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也谈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3:30:18
去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曾写过一篇艰难的求索：中国的“民族魂”到底是什么？涉中国及中国人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今读信力建：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一文，深有同感，但今天这个话题，我不想说。有一种莫明的无奈感，今将相关摘编于此，叫“晚清百姓为什么不那么爱国”，算作也谈中国人为什么不爱国？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某些爱国人士痛不欲生。事实上，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是，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至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参阅：中国人与中国心：你莫忘记，爱国如何主义
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干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幺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参阅：“卖国贼”的侧影：论变局中的人物与人物的变局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幺关系的。参阅：鸦片战争，那段中国历史书上看不懂的历史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幺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幺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幺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参阅：从“以鸡为本”，看“以人为本”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幺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参阅：《沉思录》：屁股决定脑袋！
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幺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参阅：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的终极价值？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殿。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让老百姓怎幺能够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参阅：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
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幺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参阅：从“真假共和”，看近代中国的首次百年民主转型
1894年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参阅：分裂的中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无缘无故的恨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参阅：天下兴亡论：“国家”是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三个鲜明特点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精神，是有国有家者普遍具有的一种情感和道德准则。但是，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具体的对象、内容、形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其表现形式广泛，诸如保持民族大节，捍卫国家尊严，维护疆土完整，心怀天下，眷恋母邦，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勇于革新，振兴中华，等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胸怀天下”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心所在
中国古代有“天下”的称谓，也有“邦”、“国”、“国家”的称谓。“国家”和“天下”的概念交叉较多，但是“天下”的概念相对具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性。这是古代爱国仁人志士乐道“天下”、常将自己的使命感与“天下”相联系的原因。至于“国家”，其具体政治情境决定它只是爱国主义的内涵之一。
春秋时期的先哲们考虑的“善治”是以“天下”为本位的。以《老子》为例，五千言中“天下”涉及29章，共出现55次，“国家”仅出现２次。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视野是以全天下大局为范围的。荀子说得好：“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正论篇》）。
在古代爱国主义中，“天下”概念相对具有超越君国朝廷和宗法集团狭隘利益的特点。这就确立了“民为邦本”的纬度，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天下”占有最高的位置。实际上，我们今天弘扬的爱国主义对象或出发点，比较相应的应是“天下”的概念。在古代历史上，真正的爱国精神首先就是定位在以天下为己任之上的，如顾炎武所说：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才是祖国的灾难。可见，爱“天下”是爱国的根本内涵，这是我们认识古代爱国主义出发点。
其二，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与“文化中国”的信念紧密相关
实际上，“中国”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中国古人的爱国表现在将文化的统合和认同视为善治的根本，所谓王道实现的极致。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系统相比，中华文明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数千年绵延不绝，以至于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加长久的智慧。西周产生的周礼是中国底层文明，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原型。周礼文化更大的意义是其文明的象征性和定向意义。过去，崇尚周礼的儒家常被讥评为“保守”，这在某些方面和一定意义上是事实，但是，这个评价并不全面。儒者作为中国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历来注重“文史”、“文野”、“文质”之分，尊重历史经验、文明成果，保护文化传统。从实质上看，儒家讲的“古”，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它并非是古代的真实社会状态——毋宁说它是一种道德、理想、信念凝聚的价值实体。这种捍卫文明定向和文化统一的立场不能否定。围绕《易经》，还产生了中国古代不竭的思想创新，其精神之一就是在创造文化原理上，坚持天文与人文结合和统一的模式，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文化创制的总原则和《易经》的思维模式相互支持，使得“文化中国”既能形成独得天人之际的宏观的自然架构，又能不断消融、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从而踏上了长期稳定发展之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是中国思想与文化中一个最崇高、最具有包容性的范畴，“道”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谱系的树根和树干，这使得中华民族在心理、思维和话语上具有了高度的统一性和自我完善能力，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也充分地体现在古人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继承与创新中，他们不断努力，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一定要使之中国化，这铸造了“文化中国”作为文化实体的理念骨架。宋明理学是中古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度，其目的之一就是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包容与创新，“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正是古代文化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其三，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是与“忠君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但“忠君”和“爱国”并非一回事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古代专制条件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自觉自愿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以为，从逻辑上看，“忠君”和“爱国”是两回事。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是家、国同构的，国君为国家代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难就是家仇，“忠君”是大义，所以，古代历史上的屈原、岳飞、范仲淹、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忠君”甚至“愚忠”的思想意识。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爱国者。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君主”是他们实现报国理想的合法中介，他们的理想有超越君主朝廷的爱国成分。对于这一点，孟子在《孟子·离娄上》就有放伐暴君合理性的论述，这种观念影响深远，激越了历史上革新的豪情，忠君与反暴君不矛盾。何况，按照古代理论思维，真正的“忠”君，就要以道事君，直言敢谏。古代爱国主义，表面上可能出于各种特殊的原因和动机，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的评判原则应是：不管它出于何种原因，如果它实际上维护了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的存在和绵延，那也就属于爱国精神和行为。说到底，只有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其它因素，包括朝代、王廷归属等等，都不是伟大祖国的根本标志。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忠君”的都是“爱国”的，历史上那些不惜牺牲“天下”利益而“忠君”误国的人，当然不属于爱国者的行列。
晚清的所谓耻辱，让今天的某些爱国人士痛不欲生。事实上，当时身处晚清的百姓，可不像我们今天想象的那样屈辱。事实上，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魅力的时光之一。生活在晚清的人，当然有屈辱，如果没有屈辱，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变革。但是，公平地说，晚清是中国历史数千年未有至大变局，而在这个大变局中，至少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日子不是变得更难，反而是更有色彩，新思想，新技术，新时尚的传入，反而使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参阅：中国人与中国心：你莫忘记，爱国如何主义
今天的人，说起那段历史，仿佛中国人都痛不欲生，都突然从康干盛世的神仙生活中掉到无比苦难的地狱了，中国人民也空前地爱国，空前地支持满清政府对外作战。事实并不是如此。别的不说，至少，在洋人与满清作战的时候，满清的老百姓，对于统治他们的满清，没有表现出什幺热情。老百姓只是以一种局外人的身份，在看朝廷和外夷的战争。参阅：“卖国贼”的侧影：论变局中的人物与人物的变局
说到鸦片战争，教科书中总是说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三元里人民投入反抗侵略的战争。事实上，中国老百姓并没有组织反抗。英军登陆后，大多数时间内中国民众主动向其出售出售蔬菜、牲畜、粮食，英军舰队在珠江中和清军作战时，当地民众有如端午看赛龙舟时兴高采烈在远处观战。只是在三元里，人们听说英军强奸当地女人之后，三元里的百姓才投入战斗，但这与保卫满清国家是没有什幺关系的。参阅：鸦片战争，那段中国历史书上看不懂的历史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突破虎门要塞，沿珠江北上之时，江两岸聚集了数以万计的当地居民。他们以冷漠的、十分平静的神情观看自己的朝廷与外夷的战事，好似在观看一场表演，当挂青龙黄旗的官船被击沉清军纷纷跳水，两岸居民竟然发出象看马戏看到精彩处的嘘嘘声。
尤其当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当地百姓，旗人等乘火打劫，皇家珍宝被洋人和当地百姓抢劫一空。百姓并没有对于皇家的财产产生什幺爱戴之心，手下留情。对于洋人放火烧毁圆明园，老百姓也不会表现出什幺愤怒。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争夺江山的战争，什幺时候不是杀人放火的勾当，把被征服者的宫殿一把火烧掉就是胜利的最好证明，中国历史就是在不断劳民伤财大兴土木建宫殿，不断地在战火纷纷中烧宫殿的轮回中循环的。参阅：从“以鸡为本”，看“以人为本”
老百姓的冷漠，今天的爱国者们或者会否认，或者会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要痛斥他们是汉奸，觉悟不高。事实上，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数千年中的宿命就是被一伙伙的强盗强行统治。任何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对于百姓的关心程度并不会超过一个强盗对于自己保护对象的关心程度。地域辽阔的这个国家，是统治者的私产，人口众多的百姓，其也不过是给统治者生产财富的苦力，给统治者保卫江山的兵源。不管是哪个朝代，不管是哪些人当政，老百姓的这种宿命是无法改变的。作为蒙古征服者的元朝政府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但是出身于同样是老百姓，而且是汉族人的朱元璋也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幺好处。至于后来的满清统治，是通过残酷屠杀和恐怖，强加在汉族人头上的外来统治者，异族征服者。参阅：《沉思录》：屁股决定脑袋！
执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血洗扬州嘉定，将猪尾巴作为征服和忠诚的标志强加在中国人头顶的耻辱，在洋人到来的时候，中国人或许并没有完全忘记。与远方入侵的英人法人相比，高高在上进行高压统治的满清统治者又何偿有更大的合法性。所以，当鸦片战争打响的时候，老百姓冷漠地看满清和洋人开战，甚至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看昔日不可一世的凶残的满清征服者压迫者被更为厉害的洋人打的人仰马翻。这或许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呢。对于苦难深重的老百姓来说，既然被奴役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宿命，被洋人奴役，与被满人奴役，有什幺不同呢？据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看清军失败的笑话时，英军统帅巴夏里目击此景，十分疑惑不解，问其买办何以至此，买办曰：“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国家不过是统治者的私产，是人家的国家，朝廷从来不把老百姓当人看待，这样的国家，朝廷，官府，与老百姓何干呢？参阅：在历史中寻找“中国人”的终极价值？
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第一次鸦片战争最后一战，即1842年发生在镇江的“壬寅之役”时，清军副都统海龄，在生死存亡关头，不顾百姓死活，却沉湎于声色之好，纳妾藏娇，避居佛殿。不是有效组织抗敌，而是到处屠杀无辜人民，捉路人作汉奸。资料记载，他在城内抓了“居民百七十余人，于小校场行刑，并及妇人孺子，呼冤之声不绝，郡守惟流泪而已”，“百姓有违言，即是汉奸，吾兵足以杀之。” 让老百姓怎幺能够效忠这样的人所代表的国家和政府呢。参阅：儒教与官僚，有中国特色的传统文化和政治体制？
一些人认为，早期的鸦片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民族主义，因此，人们冷漠地看待国家和民族被外来洋人欺辱，并没有什幺爱国情感驱使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洋人，事实上，就是在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民族主义已经勃兴的时候，在满清与洋人的战争中，中国人对满清表现冷漠，甚至感情上偏向洋人，仍然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参阅：从“真假共和”，看近代中国的首次百年民主转型
1894年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闻风而逃，九连城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迎接日本军队，纷纷拿鸡和猪献给日军，有人请求为日本军队效力。日本著名间谍学者、中国通宗方小太郎，拟制了一篇文采飞扬的告示《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说，“满清氏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号召中国人“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参阅：分裂的中国，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无缘无故的恨
日本人当然是包藏祸心，入侵中国并不是为中国人的解放。可是，这样的宣传非常有效，不少百姓真的是打着旗子欢迎日本人的。老百姓是受了别有用心的日本鬼子的欺骗蛊惑，可是这也说明当初的满清统治者是如何的不得人心。当统治者以国家为自家私产，当统治者是强加在百姓头上的征服者压迫者的时候，作为被奴役对象的老百姓肯定不会热心替这样的国家或政府卖命。这个逻辑是最简单不过的。参阅：天下兴亡论：“国家”是中国人的宗教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的三个鲜明特点
爱国主义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基本精神，是有国有家者普遍具有的一种情感和道德准则。但是，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具体的对象、内容、形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其表现形式广泛，诸如保持民族大节，捍卫国家尊严，维护疆土完整，心怀天下，眷恋母邦，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勇于革新，振兴中华，等等。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爱国主义具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胸怀天下”是中国古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心所在
中国古代有“天下”的称谓，也有“邦”、“国”、“国家”的称谓。“国家”和“天下”的概念交叉较多，但是“天下”的概念相对具有更多的社会意义和公共性。这是古代爱国仁人志士乐道“天下”、常将自己的使命感与“天下”相联系的原因。至于“国家”，其具体政治情境决定它只是爱国主义的内涵之一。
春秋时期的先哲们考虑的“善治”是以“天下”为本位的。以《老子》为例，五千言中“天下”涉及29章，共出现55次，“国家”仅出现２次。孔子、墨子、庄子、孟子等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家，他们的政治视野是以全天下大局为范围的。荀子说得好：“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荀子·正论篇》）。
在古代爱国主义中，“天下”概念相对具有超越君国朝廷和宗法集团狭隘利益的特点。这就确立了“民为邦本”的纬度，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天下”占有最高的位置。实际上，我们今天弘扬的爱国主义对象或出发点，比较相应的应是“天下”的概念。在古代历史上，真正的爱国精神首先就是定位在以天下为己任之上的，如顾炎武所说：亡国不过是改朝换代，而亡天下才是祖国的灾难。可见，爱“天下”是爱国的根本内涵，这是我们认识古代爱国主义出发点。
其二，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与“文化中国”的信念紧密相关
实际上，“中国”不止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还是一个文化实体。中国古人的爱国表现在将文化的统合和认同视为善治的根本，所谓王道实现的极致。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系统相比，中华文明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数千年绵延不绝，以至于今天世界上仍有很多人希望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怎样使自己的文化更加长久的智慧。西周产生的周礼是中国底层文明，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原型。周礼文化更大的意义是其文明的象征性和定向意义。过去，崇尚周礼的儒家常被讥评为“保守”，这在某些方面和一定意义上是事实，但是，这个评价并不全面。儒者作为中国文化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历来注重“文史”、“文野”、“文质”之分，尊重历史经验、文明成果，保护文化传统。从实质上看，儒家讲的“古”，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之治，它并非是古代的真实社会状态——毋宁说它是一种道德、理想、信念凝聚的价值实体。这种捍卫文明定向和文化统一的立场不能否定。围绕《易经》，还产生了中国古代不竭的思想创新，其精神之一就是在创造文化原理上，坚持天文与人文结合和统一的模式，所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个文化创制的总原则和《易经》的思维模式相互支持，使得“文化中国”既能形成独得天人之际的宏观的自然架构，又能不断消融、吸收外来文化精华，从而踏上了长期稳定发展之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道”，是中国思想与文化中一个最崇高、最具有包容性的范畴，“道”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谱系的树根和树干，这使得中华民族在心理、思维和话语上具有了高度的统一性和自我完善能力，中国古代爱国主义也充分地体现在古人对中国哲学精神的继承与创新中，他们不断努力，借鉴和吸收外来文化，但是，一定要使之中国化，这铸造了“文化中国”作为文化实体的理念骨架。宋明理学是中古中国哲学发展的高度，其目的之一就是维护中华文化的独立、包容与创新，“为往圣继绝学”、“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正是古代文化爱国主义的重要表现。其三，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是与“忠君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但“忠君”和“爱国”并非一回事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古代专制条件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爱国主义呢？即使有充其量也只是为专制统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自觉自愿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以为，从逻辑上看，“忠君”和“爱国”是两回事。中国古代政治体制是家、国同构的，国君为国家代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难就是家仇，“忠君”是大义，所以，古代历史上的屈原、岳飞、范仲淹、陆游、文天祥、史可法，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忠君”甚至“愚忠”的思想意识。可是，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爱国者。
应该看到，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君主”是他们实现报国理想的合法中介，他们的理想有超越君主朝廷的爱国成分。对于这一点，孟子在《孟子·离娄上》就有放伐暴君合理性的论述，这种观念影响深远，激越了历史上革新的豪情，忠君与反暴君不矛盾。何况，按照古代理论思维，真正的“忠”君，就要以道事君，直言敢谏。古代爱国主义，表面上可能出于各种特殊的原因和动机，但是从本质上看，我们的评判原则应是：不管它出于何种原因，如果它实际上维护了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的存在和绵延，那也就属于爱国精神和行为。说到底，只有中华民族，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文化，其它因素，包括朝代、王廷归属等等，都不是伟大祖国的根本标志。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忠君”的都是“爱国”的，历史上那些不惜牺牲“天下”利益而“忠君”误国的人，当然不属于爱国者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