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我在国有企业的经历（退休日记20100517）

41年前，我走进了北京市属的一家企业，成为那里的一名工人。这个厂位于菜户营附近，在当时已经是郊区了。周围有菜地，有猪圈。在10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南菜园，就能闻到厂里散发出的甲醛、苯酚的气味，相当刺鼻。

这个企业主要生产绝缘板、绝缘棒、绝缘纸筒，以及绝缘漆、腊管等电器中所应用的高级绝缘材料产品。我被分配在一车间，一车间主要生产复铜箔板和绝缘纸管（筒）两个生产大组。我被分到了纸管大组，也叫纸管车间。

纸管生产工序大约是这样的。先是在制漆车间生产酚醛树脂，二车间将酚醛树脂浸在一个大卷的纸基材料中，同时进行加热烘烤。这时的温度不宜过高，不能让树脂完全老化。经过浸烤后的纸质材料就送到纸管车间。而后用一个带有热压辊的大机器将纸卷制在铁芯子上，这也是经过一个热压的过程。在卷制的过程中，带有绝缘漆的纸就较为牢固的粘在铁芯子上了。卷制工序完成就，就把卷制好的半成品连同铁芯子一同送进烤炉烘烤，要在摄氏160度的温度下烘烤8个小时。之后，将这些半成品拉出烤炉，进行脱芯，我们也叫拔管。经过烘烤和脱芯的纸管已经相当坚固了，下一道工序是把纸管两端毛边锯掉，再把纸管放进一个盛满绝缘漆的漆槽里浸泡，取出后再放进烤炉里烘烤。我们把这个工序叫烤管。烤管工序要经过三道，然后就可以打包出厂了。这时的产品外表光滑，呈深橙色，样子也很可爱。这些纸管（筒）壁厚都不一样，厚的能达几十个毫米以上，而薄的只能不到两个毫米。大的纸筒内径有500多毫米，小的纸管内径只有8毫米，所以使用的铁芯子也大小不一。细的铁芯子如一根较粗的铁丝，而粗的铁芯子则像一个钢桶。这样大的铁芯子，人靠体力是搬不动的，需要有吊车协助。而我，就成了一名负责拔管（脱芯）的工人。

拔管工要三班倒，卷管工当时先是两班倒，后来也是三班倒。我倒了九年的班，直到最后也还是憷上夜班。下了夜班，两腿沉得要命，可是白天睡觉也睡不踏实，如果白天睡不好觉，晚上上夜班就更难受，简直就是恶性循环。一到上夜班的那个礼拜，几乎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一点精神都没有。如果哪天睡足了，那真是天大的幸福。拔管工劳动强度不小。上班后，先要把八小时前送进烤炉的装满了卷着铁芯子的纸管的大铁架子车从烤炉里拉出来，温度仍然得有100多度，到了夏天，身上都是白毛汗，弄不好也经常挨烫。身上的工作服都是汗碱，白花花的。脱芯机有大小两种，大的是丝杠传动，小的是链条传动。后来改进之后，大的脱芯机改成了液压传动，速度提高了不少。

拔管这个活，主要就是耗在劳动时间集中上。因为卷管机等着芯子要用，我们必须尽快把纸管从铁芯上脱下来，然后送到卷管机前备用。所以这个劳动还是很紧张的。拔完了大管再去拔小管。同时还要把卷好的管装上烤炉前的车上，所以时间相当紧张。一个班下来，要连续工作五六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搞卫生，擦机器，或者帮助卷管的工人干点杂活儿。因为活儿较累，下班后总会腰酸背痛。

拔管的活儿虽然单调，但有时有晌，不是连续工作的那种。稍有闲工夫的时候，就帮助卷管的同事干点杂活，顺便也学会了卷管。后来，有一次卷制玻璃纤维管，由于玻璃纤维浸的是环氧树脂，温度过高过低都不行。温度过高则粘成一坨，跟年糕似的，温度太低则粘合不上。因此掌握温度非常重要。我虽然很少卷管，可是对于卷玻璃纤维管还是有点办法的。所以，对于这个有一定难度的工序，我这个拔管的比起有些卷管的似乎还更有些经验。所以一遇到不太好弄的玻璃纤维管，往往就让我上了。

拔管工总跟铁芯子打交道，所以要么被烫伤，要么被砸伤也是常有的事。当然，有的师傅干活麻利，很少受伤。而我这样干活拉糊的，笨手笨脚，受伤就成了三天两头的家常便饭了。不过一般来说，伤都不算重，烫起了皮儿，或砸了一下，但没有骨折。比较重的一次是把指甲盖砸坏了，后来自己脱落了，才又长出新的来。

那个时候，我们的纸管、棉布管和玻璃纤维管销往全国各地，主要是当时一些重大的水利电力工程，如青铜峡、刘家峡，还有攀枝花。虽然那个年代是国家还处于动乱的状态，但是这样一些大型的建设工程还是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我们的青春并没有虚度。我们用劳动和汗水为祖国的建设付出了我们的努力。

我们一车间的另一个大组——铜箔板组，主要生产空白的印刷电路板。也就是当时各种电器的电路所赖以连接的基板。当时销路也很好，有不同的型号。在全国也有一定的名气。只是后来，由于管理上的原因，销路越来越差，最后被外地的企业彻底打垮了。

这里的原因，我以为，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国有企业是大锅饭，不如私营企业干得好。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在企业工作的那几年，多年来没有涨过工资，也没有发过奖金，但是工人们的工作还是比较规范的，能够遵守基本的劳动纪律，能够自觉地为国家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后来的问题反而是在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当年老工人退休，让一大批子女接班顶替。这本意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但对企业的管理是致命的伤害。因为招工的程序并不是严格按照企业需要人员的标准来做的。对待招进来的原企业职工的子女，很难像对普通青年工人那样严格管理。因为管理他们的组长、班长、车间主任，乃至厂长，都是看着这帮孩子长大的。见面就叫叔叔大爷。管严了不是，管松了没用。企业的管理就是这样被彻底瓦解了。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两个企业，全国的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后来的国有企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这种管理的松懈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1984年，我考上了研究生，彻底离开了原来的企业，和这个企业断绝了所有的联系。虽然有一段时间，企业效益还不错，也在电视上做过广告。但没过多久，就难以为继了。管理者心思也不在经营和管理上，都想着法儿地为自己捞好处，工人就更没有心思认真干活了。企业的市场急剧缩水，产品质量严重下滑，原来一个盈利的企业转变成长年亏损的企业。最后，企业不得不把企业用地卖掉。而买地的地产商，转手就把价格提高好几倍给转卖出去了。企业后来搬离了菜户营，迁到了南苑，现在也不知所终了。

我以为，在国有企业市场化的过程中，有些步骤是很值得探讨的。原来，企业都有上级单位，盈亏都有人管，后来没有上级了，可是企业自身没有积累，靠银行贷款维持。这对企业压力很大。同时没有上级监管的企业，企业的领导失去了监管，就可能为所欲为，这是我们企业出问题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没有经验。可是我们并不是没有发现问题，并不是没有能力解决问题，而是有某些思想的干扰，有意要搞垮我们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