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十一 理想主义过后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09:56:08
现代的我们，时常羡慕西方社会对不同意见及信仰的宽容态度。这些态度的形成，最为直接的原因是世俗社会的形成，与现代化之后现世社会生活水准的大为改善，让宗教的地位大为降低，人们不再把信仰看着那么神圣的东西。宗教改革对此也有贡献，因为教派之争伤害了教会的地位。
宗教改革过程之中，种种的暴力、狂热与迫害，并不完全是出于邪恶的目的。以基督徒的世界观，天主教与新教双方都可以声称他们所做的，为的是挽救迷途的灵魂，因为把教义弄错了，那可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不管手段多么残忍，流血多么惨痛，他们是真心诚意地想要让人改邪归正，回到真理的一方。这些理由，站在他们的信仰上来考虑，不能说是没有道理，却也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一句来自西方的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之上，铺着的都是好心。
欧洲人是在宗教改革的流血冲突，闹腾一百多年之后，打累了，闹够了，才开始意识到，宗教信仰这种东西还真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于是有了一个态度的转变，从出于拯救灵魂的火热心肠，“我要帮他们改邪归正！”，变成了一声很有几分冷漠，无可奈何的叹息，“如果他们想要进地狱烧火，那是活该！”（“If they want to burn in hell, let them be damned！”）西方人对信仰自由的尊重，其思想根源正是来自这种无奈。当然，现代的人权主义者表述起来，不愿意说得这么负面。他们也喜欢把一切都讲得堂而皇之，天赋人权，良心自由，不可侵犯等等。但是西方人可以容忍宗教自由，在于首先放弃了那种“我手中握有真理，不信我的上帝你就得进地狱”的自大与狂热。
我们所经历的过去一个世纪，也有信仰之争。这个信仰要比宗教信仰来得广义，内容包含了不只是世界观，还有强国之道，社会公平，与政治正义。这其中有许多概念也要比对神灵的崇拜来得理性，至少是理性探讨的范围更宽一些。但这也还是信仰，人类社会的复杂，任何政治理论的实践都会产生大家事先所无法意想的结果。也许实践可以是检验真理的一个很有用的标准，但是“实践结果”的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客观讨论的观念，内中免不了有许多主观的成分。如果说要形成一个宽容的讨论空间，也许我们都该有这种认知，在信仰与主义这个问题上，还真是不可以太自以为是，或是太过认真。
二十世纪在中国，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狂热信仰推到终极之后，才算冷却了下来。在这一点上，文革倒是与欧洲的宗教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文革的极端，让理想主义丧失了社会基础。文革之后的改革，虽然也曾出现过各式的理论争议，却多半能由现实的一方胜出，走出教条的思想禁棝，也是得益于文革把政治理想推到了荒唐的高潮。现在的我们，还能为理想、信仰所感动的人不多，因此也有人批评现在的中国是处在物欲横流，道德衰败的时代。只是，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我们仍然沿袭着激情的传统。
比如说，中国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政治，就时常被人称为是“秦始皇式的封建专治”，几乎一无是处。老祖宗在天有灵，一定会大呼冤枉。秦始皇可是传统说教中被批评了两千年的人物，是传统政治中的坏典型。怎么到如今，他们却被这革新的一代，跟秦始皇划到一个类别里去了？二十世纪初，急于变革的理想主义者们，对历史传统的一顿狂轰滥炸，以至于到了一个世纪之后，不处在危急时刻的我们，也无法平心静气地看待历史。因此，一方面我们为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另一方面却把造就这一历史的传统中国政治，及相应的大一统，文官制度，科举等等政治元素说得一无是处。这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留给我们的一项后遗症：严重的精神分裂。
对于中国近代历程的理解，那就更是充满着强烈的情绪。革命，战争，反革命，迫害，民族危机，社会动荡，这一个多世纪有太多的起伏，太多的恩怨，让人难以释怀。然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毕竟是一个相当不同的环境，不再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内外交迫，危机重重，欲转变而不能的社会。现在的中国，有了工业化的基础，有了交通运输通讯的设施，有了相应的经验与技术，也有了求富求强求转变的内在观念与动力，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肯转变之下会落后挨打，而是经济与社会转变得太快所引发的脱节、不公与动荡。这样的局面，正是那几代理想主义者们抛头颅撒热血，历经各类动荡与曲折，所换来的。他们的牺牲，让我们有了一些奢侈，可以少一些激情，多一些思考的空间，来同情地理解前辈们，不论是革命者、反革命者还是旁观者，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及行为方式。
宗教改革过程之中，种种的暴力、狂热与迫害，并不完全是出于邪恶的目的。以基督徒的世界观，天主教与新教双方都可以声称他们所做的，为的是挽救迷途的灵魂，因为把教义弄错了，那可是要下地狱的。所以不管手段多么残忍，流血多么惨痛，他们是真心诚意地想要让人改邪归正，回到真理的一方。这些理由，站在他们的信仰上来考虑，不能说是没有道理，却也印证了前面所提到的那一句来自西方的谚语：通往地狱的道路之上，铺着的都是好心。
欧洲人是在宗教改革的流血冲突，闹腾一百多年之后，打累了，闹够了，才开始意识到，宗教信仰这种东西还真不是说改就可以改的。于是有了一个态度的转变，从出于拯救灵魂的火热心肠，“我要帮他们改邪归正！”，变成了一声很有几分冷漠，无可奈何的叹息，“如果他们想要进地狱烧火，那是活该！”（“If they want to burn in hell, let them be damned！”）西方人对信仰自由的尊重，其思想根源正是来自这种无奈。当然，现代的人权主义者表述起来，不愿意说得这么负面。他们也喜欢把一切都讲得堂而皇之，天赋人权，良心自由，不可侵犯等等。但是西方人可以容忍宗教自由，在于首先放弃了那种“我手中握有真理，不信我的上帝你就得进地狱”的自大与狂热。
我们所经历的过去一个世纪，也有信仰之争。这个信仰要比宗教信仰来得广义，内容包含了不只是世界观，还有强国之道，社会公平，与政治正义。这其中有许多概念也要比对神灵的崇拜来得理性，至少是理性探讨的范围更宽一些。但这也还是信仰，人类社会的复杂，任何政治理论的实践都会产生大家事先所无法意想的结果。也许实践可以是检验真理的一个很有用的标准，但是“实践结果”的本身就不是一个可以完全客观讨论的观念，内中免不了有许多主观的成分。如果说要形成一个宽容的讨论空间，也许我们都该有这种认知，在信仰与主义这个问题上，还真是不可以太自以为是，或是太过认真。
二十世纪在中国，是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要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把狂热信仰推到终极之后，才算冷却了下来。在这一点上，文革倒是与欧洲的宗教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妙。文革的极端，让理想主义丧失了社会基础。文革之后的改革，虽然也曾出现过各式的理论争议，却多半能由现实的一方胜出，走出教条的思想禁棝，也是得益于文革把政治理想推到了荒唐的高潮。现在的我们，还能为理想、信仰所感动的人不多，因此也有人批评现在的中国是处在物欲横流，道德衰败的时代。只是，在对历史的理解上，我们仍然沿袭着激情的传统。
比如说，中国两千年来的大一统政治，就时常被人称为是“秦始皇式的封建专治”，几乎一无是处。老祖宗在天有灵，一定会大呼冤枉。秦始皇可是传统说教中被批评了两千年的人物，是传统政治中的坏典型。怎么到如今，他们却被这革新的一代，跟秦始皇划到一个类别里去了？二十世纪初，急于变革的理想主义者们，对历史传统的一顿狂轰滥炸，以至于到了一个世纪之后，不处在危急时刻的我们，也无法平心静气地看待历史。因此，一方面我们为五千年悠久的历史文化而感到骄傲与自豪，另一方面却把造就这一历史的传统中国政治，及相应的大一统，文官制度，科举等等政治元素说得一无是处。这可以说是理想主义留给我们的一项后遗症：严重的精神分裂。
对于中国近代历程的理解，那就更是充满着强烈的情绪。革命，战争，反革命，迫害，民族危机，社会动荡，这一个多世纪有太多的起伏，太多的恩怨，让人难以释怀。然而我们现在所处的毕竟是一个相当不同的环境，不再是二十世纪上半叶那个内外交迫，危机重重，欲转变而不能的社会。现在的中国，有了工业化的基础，有了交通运输通讯的设施，有了相应的经验与技术，也有了求富求强求转变的内在观念与动力，来推动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肯转变之下会落后挨打，而是经济与社会转变得太快所引发的脱节、不公与动荡。这样的局面，正是那几代理想主义者们抛头颅撒热血，历经各类动荡与曲折，所换来的。他们的牺牲，让我们有了一些奢侈，可以少一些激情，多一些思考的空间，来同情地理解前辈们，不论是革命者、反革命者还是旁观者，所处的特殊历史环境及行为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