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化与无根化: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二）

世俗化与无根化:变革时代知识分子的困境（二）

发表时间：2007年10月31日 17时18分17秒        评论/阅读(0/1) 
分利化与知识分子的无根化

 现代化的第二个面向是分利化，这里指的分利化，是指传统社会中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在市场条件下，由于各自在拥有的可供交换的资源的不同，（包括知识、能力、劳动技能、权力、地位、影响力与获取信息的能力等等）以及市场对其资源的需求程度的不同，从而在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多少与获取利益的机会、条件方面出现收入上的越来越大的差异，其结果就形成不同的社会分层，并在社会上出现各种不同的分利集团。 
在中国当今现代化的利益分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显然处于优势地位，知识价值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升值，知识分子所拥有知识作为一种可以转化为商品的价值，使知识分子比一般劳力者阶层拥有更多的机会与条件，进入市场而获得较高的社会酬报，专业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可以参与市场过程，远比一般工人与农民与体力劳动者，获得更多的稀缺资源，即荣誉财富名位与权力。而成为较大的利益获得者。尤其是从事那些与市场距离较近的职业的知识分子，如律师、医生、教师、工程师、传媒工作者都先后成为社会上的较高收入者，这一趋势是现代化带来的，也与世界先进国家知识增值的发展情况基本相近。 
知识分子由于可以在市场上把知识转化为商品从而拥有更近的“市场距离”。这种情况到了九十年代就日益明显，出国留学、当官、下海经商与获得更高的职称与名望。这种情况与八十年代大不相同，在八十年代，穷知识分子由于与同样穷困的一般民众同病相怜，而彼此呼应。然而，当代中国市场经济化过程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在分利化过程的的优势，从利益角度而言，对知识分子本人固然是有利的。但这也导致一个后果，即知识分子往往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关注，而忽视了自己的道德责任与社会批评功能。
除此以外，现代化过程导致的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城市知识分子失去了切身体验与经历社会下层的条件，他们对农村社会与城市其他阶层的了解与接触的机会比过去更少。自一九零五年清末取消科举制度以来，知识分子就逐渐从对农村的依存中脱离出来。这是一个不断的失去了知识分子在农村社会中的根的历史过程。从农村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的第一第二代可能多多少少还保持着对农村生活的记忆与体验，而共和国的第三代人，也即有过插队与下乡经历的四十至五十岁的知识分子，也会是曾经与农村有过关联，而共和国的第四代、第五代则生活在市场经济急速发展扩张的社会条件下，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新生代的学子们，很可能是自古以来中国第一代与农村不发生任何联系的城市读书人阶层。笔者曾经做过一个小小的问卷，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见到过真正的锄头。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锄头头的世代群体是很难对农民占多数的中国的问题，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的。其实，城市与农村的分离，对于所有的城市知识分子都同样是一个问题。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的，由于城市向郊区的不断延伸，我们住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很可能已经多年没有看到过真正的农村了。

 前面我们分析的现代化导致的世俗化、分利化、分层化与城乡分离产生的无根化，对知识分子有什么影响？知识分子在价值观、心态与文化选择方面，出现了那些变化？
我认为，世俗化引起的最大变化是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意义危机。知识分子对人生价值与自身价值的定位，是在世俗化浪潮以前形成的，知识分子的道德激情、社会使命感必须有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支撑点。然而，世俗化过程则化解、削弱了这种精神支撑点。这种情况又进一步使知识分子与本土的民众相脱离，并消解了、迷失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是知识分子赖以生存并体现其人生价值的基础。 
其次，分利过程中的社会分层化，使知识分子，尤其是大学知识分子很少有条件与中国普通民众接触，并了解他们的问题与愿望。换言之，知识分子不再以民众的诉求、期望、作为自己关注的问题；不能从民众中获得理解社会问题与矛盾困境的资源。他们也会寻找值得研究与关注的社会问题，但由于他们与真实的社会主流生活失去了联系，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则很可能是“假问题”“伪问题”，至多不过是“次级问题”。他们可能会对他们所发现的问题很认真，但这些问题不是来自真实的生活主流，而是来自他们一厢情愿的心理投射，或受市场化影响而被扭曲的心态，因而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所有这一切，都可以概括为知识分子在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无根化。它与前面所说的社会无根化相互联系并彼此影响。
尤其是西方学术中的末流思潮，如解构主义、虚无主义以及西方由于过度现代化而产生的反思现代化的后现代化主义思潮，都具有解构人文价值为己任的特点，当这些本来在现实生活中缺乏意义感的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学生阶层“横取他国之思想，强施本土”时，就可以说在雪上加霜，形成双重的意义危机。如果再加上现在各个大学评估制度，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出现生吞活剥的拿来主义，不适当的科研成果“量化”的标准，以及过细的专门化评价方式，都会使那些具有重大“问题意识”的学术课题，更难被青年一代学者与知识分子重视，这种现实的在大学圈里的生存压力，也会进一步加重了世俗化带来的意义危机的严重程度。
 
 知识分子精神无根化的几种基本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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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无根化的几种基本类型。 
 首先，是是瓦解崇高感的“痞子文化”。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的第一种无根化倾向是“痞子文化”，这里我指的是那种犬儒主义的文学现象与文化心态现象。“痞子化”这是一种化解、巅复与否定人类的崇高感的的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的体现。“痞子化”这种人生态度固然可以破坏人们的教条主义的信仰，但它否定一切人生中有意义的东西与内容。它就像是电脑病毒，破坏一切程序。 
为什么这种化解人类的崇高感为宗旨的犬儒主义的价值倾向，是一种无根化的倾向？因为它缺乏对普通人切身利益与切身愿望的关心，他们不再从这些问题中寻找人生意义。一个以民众的问题为问题的人，将不可能产生对人生的荒诞感与幻灭感。
知识分子中第二种无根化倾向是“精神贵族式的无根化”。这里我要提到的是一些可以被称之为清流派的文人知识分子。这些文人清流派对自己所崇尚的人文主义与理念相当地执着，甚至怀有一种近乎审美的热情。他们最常用的语汇是“人的个体性”“拒绝媚俗”，这种人生态度本身并没有错，但他们对现实中的政治与社会没有多大兴趣。理念与现实的不协调而产生的精神挫折感，使他们中一些人甚至提出“退出历史”这样的命题。
这些文人派是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中精神最为孤独、心态最不平衡并充满心理张力的人群。一方面，他们从芸芸众生向商海狂跳的世俗化潮流中，感受到“人文精神的失落”与“人格的侏儒化与动物化”，另一方面，现实社会又非常不合乎他们的口味与理念，于是便成为茫茫社会人海中的一个个的“孤岛”，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精神上可以依托的支点，而且，也不容易得到企业界的经济支持，他们内心又不愿与“举世皆醉”的社会“同流合污”，于是，他们只能回归到自己所钟爱的理念世界中去。在他们的“精神家园”中愤世嫉俗，并以清流自许。
这些清流文人是中颇有一些自命清高的“精神贵族”。他们往往把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当作小市民来嘲弄。如果我们所强调的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没有包含对普通民众的命运、对他们的希望与幸福的关怀，那么，我们最多提倡的是一种空泛的、无根的文化精神与终极关怀。
我记得赫尔岑的名言：“对小人物的同情心是俄罗斯文学的基调”，它集中地表达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激情与对普通民众的责任感。当今的中国还是一个第三世界的、落后而欠发展的国家。如果我们讨论问题时，仅仅只跟在德里达、布罗迪艾后面亦步变趋，实际上只能说明我们的无根性与精神深处的文化自卑感。我们应该有中国人的“问题意识”。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关注的问题毕竟不是同一层次上的问题。甚至不是同一类型的问题。如果我们跟在洋人后面，以讨论后现代、后后现代为荣，而忽视大多数民众的处境与困难，那么，至多不过是超前的精神消费。
这种“精神贵族化”倾向与“犬儒化倾向”实际上是殊途同归。两者都没有从生活本源中获取意义资源。不同的只是，前者把自己“个体超越”问题以为是人类整体的问题，后者则从根本上取消一切意义问题。
 第三，是“文化浪漫主义”。所谓的文化浪漫主义，指的是那种把自己并不知道的异国事物予以浪漫美化，通过对“异国情调”的赞美以抒解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满足。
 文化浪漫主义可以说是知识分子中常见的文化心理现象。这种情况在一些留学外洋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比较普遍。一方面，他们由于远离故国而丧失中国的“问题意识”与知识分子的社会敏感性，另一方面，西方所受到的较为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又使他们练就了抽象思辩能力。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那些留洋的所谓“新左派”知识分子。他们在理论上崇尚西方左派的“依附性发展理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他们反对中国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他们认为那样将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世界市场”的牺牲品，他们从西方新左派那里接受了这样的理念，即“资本”是“对人性和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和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必然会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和成本。他们不少人出国以前，年纪很轻，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与插队，对中国计划体制所造的弊端缺乏感性的真切的认识，对中国正在经历的变革与问题并无感觉。而只是从他们的导师的新左派的现成套路中，寻找批判中国的理论、概念与价值立足点。由于他们丧失了理解中国实际问题的能力与感觉，于是把西方人的问题用来作为中国人的问题。并把他们在西方学到的那一套拿到中国来“学以致用”。 
有一位留美的年青的经济学博士甚至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缺点就是经济上的一大二公还不够彻底。另外还有一位经济学博士还在纪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专刊上发表文章，居然认为，文化大革命以悲剧告终的原因之一，是“群众性的大民主”没有“制度化”。他还认为，毛泽东所说的“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来一次”是文革的“合理因素”，这种观点，会使每一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中国人都感到荒诞不经。然而，他们却是那样的真诚而振振有词。可以说，他们之所以会对文化大革命作如出此浪漫而荒诞的诠释，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什么叫“知识分子无根化”的极为生动有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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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的人生意义
 
 中国的现代化是从鸦片战争一百多年以来经历了几代人的曲折艰辛的历程。可以说，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所经历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是一百多年来最好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的社会一方面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另一方面，社会又没有对这种情况进行认真反思的知识分子，其结果将是极为严重的。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这样的可能：如果我们知识分子不能理解民众，如果我们不能运用一种现实的理性的态度来来思考现实，那么，我们很可能逐渐丧失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无根化的最为根本的问题是，由于丧失与真实的生活之流相接触的条件与机会，如果无法通过切身的体验来认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我们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问题意识”，我们就可能产生所谓的“假问题”，就会把自己臆想的问题视为实在的社会问题。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句话来说：“当你躺在果壳里的时候，便会以为果壳就是整个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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