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建议明确中央地方财权事权以平抑房价

2. 不能割舍的肉

地方政府犹豫的背后，长期依赖土地出让金收入？

诸多地方执行“国十条”细则尚未出台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犹豫。

事实上，就在《青岛意见》出台前的2009年12月底，青岛方面亦出台了《关于支持居民购买住房的意见》。

该意见由青岛市建委、市财政局、市地税局、市国土资源与房屋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青岛中心支行、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等六个部门共同发布，规格不谓不高。

根据这个政策，公积金贷款最低首付仍维持20%的比例，最高可贷40万元；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以上144平方米以下普通住房契税税率按1.5%征收，家庭以18周岁以上子女名义购买第二套住房的，仍可照首套住房贷款政策执行。

相隔4个月，这个十分优惠的政策陡然大变，在外界看来，这或许并不是地方政府的本意。

担心房地产调控影响地方政府收益或是一大主因，土地出让金收入一直被地方政府当作“第二财政”。

近日，中国指数研究院公布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60个主要城市中多数城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增长超过了100%，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益大幅提高，其中沪、京、杭占据前三甲。

官方数据显示，在房地产不太红火的200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占同期地方财政收入的47%；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首破3万亿元，土地出让金占到1/6强；2006年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为7677亿元。

而在上海，据上海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显示，2009年，全市财政收入的25%来自房地产。

“土地出让收入的确是地方政府的一大收入来源。”宋坚说，打击房地产会对地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也是地方政府的担心之一”。

由于房地产业关联上下游共50多个产业，其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可忽视；地方政府在土地出让、税收等方面对房地产业的倚重短期内也难以完全摆脱。

4月29日，记者为此致电上海市建交委，对方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无法给予答案。

4. 道不同又相为谋

中央把房地产当成民生问题，地方则当做经济问题

事实上，宋的看法有较多的支持者，在宋看来，很多问题已经不是地方政府所能解决的。

而正是目前由地方政府主导抑制房价等行为，导致“打压房价——报复性反弹——打压房价——继续反弹”的怪圈。

以2008年前后的调控为例，由于市场洞悉政府“保增长”的底牌，这一轮调控以房价报复性反弹并创新高告终。而此前，这种报复性的上涨已经数次发生。

“以往的调控政策之所以一直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关键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北京四方联达房地产经济公司总经理杨少锋说。

在杨看来，中央政府把房地产当作民生问题，希望房价能够让大部分老百姓承受得起；而地方政府则只是把房地产当作经济问题，土地出让金和税收才是地方政府最关心的，“正是这种中央地方利益的不一致，导致许多很有针对性的调控政策到了地方却无法执行”。

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金，导致房价上涨过快，导致地方调控不力，而十分关注“民生”的中央政府却一直要求地方政府控制房价，这种博弈似乎一直在进行之中。

“其实地方政府很委屈，有话没地方说。”宋坚告诉本报记者这或意味着，对于地方而言，降低房价的方法已穷尽。

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在宋坚看来，产生这个怪圈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一直没有解决好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问题。

“必须从宪法层面界定中央财权和事权，以及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关系。”同济大学教授刘春彦提出了对应的解决方法。

在刘看来，“通过这种方式(的调整)，可以增加地方的财政收入”，从而有效地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依赖，增加地方抑制房价的积极性。

在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看来，“要反对一味指责和妖魔化地方政府、把商品房房价高企的原因全部归于地方官员的简单化、表面化认识倾向。”

5. 无利不起早

增加地方税收收入是取代土地出让金的解决之道？

2009年年底，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举行期间，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与网友对话时表示，如果不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财权划分更加对称，地方政府的财政过多依靠土地出让收入的话，高房价问题很难解决。

事实上，由于地方财政过多依赖土地出让金，一旦改变这种模式，地方政府显然将不再是房价的推高者之一。

据本报了解，2010年度上海市决策咨询研究重点课题中就有一个“城市转型时期本市财源长效增长的机制及财政体系研究”，具体执行单位是上海财经大学。

这份课题指出，“十二五时期，依靠传统土地批租作为重要财政收入来源已不可持续，加上本市社会民生建设任务的进一步增加，本市财源增长和支出之间的矛盾将逐步显现。”

这或显示，地方政府在寻找降低对土地财政依赖程度的有效办法。

据本报了解，这份课题提出“建立财政收入长效增长机制和财政体系的对策思路和体制机制”。

“所以目前看来，只有从税收等财政手段上来解决这一难题。”同济大学副教授刘春彦告诉本报记者，这和吴晓灵观点基本一致。“税收是宪法问题，宪法没有严格规定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匹配，我们国家这块共享，中央经常拿走地方。”

这直接导致“中央收入增加，地方收入降低”，因此刘春彦认为“必须从宪法层面界定中央财权和事权，以及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关系。”

一位接受采访的人士举例说，“以共享税为例，现在共享税比例是中央政府主导，应该规定中央政府不能随便变更比例。”

在刘春彦看来，通过明确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这样才能有效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从而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才能更好地降低房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