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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式？美式？中式?——中国下一步路径的选择
2009-05-04 17:42:04.0
——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就像万米赛跑，起跑时大家都聚在一起。越跑到后面，队伍就拉得越开。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个调剂体制，听之任之，那就是原始丛林，不成其为人类社会了。
泰国之鉴
今年泰国新年（4月13日-15日），曼谷街头政府军警与前总理他信暗中支持的10万“红衫军”展开“巷战”，双方伤百余人，死亡两人，红衫军被驱散。两天后，“黄衫军”领导人颂提?林通恭的座驾被扫射100余发子弹，颂提头部中弹受重伤。
泰国的社会民主发展进程，给中国上了珍贵的一课。
尤记得，2005年9月，当时泰国“黄衫军”的声势如此浩大，以至于台湾的施明德亲赴曼谷考察，之后在台北复制了一场同样壮观的针对陈水扁的“红衫军”围城大行动。
如此街头骚乱，并不是泰国一国的专利。环顾全球，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3000～5000美元期间都不同程度出现过社会动荡。如今，泰国的知识分子、城市白领已经害怕一人一票了。可以预见，如果现在中国实行一人一票的所谓民主选举，中国就会立即变成一个超大的泰国，而且局面只会更加糟糕。
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复制了西方完美的宪法和民主制度，却无法享有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成熟稳定的政治生活？
答案其实很简单：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成功地实现了经济民主化。
回头我们先看看泰国。
泰国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人均GDP已达3400美元，一些新兴集团大量获利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而中小企业和普通民众则并未获得较大实际利益，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1992年泰国多党议会制大选，贿选成风，以他信为代表的新兴集团走“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的革新道路，大搞惠民政策，得到占人口近70%的农民支持，使其逢选必胜。现任的阿披实政府则主要走中上层路线，亲“中产阶级”，并得到军队、司法官僚支持。
于是，泰国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怪圈：只要一人一票举行大选，他信势力就稳稳当选。而泰国国王势力、军队、司法等上层社会拥有的传媒及强力资源，又足以以各种手段迫使政府下台。
双方的冲突，令人想起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国共和谈。当时，上天给了中国人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举国期盼国共两党能携手共建破碎山河，实现中华之崛起。无奈水火不相容，梁漱溟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蒋介石集团挑起三年内战，将亚洲一哥的历史机遇拱手让给了战败国日本，令我辈唏嘘不已！
中国的社会分裂
如今的中国，已经呈现出一个渐行渐远的二元社会。
一个是富裕的、现代的、乐观的社会。看看北京：国家大剧院（31亿）、鸟巢体育场（35亿）、新火车南站（63亿）、央视新大楼（85亿）、京津城际铁路（200亿），北京机场T3航站楼（270亿元）等等，其中任何一个建筑，都足以与纽约、伦敦、东京世界顶级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一比高下。今年年初，招商银行联合贝恩管理顾问公司对外发布了《2009中国私人财富报告》称，中国个人持有可投资资产达1000万元以上的达到32万人，掌握着8.8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8年我国GDP的29%。而《2009胡润财富报告》更称，全国有82.5万个千万富豪和5.1万个亿万富豪。
另一个是贫困的、落后的、悲观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照世界银行定义的每人每日1美元的贫困线，中国的贫困人口是2.1亿。其中，有2148万人是每月收入低于57元的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绝对贫困人口。这个数字，相当于澳大利亚的全国人口。以国家大剧院为例，5473个座位30.67亿造价，平均每个座位56万，是一所“希望小学”平均造价的两倍。国家大剧院的投资可以建设12268所希望小学。而我们自1989年开始建设希望小学以来，15年累计才建设了9508所希望小学。
中国渐行渐远的二元社会的一方，是权力-资本体系中的上层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知识精英，地产、采矿等近权经济所有者，跨国资本的在华代理人等所组成的利益圈。另一方是社会下层的工农、社会的中等阶层（如中小企业主、白领职业者）、属于右派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属于左派的经济民主论者等组成的利益圈。
据统计，我国城市人口中的20%富人拥有金融资产的66.4%，而20%的穷人仅拥有金融资产的1.3%，从消费零售额看，2007年县以下超过10亿人消费零售额仅占GDP的 11.7%，而县以上城市不到3亿人消费零售额占GDP的25.5%，按人均计算，相差10倍左右。这也是内需难以启动的根本原因。
下层老百姓的顺口溜戏虐道：生不起，剖腹一刀五千几；读不起，选个学校三万起；住不起，一万多元一平米；娶不起，没房没车不理你；病不起，药价利润十倍起；活不起，一月辛劳一千几；死不起，火化下葬一万几。横批：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美国之路
19世纪20年代，美国也是个两极分化的国家。
在当时，富人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4％，对最大地产的遗产税不过为20％，富豪王朝可轻易维系下去。但随着“罗斯福新政”来临，对富人的税收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升到63％，在第二任期达到79％，50年代中期升到91％。对公司利润征收的联邦税的平均税率，从1929年的不到14％上升到1955年的45％多。
因此，依赖资本收益的人要把自己的财富转移给子女也变得日益困难。房地产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从20％连续升到45％、60％、70％，最终达77％，结果导致财富所有权的集中度明显降低：1929年美国最富的0.1％人口拥有本国财富的20％还多，但在1950年代中期只有10％。1929年美国最富的1％人口得到了70％的股票红利，而50年代中期美国最富的1％人口的实际税后收入，只得到了50%的股票红利。
同时，中等家庭的实际收入自1929年至50年代大体上翻了一番。50年代的美国，“就算在最小的城镇，美国都穿着一套繁荣的、中产阶级衣饰……”农民快活声称，如果农业补贴是社会主义的话，他们就是社会主义者。
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依靠多数人的选票的强制作用，使现代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保障通过法律法令固定下来，劳动者与资本利益得以共享。富人与穷人间的收入划分大体取决于国民收入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划分。现在，美国老百姓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别不过就像宝马车与本田车的区别：一个人或许比另一个人过得奢侈，但在人们可以去哪里、做什么这些事上，并没有大的差异。共和党与民主党人的见解与政治思维惊人地一致。
美国社会成功实现了经济民主化。
美国社会也因此实现了政治的稳定。
中国改革的难点：官商一体的权贵资本主义
与美国20年代私人财团垄断了各行各业不同，所以给富人加税的“罗斯福新政”解决不了中国的病症。中国变革的难点是官商一体的权贵资本主义。公司有政府的影子，政府有公司的特点，资本和权力可以相互交换。大型垄断集团都是国有的，其管理阶层更像是官员干部。而各级政府直接投资庞大的基础建设，以及财政支出极大的灵活性，使得各级政府官员可以获得远远超出其工资收入的二次分配利益，又有点像公司高管。
近20年来，中国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亲资本的政策。各级政府将各种资源要素价格压低至极限，在一个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中国却拥有超低的能源价格、水价格、土地价格、超低的环保标准、劳动标准、超低的税收，中国成了资本的天堂。资本和权力部门利益被最大化，通过部门利益化、利益垄断化、权力私人化占有了大部分新增财富。而草根人民则同时受到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共同盘剥，受到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的双重侵害。
例如去年初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本来，出租车是最适合个体经营的事业，却通过行政审批被某些特权公司垄断。政府卖给出租车公司一个指标一年收5万元，而司机承包一辆车一年要交的费用却要9万多，司机们起早贪黑每个月只能能挣到2000元。出租车公司还嫌不够，每天要增加50—70元份钱，驾驶员的年收入将减少2万元以上，于是爆发了轰动全国的9000辆出租车罢运事件。
当权力与资本结盟后，即便是“执政为民”的理念、最高决策层的号召都会显得无能为力。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起发达经济体所必须的，兼顾到劳资双方共同利益的共享经济体制。我们看到，国企改革总是以牺牲全体国民的利益和职工的利益向资本方送让；我们看到，作为共和国总理需要出面为民工讨工资。
让我们认真思考一下这些数据：
1、近三十年来，中国企业年产值平均增长超过10%，而劳动者年工资增长率仅为1%～3%(除国有企业外)。央行发布的《2008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从1994年的350元/月提高到2008年的770元/月，15年间年均增长速度不足5%，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21%。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已从上世纪80年代超过62%下降至08年的51.1%。
2、中国社会资源60%以上控制在国有资本手中，然而他们创造的GDP只占28%，他们吸纳的劳动力更是不足10%。反之，占有社会资源不足30%的民营企业，却创造了GDP的70%和吸纳了劳动力的90%。2005年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居民的储蓄在整个储蓄中所占份额从1992年的52.3％降到2005年的15.3%，而这15年中，政府及企业储蓄大增使中国储蓄率增加了12％。根据世界银行的估测，企业储蓄的增长额是居民储蓄增长额的2.7倍。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
3、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达87倍。中国2007年度财政收入为5.1万亿元，这仅仅是预算内的部分。如果加上预算外以及游离于财政监控范围外的收入，2007年中国政府实际收入超过10万亿元。每年各级政府官员公车私用费用达2000多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元人民币。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所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也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远远高出日本的2.38%、韩国的5.06%、美国的9.9%。
4、按人均GDP计，上海几乎是浙江省的两倍。但是，两个地区的家庭收入却大体相当。这就意味着：国家资本主义可以提高城市高楼大厦的楼高和GDP的统计数据，但并未提升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其实，当下的贫富差距本身并不是个严重的问题，关键在于:要确保各个阶层有序流动，让人人都有希望，社会公正公平，大家机会均等。而最大的机会均等，是教育机会的均等，特别是农村儿童的教育机会均等。如果农民工无力改善子女的受教育状况，他们的下一代很可能仍然将是农民工。温总理说，他自己大学时代，80％的同学来自农村，而现在重点大学中农村学生只占13%。
中式道路
几乎是在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同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二十二年，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数以百万计的方志敏、夏明翰、刘胡兰、江姐、董存瑞们，为了创建一个平等、公正、尊严、民主、友爱的美丽中华，义无反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自古以来，中国就不缺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人，就不缺仰望星空，坚守精神家园的人，就不缺为了理想刚健有为，勇于献身的人。孙中山将“民主，民权，民生”的现代意识带入中国，毛泽东更是将“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深深根植于人民心中。
罗斯福新政的实质，就是通过社会的变革实现利益关系的调整，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也就创造了一个新的市场。
当下，中国的社会变革的核心是要管住政府，实现“财政民主化”，同时，放水养鱼，创造最佳创业环境，让广大中小企业健康成长。一句话，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让利与民开始。
1、大规模投资于养老社保领域，真正实现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像中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必须依赖自己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一个贫困的经济体，经常账户盈余却占到了GDP的10%左右，这是荒谬的。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该更多地投资于民生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政府今年年初推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仍然像以前那样，重心倾向于基础建设领域。今后应当转向学校、医院以及养老社保等方面的投资，让大量的中国人享有安全感并愿意花钱消费。
2、杜绝乱收费、乱罚款，控制住政府规模。政府机构（人数）扩大了很多倍，都靠收费、罚款养着。收费、罚款扩大了政府机构，然后更多的政府机构反过来扩大收费、罚款。不要说非法的贪污受贿了，就连工资、奖金这些合法的收入都是收罚款收来的，是合法的腐败。比如现在的工商所要盖个大楼，原来收小商小贩三百，现在收六百，而大楼是合法的。以质检为例，县里质检局财政只出三个人的钱，其它人的工资靠自己出去收费，如此哪能不出牛奶三聚氰胺灾难！？最为恶劣的是，权力寻租获利之巨，使得当事人犹如惊弓之鸟，出现了一批杨湘洪之流的外逃腐败官员。据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估计，10年来外逃腐败官员超过1万名，卷走了至少1000亿美元。
3、改革行政管理体系，形成政府、人大（政协）、司法的权力制衡机制。目前的行政审批，不公开、不透明，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太大，收好处的官员有足够的制度空间。各级政府预算外的资金没有监管，坐车的人越来越多，办公楼越盖越高，酒席越来高级，出国的人越来越多，最后都成为老百姓的负担。必须要由人大下属的审计部门来监督政府财政。
4、开放民间新闻舆论监督。在社会利益严重分化的时代，不同的群体、集体和个体利益需求，需要有一个制度渠道和程序，来形成公共认识和妥协机制。作为社会人口大多数的中层和下层民众急需在政治上要有发言权、影响力和行动力。
政治改革的“机遇期”总是稍纵即逝。假如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利用千载难逢的“时间之窗”进行宪政改革，大概就不致于被赶出大陆。可见变革一旦错失良机，最后不得不被动改革，其代价将是不可承受的。
日本1961年开始实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行国民生产与国民收入的同歩增长。1960年至1970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350%，国民收入增长率为340%。同样是三十年的发展，亚洲四小龙都进入发达国家（地区）行列。
我相信中国一样可以做到。不乏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的领导集体，一定会吸取历史教训，主动进行稳健、缓进的社会改革，积小步为大步，最终闯过难关，成功升级！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天佑中华！
评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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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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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琦
2009-05-06 12:20:58.0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从让利与民开始” 这句话点中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以及公务员队伍建设最基础也是最困难的深层的理念问题。这些年热炒的服务型政府怎样从概念转变为政府的理念，又如何从理念转化为做事的模式与流程，暂时还很遥。 长沙政府现在在搞的购房补贴，让我感觉很无奈，房地产商是嫖客，而购房者是弱女子，政府成了老鸨，房地产商出钱，政府给自己立牌坊…… 社保改革，事业单位的向企业看齐，但是政府本身呢，暂时未动…… 马明哲在平安的作秀让很多人不齿，但是中国政府甚至连作秀都不愿意，动别人的奶酪可以很有决心，什么时候能够先动动自己的奶酪呢，哪怕是作作秀也可以啊…… 所以，政府不应作为一个利益集团，它应当是一个法官，是社会利益的调配者，什么时候政府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了，至少有20%的人把位置摆正了，那么应当就可以跷起中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