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贫困还是富饶？

哲学，是贫困还是富饶？ (142 reads)      时间: 2010-5-09 周日, 下午2:14

---

作者：芦笛 在 芦笛自治区 发贴, 来自 http://www.hjclub.info

哲学，是贫困还是富饶？


芦笛


《恩格斯辩证法批判》的最后一节是《辩证法的复兴是思想史上的返祖现象》，还没写出来，就被唐好色网友打断了。一直在想老唐提出的那个问题，迄无头绪。

先说一下我那节的中心思想。那其实是师爷先生的质疑引出来的。他认为，在物理学中量变确能引起质变。我当时虽然答复了他的质疑，但没有细想，后来整理旧稿时思考了这一问题，盘点了自然科学不同领域里的“量”和“质”。这才发现在不同领域里，人们早已沿用成习的“量”和“质”有完全不同的涵义，那情况之复杂是亚里士多德当年划定这些范畴时根本梦想不到的。

例如数学毫无物质内涵，只有“量”而无“质”。要在数学领域里寻找“量变引起质变”，便起恩老匹夫于地下，谅他也想不出个例子来。这就是我当年问老师，一个数无限加上1，会引出什么质变来，他只能张口结舌的缘故。当然，若是我在他的位置，我可以诡辩说：加到10就到了那个“度”，发生突然的质变，变成了10位数，加到100便再度发生质变，想来还是能蒙过高中生去的。但对大人来说便是搞笑了：二进位制、十进位制与玛雅人用的二十进位制的“质变”的“度”为何不一样？您那“质”怎么是个任人捏扁搓圆的面团啊？

相比之下，自然科学的“量”必然要带上物质涵义，因而在不同领域里根本不是一回事。例如“物理量”其实是“物理性质”的同义语，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后者的数据化测量。因此，物理学中的“量变”，其实都是“质变”。物体的所谓“量变引起质变”，在更常见的情况下其实是：“一种质变引出另一种或几种质变。”例如质量改变不但引起惯性和引力的改变，还能引起热容量的改变；速度改变不但引起动能和动量的改变，还能引起摩擦力的改变；温度改变可以引起物体的多种物理性质改变就更不用说了。而化学量乃是反应物质的摩尔数，并不是对化学性质的量度。其含义与物理量完全不同。

在这种情况下，使用“质”和“量”这一类大而无当的模糊概念，去总结出一个横跨不同领域普适规律来，岂不是疯子干的事？这涵义是什么涅？这就是说，“质”“量”这类概念属于大而无当的哲学概念，不能胡乱用于科学，更不能用以总结出百科通吃的“普遍规律”来。换言之，哲学非但对科学毫无指导作用，还很可能起到破坏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起到了这种破坏作用，在共产世界极大地干扰了科学家们的思维与研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悖谬现象？在我看来是黑格尔作的大孽。他刻舟求剑，在19世纪还倒回去用原始人的方式去探索“宇宙运行规律”，而这一倒行逆施被马克思那肖弟子发扬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堪称人类认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智主义逆流。

如所周知，哲学是人类最先出现的学科，甚至是远古唯一的学科，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最初的幼稚探索。远古缺乏探索自然界的手段，人类只能靠感官感知外界，靠推理去猜测外界的奥秘。这种原始手段必然导致“古代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产生，其特点是：

一、“从整体上把握世界”，“见林不见木”。由于观察手段的限制，早期哲学家们都无视世界的细部，而是作全景式鸟瞰。除了少数例外，似乎都倾向于把自然界与人类视为一个整体。

二、“从本质上把握世界”。古人从未想过必须深入事物内部去作实际探索，而是靠基于浅表整体观察的推理去探索世界的本质，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于一些简单元素，诸如古印度的“地水火风”，中国的“阴阳五行”，“理与气”，古希腊赫拉克利特的“永恒的活火”，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等等，并总结出支配整个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来。

三、这些“规律”的提出都与实证无关，哲学家们提出的“总体规律”都不是实验结果，他们也没想到过要去用实验求证，甚至没有意识到那些狗屁“规律”不过是一堆主观猜测，武断认定。

东西方的古代哲学都显示了上述特点，东西方都有“辩证法专家”：古希腊有赫拉克利特，中国有老庄。其最关键的相似点，是大家都在豪情万丈地制定一个支配整个宇宙运行的基本规律。这基本规律把人类与自然界一马勺捞进了进去，据说是同时支配两者的，用老子的话来说便是“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唯一的例外似乎只有中国古代的天才荀子（他大概是中国有过的唯一天才吧），他提出来的“天人二元论”惊人地准确——支配大自然的“天道”与人类活动无关，两者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祆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祆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现代人一望即知，古代哲人的屁话不过是原始人的猜谜活动。尽管哲人们在打灯谜时显示出来的非凡智力令后人在千载后还钦佩无已，然而再聪明的猜谜也不过是猜谜，没有什么可持续发展性，也无法形成共识，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手段去揭示谜底。

令人惊讶的是，再聪明的古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不但亚里士多德豪情满怀地制定（不是发现，是制定）了地球的四种基本组成元素（亦即古印度的“地水火风”，两者吻合到惊人地步）以及外层空间的物质“以太”，而且规定了星球的形状，制定了从天体运动到地球上物体的一系列运动规律，却从未想到过该去验证验证他那些武断认定是否真是那么回事。不仅如此，在中世纪后期，当西欧学者到穆东方斯林世界取经，再度发现古希腊文化，并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翻译成拉丁文传回西欧后，所谓“亚里士多德主义”就此变成学术界的主旋律。学者们把他制定的“宇宙运行规律”当成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推导出许多子定律来。如果他们偶然发现事实与那些子定律不符，便采取掩耳盗铃的态度，认定那些事实是讨厌的阶级敌人搞破坏，应该设法把它们镇压下去。

16-17世纪的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也就是大家时常去超市购买的咸肉Bacon，那是他发明的，于是那肉就此得名。人类历史上大概再没比这更普及的纪念先贤的命名方式了。哪怕是挑葱卖菜的鬼子都日日念叨他的名字，尽管很可能不知道Bacon是谁）“把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再度颠倒过来”。他首次提出要区分 “事实” 与 “观点”，是前者而不是后者，才是揭示客观规律的出发点。而且，正确的探索客观世界的办法不是演绎法，而是基于事实的归纳法。从事实出发，经过归纳推理，得出“公理”（Axiom），进而上升到“规律”（law）。

这就是所谓“经验主义”（Empiricism），它跟毛主席那伟大的哲学家批判的周总理的“经验主义”八万竿子打不着，正如那文盲土包子反对的“自由主义”与正宗自由主义风马牛不相及一般。在我看来，经验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没有它科学就绝不会问世，人类便只能永远把智能活动限于层出不穷的猜谜活动中，直到Nibiru撞上地球那天还乐此不疲，却到死也想不到先得去找到揭穿谜底的办法。在我这偶然论者看来，咸肉同志的偶然问世，给西方世界带来了科学。如果他没生下来，那或许今日欧洲也跟中国一样，满足于花样百出的猜谜活动。那么，老芦早在20多岁时便作了少年进士了，娶了≥5个老婆。What a shame！

爱你喂，咸肉同志给欧洲的学者们留下了巨大的影响，引出了所谓的“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这话或许过于夸张，不过在我看来，咸肉在所谓“自然哲学”中打入了一个巨大的楔子——实证，就此把它劈成两岔：能实证的变成科学，不能实证的仍然是哲学（“猜谜活动”的典雅说法）。培根之后，一大批科学家突然间冒了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伽利略（其实他是培根的同代人，可见我上面过份强调了培根的影响，不过伽利略似乎没有专门从认识论的角度强调过实证的重要性，他的影响是实际贡献而非理论上的影响）、帕斯卡、牛顿、莱布尼兹等人。物理学挣破了笼统的“自然哲学”的胎膜，变成了独立的学科。

以后的岁月便是“形而上学”的辉煌时代。科学家们认识到靠“整体思维”是无法深入事物内部的，只能不断打入楔子，人为地把自然界分成越来越多的学科：18世纪拉瓦锡的经典实验标志着近代化学的诞生，19世纪拉马克等人正式创立了生物学的名称……新的学科不断涌现，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全靠实证标准与“形而上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人类才结束了猜谜时代，实现了第一次认识大爆炸。

然而“形而上学”的猖獗却令恩格斯无比疾首痛心，在《反杜林论》中，他沉痛追悼道：

“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尔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

（睡觉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