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马径村张氏家族 戴光中 天下宁波帮

戴光中
宁波老话“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指的是早年慈东的童姚村童氏家族与马径村张氏家族，如今属于江北区庄桥街道。而马径村张氏家族，既是经商世家，也是书香名门，尤其在清末民初，出过几位重要人物。
一、“马径张”外交双杰
在宁波乃至浙江，马径张氏家族最可自豪的是出了中国近代史上名闻遐迩的一对兄弟外交官——张思桂与张斯栒。他俩是最早以实际行动学习西方、走向世界的宁波人。
张斯桂（1817－1888）字景颜，号鲁生，马径张氏第十九世孙。他家境清贫，考取秀才后，即独立门户，设馆授徒，靠束修以自给。其时正值五口通商，被迫开埠，西风东渐，宁波首当其冲。张思桂身经巨变，敏锐地感到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陈培源撰《张鲁生太守传》说他“少为诸生，以文章有声于时，然非其所好也，读书之余，留心时务。当西人启衅，迭犯海口，宁波亦遭陷沦，公目击焉。以为此后之军政，当改弦更张无疑也，于是讲求西学。”
1850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来宁波传教。他向张思桂学习中国文化，张思桂向他学习西方文化，实现了中西文化最早、最亲密、最成功的交流。丁韪良后来飞黄腾达，官至同文馆总教习、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影响深远。在他眼里，张斯桂“是通儒型的人物，有经世之才”，是“中国文人阶层中最优秀的一类典型，他们是那种古典知识不会导致对现代科学产生偏见的人”。果然，聪明绝顶的张斯桂，仅仅由此入门，便能相当全面地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识者已知其可施诸实用矣。”而实际上，当宁波船商在1855年买来“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宝顺号的时候，他就施诸实用了。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宁波船商承担将政府漕粮海运北上的任务，因沿海盗匪横行，集资7万银两，购买机器轮船，命名为“宝顺号”，聘请张斯桂为船长，指挥护航。就这样，自学成才的张斯桂成为中国第一个轮船船长，为宁波南北号船商保驾护航。董沛的《宝顺轮船始末》一文记载了他的战斗业绩：
粤盗三十余艘肆掠闽浙，窜至北洋，与他盗合，运海皆被阻。张斯桂急驶轮船于六月出洋，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盗艇，沉五艘，毁十艘。十四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复沉四艘、获一艘、焚六艘。余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杀，毙四十余人，俘三十余人。十八日在石岛洋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运船三百余艘。北洋肃清，轮船回上海。二十九日巡石浦洋，盗船二十三艘在港停泊，轮率水勇，船进扼洞下门，两相攻击，自卯至未，盗船无一存者。余盗窜黄婆岭，追斩三百余级。九月十三日在陈港沉盗船四艘。十四日在烈港洋沉盗船八艘。十八日复在石浦洋沉盗船二艘。十月十八日复在烈港洋沉盗船四艘，南岸亦肃清。三四月间沉获盗船六十八艘，生擒盗党及杀溺死者二千余人。宝顺轮之名震于海外。
南北洋海运从此畅通，宁波帮船商大发其财，不少人还得到了朝廷赏赐的花翎顶戴。张斯桂也获得朝廷嘉奖，“以知县双月选用，加同知升衔”。
1862年初夏，张斯桂率领宝顺轮与美国冒险家华尔指挥的洋枪队共事。由于华尔“傲睨一切，不可向迩”，张斯桂不屑与他为伍。乃将轮船交卸，洁身登岸。当时，丁韪良正在上海翻译《万国公法》。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西方国际法学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直接促进了清末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张斯桂为之作序，一再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序文得到丁韪良的高度评价：“展示了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非常少见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能力。序文为我的书增色不少，同样也为他开启了通往外交界的大门”。
但事实上，张斯桂十年之后才进入外交界。在这段时期，他先是在上海结识了曾国藩，获得重视，学以致用，到安徽九江先后管理火药局、军械所、洋枪炮队。此外，他还向曾国藩推荐介绍“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使之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1864年清军攻下南京后，张斯桂离开曾国藩，在宁波与上海两地经商，获利颇丰，家境渐绕。1871年，张斯桂被林则徐的女婿、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聘为幕僚，参与洋务运动，进一步发挥其专长，“先委阅海图局，继则仿造水雷、电信”；成为近代洋务运动中水雷、电信的国产制造发明者。不久，他又随沈葆桢赴台湾处理日本侵略战争后事。由于表现出色。因此，“经两江总督沈葆桢奏保，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即当时的外交部）听候考察，尽先选用”。1876年，清政府决定向日本派遣外交使团。“即选知府、赏加三品顶戴”张斯桂被任命为第一任驻日副使，公使是何如璋，参赞是黄遵宪。
在日本任驻日副使期间，张斯桂与许多已经在日本谋生的宁波人有着亲密的交往和接触。其中比较有资料可寻的有慈溪王氏家族兄弟王仁乾、王治本、王汝修、王琴仙等人，之后，张斯桂又为许多慈溪人渡日经商、留学提供了重要帮助，为近代旅日宁波帮的产生和创业作出了贡献。在日本，张斯桂看到了不同于曾国藩湘军的军队组织方式，借鉴这些组织方式，为保留湘军等地方军队集体忠诚于清朝廷找到了合法化的改编途径，为走向近代中国革命创造了军事条件。
张斯桂学贯中西，早在1866年日本著名文化人岸田吟香来沪时，他俩就曾展开过对话，讨论北宋欧阳修的《日本刀歌》是否构成中日间文化交流共同话语场。在任期间，他充分发挥渊博的学识，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为日本两部著名医书《皇国名医传》和《先哲医话》撰写序言；也为高桥二郎译述、冈千仞删定的《法兰西志》作了序。他还带去了同乡晚辈书法家梅调鼎的作品，向日本朋友推介宣扬，使之在日本书坛声誉鹊起，被称为“清代王羲之”。后来，这一赞誉“出口转内销”，梅调鼎的作品竟然有了“为求友竹字，愿出万两银”的价格。
1882年，张斯桂结束在日本的外交生涯。回国复命时，他带来了日本刺槐树树种，赠送给左宗棠，在南京试种成功。这也是张斯桂结束外交生涯一个别样的标志。而他的弟弟张斯栒，则在欧洲各国驰骋犹酣。
张斯栒（1842－1898），字听颿，张斯桂的同父异母胞弟，因父亲早逝，从小由大哥悉心培养，所以其人生道路也如出一辙。《慈东马径张氏宗谱》收有姻侄童赓年所撰《张斯栒传略》，说他考取秀才后“不喜习章句，常究心经世有用之学，遂绝意科举。咸丰季年，粤寇陷浙东，公避地沪滨，乃从美国丁韪良问西学，半年即大进。由是通英国语言文字，旁涉天算、舆地、声光化学，以及枪炮机器制造，无不洞窥堂奥。”此后，他跟随张斯桂出入于洋务运动诸大臣的幕府，先后受到福建船政大臣夏献纶、沈葆桢的赏识和器重，并由沈葆桢保举送部引见，进入总理事务衙门，而当时诸公也十分称道，咨送吏部，奉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选用。1876年，当长兄张斯桂出任驻日副使之际，他也以随员兼翻译官的身份，跟从礼部左侍郎郭嵩焘出使英国。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
郭嵩焘的主要任务，其实是代表清廷，被迫就“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道歉”。可以想见张斯栒的工作是何等屈辱。但他做得不卑不亢、非常得体。1879年，京卿刘云生奉派出使德国，路过英国伦敦，力邀张斯栒同往德国，充当翻译官。于是张斯栒去了德国，数月之后又回到英国，继续跟随郭嵩焘。过不多久，朝廷又突然委派曾国藩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两国，命郭嵩焘归国，但是留下张斯栒，跟随曾纪泽继续充当翻译官。郭嵩焘是率先打开外窥世界窗户的外交家，对于张斯栒的评价是：“学术纯正，操守峻洁，粹然儒者，不当仅以随员目之。”
张斯栒翻译之功才，在外交界有口皆碑。1880年，太常寺正卿陈兰彬奉旨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点名调取张斯栒转赴美国，协助急事工作。可是兼任驻俄大使的曾纪泽同样需要他。于是一年之后，张斯栒又回到英国，协助曾纪泽采取联英压俄策略，改订了“崇厚之约”，收回了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的领土主权。同时，粉碎了法国以越南为跳板侵略煤炭资源丰富的中国西南地区的外交图谋，但也经历了中法战争从“战场的胜利”到“外交的败阵”之历史怪局，真正体会到“弱国无外交”的苦涩。曾纪泽非常倚重、信赖于他，在其文集中多有题赠张斯栒之作，推重甚至。
1886年，曾纪泽任期满后被朝廷宣召回京，由江西布政使刘瑞芬接任。刘瑞芬奏请让张斯栒继续驻英，派充二等翻译官。4年后，洋务运动中改良派代表人物、湖南按察使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特命全权大臣。刘瑞芬回国，而张斯栒却因工作出色再次留任，并升为二等参赞官。薛福成是近代中国最有外交建树的人物，据《张斯栒传略》称：“薛公之任，交涉益繁，委任益专。当时办理长江教案，筹设南洋领事，以及云南缅甸界务，凡华洋函牍，皆由公详慎传译，词命问答，委婉严切，颇足倾动外人，故每有所请，彼国无不允许。薛公出使，公牍所载洋文照会，皆出公之手。”也就是说，薛福成的外交建树，颇有赖于张斯栒的文笔。
1894年，薛福成任使期满回国。张斯栒趁此机会，也请求销差归国。但到1897年，张斯栒才得以返回阔别了整整２０年的的祖国，送部引见，由知府奏保为道员，赏加二品顶戴。随即被湖广总督张之洞调往湖北，任自强学堂总办（校长）。自强学堂是武汉大学的前身，旨在培养中国外交人才；张斯栒具有丰富的外交经历和才能，担任此职再适合不过了。没想到仅隔一年，因日本举行盛大的海陆诸军演习，邀请中国大员前往参观。清廷考虑到这是中日“甲午海战”之后两国政府和平外交的重新开始，格外重视，特派外交经验最丰富的张斯栒前往日本，联络“中国大员观摩往还事宜”。张斯栒不辱使命，待人接物，其举止仪容和交涉能力深为东洋人士所称道。而日本政府此时正急于拉拢中国联合对付沙俄帝国。因此借机笼络，由日本天皇亲赐张斯栒二等宝星，以示优异。
中日甲午海战失败后，清政府开始变革军事制度，进入向日本学习的实质性阶段。是年，中国首次向日本派出陆军留学生30名，委托日本陆军省成城学校，实施陆军教育。而这个护送学生赴日本留学的任务，也顺理成章地落交给了卓有成效的张斯栒。1898年4月，他圆满完成这项任务，凑巧，日本大将川上君逝世了，张之洞来电，要他代行吊唁之礼。令人扼腕遗憾的是，当张斯栒办完此事，正准备从日本神户返国复命之时，突然触瘴、患脚气，而且急剧恶化，竟以５６岁英年病逝于异国他乡。他的灵柩回国后，皇上谕旨抚恤，加封从一品官级，赏给治丧银一千两。
张斯栒是清政府中驻外国家最多、工作时间最长的外交官，前后长达２２年，献出了毕生精力乃至宝贵生命，在暗淡无光的晚清外交界熠熠生辉、堪称翘楚。他也是最早走向世界、亲身经历西方文明最多的中国知识分子之一，所著《环瀛日记》，处处闪烁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强国的思想火花。他不仅是马径张氏家族的骄傲，四明大地也以哺育了张斯栒为荣。
二、“张同泰”五代传人
所谓“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说的当然不是张斯桂、张斯栒兄弟，而是指童家、姚家和马径张家的富商巨贾。
张斯桂的同辈族兄弟张斯臧，就是和冯泽夫共同编写《英话注解》的张宝楚，也是集资购买宝顺轮的甬商之一，当时在上海开设延生钱庄，人称宝翁。他做生意，恪守宁波帮的“诚信为本，义中求利”。《慈东马径张氏宗谱》记载了这样一则事实：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两浙富户纷纷避难上海租界。其中的有识之士，都要把带来的银洋存入延生钱庄，既保险又能生息。但战乱濒仍，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所以张斯臧如实相告：“我不能悉听利息”。富翁们说：“我们知道宝翁乃仁人君子，故愿存在贵庄，情愿不取利息。”斯臧又问：“水火不测，怎么办？”富翁们答以“财与命相连。若有意外之事，决不要宝翁听意外之损失。”张斯臧这才接收了他们的银洋。等到战争结束，丝毫不少，如数奉还，众富翁欢天喜地归去。“其信义素孚如是”。
但是张斯臧还不曾富到“银子好打墙”的程度。这句民谚主要是指杭州张同泰国药号的主人。
中华老字号“张同泰”，曾是杭州六大药店之一，至今已有203年的历史，相关的资料也很多。但是，查阅天一阁藏《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却发现迄今关于张同泰国药号主人的表述，都是错误的。
张同泰国药号的创始人，所有的资料都说是庄桥马径村的张梅，并且说他“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从小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培养了他商人的精明和管理能力”。但宗谱所载《大赞公墓志铭》，却明明白白地写着：这位创始人姓张名锦，字敬孚，号镜芙，张氏第十七世孙。虽然他确实生于商人家庭，父亲在杭州经商，不过在他两岁时就去世了，他是由母亲抚养长大的。
清嘉庆五年（1800），张锦在杭州新宫桥河下开设了一家茂昌药号，由于经营有方，五年后，他盘进了同春坊孩儿巷口的“沈同泰国药号”，改名“张同泰国药号”。张锦头脑活络，眼光独到，通过5年的观察，发现杭城的药铺，大都以零售中成药和坐堂看病为主。如果客户的需要量大，往往得跑好多家药铺才能凑足。于是他灵机一动：何不专做药材批发？“人无我有”，不是在激烈竞争中制胜的法宝吗？所以“张同泰”开张之初，就定位在批发为主，俗称“拆兑”。没想到这条独具特色的经营之路还真走对了。周边以及外埠的许多小药铺，纷纷来此购买药材、成药，一次解决，非常方便。天长日久熟悉了，信得过，自己干脆不来，托撑航船的老大拿着药单带货回去就行了。“张同泰”因此而有了名气。
现有资料说：“到了道光年间，张梅已经年迈，管理经营有点力不从心，便把他一手创办起来的张同泰药号传给了儿子张耐先，自己在家修养”。但实际上，张锦干了整整40年，直至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去世。而张梅与张耐先，实为同一个人，即张锦晚年所生的独子，字春占，号耐仙（耐先）。现有资料说“张耐先从小便跟着父亲在药店跑进跑出，亲眼看着父亲一步步把张同泰经营起来，对药店有着很深的感情。他饱读诗书，曾经中过举人，但为继承父业，让张同泰一直经营、兴盛下去，毅然放弃了仕途转而跟随父亲经商、学医。”也是大谬不然。他自幼在马径村学习四书五经，经书过目成诵。弱冠应童子试，以县试第一名成为秀才。直到父亲去世，母亲对他说：“父以暮年得汝，遗业在杭，使弗失坠，乃所以慰汝父心也。”（《耐仙公墓志铭》）他这才弃儒经商，遵奉母命，于1847年到杭州接管张同泰药号。张梅也没有中过举人，后来因为助军饷七万金，朝廷赏给员外郎的头衔，连带父亲张锦也获赠儒林郎、候选布政司理问。
张梅（耐先）自幼聪慧，以儒生办药店，经营有方，游刃有余。宗谱说他“有大过人之才识，乃翁未竟之志、未成之业，恢宏而广大之”。在他手上，“张同泰”成为杭城家喻户晓的一流大药铺，还在靴儿河下增开了益元参店，他的经商秘诀，便是积极地周转流动资金：“有财而壅积之，是自弃其财也。吾有财而得其用，财乃为吾有。”（《张公耐仙谱传》）众所周知，资金周转速度快，会相对节约流动资产，等于相对扩大资产投入，增强企业盈利能力。
现有资料又说：“张同泰的第三代张舜伯、第四代张宏湘均善经营，使得药店不断得到发展。”这不仅太过简略，而且，事实与之大相径庭。
第三代传人张斯缙（1836－1888），字绅伯（舜伯），号芙孙。宗谱《张绅伯先生传》称：“幼承家学，弱冠补诸生，登光绪丙子（1876）科贤书，纳资为中书，入值内阁。杨大史理庵，在京邸见而喜曰：耐仙为不死矣。”这表明，他完成了父亲未竟的科举之路。但是，他不像乃父善于经营。传记提到：他曾应友人之请，合资设肆于上海，结果亏损17万。还清债务后，他在书房挂一匾，上写：“还是读书”。好在他的夫人来自儒商世家慈城冯氏，生意由她打理，守成绰绰有余。但她也有不足：育四女而无一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张绅伯只好在临终前过继一子张宏骧（宏湘，字子云），传宗接代，承袭这“银子好打墙”的庞大产业。
据宗谱《张君子云谱传》记载，冯氏告诉继子张宏骧：“吾家衣有租，食有税，家事有吾在，无庸尔虑。惟诗书之传，自祖父以来至于汝，三世矣。汝能勉承先志，则所以慰汝父于地下，胜于椎牛而祭也。”也就是说，张宏骧不需要管理店务，一心只读圣贤书，便是对先父的最大安慰。他谨遵母命，埋头读书，于光绪己亥（1899）科试考取秀才。两年后又有了儿子锡诚。冯氏非常高兴，当年含笑瞑目。不料，孝子张宏骧因悼念过度，数月后竟也跟着母亲走了，年仅26岁。幸亏冯氏根据切身体会，替儿子找了一个精明强干的媳妇杨氏，不但使张家有后，并且使药店达于鼎盛。
杨氏18岁嫁入张家，24岁守寡，生育二女一男。儿子张鲁庵(1901-1962)，初名锡诚，后更名英，号咀英。他尚在襁褓之中，就成了“张同泰”第五代传人，所以实际事务全部由母亲一手操持。宗谱收有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的《张母杨太君五十寿序》。文章指出：“张氏以商起家，尤善储药。自秦蜀岭外，珍异之草，谲怪之物，无所不至。北采辽东人参，输之其乡，以是雄于财。太君早岁持门户，能制奇赢，忠信重诺，使人乐为用。选材益良，懋迁过于旧数倍。”大意是说：“张同泰”在全国各地搜罗名贵药材，无所不至，无所不有，所以财力雄厚。杨氏年轻时就主持门户，深通经商之道，又讲究诚信，手下乐于效劳，使得生意比从前高出好几倍。
《慈东马径张氏宗谱》是在1926年出版的，我们不清楚杨氏何时去世，按常理推断，她至少可以再活10年。而这段时期，正是“张同泰”的鼎盛期。药店进行了大规模翻建，重建了石库门，门额上刻‘万象’商标。‘张同泰’店名三个金字凸显门楣，两旁均悬挂“张同泰道地药材”铜牌。药铺按清代江南典型的传统药店布局，前店后厂。第一进，两侧回廊密排悬挂黑底金字各种丸散膏丹功效牌，正中八角雕花亭子，内竖黑漆木牌，书“进内交易”贴金大字。二进为营业厅，上书“药局”两字，两侧枣红色整块花梨木中药柜与丸散柜对称而设，百眼柜、彩瓶、锡瓶、锡盒点缀有致，柜侧分竖有“万汇生滋”和“歧黄正传”的烫金面额，厅内雕梁画栋，宫灯高悬。三进为客厅，明堂净几，字画添彩，是经理接待宾客，洽谈业务之所。后院的拱房，设有拆兑、栈店、鹿栓间、改制间、库房等。布局十分的精巧合理。在抗日战争前，员工多达60余人。而这些成就，当然应该归功于杨氏。
张鲁庵在母亲的卵翼下，其实和祖、父一样，是个不会经商的读书人，志风雅，工诗文，尤嗜篆刻。后人美其名曰“以商养文”。抗日战争结束后，大概杨氏已死，于是有了以下唯一真实的资料：“颇有雄心的张鲁庵想继续扩大张同泰的规模，他就决定在上海十里洋场开设‘张同泰上海分号’，甚至举家迁移至上海，打算大展鸿图。可遗憾的是，......张鲁庵实业报国的爱国之心，在这战乱纷纷的年代里，被现实击得粉碎。”他和祖父张绅伯一样，在黄浦江畔一败涂地，铩羽而归。
“张同泰”历经百年风雨而始终兴旺，绝非浪得虚名，确实有其高超的经营之道。那副现在还挂在大堂最显眼处的对联“悉遵古法务尽其良；货真价实存心利济”，正是张梅亲自制定的经营之道核心内容。
张梅深知，药材的好坏、用药的精准，关系着病人的身体健康乃至生命安危，同时也是药店信誉的保证和长久经营的基础，因此他对这道关把得非常严格，务求药材“道地”，保证童叟无欺。有一次，药店经理匆忙之中把一批有点受潮的药材混在好的药材里卖给了一位客人，张梅得知后，亲自前往找到那位客人，追回所有的药材，把上好的药材补给他，并再三道歉。
他这样做是仿效乃父所为。《大赞公墓志铭》称张锦“尝由杭州渡曹娥江，适他客有白金五百余两贮于笥，肩夫误以其笥入君船，归检而骇，乃白诸要津。未几，有同邑冯姓者来核其实，被领归，无得色。”因此，店中成员都以诚信为本。张同泰有自己的药材加工作坊，工艺上特别讲究。原货进店验收后，选以良工精制，由老师傅严格把关。当时“张同泰”有一味专治肺结核的中药羊胆丸，疗效颇佳，但制作甚难。这味药用的羊胆，一定要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羊，而且羊胆要活取功效才好。为此，有一个药师常年在那里收购羊胆，采购回来后进行泡制，还要加入其他名贵药材与其搭配，再经过30多道手工工序，才能完成。
聪明的“张同泰”老板，又在制作的同时，巧妙地把广告效应发挥到极致，从而大获人心、盛名不衰。
例如，在其著名的全鹿丸制作前，店中张灯结彩，遍告街坊；次日鸣锣击鼓，将鹿抬出，绕街一圈，然后将其缢死，剥皮放血，与当归、肉桂、补骨脂等原料拌匀，再制成大颗蜜丸。这样，一来在街邻面前证明其货真价实，二来也扩大了药店的影响力，吸引了更多的顾客。
又如另一种名药驴皮膏，制作工艺十分烦杂，除了原材料要精益求精之外，制药所用之水也十分讲究，直接影响膏药的药效，按祖传制法，需上好的自然泉水，以保持膏药的药力和效果。为了做出最好的膏药，每到制药的时候，“张同泰”会派一队店员身着统一号衣，挑着写有张同泰药号的水桶，专程去西湖名泉白沙泉取水运回店中制药，一路吆喝之声不绝于耳，声势之大颇引人注目，成为杭城一道独特的风景，也吸引了百姓的眼球。
“张同泰”不但自制药丸，还聘请名医坐堂看病，于是又有了另一种广告形式———在药材的包装纸上，每个配出的药材上都印有所配药的药名，说明其药性，以及此药和什么食物合在一起对身体有利或有害。既方便了患者，又在不知不觉中做了广告，还能博得杭州市民的喜爱。后来，干脆整理编印，出版送人。书有《同泰养生方道》、《张同泰药方集》、《张同泰号丸散膏丹目录》等，民间至今还有收藏流传。经营中西成药、丸散膏丹、参燕银耳等1900余个品种。自制成药有360余种，且均有特色。
在药店的管理上，几代经营者也摸索出了一套系统的管理方法，他们都深明千金易致、人才难得的道理，不惜重金聘请精明能干的经理和专业员工，以诚待客，形成了极好的声誉。而这又是通过恩威并施来实现的。药店规矩森严：上柜时间，店员必须面朝顾客，两手轻搭柜台，顾客买药，先问病情，付药时交代主治病症、服法等。不准自欺欺人、不准败坏风俗、不准酗酒吆喝、不准聚众赌博等。如有员工违章，轻则教训，重则在“端午”、“中秋”、“年三十”时，将其辞退。因此，伙计们都恪守店规。另一方面，经理对员工们又十分照顾。在配方繁忙时，如果耽误了午餐时间，就会立即派人买了小笼包子送上。......
1956年，在张锦创业整整150年之后，张同泰药号实行了公私合营。它的主人，至第五代张鲁庵而终结，从此不再属于马径张家了。
张鲁庵虽然不善经营，却在别的方面卓有贡献。他27岁师从赵叔儒，在继承传统的篆刻艺术的基础上，形成了工秀隽雅的独特风格。他精心研制的“鲁庵印泥”，可与“潜泉印泥”比美；他监制的刻刀，亦被行家视为精品。尤其是他不惜代价搜集历代印章、印谱及有关资料，辑成《秦汉小私印选》、《鲁庵仿完白山人印谱》等多种印谱传世。时称“海内第一家”。但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在临终遗嘱，将自己毕生收藏的历代印章1500余方、印谱493部全都捐献给西泠印社。这是西泠印社自创始以来，所接受的最丰富、最珍贵的文化遗产捐赠。这也是张氏家族作为儒商的最有力、最鲜明的证据。
2006年，历经200年风雨沧桑、几度兴旺几度低迷的张同泰国药号，全面整修，重新开业了。这里蕴含着马径张家的经营智慧和宁波商帮的文化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