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孩”软着陆：时代关口的国事与家事

“二孩”软着陆：时代关口的国事与家事

  [何亚福按：前几天，时代周报记者韩洪刚就人口政策问题采访了我，我的答复是：人口政策改革的方向应是把计划生育转变为“家庭计划”。这篇文章中的这句话：“现在，也有人主张计划生育应该从国家计划变为家庭计划，由每个家庭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计划。”即是我的观点。]

“二孩”软着陆：时代关口的国事与家事

时代周报评论员  韩洪刚2009-12-03    第55期

人口问题，是国事也是家事，总是会牵动社会的神经。日前，国情研究学者胡鞍钢撰文呼吁，我们应花上一代人的时间，从“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向“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软着陆和转变。

1980年9月发表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每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这封信是“一孩政策”的历史起点，也标明了它的历史结点—“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

或许，人口政策的调整时机真的到了。不过，如何突破过去那种人口数量决定论的单一思维模式，即在我国生育率已大幅度下降到相当低的水平之后，不再仅仅看到把“人口”的当成“人手”或“人‘口’”，而应辩证地考虑人既有“口”又有“手”，从而跳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简单对立，恐怕是无论官方还是民众必须面对的问题。

议程背景

蜗居时代的生育意愿

1980年“一孩政策”提出，至今即届30年。那些“80后”出生的独生子女们，如今都已长大成人，或立业或成家。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排除漏报后中国的真实总和生育率在平均每对夫妇生育1.6-1.8个孩子。这已大大低于更替生育水平(2.1)。全国大范围和大规模调查证明，对于理想的子女数，城市育龄妇女为1个与2个孩子的比例，分别为55%与43%左右；农村育龄妇女理想子女数为2个孩子的比例略超过70%；即使在生育意愿最高的西部农村地区，有多子女偏好的群众只占13%左右。

最近，上海市计生委公布的一份调查数据，显示了都市人的生育尴尬。今年5月，上海市计生委对20-45岁的常住人口12000人开展生育意愿抽样调查，户籍人口平均生育意愿为1.07个，流动人口1.33个。户籍人口不愿生育的占7.93%，流动人口不愿生育的占2.49%；养育费用太高是不愿生育的首要因素，占52.99%；为长期享受二人世界和怕影响事业发展也是导致人们不愿生育的重要因素，分别占48.28%和35.10%。

在房奴、蜗居与蚁族成为关键词的时代，但凡“二孩”争议的小石子，大都能激起千层浪，全赖于至今的无数证据表明，“一孩政策”已经到了一个历史的拐角处。支持放开“二孩”的人成了多数派。他们认为，当初推行计划生育的基础已不存在，逻辑已难成立。所谓时移世易，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正在产生对生育政策调整的强烈迫切性。不过，那些担心放开“二孩”会人口失控的少数声音，仍然值得尊重，只要是出于单纯的认识而不是狭隘的部门利益，就可以经过辩论而接近真知。

意见领袖

怕人口失控是“杞人忧天”

近10年来，一批人口学者和意见领袖开始呼吁官方正视已经发生了逆转的中国人口形势，适时启动人口政策调整。因此，我们采访了几位极有代表性的相关学者。

生育意愿已经很低

时代周报：1980年，中国提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的目标，至今即将30年了。我们听到越来越多的呼吁，希望尽快调整生育政策放开“二孩”。为什么？

李建新：人口数量虽然得到了控制，可是谁也没算所付出的成本——民众所付出的，干部所付出的，国家所付出的，那是无法估量的。更严重的是，如今产生了人口自身再生产的不和谐，即人口年龄和性别结构的失衡。一方面老年人口比例迅速上升，少年儿童人口急速下降，另一方面是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前者可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后者可能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甚至社会不稳定。

曾毅：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方案下，由于子女短缺，造成2030年、2050年65以上岁数老人比例等于2000年的2.4倍与4.1倍。2030年以后，很有可能由于养老保障压力太大和人力资源不足,中国被印度抛在后面，更谈不上赶超美国。许多社会学家与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在家庭中的“唯一性”造成的心理缺陷等弊端，将严重危及军人心理素质与国防实力。

根据联合国数据，中国出生性别比高居全球榜首，比第二名高出近10个百分点。2020年以后，婚龄男性多于女性将大大超出3000万。研究表明，“一孩半政策”客观上导致了出生性别比严重偏高。

时代周报：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少数学者，尤其政府部门仍然主张“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其最核心的忧虑还是，一旦政策放开，人口会失控。

李建新：诸多研究已经表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和行为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现在是，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少生，能否维持较高生育二孩及以上的比例反倒成了问题。

我们在江苏省调查发现，即便二胎政策放开了，也是照样不生，当地的生育率比别的地方都低。全国大规模的调查资料也都证明，大范围的生育反弹是不太可能的。所以说，现在所有的担心都是在杞人忧天。

徐安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一些农村地区如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实行“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二个孩子”政策。20年来的实践表明，开始几年生育率或许会有上升，但随后比较平稳，甚至低于其他实行“一孩半”政策地区，并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口失控”，而是一致显示了适度的、宽松的生育政策并不会造成生育水平的反弹。

时代周报：根据我们日常的感受，像高房价、教育涨价等因素的确在左右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未来的规划。

曾毅：生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大大升高的现实，迫使很多育龄夫妇虽然口头上说生两个孩子最好，而实际上却选择只生一个。一些城市年轻人甚至在口头上和行动上都选择不生育。

徐安琪：2004年，我们做了一个调查，在上海市徐汇区抚养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毕业后的经济成本是49万元。经济成本中子女的教育费用最高。此外，成年子女潜在的延伸成本难以估量，比如要为子女付房子的首付等。其实，除了经济成本外，对于父母而言，还有许多非经济、物质的成本难以估算，比如为担忧子女而付出的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以及影响个人自由与事业发展等机会成本等。

我们的调查表明，在认为一个孩子最理想的被访者中，因多生孩子会引起更大的烦恼、操心和压力的，在上海为55%、兰州为60%；而经济成本是制约人们多生孩子的主要障碍，在上海为60%、兰州达85%。

“人口是负担”应被纠正

时代周报：中国人太多，无论到哪里，都是“人满为患”，而且对环境和资源压力太大。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说法，且有直观的感受。

李建新：中国在人口问题上有两种极端，一个是1950年代的时候“人多力量大”；现在是“人多是负担”。在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下，看任何问题都可以归罪为是人多，而不去再找更本质的原因了。而事实上，中国很多所谓的问题，不是人口多造成的。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人口密度比中国高得多，资源更匮乏。

曾毅：70年代初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对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放弃重工业优先，而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道路。

在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下，为了避免“未富先老”社会的加速到来，适当放宽生育政策，不会出现出生率大幅反弹，而只会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是一项与时俱进的政策选择。否则，反而会危及经济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

时代周报：不管是“人多力量大”还是“人多是负担”，都是基于人口数量的维度。自马尔萨斯把人口提到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以来，人口数量与资源环境一直就是一对矛盾，至今这仍然是左右人口政策的一个基本框架。

李建新：没错，这也是我们制定严格人口政策的一个基石。以前说人口有碍经济，所以要严格控制人口。现在不这么说了，又在说资源和环境，而且还很流行。但是，首先要搞清楚。资源环境问题到底主因是什么？人口只是其中之一，人口数量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是在不同的时期它会有不同的作用。其次，人口、资源环境在一定意义上讲是全球性的问题，是带有“公有地悲剧”性质的问题，因此“关起国门”来讨论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根本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曾毅：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主流学派大都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1986年，曾经支持“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理论的美国科学院出版了专著《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政策问题》，对先前观点进行了纠正。他们认为，人口增长对可再生与不可再生资源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农业经济时期。尽管人口快速增长可能直接和间接地阻碍经济增长并造成资源环境问题，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采纳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战略和政策，则有可能抵消甚至扭转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

向“家庭计划”软着陆

时代周报：虽然国家层面对生育政策有所放宽，但是，我们却看到一些地方的计生部门对推进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仍然不遗余力，常常出现“强行堕胎”的现象。

李建新：我觉得，一个方面就是刚才说的认识问题，还认为“数量是大于天”的。第二个方面，可能也有部门利益驱使。如果放开了现行的生育政策，那计划生育部门的最主要职能就没有了。所以，他们反而会不断地去“建构问题”。现在的目标人群找到哪儿去呢？找到这些流动人口，找到那些超生富人，仿佛他们成了超生的“问题人口”了。

曾毅：应让基层干部明白，中国已进入低生育水平和人口老化快速来临的新形势下，用恶化党群关系的大额罚款与流产、引产去执行生育政策，实在是得不偿失，大可不必。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宣传、说服教育，正可以事半功倍。

时代周报：我们看到，现在向“二孩”过渡的这种呼吁很高，其中多数观点在强调软着陆。难点在哪里？

曾毅：尽管目前生育成本已大大提高，多数民众(尤其是很多仍然贫穷落后地区的广大农村居民)具有生育二孩的意愿。二孩政策放宽后，想生二孩的多数民众很可能因为担心新政策被收回而希望尽量抓住时机，早生、快生二孩，如果目前无间隔条件放开二孩生育，势必造成新的生育堆积。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运用适当晚育间隔这一有力“杠杆”，平稳地搬动现行生育政策调整的“重物”。

时代周报：那这种逐步放开的晚育间隔的软着陆措施，具体应该如何展开呢？

曾毅：我们的建议是，逐步平稳过渡到城乡妇女年满28岁都允许生二孩。因地制宜，研究确定一个各地不同的二孩政策放宽起始年龄(例如，34-35或33-35岁)。然后，每隔一年普遍允许生二孩的低限年龄下降一岁，至2015年前后在城乡实现年满28岁妇女都允许生二孩的软着陆。

同时，通过宣传教育与社会经济激励机制大力提倡鼓励适当晚育间隔。为了避免群众因怕政策变化而抢生造成生育堆积，建议一开始即郑重宣布年满28岁妇女都允许生二孩的新政策决不会再收紧，给群众一颗定心丸，以大大降低二孩晚育软着陆的难度。

李建新：把生育权利完全回归于公民，两孩可以不做任何限制，到三孩或者多孩了，可以征收社会抚养费或经济上的惩罚。至于晚婚晚育,，其实根本就不用提倡了，社会本身发展到这一步了。像现在城市大部分人，30多岁生孩子很普遍了。每个人都在理性地生活，在越来越多的替代选择中，孩子已经不是第一位的选择。

时代周报：现在，也有人主张计划生育应该从国家计划变为家庭计划，由每个家庭来决定自己的生育计划。

李建新：我们已经到了这么一个节点。从外部的经济社会环境，包括家庭的微观结构，到了从根本上重新认识人口问题、重新转变人口政策的时候了。

徐安琪：从我们的调查和研究中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的生育观念越来越趋于理性化和多元化，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甚至不婚不育越来越趋于普遍化。其中有几个关键的因素在起作用，教育程度提高、社会分化加剧、社会竞争激烈、养育成本的大幅度提高以及个性独立、自我实现、个人幸福主义的价值观的形成等。

时代周报：人口有一个规律，如果错过了一个时机，造成一种无法弥补的后果。那如何确定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

李建新：我的观点就是晚调不如早调，现在正好是个节点。据我所知，国家在做“十二五”的报告。“十二五”的时候，估计这方面会有调整的，但是调整到什么程度，这可能会有一个国家层面上的考虑，我估计可能是渐进型的吧。

曾毅：今后五年，是启动生育政策调整平稳过渡的极好时机。如果等到5年、10年、15年后再去调整生育政策，新增婴孩在2030年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需要抚养的少年儿童，与那时的老年人口比例迅增及劳力资源快速萎缩叠加在一起，则可谓雪上加霜，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