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福湘：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话》—略论瞿秋白的“两头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9:15:22
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话》
——略论瞿秋白的“两头真”
王福湘（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流行一个新的术语：“两头真”。发明者杨继绳（新华社退休记者）说：“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著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1]历史学家朱学勤认为：“‘两头真’之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不幸’，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里的‘大幸’，幸亏他们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敞开言路，同时，为后来者留下道义资源。而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援意识’（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语），不仅是学理，还应是道义，后者远比前者重要，理应珍惜，以利接续。”[2]另一位近代史学家章立凡则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发出“两头可真，中间奈何”[3]的深沉感喟，从而把”中间失真”的现象纳入“两头真”的论域。这本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以为，不妨把这一术语的概括对象追溯到1949年以前的现代史，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瞿秋白就是“两头真”的杰出代表，上引学者的论述也都适用于他们。当然，对不同的人来说，两头真与中间失真的时间有长有短，求真与失真的范围和程度也有差别。本文只谈瞿秋白，不把他和别人作比较。瞿秋白的两头真，极富个性和价值，集中表现在自我定位、心灵解剖和身份认同上。早年赴俄时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晚年（惜乎才36岁！）被俘后所写的《多余的话》，就是他献身革命历程一头一尾的真实的内心记录，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散文珍品，而且为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政治、革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更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和人格修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道德资源。
一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1920-1922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身份旅苏期间的作品，曾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书的意义，除了客观报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的情况，在文体上成功地开创了现代游记与报告文学先河之外，还在于真实地抒写了作者为追求人生真理、改造社会环境、实现自我价值而赴俄的理想热情，以及面对艰难现实时产生的“多余人”的矛盾心态。在《饿乡纪程》的《跋》里他写道：“这篇游记着手于一九二〇年，其时著者还在哈尔滨。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4]109在《赤都心史》的《序》中说：“《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他用“略仿散文诗”的语言说：“我心灵的影和响，或者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呵！——何况这本小小的册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5]113-114虽然瞿秋白在旅俄期间由张太雷介绍先后加入俄共和中共，但不过担任教员和翻译，尚未进入中共领导层，这时的思想固然有变迁起伏，而文章的笔法和情调显然一脉相承，两书可以当作一个整体，只是因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分成了两部。从自我分析的意义上看，作为记者旅俄时的瞿秋白有三点特别重要：
第一，他真诚地向往苏俄式社会主义，主动接受新旧俄罗斯文化，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具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和雄心壮志。他一再强调，“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6]31“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7]5“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8]84不畏饥寒苦痛，“宁死亦当一行”。[9]59晚清管同（异之）写过一篇《饿乡记》，虚构了一个远离中国，其土荡然，无有一切生人之物，名为“饿乡”的“天下之穷处”，却是非伯夷叔齐辈立志忠义、违世乖俗、强忍坚定、守死善道的真君子辄不得至的理想圣地。瞿秋白引以为喻：“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10]31他确信共产革命的胜利：“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神明的太阳”不久将“光现宇宙，满于万壑”。[11]229雄壮的《国际歌》声唱响在他的笔下，迅速成为他心中的主旋律。
第二，瞿秋白真实地叙述了他的家庭，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作了深刻的分析，清醒地自我定位为破产的“士的阶级”。他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认识到，最近一世纪，沉睡的中国大梦初醒后，“旧的家族生产制快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他就诞生在一个真正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族里，处于“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12]13-14他说中国传统的“士”的阶级“和欧洲的智识阶级相仿佛而意义大不相同”，但未作进一步比较，而是论述“士”阶级过去的半统治地位和现在的破产与分化，认为将来“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13]210-211而身在新旧时代之交、中西文化冲突之中的“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14]213也就是说，他期望自己所成就所归属的，是能发展民族个性光复旧文化的人类新文化，虽然加入了先锋队共产党，但仍自我定位在以文化为职位的智识劳动者——现代的新型的“士”阶级。
第三，瞿秋白真率地进行自我解剖，写出了内心的矛盾，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他坦陈自己的心灵受社会生活影响而变化的具体过程：在家乡常州读中学时“名士化”的“避世观”；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三年，始因研究佛学而生的“厌世观”，继而为求出路形成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15]25由参加五四学生运动“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于是，“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内的要求”，他离中国入“饿乡”。[16]26-27
在入俄以后的记录中，既有严酷的实际生活的教训，又有对苏俄“共产主义实验”胜利的信任，而更具个性色彩的是“多余人”的意识和自我认知。“多余的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类悲剧性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并非一个固定模式，历来评价也见仁见智。熟悉和热爱俄罗斯文学的瞿秋白深受其影响，强烈地共鸣，虽洞察其弱点，却称之为“英雄”。他在旅苏期间所著的《俄国文学史》中是这样论述的：“从杜格涅夫（现通译屠格涅夫——引者注）和龚察罗夫（现通译冈察洛夫——引者注）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俄国智识界的通病，就是所谓‘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的英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的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入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他对鲁定（现通译罗亭——引者注）的命运感慨尤深，说；“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瞿秋白对“多余的人”持比较正面的历史的评价：“俄国文学里向来称这些人是‘多余的’；说他们实际上不能有益于社会。其实也有些不公平；他们的思想确是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过程所不能免的：从不顾社会到思念社会；此后再有实行。——他们心灵内的矛盾性却不许他们再进了；留着已开始的事业给下一辈的人呵。”[17]
这些话完全可以看作瞿秋白的夫子自道，是他透视灵魂的毕真写照，而罗亭的结局多么像他对自己命运的预言啊！每当瞿秋白在惨酷现实中遭到重挫时，他就很自然地产生“多余人”的自我意识。他回顾少年时家庭破产，慈母自杀，自己与生俱来的心灵痛苦，就说：“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多余的人”又一译法——引者注）”。[18]15旅俄期间艰苦的物质生活使他患了致命的肺痨，对幻想创造奇迹的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低徊感慨缠绵悱恻之情”油然而生，更提升为社会与个性关系的理性思考：“然而‘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斵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应当同于庸众。”然而他并不甘心“同于庸众”，“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19]219-220但无奈病体支离，故乡之思涌起，竟使他“不如归去”了。[20]181这种“多余人”的理想与现实的根本对立，“心智不调”的心理困境，真诚坦率的剖析和自白，是《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极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特点，早年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瞿秋白的一生。
二
1923年1月瞿秋白回国，6月任改版后的党刊《新青年》主编，第一期即“共产国际号”，大半文字出自他手，计有《新青年之新宣言》，翻译的《国际歌》和创作的《赤潮曲》及“歌谱二阕”，译文《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列宁），论文《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等，[21]使《新青年》面貌翻然一变。是为瞿秋白进入中共高层的标志。1927年“八七”会议，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他革命生涯的巅峰。1931年后虽遭领导集团排斥，但保留了中央委员，仍属中共上层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从1923年回国后到1935年被俘前，瞿秋白长长短短、连篇累牍、达数百万言的文字里，学苏俄救中国的宏大志愿一如从前，但那种“多余人”的意识和情感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领袖的革命理论和战斗激情。他运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令，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努力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成为中共党内很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在党内地位上升时期自不必说，即使被贬斥之后，他在上海养病的三年里，还热情参与“左联”领导工作，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他得到鲁迅的大帮助，也给鲁迅以大影响，两人结成亲密战友，也给现代文坛留下一段佳话。在此期间，他完全是一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姿态，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身份说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多余人”的消极情感。1932年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关于“文艺自由”的论辩，实际上主要的发动者和左翼文坛发言人就是瞿秋白。这里以他写的一篇短论《请脱弃“五四”的衣衫》为例，略加引述和评析。
此文用“文艺新闻社”名义刊出，作为左翼文坛的代表言论，是针对“自由人”胡秋原“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的文化运动主张而发的。文章断定，五四“以‘德’（德谟克拉西），‘赛’（赛因斯）二先生为理论的护符，其最大的任务与最后的成果是反封建，是代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之文化的抬头”，而现在胡秋原所谓“封建之僵尸正在各方面复活”，只是其“最后的回光反照”，“我们绝不能就依此而肯定五四还有未竟之‘遗业’，而要恢复当时的‘精神’甚至于‘继续’。”瞿秋白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劳苦大众”的代表的身份，要求“智识阶级及学生群众，早早脱弃那曾光辉绚燦于一时的‘五四’的衣衫！”他主张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不是智识阶级的，而是“大众的——是为大众之解放而斗争的”，不再是反封建的，——因为一切“封建意识形态的残骸与变种”已如“风前残烛” “行将入木”，——而是“需要——应当——集合在反帝国主义的战旗之下从事于反帝的文化斗争”。[22]这篇文章把五四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认为五四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则必须以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取代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广大劳苦群众取代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运动的主角，的确是奉行共产国际即苏共旨意的中共“左联”的代表言论，其基本思想甚至话语来源于列宁，是瞿秋白把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一个范例。（而以后的历史证明，苏联之所谓反帝，乃是社会帝国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蛊惑人心的招牌。那是后话，姑且略过。）
列宁在1917年发表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接着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详细阐述党的行动纲领，最后提出建立第三国际取代第二国际，用“共产党”取代“社会民主党”，主要论据就是原名称的“后半部”即“民主”“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一切国家的”。列宁进一步论证其反民主的理论，说：正在诞生的无产阶级的新的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不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而且在1917年3月以后，它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使它成为‘国家’的唯一政权，成为所有国家‘消亡’的前驱。”小册子结尾驳斥社会民主党领袖对群众的欺骗，说：“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列宁把党的名称比喻为衣服，批评“我们还舍不得脱掉这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肮脏的衬衫”，号召党员：“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23]列宁的论证逻辑上显然不能成立，也已被历史证明其失败，但研究列宁主义不在本文论域之内。不过可以引录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说的两句话作为前文的注脚：其一，“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24]其二，“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25]瞿秋白无疑是接受了这个“真理”的，他要中国知识分子“脱弃‘五四’的衣衫”，其实质也就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反对民主的诉求。
追根溯源，衣服之喻的发明权还不在列宁，而属于《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102篇云：“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26]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以改变天地——人类世界——为己任的，他们要消灭旧宗教，取代创造世界的神。瞿秋白就是替他们在中国传道、普度众生的使徒。
三
如果瞿秋白死于疾病或牺牲于战场，那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定格于此了。然而命运却让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挥之不去的“多余人”情结仿佛在消失多年后又回到他心中，并由于直面死亡而发扬到极致。早已决心“为革命而死”的“饿乡”君子当然不可能投降变节，他绝不会写出敌人想要的“供词”，他是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的，他决不是什么“叛徒”。但是，“多余人”贵族的忏悔意识和“布尔赛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他“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27]164伟大的《多余的话》诞生了，这就是瞿秋白在生命最后阶段重新焕发出来的“真”。虽然时代的局限使他未能在理论上大彻大悟，甚至还没有达到彻悟的程度，但他自我暴露、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的彻底性则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篇真诚的自白书，真实的忏悔录，包含了复杂的思想情感，显示出崇高的道德人格。我想把这方面的意义还是分为三点，与《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大体对应，从中可见一头一尾的内在联系，“两头真”是有线索可寻的。
首先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瞿秋白坦白地承认，入俄前已读过《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始终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他感兴趣的是“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引以自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认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尽管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瞿秋白仍坚持这是他讨论一切政治问题的唯一思想方法，“无从改变”，不能放弃。[28]173-177由此可以肯定，瞿秋白终其一生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他的“思路”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有所反省却为列宁所加强并践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空想共产主义加暴力革命手段的“暴力社会主义”。[29]这种理论由于在俄国的一时成功而误导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陈独秀晚年才开始了对它的反思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瞿秋白不具备陈独秀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他的反思还没有能够进入理论层面，仍然停留在路线政策的是非与责任上。殊不知所有这些路线政策之间无非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在根本理论上都是一致的，主要责任者应该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共和共产国际。但不论瞿秋白犯过多少错误，反思多么肤浅，他作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理想信念的忠贞不渝，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宁死不屈的气节操守，都是值得敬佩的。
其次是“文人”的社会和阶级定位。与早年自我定位破产的“士的阶级”同而不同，《多余的话》强调自己是“文人” （即“书生”）——传统的智识分子之一种，“读书的高等游民”，“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30]181-183而破产与否并不重要。“文人”属于“士的阶级”中不仕的阶层，在中国官本位社会中，仕与不仕大不相同，所以，“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但仕与不仕可以互相转化，文人从政也是可行之路。从入党之后，十几年来，瞿秋白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且一度登上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高位。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以超凡的道德勇气，揭穿了自己是“始终戴着假面具”，真实得令人震撼。他反复申说自己根本上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坦言自己是在政治舞台上会演戏的“戏子”，“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演戏”时他总是想着回“自己的家”——俄国文学研究才是他真正有兴趣愿意干的事；而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31]169如此彻底的坦白告诉人们：这位在中共党内颇有声望的领袖，其实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战士”，而是一个戴着假面具的文人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台上的一切都只是演戏而已。在这出“滑稽剧”闭幕之时，瞿秋白亲手揭穿了它的真相。由此推论，就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所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本质的怀疑，进而引起对所谓“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这一根本理论的怀疑，也必然引起人们对那些自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和在阶级斗争名义下的政治行为的怀疑。瞿秋白的自我暴露实际上揭示了这些理论和人事的某种虚假性。这些最后的话，乃是最大的真话。
不久前还扮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时候，他曾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借用德国人皮哈的话批评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小集团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级文化代表的委任状’——包办代表事物。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32]那次的扮演很有成绩，鲁迅就非常满意视为知己，尤其对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可是他没有把自己摆进去，他的角色还是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现在他的解剖刀指向了自己，揭露出隐藏在天大误会背后的历史真相，这对促使长期受骗的广大观众不再受骗，应具有现身说法的教育意义。
最后是“多余人”内心矛盾的解析。《多余的话》，即“多余人”的话。虽没有使用“多余人”的名称，但回荡全篇的显然是“多余人”的真知真情，这是十几年前选择“饿乡”的“多余的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说出的最真诚的话。当然。早年既认多余人却还要活着，现在既认多余的话却还要说出来，这本身就是矛盾，构成深刻的反讽，其实决非多余。低沉倦怠绝望的情调固然真切感人，对生命和所爱的留恋同样真挚可亲。更重要的是他要揭下假面具，把自己的真实形象留给世人。他仍然应用熟悉的“二元”分析加“阶级”分析的方法，坦露自己内心的矛盾，承认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二元化的人格”，二元的人生观。他回顾从当年赴俄时起，“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即所谓“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但“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33]171简言之，他在理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情感上仍然是没落绅士和游民，二者在内心里不断斗争，但前者始终没有胜过后者，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废物”——无所用之的“文人”——卷入革命的“多余的人”。
与“二元”的阶级意识和人生观相关联，还有一对“二元”的人生事业的追求——政治和文学：厌倦政治却不得不做，爱好文艺却不能去做，政治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文学研究才是“自己的生活”。[34]185这也是“历史的误会”。这一对矛盾源于党内早已通行的“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35]166根子却还在瞿秋白少年时养成的“名士”的性情。现在，政治的滑稽剧终于闭幕，回归文学也自知“太迟了”。在告别这美丽的世界时，他最后想“再读一读”的七部俄中文学名著中，就有屠格涅夫的《鲁定》。[36]191他终于像“多余的人”英雄罗亭那样，“为革命而死”。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伴随着他的一生，《多余的话》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文本的最后完成。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37]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到《多余的话》，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瞿秋白。他用多彩的文笔，全部的生命，写下了一份“两头真”的自叙传，散发出不朽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上，他都是一个“多余的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时代的英雄——的光辉的典型。
注释：
[1]杨继绳：《李普今年八十八》，《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2]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7月号。
[3]章立凡：《两头可真，中间奈何》，《南方日报》2007年1月29日。
[4] [6] [7] [8] [9] [10] [12] [15][16] [18]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0页。
[5] [11] [13] [14] [19] [20]瞿秋白：《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252页。
[17]瞿秋白：《俄国文学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178页。
[21]石钟扬：《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附录一《“新青年”（季刊）目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22]瞿秋白：《请脱弃“五四”的衣衫》，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印行，上海书店1982年复印，第305-307页。
[23]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66页。
[24]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0页。
[25]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3页。
[26]《旧约全书》诗篇第102篇，《新旧约全书》和合本。
[27] [28] [30] [31] [33] [34] [35][36]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92页。
[29]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32]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37]瞿秋白：《瞿秋白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略论瞿秋白的“两头真”
王福湘（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教授）
近年来，中国史学界流行一个新的术语：“两头真”。发明者杨继绳（新华社退休记者）说：“几年以前，我用‘两头真’来概述一些老人的生命历程：年青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离休以后大彻大悟、真诚地面对社会现实。现在，‘两头真’这个说法被很多人所接受。连张劲夫这样的高级干部也著文宣称‘我也是一个两头真’。”[1]历史学家朱学勤认为：“‘两头真’之出现，是中国当代历史的‘大不幸’，却也是中国当代社会生活里的‘大幸’，幸亏他们出现，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才能在最为困难的时候敞开言路，同时，为后来者留下道义资源。而民主事业所需要的‘支援意识’（博兰尼Michael Polanyi语），不仅是学理，还应是道义，后者远比前者重要，理应珍惜，以利接续。”[2]另一位近代史学家章立凡则从政治体制改革的观点，发出“两头可真，中间奈何”[3]的深沉感喟，从而把”中间失真”的现象纳入“两头真”的论域。这本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以为，不妨把这一术语的概括对象追溯到1949年以前的现代史，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和瞿秋白就是“两头真”的杰出代表，上引学者的论述也都适用于他们。当然，对不同的人来说，两头真与中间失真的时间有长有短，求真与失真的范围和程度也有差别。本文只谈瞿秋白，不把他和别人作比较。瞿秋白的两头真，极富个性和价值，集中表现在自我定位、心灵解剖和身份认同上。早年赴俄时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晚年（惜乎才36岁！）被俘后所写的《多余的话》，就是他献身革命历程一头一尾的真实的内心记录，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散文珍品，而且为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政治、革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更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和人格修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道德资源。
一
《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是1920-1922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身份旅苏期间的作品，曾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两书的意义，除了客观报道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的情况，在文体上成功地开创了现代游记与报告文学先河之外，还在于真实地抒写了作者为追求人生真理、改造社会环境、实现自我价值而赴俄的理想热情，以及面对艰难现实时产生的“多余人”的矛盾心态。在《饿乡纪程》的《跋》里他写道：“这篇游记着手于一九二〇年，其时著者还在哈尔滨。这篇中所写，原为著者思想之经过；具体而论，是记‘自中国至俄国’之路程，抽象而论，是记著者‘自非饿乡至饿乡’之心程。”[4]109在《赤都心史》的《序》中说：“《赤都心史》将记我个人心理上之经过，在此赤色的莫斯科里，所闻所见所思所感。于此时期，我任北京《晨报》通信记者的职务，所以一切赤国的时事自有继续的通信，一切赤国的制度另有系统的论述，不入《赤都心史》内。只有社会实际生活，参观游谈，读书心得，冥想感会，是我心理记录的底稿。”他用“略仿散文诗”的语言说：“我心灵的影和响，或者在宇宙间偶然留纤微毫忽的痕迹呵！——何况这本小小的册子是我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5]113-114虽然瞿秋白在旅俄期间由张太雷介绍先后加入俄共和中共，但不过担任教员和翻译，尚未进入中共领导层，这时的思想固然有变迁起伏，而文章的笔法和情调显然一脉相承，两书可以当作一个整体，只是因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分成了两部。从自我分析的意义上看，作为记者旅俄时的瞿秋白有三点特别重要：
第一，他真诚地向往苏俄式社会主义，主动接受新旧俄罗斯文化，对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具有高度自觉的责任意识和雄心壮志。他一再强调，“我入俄的志愿——担一份中国再生时代思想发展的责任”，[6]31“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7]5“我的责任是在于：研究共产主义——此社会组织在人类文化上的价值，研究俄罗斯文化——人类文化之一部分，自旧文化进于新文化的出发点。”[8]84不畏饥寒苦痛，“宁死亦当一行”。[9]59晚清管同（异之）写过一篇《饿乡记》，虚构了一个远离中国，其土荡然，无有一切生人之物，名为“饿乡”的“天下之穷处”，却是非伯夷叔齐辈立志忠义、违世乖俗、强忍坚定、守死善道的真君子辄不得至的理想圣地。瞿秋白引以为喻：“我现在有了我的饿乡了，——苏维埃俄国。俄国怎样没有吃，没有穿，……饥，寒……暂且不管，……他始终是世界第一个社会革命的国家，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东西文化的接触地。”[10]31他确信共产革命的胜利：“有赤色的晓霞为之先声”，“神明的太阳”不久将“光现宇宙，满于万壑”。[11]229雄壮的《国际歌》声唱响在他的笔下，迅速成为他心中的主旋律。
第二，瞿秋白真实地叙述了他的家庭，对自己的社会身份作了深刻的分析，清醒地自我定位为破产的“士的阶级”。他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联系认识到，最近一世纪，沉睡的中国大梦初醒后，“旧的家族生产制快被打破了。旧的‘士的阶级’，尤其不得不破产了。畸形的社会组织，因经济基础的动摇，尤其颠危簸荡紊乱不堪。”他就诞生在一个真正破产的“士的阶级”的家族里，处于“几几乎类似游民的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的社会地位中”。[12]13-14他说中国传统的“士”的阶级“和欧洲的智识阶级相仿佛而意义大不相同”，但未作进一步比较，而是论述“士”阶级过去的半统治地位和现在的破产与分化，认为将来“总有那一天，所有的‘士’无产阶级化”，[13]210-211而身在新旧时代之交、中西文化冲突之中的“我”，“不是旧时代之孝子顺孙，而是新时代的活泼稚儿”，“我自是小卒，我却编入世界的文化运动先锋队里，他将开全人类文化的新道路，亦即此足以光复四千余年文物灿烂的中国文化。”[14]213也就是说，他期望自己所成就所归属的，是能发展民族个性光复旧文化的人类新文化，虽然加入了先锋队共产党，但仍自我定位在以文化为职位的智识劳动者——现代的新型的“士”阶级。
第三，瞿秋白真率地进行自我解剖，写出了内心的矛盾，承认自己的软弱和无能。他坦陈自己的心灵受社会生活影响而变化的具体过程：在家乡常州读中学时“名士化”的“避世观”；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三年，始因研究佛学而生的“厌世观”，继而为求出路形成的“二元的人生观”——“一部分的生活经营我‘世间的’责任，为自立生计的预备；一部分的生活努力于‘出世间’的功德，做以文化救中国的功夫。”[15]25由参加五四学生运动“一变而倾向于社会主义”，“然而究竟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于是，“秉着刻苦的人生观”，求满足“内的要求”，他离中国入“饿乡”。[16]26-27
在入俄以后的记录中，既有严酷的实际生活的教训，又有对苏俄“共产主义实验”胜利的信任，而更具个性色彩的是“多余人”的意识和自我认知。“多余的人”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一类悲剧性的进步贵族知识分子形象，并非一个固定模式，历来评价也见仁见智。熟悉和热爱俄罗斯文学的瞿秋白深受其影响，强烈地共鸣，虽洞察其弱点，却称之为“英雄”。他在旅苏期间所著的《俄国文学史》中是这样论述的：“从杜格涅夫（现通译屠格涅夫——引者注）和龚察罗夫（现通译冈察洛夫——引者注）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得出当时俄国智识界的通病，就是所谓‘多余的人’。‘多余的人’大概都不能实践，只会空谈，其实这些人的确是很好的公民，是想要做而不能做的英雄。这亦是过渡时代青黄不接期间的当然的现象。”“他们的弱点当然亦非常显著：这一类的英雄绝对不知道现实的生活和现实的人；加入现实的生活的斗争他们的能力却不十分够。幼时的习惯入人很深，成年的理智，每每难于战胜，——他们于是成了矛盾的人。”他对鲁定（现通译罗亭——引者注）的命运感慨尤深，说；“鲁定办一桩事，抛一桩事，总不能专心致志，结果只能选一件最容易的——为革命而死”。瞿秋白对“多余的人”持比较正面的历史的评价：“俄国文学里向来称这些人是‘多余的’；说他们实际上不能有益于社会。其实也有些不公平；他们的思想确是俄国社会意识发展中的过程所不能免的：从不顾社会到思念社会；此后再有实行。——他们心灵内的矛盾性却不许他们再进了；留着已开始的事业给下一辈的人呵。”[17]
这些话完全可以看作瞿秋白的夫子自道，是他透视灵魂的毕真写照，而罗亭的结局多么像他对自己命运的预言啊！每当瞿秋白在惨酷现实中遭到重挫时，他就很自然地产生“多余人”的自我意识。他回顾少年时家庭破产，慈母自杀，自己与生俱来的心灵痛苦，就说：“悲惨的环境，几乎没有把我变成冷酷不仁的‘畸零之人’（“多余的人”又一译法——引者注）”。[18]15旅俄期间艰苦的物质生活使他患了致命的肺痨，对幻想创造奇迹的他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低徊感慨缠绵悱恻之情”油然而生，更提升为社会与个性关系的理性思考：“然而‘我’，——是欧华文化冲突的牺牲，‘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斵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应当同于庸众。”然而他并不甘心“同于庸众”，“宁可我溅血以偿‘社会’，毋使‘社会’杀吾‘感觉’。”[19]219-220但无奈病体支离，故乡之思涌起，竟使他“不如归去”了。[20]181这种“多余人”的理想与现实的根本对立，“心智不调”的心理困境，真诚坦率的剖析和自白，是《饿乡纪程》《赤都心史》极有思想价值和文学价值的特点，早年的心理和行为方式，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瞿秋白的一生。
二
1923年1月瞿秋白回国，6月任改版后的党刊《新青年》主编，第一期即“共产国际号”，大半文字出自他手，计有《新青年之新宣言》，翻译的《国际歌》和创作的《赤潮曲》及“歌谱二阕”，译文《俄罗斯革命之五年》（列宁），论文《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之党纲问题）》，《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共产国际之策略问题）》，《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等，[21]使《新青年》面貌翻然一变。是为瞿秋白进入中共高层的标志。1927年“八七”会议，受命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是他革命生涯的巅峰。1931年后虽遭领导集团排斥，但保留了中央委员，仍属中共上层人物。我们可以看到，从1923年回国后到1935年被俘前，瞿秋白长长短短、连篇累牍、达数百万言的文字里，学苏俄救中国的宏大志愿一如从前，但那种“多余人”的意识和情感似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领袖的革命理论和战斗激情。他运用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积极贯彻共产国际的指令，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努力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成为中共党内很有威望的领导者之一。在党内地位上升时期自不必说，即使被贬斥之后，他在上海养病的三年里，还热情参与“左联”领导工作，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发展。他得到鲁迅的大帮助，也给鲁迅以大影响，两人结成亲密战友，也给现代文坛留下一段佳话。在此期间，他完全是一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姿态，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身份说话，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多余人”的消极情感。1932年在现代文学史上颇有影响的关于“文艺自由”的论辩，实际上主要的发动者和左翼文坛发言人就是瞿秋白。这里以他写的一篇短论《请脱弃“五四”的衣衫》为例，略加引述和评析。
此文用“文艺新闻社”名义刊出，作为左翼文坛的代表言论，是针对“自由人”胡秋原“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的文化运动主张而发的。文章断定，五四“以‘德’（德谟克拉西），‘赛’（赛因斯）二先生为理论的护符，其最大的任务与最后的成果是反封建，是代表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之文化的抬头”，而现在胡秋原所谓“封建之僵尸正在各方面复活”，只是其“最后的回光反照”，“我们绝不能就依此而肯定五四还有未竟之‘遗业’，而要恢复当时的‘精神’甚至于‘继续’。”瞿秋白以“百分之九十五的劳苦大众”的代表的身份，要求“智识阶级及学生群众，早早脱弃那曾光辉绚燦于一时的‘五四’的衣衫！”他主张现在中国的文化运动，不是智识阶级的，而是“大众的——是为大众之解放而斗争的”，不再是反封建的，——因为一切“封建意识形态的残骸与变种”已如“风前残烛” “行将入木”，——而是“需要——应当——集合在反帝国主义的战旗之下从事于反帝的文化斗争”。[22]这篇文章把五四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化运动，认为五四反封建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则必须以反帝国主义的旗帜取代民主和科学的旗帜，以广大劳苦群众取代知识分子作为文化运动的主角，的确是奉行共产国际即苏共旨意的中共“左联”的代表言论，其基本思想甚至话语来源于列宁，是瞿秋白把列宁主义应用于中国的一个范例。（而以后的历史证明，苏联之所谓反帝，乃是社会帝国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蛊惑人心的招牌。那是后话，姑且略过。）
列宁在1917年发表著名的“四月提纲”，提出修改党纲和更改党的名称，接着撰写了一本小册子《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详细阐述党的行动纲领，最后提出建立第三国际取代第二国际，用“共产党”取代“社会民主党”，主要论据就是原名称的“后半部”即“民主”“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一切国家的”。列宁进一步论证其反民主的理论，说：正在诞生的无产阶级的新的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民主这个词用在共产党身上，不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而且在1917年3月以后，它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使它成为‘国家’的唯一政权，成为所有国家‘消亡’的前驱。”小册子结尾驳斥社会民主党领袖对群众的欺骗，说：“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列宁把党的名称比喻为衣服，批评“我们还舍不得脱掉这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肮脏的衬衫”，号召党员：“现在已经是丢掉肮脏的衬衫、穿起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23]列宁的论证逻辑上显然不能成立，也已被历史证明其失败，但研究列宁主义不在本文论域之内。不过可以引录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说的两句话作为前文的注脚：其一，“苏维埃的（即社会主义的）民主制与实行个人独裁制之间，绝无任何原则上的矛盾。”[24]其二，“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列宁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对于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是无可争辩的真理”。[25]瞿秋白无疑是接受了这个“真理”的，他要中国知识分子“脱弃‘五四’的衣衫”，其实质也就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反对民主的诉求。
追根溯源，衣服之喻的发明权还不在列宁，而属于《圣经》。《旧约全书•诗篇》第102篇云：“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26]马克思和列宁都是以改变天地——人类世界——为己任的，他们要消灭旧宗教，取代创造世界的神。瞿秋白就是替他们在中国传道、普度众生的使徒。
三
如果瞿秋白死于疾病或牺牲于战场，那他在历史上的形象就定格于此了。然而命运却让他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挥之不去的“多余人”情结仿佛在消失多年后又回到他心中，并由于直面死亡而发扬到极致。早已决心“为革命而死”的“饿乡”君子当然不可能投降变节，他绝不会写出敌人想要的“供词”，他是唱着《国际歌》从容就义的，他决不是什么“叛徒”。但是，“多余人”贵族的忏悔意识和“布尔赛维克所讨厌的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他“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27]164伟大的《多余的话》诞生了，这就是瞿秋白在生命最后阶段重新焕发出来的“真”。虽然时代的局限使他未能在理论上大彻大悟，甚至还没有达到彻悟的程度，但他自我暴露、自我解剖、自我批判的彻底性则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篇真诚的自白书，真实的忏悔录，包含了复杂的思想情感，显示出崇高的道德人格。我想把这方面的意义还是分为三点，与《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大体对应，从中可见一头一尾的内在联系，“两头真”是有线索可寻的。
首先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瞿秋白坦白地承认，入俄前已读过《共产党宣言》之类极少几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但始终没有系统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他感兴趣的是“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引以自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认为“这同我当初的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段。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先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尽管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瞿秋白仍坚持这是他讨论一切政治问题的唯一思想方法，“无从改变”，不能放弃。[28]173-177由此可以肯定，瞿秋白终其一生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他的“思路”属于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已有所反省却为列宁所加强并践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即空想共产主义加暴力革命手段的“暴力社会主义”。[29]这种理论由于在俄国的一时成功而误导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中共主要创建者和早期领导者陈独秀晚年才开始了对它的反思而转向民主社会主义。瞿秋白不具备陈独秀的各种主客观条件，他的反思还没有能够进入理论层面，仍然停留在路线政策的是非与责任上。殊不知所有这些路线政策之间无非五十步与百步之差，在根本理论上都是一致的，主要责任者应该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共和共产国际。但不论瞿秋白犯过多少错误，反思多么肤浅，他作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对理想信念的忠贞不渝，作为真正的革命家宁死不屈的气节操守，都是值得敬佩的。
其次是“文人”的社会和阶级定位。与早年自我定位破产的“士的阶级”同而不同，《多余的话》强调自己是“文人” （即“书生”）——传统的智识分子之一种，“读书的高等游民”，“中国中世纪的残余和‘遗产’”，“优柔寡断，随波逐流，是这种‘文人’必然的性格”，[30]181-183而破产与否并不重要。“文人”属于“士的阶级”中不仕的阶层，在中国官本位社会中，仕与不仕大不相同，所以，“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但仕与不仕可以互相转化，文人从政也是可行之路。从入党之后，十几年来，瞿秋白走的就是这条路，而且一度登上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高位。难能可贵的是，他在临终前以超凡的道德勇气，揭穿了自己是“始终戴着假面具”，真实得令人震撼。他反复申说自己根本上不是一个“政治动物”，“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声名十来年”，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他坦言自己是在政治舞台上会演戏的“戏子”，“因为十几年我一直觉得自己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学教授，扮着政治家，也会真正忘记自己而完全成为‘剧中人’。”“演戏”时他总是想着回“自己的家”——俄国文学研究才是他真正有兴趣愿意干的事；而为着“顾全大局”，勉强负担政治翻译、政治工作，“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31]169如此彻底的坦白告诉人们：这位在中共党内颇有声望的领袖，其实并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战士”，而是一个戴着假面具的文人所扮演的角色，他在台上的一切都只是演戏而已。在这出“滑稽剧”闭幕之时，瞿秋白亲手揭穿了它的真相。由此推论，就不得不引起人们对所谓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本质的怀疑，进而引起对所谓“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这一根本理论的怀疑，也必然引起人们对那些自命“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和在阶级斗争名义下的政治行为的怀疑。瞿秋白的自我暴露实际上揭示了这些理论和人事的某种虚假性。这些最后的话，乃是最大的真话。
不久前还扮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时候，他曾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借用德国人皮哈的话批评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小集团居然自以为独得了‘工人阶级文化代表的委任状’——包办代表事物。这大概是‘历史的误会’。”[32]那次的扮演很有成绩，鲁迅就非常满意视为知己，尤其对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的批评更是一针见血。可是他没有把自己摆进去，他的角色还是党的领导人和理论家。现在他的解剖刀指向了自己，揭露出隐藏在天大误会背后的历史真相，这对促使长期受骗的广大观众不再受骗，应具有现身说法的教育意义。
最后是“多余人”内心矛盾的解析。《多余的话》，即“多余人”的话。虽没有使用“多余人”的名称，但回荡全篇的显然是“多余人”的真知真情，这是十几年前选择“饿乡”的“多余的人”，在生命即将结束时说出的最真诚的话。当然。早年既认多余人却还要活着，现在既认多余的话却还要说出来，这本身就是矛盾，构成深刻的反讽，其实决非多余。低沉倦怠绝望的情调固然真切感人，对生命和所爱的留恋同样真挚可亲。更重要的是他要揭下假面具，把自己的真实形象留给世人。他仍然应用熟悉的“二元”分析加“阶级”分析的方法，坦露自己内心的矛盾，承认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二元化的人格”，二元的人生观。他回顾从当年赴俄时起，“理智方面是从托尔斯泰式的无政府主义很快就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即所谓“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但“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里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33]171简言之，他在理智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情感上仍然是没落绅士和游民，二者在内心里不断斗争，但前者始终没有胜过后者，所以归根到底还是“废物”——无所用之的“文人”——卷入革命的“多余的人”。
与“二元”的阶级意识和人生观相关联，还有一对“二元”的人生事业的追求——政治和文学：厌倦政治却不得不做，爱好文艺却不能去做，政治工作是“替别人做的”，文学研究才是“自己的生活”。[34]185这也是“历史的误会”。这一对矛盾源于党内早已通行的“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35]166根子却还在瞿秋白少年时养成的“名士”的性情。现在，政治的滑稽剧终于闭幕，回归文学也自知“太迟了”。在告别这美丽的世界时，他最后想“再读一读”的七部俄中文学名著中，就有屠格涅夫的《鲁定》。[36]191他终于像“多余的人”英雄罗亭那样，“为革命而死”。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伴随着他的一生，《多余的话》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多余人”文本的最后完成。
“廿载浮沉万事空，年华似水水流东，枉抛心力作英雄。”[37]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到《多余的话》，我们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真实的瞿秋白。他用多彩的文笔，全部的生命，写下了一份“两头真”的自叙传，散发出不朽的人格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上，他都是一个“多余的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时代的英雄——的光辉的典型。
注释：
[1]杨继绳：《李普今年八十八》，《炎黄春秋》2006年第9期。
[2]朱学勤：《“常识”与“傲慢”——评曹长青、仲维光对李慎之、顾准的批评》，《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7月号。
[3]章立凡：《两头可真，中间奈何》，《南方日报》2007年1月29日。
[4] [6] [7] [8] [9] [10] [12] [15][16] [18]瞿秋白：《饿乡纪程》，《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0页。
[5] [11] [13] [14] [19] [20]瞿秋白：《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252页。
[17]瞿秋白：《俄国文学史》，《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178页。
[21]石钟扬：《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附录一《“新青年”（季刊）目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99页。
[22]瞿秋白：《请脱弃“五四”的衣衫》，苏汶编：《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印行，上海书店1982年复印，第305-307页。
[23]列宁：《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66页。
[24]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0页。
[25]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选集》第3卷下，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3页。
[26]《旧约全书》诗篇第102篇，《新旧约全书》和合本。
[27] [28] [30] [31] [33] [34] [35][36]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63-192页。
[29]谢韬：《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
[32]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43页。
[37]瞿秋白：《瞿秋白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