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和他的弟弟们

       关于瞿秋白有几个弟弟、妹妹的问题，他自己在文章《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及《多余的话》里曾多处提到，但都语焉不详，其他一些资料都将瞿秋白弟妹的人数、名字及其排行弄得非常混乱。       不少书报资料上，还说瞿秋白有6个弟弟妹妹，其实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据比瞿秋白小1岁的妹妹瞿轶群回忆，瞿秋白的父母共生了8个孩子，其排行如下：       瞿秋白(1899-1935)小名阿双、霜，是长子 　  　瞿轶群(1900-1981)小名群群、均均，是长女   　瞿云白(1902-1958)小名阿耘，后改名昀白，是次子   　阿鑫(早殇，生卒年不详)小名阿兴，是三子，幼时因上学失落了书本，不敢回家，在野外过夜而得病致死   　瞿景白(1906-1929)小名森，后改名景白，是四子，幼时鼻子上生了疮，因为无钱医治，只能任其溃烂，最终成了塌鼻子   　瞿垚白(1909-？)小名阿尧，是五子，自幼头脑迟钝，患有癫痫病，并有精神病现象，在其母亲自杀后，跟随其父亲飘流到湖北、山东，约20余岁时死于山东济南。  　红红(生卒年不详)，3岁时即患肺炎病死了，是次女。 　瞿坚白（1913-1944）小名阿谷，是六子。  　由此可知，瞿秋白兄妹8人中活下来的只有6人，在瞿秋白的影响下，除了四弟瞿垚白因患有精神病外，另外3个弟弟都参加了革命。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和五弟瞿坚白，也和瞿秋白一样，为中国革命壮烈牺牲。而瞿秋白的大弟弟瞿云白早年也参加了革命，但后来转而投靠了国民党，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历史问题，瞿云白多次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他的一生在政治上颇为曲折。瞿景白在苏联秘密死亡　1899年1月29日下午五六点左右，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户官宦世家，因家道中落，天资聪慧的瞿秋白只读到中学就被迫辍学，瞿秋白的母亲也因不堪贫困而服毒自尽。1917年春，瞿秋白随堂兄瞿纯白到北京参加文官考试，但没有考取，随后，在北京大学旁听，同年9月，考入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 　1920年秋，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为了直接采访、报道世界各国的大事，决定向英、美、俄诸国派出一批驻外记者。因为瞿秋白在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学习过，精通俄文，还翻译过不少俄国文学作品，即被选中赴苏俄采访，他和俞颂华、李宗武成为我国新闻界在十月革命后派往苏俄采访的第一批记者。在俄国，瞿秋白写下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等不朽之作。他是最早向亿万中国人描绘列宁形象的人，也是中国记者中唯一与列宁交谈过的人。1922年2月间，经同乡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在莫斯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从此，瞿秋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事业。 　　因为瞿秋白较早接触苏俄，他也成了早期中共党内“唯一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 “八七会议”时，瞿秋白临危受命，28岁即成为中共的高层领导人。随着赴苏俄人员的增多，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新的一批留苏人员逐渐占了上风。在新老人员的斗争中，瞿秋白的三弟瞿景白不幸丧生。 　　瞿秋白兄妹6人在母亲自杀后，瞿秋白到无锡城南门外杨氏小学以做乡村小学教师谋生，瞿景白和瞿轶群、瞿坚白投奔到了杭州的伯父家，瞿秋白的父亲带着患病的四子瞿垚白去武汉，投奔到另一个姑父家。瞿景白在常州进过小学，到杭州后，1921年夏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他为人正直、刚强，很快受到大哥革命思想的感染，还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过诗作。1925年秋，瞿景白还没有毕业，就由瞿秋白带往国共两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并在学校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 瞿景白随瞿秋白到汉口工作,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八七会议”期间，瞿景白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1928年4月,受党的派遣,瞿景白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是米夫，米夫是苏联人，虽然才学平平，但在苏联激烈的党内斗争中，他始终坚定地反对托洛茨基，拥护斯大林，因而很受斯大林青睐。1927年，27岁的米夫被斯大林升任为中山大学校长，随后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指挥、领导中国革命。米夫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要绝对听命于他，视他为“救世主”。王明原名陈绍禹，安徽六安人，1925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山大学期间，王明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米夫，加上王明学业不错，会说一口流畅的俄语，而且手腕圆滑，所以很快就与米夫建立了密切关系，得到了米夫的信任与宠爱。中山大学毕业后，王明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        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5月中旬，负责筹备会议的瞿秋白先期抵达莫斯科。在中共六大召开期间，米夫从中山大学调了一些人参加会务和翻译工作，王明被安排担任重要译员，还参加了斯大林会见中共领导人的谈话。瞿秋白等人向斯大林请教的一些问题，在目空一切的王明看来，都很可笑，他常常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许。米夫也散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轻视和不信任的言论，并特别推崇王明等人，这造成了中共留俄学生对中共代表团及中央负责人的轻视和不信任。        在中山大学内，米夫因年轻气盛，装腔作势，在学生中普遍不得人心。追随米夫的王明等人在学生中也很孤立，为了排斥异己，树立权威，他们便造谣说中山大学有一个由俞秀松、董亦湘、周达文等人组织的“江浙同乡会”，是托洛茨基同伙的一个小组织，并进行反革命活动。事后，便有学生被捕、被开除。为此，学生纷纷找到中共代表团反映情况，瞿秋白听取了学生意见，并到学生中间调查，最后认为不存在“江浙同乡会”。就这样，瞿秋白与米夫、王明等人之间的矛盾开始产生并慢慢激化。 　　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加上瞿景白性格上敢作敢为，喜怒形于色，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对王明等人常常是怒目而视。当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陆立之，后来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他：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回忆说：“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嫉恨报复心理。” 　　不久，联共（布）发动反对布哈林“右倾”的清党运动，中山大学也掀起了更大的风浪。王明等人收集和捏造瞿秋白和代表团的“幕后活动的材料”，把中共六大以来中共代表团及其成员的各种讲话和文件，逐字逐句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王明当年的同伙盛岳后来回忆说：“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员证的那天，他失踪了，这一年，他才23岁。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 瞿景白是自杀，是失踪，还是被捕？当时谁也说不清，然而根据瞿秋白等人的分析，瞿景白绝不是自杀的，而是被谋害的。        瞿秋白牺牲后，在他的《未成稿目录》中，还列有一章《忆景白》，由此可见，瞿秋白就义前依然想着他的这位弟弟。1949年后，瞿景白才得以恢复名誉，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瞿秋白唱着《国际歌》英勇就义 　1930年1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会议上点名批评了瞿秋白。1931年1月7日，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及王明等人操纵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将瞿秋白定为“左”倾教条主义者，解除了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从此，瞿秋白被排斥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被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3年底，瞿秋白被要求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1934年2月5日抵达瑞金后，他立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教育部视事，任教育人民委员，即教育部长。当时的毛泽东也正遭受王明“左”倾路线的排斥打击，他和瞿秋白都处在事业的“低潮”时期，所以二人在这一时期接触交往最多。用当时瞿秋白秘书的话说，当时二人是“最接近的战友”。冯雪峰曾回忆说：“那时，毛主席对瞿秋白很有感情。有一次，他们彼此谈了一个通宵，话很投机，两个都是王明路线的排挤对象，有许多共同语言。后来瞿秋白死了，毛主席认为这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撤离苏区，进行长征。瞿秋白再三请求参加长征，但当时的中央决定把他留在即将沦陷的苏区。据吴亮平回忆，在一次讨论转移的会上，瞿秋白当面向毛泽东要求参加长征，毛泽东当场也不好说什么，因为毛泽东此时自身难保，若不是朱德等人的坚持，毛泽东恐怕也会被留下来。 　　中央主力红军撤走后，蒋介石派十万大军，从东、南两路向以赣南、闽西为中心的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于都、兴国、瑞金、长汀相继失陷。1934年11月底，蒋介石又命顾祝同、蒋鼎文分任驻赣、驻闽绥靖主任，划定12个绥靖区，到处修公路、筑碉堡，实行“划区清剿”。在敌人严密封锁下，留守的中央机关和部队的衣食住行都成了严重的问题。人们几个月都吃不到一点油盐；为了隐蔽目标，夜晚不能举火，白天不能冒烟；人走过的山路，要用树枝和树叶掩盖起来；当山上的树木被敌人烧尽伐光以后，人们就只能隐蔽在山洞里。在极端艰苦的环境中，瞿秋白的肺病更严重了。 　　1935年2月，在中央苏区陷落前夕，中央分局书记项英派便衣队100多人护送瞿秋白、何叔衡等不便打游击的人向闽西突围，想从那里再化装去上海。途中，他们遇国民党保安团截击，何叔衡壮烈牺牲，瞿秋白因有严重肺病无力奔跑而被俘。起初，瞿秋白自称只是医生，并在监房内寄信给上海的鲁迅及妻子杨之华，望能设法保释出狱。当鲁迅、杨之华在上海匆忙办理手续时，4月10日，国民党第八师在长汀、武平和会昌三县交界的归龙山下，俘虏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的妻子（此人名字不详），因为护送瞿秋白的全部计划是万永诚策划的，万永诚的妻子也知道这一计划，她就供出瞿秋白等人在濯田地区被俘的消息。敌人根据情报，很快就查到了瞿秋白的下落。就这样，瞿秋白的真实身份暴露了，营救瞿秋白的计划也就彻底破灭了。       国民党中央随后派人来，声称瞿秋白可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对这种貌似保全面子，实则要他放弃政治原则的条件，瞿秋白断然拒绝，蒋介石见劝降不成，即下令处决瞿秋白。    　1935年6月18日8时，国民党军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瞿秋白伏案挥笔写下了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 末署“秋白绝笔”。瞿秋白一边写诗，一边镇静地对旁边的人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负责囚禁瞿秋白的是国民党军三十六师的师长宋希濂，而宋希濂是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为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宋希濂送瞿秋白出监房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瞿秋白就义前的那幅珍贵的遗照。遗照上，瞿秋白上身穿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着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英武的气概。宋希濂还为老师瞿秋白置办了酒席，据天津《大公报》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甕，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瞿秋白走出中山公园，慢步走向二华里之外的刑场，刑场位于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沿途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而且用纯熟的俄语唱着《国际歌》，唱着《红军歌》，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然后平静地让刽子手从脑后开枪。瞿秋白从容就义，年仅36岁，当日下午，瞿秋白遗骸被埋葬在罗汉岭盘龙岗。       瞿坚白在抗日战场上壮烈牺牲 　　瞿坚白是瞿秋白的六弟,比瞿秋白小14岁,过去许多资料说他1912年出生在常州，其实应该是1913年出生。 　　1916年2月7日，瞿秋白的母亲自杀，这年瞿坚白才3岁。后来，他与姐姐瞿轶群、四哥瞿景白一起住在杭州的伯父家。15岁时，他毕业于杭州志诚小学，毕业后再无经济实力升学，但由于受大哥瞿秋白及家庭的熏陶,他多才多艺,尤其爱好京剧,还擅写文章,不时有短小的剧评寄给报馆发表。后来，他跟随四哥瞿景白的同学徐肇宗，到浙江淳安、嘉善、镇海等地的县教育局当雇员谋生。这期间，他为了避免暴露与瞿秋白的关系，改名“瞿谷生”。 　　在性格上，瞿坚白与四哥瞿景白很相似。任职期间，他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强烈不满，虽然年纪很轻，地位卑微，然而他正气凛然，总是横眉冷对国民党的党棍政客们。教育局每周举行的所谓总理纪念周，他很少参加。在镇海县任职时，当局强令所有的公务员不论职位大小，一律都要加入国民党，办所谓“集体入党”。对此，瞿坚白宁可被打破饭碗，也不报名，别人劝说，他也毫不动摇。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英勇就义，当瞿坚白从报上看到消息后，冲出办公室，回到住所，掩上房门，从下午一直哭到半夜，从那以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了。 　　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在浙江丽水县碧湖创办政治工作训练团，标榜培训战时地方行政干部。瞿坚白闻讯后，立即从任职的教育局辞职，前去接受训练。但入团后不久，他发现国民党并无抗日的诚意，大失所望。于是，在一天深夜，他出走了，历尽艰辛辗转来到武汉，找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徐特立。后经徐特立介绍，他前往延安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转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大约在1939年前后，他给姐姐瞿轶群写了一封信，信上说他将调往别处，难以确定地址，以后就不要再寄信了，自此与亲友断绝了音信。 　　其实，1940年，瞿坚白在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上前线，被安排在冀鲁豫边区从事教育工作，后又被分配到八路军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1944年5月，在日军“大扫荡”时，瞿坚白所属部队与“扫荡”的日军遭遇，瞿坚白不幸壮烈牺牲在武安百草坪，年仅31岁。后来，刘伯承元帅曾为他题词：“英名不朽”。河北省武安市后来为瞿坚白烈士建造了纪念碑。 　　1949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后，瞿坚白的姐姐瞿轶群接到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很抱歉，由于交通不便和敌人的长期封锁，直到今天才通知你们关于坚白同志的不幸消息。坚白同志原在太行山地委调查研究室工作，工作一贯积极负责，艰苦奋斗，为其他同志的榜样，为负责同志所表扬。但不幸在一九四四年日寇大扫荡时，英勇牺牲于武安百草坪。这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对于革命丧失了这样坚强的战士，对我们失掉了这样可敬佩的战友。这是一件极悲痛的事，但是他为解放人民的伟大革命而牺牲，是为了我们的子孙和今天我们还活着的人的幸福而牺牲，这是伟大的，也是光荣的。今天他若知道他多年努力争取的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即将实现，他出生的故乡早已解放，他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直到这时，姐姐瞿轶群才知道她的小弟早在5年前已经牺牲了。       瞿云白的曲折人生 　　瞿秋白的大弟弟瞿云白的一生显得颇为曲折离奇，他比大哥瞿秋白小3岁，可以说，瞿云白是在兄长瞿秋白的扶助下成长起来的，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瞿秋白非常关心他的成长。1923年的10月，瞿秋白在一篇题为《弟弟的信》的散文中，引述了瞿云白发自杭州的一封信，在那封信中写道，瞿云白由西湖边一个“衣冠禽兽”的家伙毒打工人的场面而产生联想，并萌生了阶级的概念。瞿秋白立即引导他去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帮助他从东方泰戈尔和徐志摩的浪漫主义诗情中摆脱出来，提醒弟弟把目光转向已经升起了“旭光”的苏俄。 　　后来，瞿云白毕业于北京俄文政法专科学校，并参加了五四运动。1923年1月13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国，经李大钊推荐，到国共两党合办的上海大学任教，瞿云白也来到大哥任教的上海大学读书，并在大革命的高潮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大学学习期间，瞿云白被派往上海总工会参加革命工作，1925年，又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学习成绩突出，毕业后在联共(布)的中央出版局担任翻译。 　　1930年，瞿云白奉命回国，在上海参加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瞿云白以开办绸布庄作掩护，在上海周家嘴路绸布庄内设立中共秘密印刷厂。1932年，又以一家住宅式店铺为掩护，设立上海全总秘密印刷所。后不幸被捕入狱。 　　后来，瞿云白被迁至苏州国民党反省院，在国民党的“反省政策”的作用下，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当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吸收了不少从苏联回来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后来，这些学生成了专门破坏共产党组织的国民党特务，瞿云白便成为其中的一员。此外，他还参加了国民党的反共宣传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瞿云白投奔已在国民党效命的张国焘主持的《创进杂志》社担任发行会计，国民党溃败大陆前夕，当张国焘等人相继逃出大陆后，瞿云白却没有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瞿云白被安排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俄文译员。后因为历史问题，在此后的政治运动中多次受到管制。 　　1958年1月27日，瞿云白病故，走完了他56年的人生。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国共两党的许多名人、要人都曾在这里学习。

　　瞿秋白的二弟瞿景白(1906-1929) 采自《瞿秋白画传》

　　王明自中山大学毕业后，取得了米夫的信任，留校任教

 

　　【往事】从瞿景白之死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权力斗争

　　来源: 作者:王彬彬(南京)

　　与其说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毋宁说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

　　瞿秋白的理论权威地位，成为中山大学校长米夫上升道路上的绊脚石。米夫联合王明，打击和迫害瞿秋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随瞿秋白来苏联求学的瞿景白，也成了陷害的对象，不明不白地“失踪”了　　

　　从东方大学到中山大学

　　1925年前后，有许多中国人在苏联的所谓“大学”里留学。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就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革命干部。东方大学开办于1921年秋，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学校。学校为苏联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也为东方各国培养革命人才。学校有苏联部和外国部。外国部设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等七个班。共产国际派代表参与对学校的领导。瞿秋白第一次赴苏期间，曾应聘为东方大学中国班教授，讲授俄文并担任理论课的翻译。当时，这个班的学生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肖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等四十多人。——说起来，这些人都算是瞿秋白真正意义上的学生。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其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共两党都与苏联打得火热。为“纪念”孙中山，也为了更好地“支援”中国的革命，苏共决定在莫斯科开办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大学，为中国革命培养更多的“人才”。是年秋，学校开学，首批有三百多名中国学生入学。学校开办时，全称是“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简称“孙逸仙大学”或“孙大”。1927年，国共分裂后，又改名为“中国孙逸仙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但人们习惯上总是称之为“中山大学”或“中大”。中山大学开办后，原东方大学的部分中国学生转到了中山大学。国共两党后来的许多要人、名人，都曾在中山大学学习过。国民党方面，蒋经国是中山大学毕业生，其他如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都是中山大学学生。把子女送往苏联学习，那时在国民党上层也是一种时尚。冯玉祥之子冯洪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都曾进入中山大学。至于共产党方面，在中山大学学习过的就更多了。邓小平、陈伯达、吴玉章曾在中山大学学习，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全都毕业于中山大学。

　　瞿景白进入中山大学

　　1928年3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并要求瞿秋白、周恩来先期赴莫斯科，进行筹备工作。4月底，瞿秋白出发赴苏。此行先从上海辗转至满洲里，然后从满洲里秘密出境，进入苏联，于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

　　瞿秋白的胞弟瞿景白，也于此时来到莫斯科，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瞿景白为瞿秋白二弟，生于1906年，小瞿秋白7岁。1921年夏，瞿景白考入当时十分著名的“浙江一师”（即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4年秋，瞿景白来到上海，随瞿秋白进入上海大学。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瞿景白走在示威队伍前列，因此被巡捕房逮捕。在审讯时踔厉风发、慷慨激昂。上海大学期间，瞿景白加入了中共，后曾担任共青团上海曹家渡区团委书记。1927年3月，瞿秋白赴武汉筹备中共五大，瞿景白随行，在汉口负责中共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成为瞿秋白的得力助手。在此期间，瞿景白还与邓小平等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一起，为“八七会议”做了会务工作。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瞿景白与会担任秘书工作。

　　会后，又与瞿秋白合编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编》。

　　俗话说：“龙生九子，个个不同。”从不多的资料看，瞿景白与长兄瞿秋白个性颇为相异。瞿秋白温和中不无懦弱，谦抑中夹杂畏葸，面临矛盾习惯取调和折中的态度，遇到打击习惯忍让妥协、逆来顺受。而瞿景白则敢作敢为，抗直有肝胆，喜怒形诸色，是一条响当当的汉子。——也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客死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是死无葬身之地。

　　有操纵中共野心的米夫

　　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通讯记者的身份赴苏联，在此期间接触并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1922年2月，在莫斯科由常州同乡张太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11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在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担任陈独秀的翻译，引起陈独秀注意。会议结束后，陈独秀命瞿秋白随自己回国工作。此后几年间，一步步进入中共中枢。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成为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到达政治生涯的顶峰。但好景不长。在次年于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便开始走下坡路，从此一蹶不振。直到1935年6月被国民党枪杀，在这7年间，瞿秋白在党内饱受打击迫害。

　　有两个人，严重影响甚至左右了瞿秋白的命运：一个是苏联人米夫，一个是中国人王明。米夫生于1901年，小瞿秋白两岁。1917年，米夫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先后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和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从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毕业后，留校工作，并兼任了东方大学的研究员，专门研究远东革命，开始了对中国的关注。1925年中山大学开办，米夫任副校长。当时，米夫受共产国际委托，研究中国“五卅运动”的经验教训。1926年，作为这个“项目”的成果，米夫出版了《上海事件的教训》，这是他第一本“研究”中国问题的小册子。同时，他又在《共产国际》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农民问题》，文章批判托洛斯基的观点，强调中国应该大力进行土地革命。《上海事件的教训》使米夫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专家”，《中国的农民问题》使米夫成为中国农民问题的“专家”。又由于坚定地反对托洛斯基，拥护斯大林，米夫便大受斯大林青睐，一时间成为耀眼的政治明星和理论权威。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接着又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和中国部部长，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成为对中国共产党颐指气使的“婆婆”。　

   　　旅俄时期的瞿秋白

　　米夫与瞿秋白

　　米夫其人，才学平平，但政治野心却极大，虚荣心也极强。他要求中共最高领导层不但要绝对听命于他，还要在理论上绝对崇拜他，要视他为救世主。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家。对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农民问题，瞿秋白也有自己的观察、思考和研究，在与米夫相遇前，也曾发表过《国民革命中之农民问题》这样的文章。在内心深处，瞿秋白当然不能认同米夫对中国问题管窥蠡测、吠影吠声式的所谓“研究”。 瞿秋白的“书生意气”虽然不像陈独秀那样强烈，但毕竟也有着一个“书生”起码的节操。瞿秋白不会当面顶撞米夫，也能对米夫保持一个“下级”对“上级”必须的尊敬，但要瞿秋白时时处处在并无真才实学的米夫面前唯唯诺诺、低眉顺眼，甚至以“粉丝”的面目，无限崇拜地仰视着，这瞿秋白做不到。这也就意味着灾难不可避免。

　　在中共六大上，米夫十分活跃，以指导者和决策者的面目出现。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回忆说：“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加压力。……因此，在大会期内，我和瞿秋白双方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东方出版社,1998，第二册,第381页）对于瞿秋白来说，更要命的是，又与米夫同在草拟关于土地和农民问题决议案的小组。米夫代表共产国际，瞿秋白则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对米夫的夸夸其谈，瞿秋白固然不去反驳，但也不表示衷心信服。在六大上，瞿秋白的所谓“盲动主义”受到批判。在这次会上，向忠发成为中共总书记，瞿秋白虽然仍然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名分，但不再是“常委”，且被决定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而留在莫斯科。这意味着要与米夫这顶头上司保持一种日常性的接触，要常常去请求他隔靴搔痒的指导、聆听他自作聪明的教诲、接受他居高临下的训斥。——对于多才多艺的瞿秋白来说，这实在是很难堪的。

　　一心攀附米夫的王明

　　严重影响和左右了瞿秋白命运的另一个人，是中国人王明。王明，本名陈绍禹，1904年生，安徽六安人，小瞿秋白5岁，小米夫3岁。1925年夏，在武昌读书时加入中共。当时，瞿秋白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共同组成中共最高领导层。1925年秋，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办，王明作为首批学生之一，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与米夫一样，王明也是一个政治野心极大的人。1927年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王凡西，在他的《双山回忆录》中，曾这样评价王明：“陈绍禹在各方面和周恩来相比，都只好算是一个侏儒，但他有一点强于周恩来，就是他有夺取第一把交椅的野心和韧性；为达此目的，他甚至不惜应用任何手段的（包括非革命的和最卑劣的在内）。因为归根结蒂说，陈绍禹不是革命家，而是一个富有冒险精神，工于心计，能玩弄无耻手腕的政客。”“那时候，以陈绍禹在党内的地位（即一无地位）说，离争取‘第一’的路程还非常之远，但凭他和斯大林直系的结托之亲且密，他却有充分理由来从事准备。以向忠发代替瞿秋白，在陈绍禹的时间表上不过是将来取而自代的一个步骤。”（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82页）王凡西认为，刚刚加入中共的王明，就有了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的野心。

　　米夫与王明联手

　　为了达此目的，王明一进入中山大学，就千方百计地接近、讨好副校长米夫。米夫是斯大林的红人，代表共产国际领导中共，中共人士顺昌逆亡。如果能成为米夫的红人，成为中共最高领袖就决不是妄想。

　　王明的第一步很成功。他很快与米夫建立了“亲且密”的关系，让米夫对其十分信任、宠爱。在1927年第一期《共产国际》杂志上，米夫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动力》，对斯大林的有关观点进行了吹捧和阐发。不久，联共（布）中央就派遣以米夫为团长的中央宣传工作者代表团来华，对中国的革命实地考察，而王明则被米夫选作自己的翻译，陪侍左右。在这期间，王明随同米夫参加了中共五大。米夫曾向陈独秀建议，让王明主持中共中央宣传部。陈独秀是何等人物，岂能任米夫摆布。结果，只同意王明作为一般的工作人员，在宣传部工作。——可见，米夫这次将王明带回中国，并不只是让王明替自己当翻译，而是要将王明留在中国，让王明快速进入中共核心层。

　　野心勃勃的王明，只想着一步登天，对于中宣部普通工作人员的职位，当然不满意。更重要的是，失去了米夫的直接保护，在博学而又正直的陈独秀、瞿秋白眼皮底下工作，本不过是墙上芦苇、山间竹笋的王明，自知前途渺茫，于是又随米夫回到了莫斯科。当时，王明那一届中山大学学生已经毕业，王明作为毕业生留在中山大学任职，担任中山大学支部局宣传干事和联共（布）党史教员。他仍然想直接借助米夫之力，扶摇直上，平步青云。在中山大学时，曾是王明手下干将、也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盛岳（盛忠亮），后来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与中国革命》一书中，也这样评说王明：“毋庸争辩，陈绍禹是一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当米夫在1927年接替拉狄克任中山大学校长时，陈不遗余力地取得米夫的信任。从那时起，陈随时向米夫提出有关中大和党务工作的建议。陈干的这一切差使，自然就为他的日后跃居显位铺平了道路。”（东方出版社，2004年，第205页）。不过，盛岳毕竟当时与王明合穿一条裤子，所以在晚年的回忆中，把王明苦心攀附米夫的时间推迟了。王明不是在米夫1927年当了校长之后才开始攀附米夫的，而是一进入中山大学即开始行动了。

　　瞿秋白挡了谁的路

　　本来，王明的野心，与瞿秋白没有太大的关系。但米夫却与王明联手，不择手段地对瞿秋白施以打击、迫害，甚至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原因何在呢？我读过的有关论著，几乎都做了这样的解释：王明急迫地想执掌中共大权，而米夫也想通过王明控制中共，但瞿秋白却是他们的障碍，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因此必须尽快把瞿秋白“搞倒搞臭”。由于众多研究介绍者都这样解释这一时期瞿秋白、米夫和王明的关系，所以这几乎成为一种“常识”。这样的解释，虽然不能说毫无道理，但我以为，却不能说明事情的全部真相。米夫想通过对自己言听计从、俯首帖耳的王明控制中共，成为中国革命的“总设计师”，这不假；王明想依靠米夫的提携，获取中共最高权力，也是真。但要说瞿秋白挡了王明的路，说他们必须推倒瞿秋白才能让王明实现他的政治野心，却有些牵强。中共六大后，瞿秋白已经离开权力中心，只不过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要成为中共最高领袖，瞿秋白对他构不成实质性的阻碍，因为瞿秋白并不站在王明的必经之路上。1927年，米夫把王明带回中国，让王明参加五大，建议陈独秀让王明主持中宣部，就是在开始把王明推向最高峰。这就完全绕开了瞿秋白。可见，如果仅仅是想让王明成为中共最高峰，米夫是用不着那样在意瞿秋白的。

　　必欲置瞿秋白于死地的，是米夫

　　我以为，与其说瞿秋白挡住了王明的路，毋宁说瞿秋白挡住了米夫的路。——这当然不是“组织”意义上的挡路，而是理论和思想、精神和学养意义上的挡路。瞿秋白是中共党内公认的理论权威，俄文和中文都像他那样好的人，不要说当时的中共党内，就是整个中国，恐怕也找不出第二人。而米夫，首先是以学者和理论家的身份登上政治舞台的。作为共产国际几乎惟一的中国问题“专家”，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中国革命的代表，米夫首先必须在思想和理论的意义上控制中共，必须在精神的意义上成为中共的偶像。而当米夫想要这样做时，迎面就碰上了瞿秋白。米夫们可以通过一次会议，甚至仅仅是一道命令，就改变瞿秋白在党内的政治地位，但要推倒作为理论权威的瞿秋白，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正因为如此，在六大上将瞿秋白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边缘化后，米夫觉得还远远不够，还要进一步在思想和肉体的层面上摧毁瞿秋白。

　　王凡西回忆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过了六次大会以后，有一些代表留下来，参加共产国际的第六次世界大会。代表中包括了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王若飞、关向应、罗章龙等人。瞿秋白此时已经不是总书记，他的地位被向忠发所取代了；但因他俄文好，理论修养高，所以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他仍旧是中国代表团的主要发言人。陈绍禹在代表团中干点技术工作，可是在事实上，他和米夫这个直属于斯大林的小集团，已开始起着作用，瞿秋白时常感受到挤迫。”（前引书，第80页）米夫们虽然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将瞿秋白边缘化了，但在共产国际的大会上，仍然要由瞿秋白代表中共发言——这当然令米夫心中不悦。王凡西又说：“张国焘没有瞿秋白的学养，也没有周恩来的才干。因此陈绍禹们并不怕他，也不想拉他。”（前引书，第82页）据王凡西的观察，对当时任中共代表团副团长的张国焘，米夫、王明们报以冷落，因为他既没有打击的价值，也没有拉拢的价值。而对瞿秋白，他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打击迫害，就因为他有着受人尊敬的“学养”。

　　江浙同乡会事件

　　在这几年间，米夫、王明们打击、陷害瞿秋白的方式多种多样，事情经过也很复杂。这里只简略说说发生在中山大学的两件事。

　　一是所谓“江浙同乡会”。王明虚构了一个中山大学内的“江浙同乡会”，说这是一个从事地下活动的“反动组织”，而后台老板，则是瞿秋白。

　　此事闹得很大。苏联格伯乌（国家政治保卫局）专门对此事进行调查，向忠发、周恩来都介入了此事。苏联格伯乌调查结果，竟然认为确有这种“反动组织”存在。

　　瞿秋白、周恩来等人调查后，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个组织。瞿秋白于是给联共政治局写信，对苏联格伯乌的调查结论提出异议。后来，共产国际监委、联共监委、中共代表团联合组成审查委员会审理此事，最终做出了不存在“江浙同乡会”这样一个组织的结论，并由周恩来在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大会上宣布。这罪名虽然洗刷了，但瞿秋白却被弄得焦头烂额、心力交瘁。

　　现在该说说瞿景白了。在中山大学学习的瞿景白，对王明们的所作所为，是怒目而视的。其时也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陆立之，在《深藏在心底的瞿秋白及其他：王明对瞿秋白的打击迫害》一文中，有这样的回忆：“王明一伙当权，许多人跑到王明的小楼里去献媚吹捧，景白却嗤之以鼻。有一天傍晚，我与景白偕返宿舍，因为大楼铁栅已锁闭，我们绕道走小楼梯，经过王明小屋时，王明赶快笑脸相迎，误以为我们也是去投效他的。当时景白一股正气，冲口而出：‘哼，什么东西！’从此，王明一伙加深了对瞿氏兄弟的忌恨报复心理。”（《瞿秋白研究》第五辑）

　　瞿景白在“清党”中的抗争

　　王明们借以打击瞿秋白的另一事件，是中山大学的“清党”。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在全国范围发动“清党”，中山大学当然也不能幸免。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第二册,第406页）当其时是王明打手的盛岳说：“我们同时审查他们（引按：指瞿秋白和中共代表）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从中找出同中共中央和国际立场相抵触的地方。……这可以说是我们为对瞿秋白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发动全面政治攻势，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动攻势的时间就定在中山大学清党的时候。……由于我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其他人随后的公开攻击，国际中共代表团和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关系迅速恶化。瞿秋白及其同伙的政治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瞿秋白在中山大学上学的弟弟瞿景白一气之下，把他的联共预备党员党证退给区党委。就在他交还党证的那天，他失踪了。我们不清楚他是被捕了呢，还是像谣传的那样说他自杀了。不管小瞿出了什么事，对瞿秋白都是一个打击；从那天起，开展斗争的气氛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严峻了。”（前引书，第228—230页）

　　在1929年的苏联，以退还党证的方式表达对“清党”的抗议，就算有一百条命，也是活不了的。瞿秋白其实非常清楚这个追随自己参加了革命，又追随自己来到了苏联的胞弟，最终去了哪里。但是，对于这样一个弟弟的“失踪”，他又岂敢有半句怨言。在那时的共产党人中，瞿秋白是一个较为“儿女情长”的人。景白的死，一定令他很悲伤。但他在人前不能流半滴眼泪。

　　1935年2月26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被捕，6月18日被处决。在他的遗物中，有一份写于狱中的《未成稿目录》，记录着他打算写的文章题目，其中之一，是《忆景白》。可惜未来得及写便死了。——我真想知道，关于23岁就死于非命的景白，他会写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