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就义的前前后后

瞿秋白

    瞿秋白（1899—1935），江苏武进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是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曾主持召开著名的“八七”会议；是《国际歌》最早翻译者、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问题的学者；曾两次觐见革命导师列宁；是著名的记者、作家、有名的“大才子”，精通俄、法、英等国语言；与鲁迅共同领导了上海左翼文化运动，鲁迅曾赠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将以同怀视之”……    1934年秋长征时，瞿秋白被决定留在苏区。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壮举备受看重和歌颂之际，还应看到，中央苏区留守部队为掩护红军主力集结突围同样做出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贡献，甚至付出了巨大牺牲。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并且做了大量工作而英勇就义的瞿秋白，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之一。他的被捕和牺牲无疑是中国革命事业的一大损失。
 　　在向闽西突围中不幸被俘      红军主力长征开始后，国民党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进行“全面清剿”，到处都是腥风血雨，一片白色恐怖气氛。1935年2月初，中央分局为保存干部，便决定将时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的瞿秋白等主要干部送往香港或上海坚持地下斗争。11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派出数十名武装人员护送瞿秋白、何叔衡、张亮（项英之妻）、周月林（梁柏台之妻）及邓子恢（到永定领导游击战争）等人，从临时中央政府办事处所在地会昌县小密村出发，向福建的永定县转移。18日，瞿秋白等一行来到中共福建省委所在地长汀县四都乡小金村，在这里做了短暂休息后，改由福建省政治保卫局特务队护送，20日到达福建军区所在地琉璃乡汤屋。21日，福建军区冲锋连和省保卫局特务大队组成约100余人的武装护送队，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向永定转移。
    2月24日清晨，瞿秋白等人东渡了汀江，来到水口乡的小迳村。由于大家十分疲劳，又逢下雨，就在老百姓家休息片刻，并煮了点稀饭充饥后宿营山上。就在这个时候，不幸被保安14团团长钟绍葵押送商船驻水口的一个营发现，激烈战斗后，护送队员被打散，他们遭敌人包围。邓子恢是闽西人，地形方向较熟，得以突围逃生。何叔衡滚下山崖，昏倒在荒田里，被民团枪杀。瞿秋白、张亮、周月林躲藏在杂树丛中的山崖下，在敌人搜山时被捕，押回水口乡敌营部。当晚，营长李玉对他们进行长达2个多小时审问。瞿秋白供认自己叫林琪祥，现年36岁，江苏人，肆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后在上海经营旧书店及古董生意，曾入医学校学医半年。1932年游历福建漳州，适因红军打进漳州，被俘虏送往瑞金，先后在红军总卫生部当过医生、医助、文书及文化教员。主力红军转移后，被留在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省军区医务所做医助。1935年1月携款逃离，走到水口又被苏区地方武装抓获，当夜由保卫局人员看押，准备天明再走，不料被你们的武装发现俘获。
     瞿秋白要求周月林一口咬定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让张亮改名为周莲玉，佯装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
    翌日，钟绍葵由长汀县城赶到水口，李玉向他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得知被俘的林琪祥等人携有港钞、黄金、苏币，武装人员多配带驳壳枪。他判断林琪祥可能是共产党的“要人”。随后便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14团团部。周月林和张亮关在一起，瞿秋白与同时被俘的红军战士关在一起。
     钟绍葵亲自对瞿秋白等又审讯了几次，瞿秋白等的口供依然一样，便决定就地解决，许可保释。张亮，四川省罗山县人，30岁，怀有身孕，已临近分娩期，由上杭县城糖果店老板林鸿昌保出，因其妻无生育，想认养张亮即将出生的孩子。周月林，浙江省宁波人，28岁，李玉以其妻即将生产，将其保释到家中当保姆。
    瞿秋白在狱中写了一份“笔供”编造了一套假情况，迷惑敌人。李玉看了供词后对瞿秋白说：“如果所述情况属实，可以取保释放。”3月9日，瞿秋白为了早日脱身，即以“林琪祥”的名字写信，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请他们设法营救。4月初，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周建人收到秋白的来信。得知秋白在狱中挨饿受冻，如果有切实铺保或有力的团体作保，是可以释放的。在鲁迅、周建人、杨之华忙于找铺保时，国民党报纸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使他们的营救计划未能成行。
   　 敌人屡次劝降都无济于事

        原来，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武平县大禾梅子坝被敌重兵包围，激战中不幸牺牲。其妻被国民党第八师俘获，在严刑逼供时，这个女人供出了瞿秋白等3人已被俘的事。八师师长陶峙岳立即报告了国民党驻闽绥靖公署主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蒋鼎文觉得事关重大，马上电令驻长汀县的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和驻龙岩的第二绥靖区司令李默庵，要他们紧急查明上报。此时，曾在中华苏维埃政府当过炊事员，红军长征后回上杭钟绍葵团部做炊事员的郑大鹏，一天中午因看押人员没有准时来拿饭，就把饭送到监狱里，认出林琪祥就是瞿秋白，即报告了钟绍葵。
     被重赏通缉了11年的瞿秋白终于“落网”，这对国民党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4月下旬，钟绍葵急于“邀功请赏”，便先将“中共要犯”瞿秋白押往长汀，交给原本相识瞿秋白的宋希濂。再将张亮、周月林也重新收押，并解送到龙岩国民党第二绥靖司令部。周月林和张亮始终守口如瓶，没有供出瞿秋白的什么情况。最后，国民党当局以“共匪顽固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她俩各10年徒刑。直到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形势转变，才幸运地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一再要求下，国民党被迫答应释放政治犯。周月林和张亮获释后，去武汉寻找八路军办事处。
    瞿秋白从被俘到5月底，3个月过去，敌人从刑讯逼供到软禁厚待，都没有从他口中捞到他们所需要的任何东西。长期监禁不能战胜瞿秋白的坚强意志，这一点，敌人是看到了。但是，这样一位声望卓著、中外闻名、受到人民爱戴的人物，万一愿意改变宗旨，对于巩固国民党独夫民贼的统治，将会有很大的好处。而且，他们估计瞿秋白无论如何坚强，到了这身陷囹圄，山穷水尽的时候，也会软化屈膝的。在瞿秋白身份被认明以后，军统特务机关即奉蒋介石之命，电令军统在闽西的部属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审讯瞿秋白。随后，又从南京派员到长汀，诱迫瞿秋白投降，都被拒绝。于是，南京伪中央党部的人员又到长汀作说客了。
    5月22日，在瞿秋白《多余的话》竣稿的同一天，南京伪中央党部给驻闽绥靖公署发了一道密电：派陈建中同志来闽与瞿匪秋白谈话。耐人寻味的是，瞿秋白在汀州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一文中有这么一段话：“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刚刚过了3天，又有一道密电由南京拍到福州：加派王杰夫同志偕同陈建中同志与瞿等谈话。……
    不管国民党政府派来什么样的官位居高、巧舌如簧的说客，瞿秋白都慷慨陈辞，说得满室敌特无话可答。王杰夫等人知道再谈下去，还有更严厉的抢白，只好偃旗息鼓而退。
    当晚，三十六师为王杰夫等人饯行。席间，王杰夫哀叹地说：“我们不能作到使瞿秋白为我们所用，这就说明我们工作的失败。”三十六师的宋希濂说：“我们作了不知多少倍工作，南京军委会也派了专员来，他们办理这样的案子很有经验，结果也是无功而返。”又说：“要瞿秋白为我们国民党所用，实在等于作梦。他在师部还不放弃马克思主义宣传，我们师部有些人对他看法就不正确。他多在师部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万一有个差错我将如何向委员长交待？”
    第二天，王杰夫便引着众人，迳自离开长汀，向陈立夫复命去了。王杰夫和朱培璜后来对这次失败的劝降供认不讳。朱培璜的结论是：“王杰夫等专程到长汀，用尽欺骗伎俩，由于瞿秋白先生忠贞不屈，严词拒绝，致无结果而返。”瞿秋白无意于名垂后世，但他却以其对党和革命的一片忠贞，击破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劝降阴谋，赢得了人们的敬仰。
    囚禁他的国民党师长宋希濂也不止一次前来劝降。面对这个自己昔日在上海大学教书时的学生，瞿秋白把与宋希濂的谈话变成了一次关于共产主义在中国是否行得通的辩论，而辩论最终以后者的无言以对收场。
    就在行刑前5天，国民党还继续派员游说。他们的条件似乎颇为照顾瞿秋白的面子：不必发表反共声明和自首书，只要答应到南京政府下属机构去担任翻译即可。
     瞿秋白给予的回答很干脆：拒绝，还是拒绝。说：“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害，请勿撕破我的历史！”
    国民党统治者既不能招降瞿秋白以巩固其反动统治，便立即杀害瞿秋白以除后“患”了。本来，6月2日，蒋介石就从武昌行营给蒋鼎文发了一道密令：“龙溪绥署蒋主任：寒已法电悉。成密。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中正。冬行息字印。”只是因为陈立夫遣人对瞿秋白劝降，所以拖迟了行刑的时间。王杰夫等人一走，蒋鼎文、李默庵于6月15日、16日、17日连电催促三十六师迅速执行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决令。
    6月17日夜，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像往常一样来到瞿秋白的囚室。但这一次，他不是索供，也不是求诗。他是奉命有意把蒋介石的处决密令暗示给瞿秋白。也许，这位蜚声国际的共产党人，在死神面前会吓得软瘫如泥。瞿秋白万一有回心转意的表示，那岂不是意外之功。然而，向贤矩估计错了。瞿秋白同往日一样，沉静，安详，毫无惧色。         高唱《国际歌》傲赴刑场

    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

    这一天，三十六师师部，兵卫严密，一派萧杀之气。早晨八点，三十六师特务连连长走进囚室，向瞿秋白出示枪决命令。

    瞿秋白正在伏案挥笔书写绝笔诗：“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一边手不停挥，一边镇静地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接着把诗写完，并附跋语，末署“秋白绝笔”字样。

    这时，宋希濂和三十六师的大部分干部，共约一百多人，先后走到堂屋里来。三十六师煞有介事地举行了军法开庭宣判。宋希濂后来说：九时二十分左右，瞿秋白在蒋先启的陪伴下走出房间，仰面向站在堂屋里的这些军官们扫视了一下，神态自若，缓步从容地走出了大门。他坦然正其衣履，到中山公园凉亭前拍照。今天我们还可以从这幅珍贵的遗照上看到瞿秋白最后的风采。他上身着黑色中式对襟衫，下身穿白布抵膝短裤，黑线袜，黑布鞋。背着两手，昂首直立，恬淡闲静之中流露出一股庄严肃穆的气概。据一位临场记者当日的报道：瞿秋白来到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菲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

    餐毕，出中山公园。瞿秋白在匪兵刀枪密布环绕之下，慢步走向刑场。刑场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下蛇王宫养济院右侧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园二华里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说步行两华里，就是二十米也无法走，恐怕要被人拖行的。瞿秋白手挟香烟，顾盼自如，缓缓而行。沿途唱《国际歌》，并唱《红军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革命胜利万岁”，“共产主义万岁”口号。大概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国际歌》他是用纯熟的俄语唱的。临场监刑的伪三十六师政训处长蒋先启原是留俄学生。他清楚地听到了“英特纳雄奈尔”的歌声。到达刑场后，瞿秋白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饮弹洒血，从容就义。年仅36岁。或许，枪声响时，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骨气所扬之处，正是瞿秋白的内心所归！

    当日中午，宋希濂将处决情况向李默庵电告，下午，瞿秋白遗骸葬于福建长汀罗汉岭盘龙岗。

    瞿秋白被捕的消息登报后，与他引为知己的鲁迅木然呆坐，低头不语。几个月后，鲁迅抱病将瞿秋白译著编纂成集。

    抗战爆发后，有人向毛泽东讲述了瞿秋白殉难的情形。毛泽东神色凝重、深为惋惜地感慨说：“如果他不牺牲，现在来领导延安的文艺工作多好。”(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