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十 理想主义遭遇现实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7:06:02
前文中提到“成功之中含有失败的种子”，讲的是传统中国社会转型的困难。其实，对革命者来说，类似的问题一样不可避免。中国所进行的社会改造，是一个复杂、深刻却又相当迅速的过程。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奠定了一个变革的基础，却也为革命者带来新的困难与挑战。激情满怀的的理想主义者们，在胜利之后不久就走得步履蹒跚，也多半是因为过去的成功。
在战争时期，信仰是革命低潮时得以坚持不懈的思想基石。到和平时期，信仰则成为理性思考的绊脚石。经济建设中许多实际问题的讨论，在革命者之间无法心平静气地进行，很容易上纲上线，上升到“正统”与否的高度，变成类似于基督教会之中的教义之争。在战争时期，生死攸关的形势，需要坚强的纪律，统一的思想，领袖的权威。到和平时期，同样的组织方式，使得不同意见的表达，很容易被理解成对领袖权威的挑战。新形势下革命者对许多问题都没有经验，领袖们本来就容易犯错，却缺乏不同声音，没有纠正机制。
战争时期，有着明确的敌人，明确的目标，建立在革命热情之上的强力动员是致胜的法宝。到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上，目标本身的制定就存有争议，执行过程之中的困难并不是靠动员群众就可以解决的。而像大跃进时期那样果真轰轰烈烈地动员起来搞经济建设，其结果却是一场大灾难。
战争时期，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观，可以有效动员底层民众的支持，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基层组织。可是一但来到城市之中，这种过于简化的阶级观，要造成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知识分子”问题。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它不像欧洲社会那样以血统论优劣，而是有一个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度。虽说科举制度本身有不少弊病，但是由此所形成的注重教育与尊重读书人的文化，却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当匹配。革命的成功，切断了这一传统，让原本在社会上有着特殊地位的读书人找不到位置。执政者虽然在建设中需要他们的学识与才智，在观念上却无法信任他们对革命的忠诚，而以工农为主的中低层干部更是在思想与文化上与读书人格格不入。
战争时期，大家为着理想，为着信仰投身革命，连命都顾不上。可是到了一个和平的社会，革命干部们自身，也有了官位，还拖家带口的，各人有各人的利益。那种否定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在革命者内部都已经不合时宜。五五年一次评军衔，要在那些最具有觉悟与资历的老将之中，激起各式的牢骚与是非，让人体会到理想主义的苍白。读过《毛选》第五卷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身为最高领导人，眼见这些革命者，变成享有特权的官僚，丧失过去的革命热情，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所谓“成功之中含有失败的种子”，还有另一层意义：造就过往成功的思想与行动方式，有很大的惯性，除非碰到重大的挫折，否则难以回头。公平来说，这种惯性并不应该只理解成为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毕竟那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系着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热血牺牲，系着他们的青春岁月，系着他们的激情理想。它所造就的，并不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还包含着他们的自尊自信，自我价值，包含着他们整个人生观与世界观。和平时期的问题再难，也难不过战争时期的流血牺牲。他们不会因为那么一小点困难与挫折，就放弃对理想的坚持。恰恰相反，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困难与挫折往往意味着的是热情不够高，决心不够大，信仰不够坚定。其解决方式，正应该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或者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文革之后，曾经有理论家们反省，为什么建国之后总是有一种“宁左匆右”的倾向，总是犯“左”的毛病？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它正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开始政治革命与“宗教改革”之后，激进理想主义的惯性与自然演化。到六十年代中期，理想主义已经让毛泽东遭受两次大挫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原本要体现的是他的十足自信与雍容大容，却完全没有估计到知识分子之中不满情绪之强烈，以至于狼狈到要用“引蛇出洞”这样不光彩的理由，来做了一次伤害面极大的整肃。另一次则是凭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革命激情与良好愿望来拼一次经济的大跃进，却作下了一次对国民经济的重大伤害。但是对一个信仰坚定，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挫折，并不是回头的理由。也许知识分子问题麻烦，也许经济建设问题复杂，但是革命者内部，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特权腐化等等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提高革命觉悟，清除落后思想，发动群众参与，来得以解决。
因而就有了毛泽东所发动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它不是必然，但是分析理想主义的思维脉落，却不难看出它的自然。而且这一次，理想主义更是被运用到政治组织上来，把原有的党政机构撇在一边，发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上街革命，也交由他们来进行一次政治大重组。作为带领中国成功进行过一场政治革命的领袖，他对政治组织的建立也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简化，认定群众的热情与觉悟是官僚僵化的解药。说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革命还正是产生于青年学生们所领导发动的群众运动之中。可是这其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不同，五四青年要经过近三十年腥风血雨的磨炼，要用前仆后继的牺牲去练就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文革之中的红卫兵，所冲击的是一个被最高领袖一张大字报给弄得不知所措的党政机构，很容易得就获得了权力。他们有满腔的革命热情，要说写大字报，破四旧，游街，抄家，带高帽，那是有极大的能量，但是要说组织或是管理能力，却不是这些二十出头的小年轻们所可以胜任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也的确是像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拿着一本小红书，就以为自己拿着真理，各自依据各自的理解，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直到大打出手。不出两年，最高领袖就不得不依靠军队，全面接管各级政府，把红卫兵们赶回校园，赶去农村。文化大革命，虽然正式说来历经十年，其实在1969年军队接管之后，就已经在政治与组织的实践上宣告彻底失败。其后的年间，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只是由最高领袖的威望支撑着，只有“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来作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依据。
但是从长远来看，文革却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理想主义与政治激进化的终极进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总是有更为激进的后来者，认定前辈们的所作所为不够彻底，不够革命。百日维新派嫌洋务派不触及根本，国民党认为康、梁是保皇党，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国民党是反动派。这一回红卫兵小将们要把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辈当做修正主义者与走资派，用湖南农民运动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方式也来整治了一回。 红卫兵的暴力，并不完全是出于年轻人的鲁莽，其中也有理想主义的因素。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建筑在“神本”之上的狂热信仰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其一是产生那些不惜自己的生命，站在柴火堆上为真理献身的烈士，其二则是那些把其它信仰当着邪恶，用最残忍的手段去对付异端的暴力镇压。中国近代的变革与“宗教改革”之中，从戊戌六君子开始，同样在每一时期都产生过一系列的革命烈士，“杀身成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一副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这样的理想主义，不是“神本”，却是“义本”，内中同样都是容不下“人本”。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邪恶，是不共戴天的反动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受革命教育长大的红卫兵，自然不会把被斗争者当作人来看待，也根本就不可能遵循什么法律规则或是程序，因为他们所做的是惊天地，动鬼神的革命。信仰鼓舞下的理想主义，可以砸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让中国社会脱胎换骨。但是这其中也肯定有相当沉重的代价，它不仅包括辛亥革命以来数次内战的流血死伤，也要包括这一次在和平时期把理想与信仰推向了极端的文化大革命。
在战争时期，信仰是革命低潮时得以坚持不懈的思想基石。到和平时期，信仰则成为理性思考的绊脚石。经济建设中许多实际问题的讨论，在革命者之间无法心平静气地进行，很容易上纲上线，上升到“正统”与否的高度，变成类似于基督教会之中的教义之争。在战争时期，生死攸关的形势，需要坚强的纪律，统一的思想，领袖的权威。到和平时期，同样的组织方式，使得不同意见的表达，很容易被理解成对领袖权威的挑战。新形势下革命者对许多问题都没有经验，领袖们本来就容易犯错，却缺乏不同声音，没有纠正机制。
战争时期，有着明确的敌人，明确的目标，建立在革命热情之上的强力动员是致胜的法宝。到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上，目标本身的制定就存有争议，执行过程之中的困难并不是靠动员群众就可以解决的。而像大跃进时期那样果真轰轰烈烈地动员起来搞经济建设，其结果却是一场大灾难。
战争时期，以阶级为基础的社会观，可以有效动员底层民众的支持，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基层组织。可是一但来到城市之中，这种过于简化的阶级观，要造成许多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知识分子”问题。传统中国社会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它不像欧洲社会那样以血统论优劣，而是有一个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度。虽说科举制度本身有不少弊病，但是由此所形成的注重教育与尊重读书人的文化，却与现代社会的需求相当匹配。革命的成功，切断了这一传统，让原本在社会上有着特殊地位的读书人找不到位置。执政者虽然在建设中需要他们的学识与才智，在观念上却无法信任他们对革命的忠诚，而以工农为主的中低层干部更是在思想与文化上与读书人格格不入。
战争时期，大家为着理想，为着信仰投身革命，连命都顾不上。可是到了一个和平的社会，革命干部们自身，也有了官位，还拖家带口的，各人有各人的利益。那种否定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在革命者内部都已经不合时宜。五五年一次评军衔，要在那些最具有觉悟与资历的老将之中，激起各式的牢骚与是非，让人体会到理想主义的苍白。读过《毛选》第五卷的人都知道，毛泽东身为最高领导人，眼见这些革命者，变成享有特权的官僚，丧失过去的革命热情，焦虑之情，溢于言表。
所谓“成功之中含有失败的种子”，还有另一层意义：造就过往成功的思想与行动方式，有很大的惯性，除非碰到重大的挫折，否则难以回头。公平来说，这种惯性并不应该只理解成为教条主义的僵化思维。毕竟那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之中，系着几代人的艰苦奋斗，热血牺牲，系着他们的青春岁月，系着他们的激情理想。它所造就的，并不只是一种思维方式，还包含着他们的自尊自信，自我价值，包含着他们整个人生观与世界观。和平时期的问题再难，也难不过战争时期的流血牺牲。他们不会因为那么一小点困难与挫折，就放弃对理想的坚持。恰恰相反，以他们的思维方式，困难与挫折往往意味着的是热情不够高，决心不够大，信仰不够坚定。其解决方式，正应该是“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或者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文革之后，曾经有理论家们反省，为什么建国之后总是有一种“宁左匆右”的倾向，总是犯“左”的毛病？其实，答案并不复杂，它正是中国在二十世纪初开始政治革命与“宗教改革”之后，激进理想主义的惯性与自然演化。到六十年代中期，理想主义已经让毛泽东遭受两次大挫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原本要体现的是他的十足自信与雍容大容，却完全没有估计到知识分子之中不满情绪之强烈，以至于狼狈到要用“引蛇出洞”这样不光彩的理由，来做了一次伤害面极大的整肃。另一次则是凭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革命激情与良好愿望来拼一次经济的大跃进，却作下了一次对国民经济的重大伤害。但是对一个信仰坚定，激情满怀的理想主义者来说，这样的挫折，并不是回头的理由。也许知识分子问题麻烦，也许经济建设问题复杂，但是革命者内部，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特权腐化等等问题，总是可以通过提高革命觉悟，清除落后思想，发动群众参与，来得以解决。
因而就有了毛泽东所发动的那一场文化大革命。它不是必然，但是分析理想主义的思维脉落，却不难看出它的自然。而且这一次，理想主义更是被运用到政治组织上来，把原有的党政机构撇在一边，发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上街革命，也交由他们来进行一次政治大重组。作为带领中国成功进行过一场政治革命的领袖，他对政治组织的建立也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简化，认定群众的热情与觉悟是官僚僵化的解药。说来，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革命还正是产生于青年学生们所领导发动的群众运动之中。可是这其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不同，五四青年要经过近三十年腥风血雨的磨炼，要用前仆后继的牺牲去练就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文革之中的红卫兵，所冲击的是一个被最高领袖一张大字报给弄得不知所措的党政机构，很容易得就获得了权力。他们有满腔的革命热情，要说写大字报，破四旧，游街，抄家，带高帽，那是有极大的能量，但是要说组织或是管理能力，却不是这些二十出头的小年轻们所可以胜任的。在这一点上，他们也的确是像欧洲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徒，败事有余，成事不足。拿着一本小红书，就以为自己拿着真理，各自依据各自的理解，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直到大打出手。不出两年，最高领袖就不得不依靠军队，全面接管各级政府，把红卫兵们赶回校园，赶去农村。文化大革命，虽然正式说来历经十年，其实在1969年军队接管之后，就已经在政治与组织的实践上宣告彻底失败。其后的年间，文化大革命的正确只是由最高领袖的威望支撑着，只有“马列主义大普及，上层建筑红旗飘，革命大字报，烈火遍地烧”来作为“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的依据。
但是从长远来看，文革却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的理想主义与政治激进化的终极进程。在这个过程之中，总是有更为激进的后来者，认定前辈们的所作所为不够彻底，不够革命。百日维新派嫌洋务派不触及根本，国民党认为康、梁是保皇党，马克思主义者认定国民党是反动派。这一回红卫兵小将们要把那些出生入死的革命前辈当做修正主义者与走资派，用湖南农民运动时“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方式也来整治了一回。 红卫兵的暴力，并不完全是出于年轻人的鲁莽，其中也有理想主义的因素。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建筑在“神本”之上的狂热信仰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其一是产生那些不惜自己的生命，站在柴火堆上为真理献身的烈士，其二则是那些把其它信仰当着邪恶，用最残忍的手段去对付异端的暴力镇压。中国近代的变革与“宗教改革”之中，从戊戌六君子开始，同样在每一时期都产生过一系列的革命烈士，“杀身成仁”，“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一副大义凛然的革命气概。这样的理想主义，不是“神本”，却是“义本”，内中同样都是容不下“人本”。而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邪恶，是不共戴天的反动派，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敌人。受革命教育长大的红卫兵，自然不会把被斗争者当作人来看待，也根本就不可能遵循什么法律规则或是程序，因为他们所做的是惊天地，动鬼神的革命。信仰鼓舞下的理想主义，可以砸碎旧世界，创立新世界，让中国社会脱胎换骨。但是这其中也肯定有相当沉重的代价，它不仅包括辛亥革命以来数次内战的流血死伤，也要包括这一次在和平时期把理想与信仰推向了极端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