979年春成立了“第八组”，准备复查瞿秋白案。瞿的胞妹、此时已79岁的瞿轶群从居住地杭州写信给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再次要求为瞿秋白恢复名誉，并要求修复“文革”中被砸的瞿母金太夫人之墓。“陈云同志于1979年5月20日对此信批示：‘耀邦同志：此信请你阅批’。同年5月22日耀邦同志在此信上批示：‘瞿秋白同志要在明年给他一个公正的评价，请现在就搞材料。此信中的要求合理解决。请陈野苹同志办’。陈野苹同志于同年5月29日对该件批示：‘请鹤寿同志阅后再转中纪委第八组’。”（孙克悠：《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问题复查工作的回忆片断》，瞿秋白纪念馆编：《瞿秋白研究》三，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92页）陈野苹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这样，中纪委临时机构“第八组”就于1979年6月开始瞿案复查工作。“第八组”由五人组成，先已借调了中央调查部常凡、中央党校李玲玉参加工作，中纪委则由孙和军队团政委出身的老王参加，孙读过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于是要求陈也参加。孙克悠任“第八组”组长，具体负责此案复查工作，中纪委常委曹瑛则代表中纪委常委分管此事。

6月18日，中纪委书记王鹤寿、秘书长魏文伯首次约见了瞿秋白的女儿瞿独伊，希望她相信党中央会作出正确结论。

二

“中纪委第八组”在上海、杭州、南京、常州开始了紧张的调查工作，与瞿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

他们了解到，瞿秋白1935年6月被国民党杀害后一直被视为烈士，所以他的家乡江苏常州从1953年开始筹建瞿秋白烈士纪念陈列展览，于1959年开始陈列展出；而后，又准备瞿秋白故居陈列展。“1964年，瞿秋白故居陈列展开始接纳内部参观。不久，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在南京传达毛泽东对李秀成自述和瞿秋白《多余的话》的批评，瞿秋白陈列于8月停办。”（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瞿秋白：《多余的话》，贵州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7页）

原来，1962年香港自联出版社出版的司马璐写的《瞿秋白传》，书后附录《多余的话》全文。1963年，《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斥李秀成为叛徒。戚文刊出后，学术界和文艺界反映强烈，意见反映到国务院。在周恩来总理过问下，中共中央宣传部约集二十多位历史学家开会，讨论此文，与会者严厉批评此文歪曲历史。中宣部表示赞同与会者的观点，认为戚文在事实上站不住脚、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

但是，1962年后重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先后在《瞿秋白传》附录上看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历史研究》上看到戚本禹的《评李秀成自述》，并且急切地把两者与他想要解决的‘党内叛徒问题’紧密联系起来，做出异乎寻常的重大政治判断。”（上引书第23页）以下三条重要材料，说明此点。（此三条材料引自上引书第23－26页）

一，周扬1979年8月28日在万寿路住所对中纪委第八组谈话时说：

戚本禹评李秀成的文章（指《李秀成自述》一文）发表当时，我不知道，没有看。有一天看戏，总理问我看过看戚的文章没有，我说还没有。总理说你要看看，过问一下。现在台湾也在反对太平天国，这么样一个历史人和物翻案，怎么也不和中宣部打个招呼？弄得阳翰笙的戏（指《李秀成之死》，写李秀成征战，太平天国灭亡）也不演了，博物馆也停了（英国送来一把剑刻有李秀成的名字，文章一发表引起全国反响，剑也收起来了）。

我看过戚文后，在中宣部召开一个会，意思是戏还要演，文章也作为学术讨论大家发表意见。范文澜、郭老、刘大年都对戚文章有不同意见。刘大年根据我的意见写一篇文章，尚未发表。文化大革命就批判刘大年、周扬为叛徒李秀成辩护……

我问陈伯达，对李秀成怎么看。他说李秀成还不是为了保他部下那些人。陈是为李辩护的。陈伯达又说，瞿秋白不是也写过一个自述吗？陈说是黄敬告他的，因为黄敬被捕后也写过这种东西。

我见到江青，向她说起黄敬说瞿秋白写过自述的事。江青说：什么自述，他（黄敬）根本就是自首分子，所以我才和他离开的。

我见到了（毛）主席时，把对李秀成有不同看法向主席汇报了，主席一言不发。

以后江青见到我，说：主席认为李秀成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晚节不终？），不足为训”！主席关照不要告你，但我还是告你了。

我又见主席时，主席第一次对我那么生气地批评了我（他从来总是表扬我，没有批评过）。他说：范文澜、郭老，还有你，你们都为李秀成辩护。你这个人没办法，你是大地主阶级出身，本性难改……。我当时听了很难受。总理在一旁承担责任说他有错误（因为是总理要我过问的）。我说还是我的责任。这时主席也提到了瞿秋白。我问主席看《多余的话》没有，主席说：看不下去，无非是向敌人告饶，自首叛变。为什么不宣传陈玉成而宣传李秀成？为什么不宣传方志敏而宣传瞿秋白？

江青不同意罗尔纲的观点（罗认为李秀成是伪降），她会经常向主席讲的。

二，陆定一1979年4月16日在北京医院对中纪委第八组等谈话时说：

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我给总理写信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是错误的。总理告诉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我认为这是攻击主席，我应起来作战。1963年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毛主席，有总理，还有我，三个人，怎么谈起的我不记得了。我向他们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就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他的话是那么讲的，此外就没有多的话了。周总理想把《多余的话》的原稿找到，据我所知，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66年总理派了两个人来问过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况再一次报告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