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曾爱国 汪精卫缘何走上卖国路（组图

也曾爱国 汪精卫缘何走上卖国路（组图）

　　毁墓扬灰

　　1946年1月21日，梅花山突然戒严，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禁绝来往。国民党部队51师工兵指挥官马崇六指挥士兵趁着夜色，将150公斤TNT烈性炸药运上山顶。这些炸药，将用来炸开汪精卫的坟墓。

　　毁墓的命令是1月中旬下达的。南京黄埔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召开会议，据当时的记录，何应钦说，“汪精卫的坟墓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有碍各方面的视听”！

　　何应钦的建议随后上报尚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得到蒋介石首肯。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1939年4月25日，越南海防港，时年57岁的汪精卫登上了一艘名为“冯。福林哈芳”号的法国小货轮。细雨蒙蒙中，货轮启航驶往上海。

　　按照日本的安排，汪精卫本应乘坐日本北光丸号，但汪精卫认为乘坐日轮“有失体统”，坚持租用法国货轮。但海上风急浪高，法国小船不堪应付。29日，汪精卫发电向北光丸号求援，最终还是乘坐救生艇爬上了日舰。

　　是夜，汪精卫写下了《夜舟》一诗，诗中借用文天祥《过零丁洋》典故，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之句。

　　此时，距汪精卫发出叛国电已有5个多月。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其实汪精卫何尝看不出“近卫声明”“暗藏利刃”？他私下对周佛海等人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而肥，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

　　汪精卫所指的食言而肥，是指“近卫声明”和此前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重光堂密约”不符。在“密约”中，日本承诺“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中国方面“承认日本军的防共驻兵，以内蒙地区为特殊防共地区”；而待“近卫声明”发表，日军的驻军地点抽象化，撤兵时间无限期推迟，字里行间还留下无限勒索空间。

　　正是有“重光堂密约”，汪精卫才于1938年12月由重庆转道昆明，出逃越南河内。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曾有谋划刺杀清廷摄政王之壮举，其后又为孙中山撰写《总理遗嘱》。论资历，为国民党元老；论现实地位，在蒋介石一人之下。汪精卫的出逃，震惊了整个中国。

　　国民党内部仍然对汪精卫回心转意抱有幻想，国民党中政会在致汪精卫的信中恳求，“先生其归欤，国危如斯胡不归！”信中还说，“大敌在目，薄海同仇，先生将何之？”

　　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此事殊所不料”，“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而汪精卫“将何之”？他已经不会回头了。

　　甘当走狗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均发表长文，号召“打倒走狗汉奸汪精卫”。

　　面对汹汹众议，汪精卫习惯性地陷入了踌躇中。在谈判中，汪提出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

　　但对汪精卫来说，在南京建立新政权，“继承正统”的诱惑太大了。多少年来，他都以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自命，而在与蒋介石的权力争夺中，始终棋输一着。如今眼见可以借日本之力立国，汪精卫又如何舍弃得下？

　　汪精卫最终与日本达成了协议。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选举中央委员，并通过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政治纲领。

　　1940年1月22日，汪精卫等一行赴青岛，与南京“临时”、“维新”两组织及蒙古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划分“建国”后的权力分配。

　　一场大戏，即将开演。

　　粉墨登场

　　1940年3月30日，酝酿了1年零3个月的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仪式终于登场。

　　原来的国民政府旧址被原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占着不给，汪记“国民政府”于是选址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原考试院位于南京玄武湖南岸，鸡笼山东麓，依傍古城墙而建。这是1930年代初修建的一组古典式建筑，飞檐翘角，错落有致。大院内的建筑群按东西两条平行的中轴线排列。汪精卫选择地处东轴线的宁远楼作为自己的办公楼，相对的西轴线的明志楼则为“国府礼堂”。“还都仪式”就在国府礼堂举行。

　　20日清晨，警察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按照日本要求，上面必须加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当时的市民们，把这条黄飘带形象地称作“日本人的三角裤”。

　　南京的军政官员们分乘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临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而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汪精卫或许希望藉此暗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将来随时会撕去。

　　国府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但官员们彼此相见也只是点头为礼，全没有喜庆的气氛。

　　汪精卫身着黑色礼服，文官穿蓝袍黑褂，而武官着军装。汪伪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回忆，“他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面上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

　　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汪精卫俯下了头，脸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国歌后他宣读了《还都宣言》并发表讲话，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典礼在汪精卫讲话后匆匆地结束。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

　　金雄白的回忆录中这样形容：“这张合影，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典礼上不仅没有外交常例上的各国使节，连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往政府作形式上的拜访。

　　典礼当天，南京城里却闹得一片狼藉。由于市民均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南京城内的日本兵就把国旗当射击对象，还有士兵殴打悬旗居民。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反感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汪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极力弹压，才算平息。

　　典礼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通缉名单，汪精卫赫然排在名单之首。

　　日本此时却没有宣布支持汪伪政权。他们还和重庆方面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尤其是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重庆和平路线”的暗语)还在实施之中。

　　汪精卫对日本诱降蒋介石非常紧张，按照周佛海的说法，听说“桐工作”之后，“一夜没有睡好”。由此可见，汪精卫叛国投敌，“争坐头把交椅”确为重要原因，他知道如果蒋介石也与日方媾和，那么自己就没任何价值了。

　　但“桐工作”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延至1940年11月30日，日本才决定正式承认汪伪政权。条约的签字地点在汪伪政府，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

　　据金雄白回忆，“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日方大使抵达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流满面，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阿部已缓缓进来，立在汪氏旁边的翻译低声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精卫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

　　在条约中，日本终于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而汪伪则承认了“满洲国”，同时承认多项日本在华殖民利益。

　　千古忠佞

　　汪精卫的公馆设于颐和路34号，是一座富丽堂皇的西式建筑；汪伪政权内实权人物周佛海的公馆则位于西流湾号称“低调俱乐部”的原宅。这两座建筑事实上成为了汪伪政权核心人物议事的地点。

　　但南京真正的中枢却不在这两座建筑内，更不在“国民政府”，而在南京城首都饭店内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除此外，日本驻南京特务机关、大使馆和总领事馆，以及“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等机关都可以指挥汪伪政权。

　　“派遣军司令部”还专门成立“联络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日本的各项政策，均通过此会传达，由汪伪政府实施；而汪伪政府的工作，也在此向日方汇报和请示。

　　每当有重大事项，日本最高当局则常将汪伪政府的主要成员召到东京，或由东京派人前来直接指挥。

　　据陈公博回忆，汪伪政府除了委任政府内的官员比较自由，各外省官员的任免都须日军同意。“各地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

　　财政经济权更为日本所把持，“物资在日人手中，金融是在日人手中，交通也是在日人手中”，实际上，包括工商、海关，都为日方严密控制。甚至汪伪政府在1939年至1940年筹建阶段的活动经费，也是靠日方从海关收入中提取。

　　而军事方面日本控制更严，军事机构和军事学校，都派驻有“日本顾问”；伪军成立后，日本一方面控制枪械和弹药的发放，另一方面尽量把伪军分散放置，直到1943年，行将败亡的日本急需利用伪军力量，才让伪军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发展。

　　对于这样的局面，周佛海曾经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社》采访时，要求日本给予伪政府“独立，自主地位”，“必须使国民政府强化，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内做到独立自主地位，否则国民政府无意义”。

　　南京的人民更是受着煎熬。据当时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统计，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居民就业率只有9%，比战前下降17个百分点；且从事职业多为“军事苦力”与路边小贩，日平均工资仅0.32元。

　　德国人拉贝在日记中记叙了当时居民的亡国奴生活：一名给日本人干了一整天活的中国工人回到家中，“他疲惫地和全家人坐在桌旁，家庭主妇端上了几碗稀粥”，“饭刚端上来，一个路过的日本兵寻开心地向这几只半满的碗里撒了一泡尿，随后笑着扬长而去”。

　　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伪政权官员们开始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恰在此时，汪精卫旧创复发，次年3月，他前往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开会，将公务交给此两人全权代理。

　　11月10日，日本名古屋医院病房内，几次手术失败后的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日本医生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去世。前来吊唁的日本前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其时日本即将失败，近卫此举，不知是否在为汪伪政权和日本同时默哀。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6日下午3时，陈公博在南京颐和路原汪精卫官邸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他取出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朗诵一遍，即宣告散会。

　　汪伪政权就这样于一夕之间收场。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赌博”，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叛国建立伪政权，前一次赌博得到世人的喝彩；后一次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或许这首诗，是对汪精卫一生最好的注解。

　　附：汪精卫叛国“艳电”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

　　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

　　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汪兆铭，艳。(原载《南方周末》2007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