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衰落的新闻理想主义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5:42:03
参加圈内人的一个聚会，本来讨论传媒人如何在现有法律环境下规避风险等技术问题的，后来就变为全方位反思传媒人的职业风险。有些人说起到某地采访，遭遇有关部门的“特殊看管”，有些人说自己被企业告上法庭，疲于应对；有的说出于某种原因，给自己用上了笔名；还有的说一些更琐碎的，比如稿子被毙、待遇不高、居无定所等等。到了后来，就是一片唏嘘。
听起来，大家对于这个职业似乎早已有了普遍不满，只差临门一脚，离开它了。但我一边听着，却一边出神了。依稀记得，90年代上大学时，许多学生，不管文理科，都在看南方周末，文科生觉得最好的工作就是到南方报业来了。后来证实，不仅外面的人心向往之，经历那段时间的“老人们”也承认那是新闻行业、也是自己职业生涯的辉煌。真不知道，当时的职业光环，在后来怎么逐步褪去的？为什么现在连这个新闻理想主义的大本营也泛滥着如此严重的怀疑、厌倦？想来，现在记者们面临的种种困窘，一定也是他们当时要去面对的，为什么他们没有产生一种普遍的、想要唾弃这个职业的共识？
我无法形成任何清晰的判断，只想努力调动对于那个年代浅薄的记忆，与现在进行比较，做一些印象派的思考。
那个时候，最风行的传媒人口号大概都来自南方周末，比如“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比如“你看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纸上；你看不见我们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我不知道那个时候的从业人员如何看待，但作为读者，我和同学们确是无比真诚地相信这个行业能改变些什么。现在，口号越来越多了，但更多时候它们只是出现在广告推广书上，日常时似乎大家都记不起来了。
那个时候，大家似乎也对现实有普遍不满，但不像今天这样充满无力感。那时候的立场相对清晰，记者是明显的知识精英，他们很多来自底层也同情底层，他们呼吁回到常识。但今天，不少记者可能发现面对芜杂的现状，自己越来越无法选择立场，甚至，底层也是那么复杂。常识不够用了。那个时候，记者的批评还没有被体制化，他们更多时候要不断去够那个“天花板”，他们推着机构往前走，他们的理想主义行为不仅能得到同行的赞赏，也能换来市场激励。但今天，同行越来越分化，没有了统一标准，理想主义不必然换来回报，反而有时招来骂名。媒体的市场化，不再是完全解放的力量，它有时也带来新的压抑。机构的利益变得远比个人理想主义重要，机构总是更加理性的，它有自身的市场目标，它比个人更懂得妥协，它有自身的官僚架构在平衡各种过激的行为。所以，今天的批评声音，必须遵照越来越多的规则，声音也越来越弱。
那个时候，大家的职业身份都是向上走的，写几个文章就成为圈子里的明星，粉丝很多。他们明显是有别于上一辈新闻人的改革派。但现在大家写的任何一篇文章的被阅读次数可能都远远赶不上韩寒博客的点击量，传媒很难出名人了，传媒人也不再奢谈改革。不仅如此，那个时候，从南方的大报出来，很快就可以当上另外一家媒体的总监，新媒体到处都是。但现在，似乎每一家媒体的老总都依然那么年轻，要谋一份好职业不那么容易了。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不如意似乎越来越多。
按照这样粗鲁、毫无章法的对比，似乎这份职业变成了一个特别日常的工作。大家使用得越来越多的词汇是“新闻专业主义”，而不是“理想主义”。在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就是职业规范的一种美化的表达，实际上是职业、机构对于记者的规训。中国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但这个词汇，的确不像理想主义听起来那么让人心潮澎湃。
一切似乎都让人感到忧伤。不过我又想起，两三年前香港各所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进入传媒工作，月薪低于一万元，和任何一种体力劳动者持平。我还想起，同事们去台湾采访归来，对那里的同行深表同情，觉得他们活在了历史的尽头，那里读者只喜欢娱乐新闻。所以我又回过头想，在整个社会完成转型之前，这大概还是心怀理想的学生的最好职业之一。我也相信，每年依然有最一流的人选择进入这个行业，而不是企业或者政府。那么，好吧，这些零散的感想，都只能算是某个夜里对于无助感的自我安慰。以便用一种嗦的方式提醒自己，我们还没有进入最坏的时候。
（作者系南方人物周刊编辑，中山大学新闻传播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