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瞿秋白冤案”的起源与平反

三，戚本禹1979年6月12日在秦城监狱的交代材料

1964年，香港的国民党杂志，又把《多余的话》登出来了。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有毛主席，有总理，还有我，三个人，怎么谈起的我不记得了。我向他们报告说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在香港那里又登出来了。毛主席就要看，我就拿给他了，请他看。……后来，毛主席看了以后，就对我讲，就是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纪念方志敏……他的话是那么讲的，此外就没有多的话了。周总理想把《多余的话》的原稿找到，据我所知，没有找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1966年总理派了两个人来问过我瞿秋白的事情，我就把以上情况现一次报告了他。三年困难时期，有一股很大的为彭德怀翻案的力量。我给总理写信说：彭德怀反对毛主席是错误的。总理告诉我，他把我的信在政治局传阅了。这时有人提出彭德怀有功，军事上行，演出《李秀成之死》是为彭德怀翻案的。我认为这是攻击主席，我应起来作战。1963年，我写了《评李秀成自述》。写的目的是说对人的评价应看到功劳，也要看到晚节，晚年反对毛主席也不行。这是决定我对《海瑞罢官》的态度。我投入文化大革命，犯错误，都不是偶然的，是有历史根源折。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都知道，斗争是尖锐的。当时周扬批评我，他骂我很厉害，翦伯赞也反对我。这时我与江青就有接触了，她批了一个材料给我，我也不知道她是赞成我，还是反对我。那时我跟田家英很好，田也支持我的文章。江青叫我去，田家英说你要去，她是中南海的首长。我去了，江一开口就说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毛主席表扬了你，他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你可别骄傲。又说主席叫把《李秀成自述》原文影印本给你，叫你继续作战。我说现在还开会围攻我，她听了大发其火，说她给主席汇报。这次接见是决定我以后跟她跑的原因。在我困难时，她代表主席支持我。她叫我再写文章，要快写。这是1963年底的事。

看到戚本禹这篇交待材料，陈铁健和中纪委八组同事们感到有些事情要进一步查清，于1979年秋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问他写《李秀成自述》是否涉及瞿秋白。戚回答说“1963年他写批判李秀成文章，开初只是认为中国‘防修反修’可从近代史上找到同类例证，影射彭德怀晚年反毛也是‘晚节不终’。”“1963年底，江青找他谈话，说是你给党做了重要的事情，主席表扬你，很满意你写的文章。主席认为党内叛徒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你的文章提出这个问题，为党立了一功。你可别骄傲，要继续写。可以请教康生的‘九评’（指与苏共论战的九篇评论文章）写作班子。戚写完第二篇文章，到钓鱼台找康生。在饭桌上，康生等要戚不必跟着批评者的观点跑，而要高屋建瓴，抓住要害予以反击，务使对手无还手之力，如此，才能置对手于死地。1964年，戚本禹的第二篇文章《怎样对待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行为？》（《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发表，明确提出叛徒问题，从李秀成、汪精卫到彭德怀，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大批特批，其势汹汹，在全国引起更大震动。”（上引书第26页）

“瞿案”复查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认真、仔细查阅从公安部调来的关于瞿秋白被害案审查卷宗，共二十卷，约三尺厚。公安部关于瞿秋白被害问题的调查，是1954年初根据湖南省公安厅上报的两名参与杀害瞿秋白案犯的有关口供材料，按照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责成湖南省公安厅追查的。同年10月，由公安部十三局组织专门力量查办。“经过十年的严密调查侦审，于1964年10月19日完成《瞿秋白烈士被害问题调查报告》。证据确凿，事实清楚，中央决策者完全可以据此做出瞿秋白在狱中对敌斗争坚决、从容就义的结论。而这时正是常州瞿秋白故居陈列展被下令停办之后两个月。又过两个月，1964年12月30日，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依据中宣部向陆定一、康生和中央的报告，‘将陈列中出现瞿秋白、项英、博古、谭政、甘泗淇、袁国平、彭雪枫、陈光等人的名字和形象文物’完全除掉。历史事件的真伪，历史人物的沉浮，就这样被某些人为了某种目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颠倒于股掌之中了。”（上引书第28页）

陈铁健认为：“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三顶帽子，公开判定于1968年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而其张网以待的秘密部署应不晚于1962－1963年间。”因为“大跃进”导致数千万人饿死，“面对灾难，毛泽东和刘少奇对中共中央的指导方针和一系列政策举措正误的估量，存在着巨大差距。毛泽东始终认为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即正确占足九成，错误微不足道。刘少奇则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特别是1962年召开的党内“七千人大会”，使毛极为不满。（上引书第22、21页）

“文革”开始，公开批瞿。瞿母金衡玉1916年因贫债交逼自杀，葬于常州，1967年1月19日，其墓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像被红卫兵砸毁。1967年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瞿父瞿世玮1932年在济南贫病交加中去世，葬于济南南郊，文革中也被红卫兵砸墓平坟。“1972年中发12号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孙克悠：《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问题复查工作的回忆片断》，前引书第293页）

经过大量调查研究，“瞿秋白问题复查组”在1979年底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讨论。1980年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中纪委第三书记胡耀邦主持会议。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中共中央通过的包括《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一系列文件。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但遗憾的是这次全会只通过了为刘少奇平反昭雪的文件，而对瞿秋白的平反文件未予通过。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过去因刘少奇问题受株连的人和事，一律予以平反。虽然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在2月29日的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当有人提到如何评价瞿秋白时，邓小平明确指出：“历史遗留的问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议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尽管为瞿平反的文件未获通过，但事实上已经“平反”。1980年6月17日，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联合举行座谈会，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会议由中国作协副主席贺敬之主持，中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周扬在会上讲话，高度赞扬瞿的一生。座谈会上还有许多人发言，孙克悠回忆说：“在这个会上，我记得李维汉同志曾经说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党的主要领导人中，瞿秋白是最能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他不搞家长制。”（孙克悠：《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问题复查工作的回忆片断》，前引书第297页）第二天，中共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负责人、社科院研究生院负责人、中纪委八组负责人及瞿和亲属瞿独伊等人，在八宝山瞿秋白被砸的墓碑残基前，敬献了中组部送的花圈和亲友献的鲜花。

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标志着对从1964年就开始罗织的“瞿秋白自首叛变案”的正式、彻底平反。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陈铁健：《导读：书生革命者的悲剧情怀》，前引书第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