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宁波帮 孙善根

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他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了包括宁波帮在内的广大民族工商业者的愿望与要求，因而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与响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生涯中，孙中山与许多宁波帮商人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有的进而成为其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和重要的支持力量，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
宁波与上海交通便捷，俗称一苇之航。鸦片战争前即有不少宁波人前往上海经商。1843年上海开埠后，由于其有利的地理位置与广阔的腹地为依托，迅速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金融与工业中心。上海的崛起吸引着一代代宁波人前往谋生创业。“挈子携妻游申者更难悉数”。[注1]据估计，到清末，在上海100余万居民中，宁波人已达40万人。当时旅沪宁波商人人多势众，成为“来沪经商而最有手腕和力量的帮口之一”。[注2]其势力已遍及上海各主要行业，特别是在金融、商业、航运、工业诸方面更是举足轻重。与此同时，宁波商人以其在商界的影响和号召力以及遍及上海各主要行业的势力为后盾，一直掌握着上海总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组织的领导权。如由宁波商人严信厚发起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后改为上海商务总会、上海总商会)是一个足以控制上海金融贸易和影响全国商业的商人团体， 自1902年成立至1912年先后组成的九届董事会中，宁波帮领袖人物严信厚、周晋镳、李厚佑担任了其中七届的总理(会长)。在上海总商会会员和会董中，宁波帮一般占30%-40%。[注3]当时宁波帮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势力如此之大，以至法国著名学者白吉尔在研究两者关系后得出结论说：“上海总商会似乎只能算是四明会所的一个分所”[注4]至于上海其他各种商会和一些主要行业公会如闸北商会、上海县商会、上海钱业公会等团体，宁波商人无不占有重要地位。为此，在辛亥革命前夕，上海报纸说：“要之上海本国商人之势力，当以宁波商人居王位”。[注5]
19世纪末叶以后，随着宁波商人在上海商界势力的日益增强，他们还积极参与上海社会政治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上海工商界的代言人和左右公众舆论的重要力量。当时他们常常参预、干涉内政、外交事务，在一些引起社会震动和举国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率先表态、带头发难和开展活动。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和此后开展的收回利权、保路运动中，宁波商人都相当活跃。1905年上海发生英国领事侮辱华人会审官金巩伯事件，激起上海大规模罢市罢岗风潮。为平息事端，虞洽卿、朱葆三等宁波帮领袖人物积极奔走，居间调停，终于使工部局作出让步。
从上可见，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帮成为活跃于上海等中外商埠的新型商人与企业家群体。为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当时孙中山四处奔波，寻求各方支持，使他与各个层面的宁波帮人士都有程度不同的交往，如宁波帮帮化合物虞洽卿、吴锦堂，中小商人赵家蕃、赵家艺兄弟以及家族财团——小港李氏兄弟等都与孙中山关系相当密切。
清光绪三十年（1904），赵氏兄弟同赴日本留学，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加入同盟会，即成为孙中山革命事业最忠实的追随者。次年，赵氏兄弟与革命党人张静江先后去法国巴黎经商，以所获利润全部用于资助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计人杰先后所输金百数十万，君亦数万。”[注6]光绪三十二年（1906），赵氏兄弟回国，他们在上海平桥路三家园的住宅——赵氏馆，成为 当时海外革命党支部人与上海革命党支部人联络的秘密地点之一。1907年孙中山先后在两广地区组织发动潮州、黄花岗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所需款项巨大。赵氏兄弟从陈其美处获知孙中山困境后十分着急，而当时他们在上海经商，手头现金不多，为此，双双赶回宁波，把祖传田产大部分低价售出，以所得现款悉数捐给孙中山。此后，赵氏兄弟对革命党人仍多有资助，有时甚至不惜变卖饰物相助，此举在革命党人中传为佳话。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还得到海外宁波商人的大力支持，其中孙中山与旅日宁波商人吴锦堂的关系最为密切。吴锦堂出身贫寒，19世纪80年代由上海赴日本经商。由于其不懈的努力与过人的胆识，迅速成为旅日华人的佼佼者，在20世纪初的日本商界有“关西财阀“之称。但他身在异乡，心系故乡，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深恶痛绝。早年，他徘徊于革命与改良之间。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吴锦堂予以隆重接待，但当梁启超组织保皇党顽固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时，转而坚决支持孙中山。他不但在物质上全力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开展反清大业，而且自己也积极投身于其中，并与孙中山成为莫逆之交。1895年孙中山组织广州起义失败，清政府疯狂追捕革命党人，迫使孙中山再次流亡海外。当年11月12日孙中山到达神户时，受到了吴锦堂的热情接待。他对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充满信心，并在华侨社会中广为宣传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此后，两人来往十分频繁，据日本学者中村哲夫研究，“1900年前后，孙吴的联系几乎超越了吴氏同其他任何人的联系”。期间，吴锦堂还利用租借住友财团的汽艇在向国内运输日本北九州煤炭的海上经营活动中，秘密协助孙中山运送军火。[注7]1905年8月，孙中山把“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联合起来组成“中国同盟会”，吴锦堂积极参加同盟会活动，后担任同盟会神户支部长，并把他在神户私邸中的一部分房屋借给同盟会办公。此后，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吴锦堂继续担任神户支部长。1912年初吴锦堂还先后资助上海和宁波军政府经费4万元。
1913年辛亥革命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后，孙中山于同年3月到达日本神户。吴锦堂在神户中华会馆组织盛大的欢迎集会，后又以国民党神户支部长身份邀请孙中山一行到舞子海滨松海山庄做客。1915年，孙中山、宋庆龄新婚旅行到达神户，吴氏又多次设宴热情款待。为褒扬其支持革命之义举，孙中山曾亲笔题赠“热心公益”匾额一方。为表达海外赤子之思念祖国之情，1916年，吴锦堂在舞子海滨建成一栋八角形的别庄，取名“移情阁”。1924年12月孙中山带病北上，参加国民会议促进会。途经日本时，孙中山偕同夫人最后一次亲临“移情阁”。在吴的协助下，孙中山在神户女子中学礼堂发表《大亚细亚主义》的演讲，宋庆龄也就妇女解放问题在兵库县高等女校发表演说。
辛亥革命后，尽管孙中山的政治生涯时沉时浮，但他与宁波商人的关系一直相当密切。正是由于这种密切的交往和宁波商人对革命的支持态度，使以振兴中华、发展民族工商业为己任的孙中山对宁波帮寄予厚望。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复辟帝制失败，郁郁而终。8月，时在上海倡议护法的孙中山应浙江省长吕公望、宁波省立四中校长励建侯的邀请，前来浙江考察。经杭州、绍兴后，孙中山、胡汉民一行于8月21日到达宁波，受到宁波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次日，他在省立四中举行的宁波各界欢迎会上，对宁波商人予以高度评价：“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坚强之魄力”，并说“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且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注8]
二.
辛亥革命期间，宁波商人在上海等地十分活跃。可以说，他们不仅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程度不同地表示同情和支持，更有不少宁波商人进而直接参与这场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特别是上海及江浙地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宁波商人参与和支持辛亥革命主要分两个阶段。即在武昌起义前支持孙中山、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从事革命活动与反清武装起义；武昌起义后，则帮助革命党人夺取和巩固政权。支持的方式多以经济为主，政治军事为辅。
从事航运业的赵家蕃、赵家艺兄弟是宁波中小商人的代表，他们从一开始就直接参与这场革命而表现出最大的革命性。为宣传发动革命，1910年赵家蕃与沈缦云等人出资支持于右任在上海先后创办《民呼报》、《民吁报》、《民立报》，为革命鼓与呼。“集资创办报社，始曰民呼，满政府忌之被锢，乃创民立、民吁”。[注9]特别是1910年10月创办的《民立报》是辛亥革命期间革命党人在国内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其报社则是革命党人在沪活动基地。武昌起义后该报连日刊登专电、短评，鼓动革命，激励民气，销路激增，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此后，赵家蕃又支持徐亚夫等创办《民意报》。期间赵氏兄弟已放弃经营活动而专心于革命事业。1911年7月，赵家蕃在上海协助陈其美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不久在赵家艺主持下，同盟会宁波支部成立，赵任会长。同年11月5日，宁波光复，赵家艺被推举为宁波军政分府参谋议长，总揽庶政。不久宁波局势稳定，赵家艺辞职回沪经商。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委赵家蕃担任全国造币厂厂长，不久孙中山辞职，赵氏也辞职返沪。
朱葆三、虞洽卿是辛亥革命期间上海宁波帮的领袖人物，也是当时上海滩的风云人物。进入20世纪后，以他们为代表的宁波帮上层分子尽管对清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表示不满，但仍寄以幻想。为此，1906年12月当张謇、汤寿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时，朱葆三、虞洽卿、周晋镳、苏葆笙、李薇庄都加入为会员。但随着满清政府假立宪、真专制面目的彻底暴露和革命党人的影响，他们也逐渐有所醒悟，对革命党表示同情与支持。正如丁日初先生分析的“随着清政府的顽固腐朽与对外屈服的进一步暴露，人民反抗斗争的愈益高涨，上海上层资本家中的一部分人对政府的幻想最终破灭，最后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参加了同盟会。”[注10]对此，虞洽卿自述“自经劝业会(1910年6月在南京鼓楼开幕——笔者)之后，……蓄心革命事了”。[注11]
最早由虞洽卿发起创办的上海商团是上海商会控制的一支武装力量。1911年初根据同盟会的指示，沈缦云、叶惠钧等人将上海商团组织转变为反清武装力量。此事无疑得到了虞洽卿的首肯。同年4月，在虞氏支持下，全国商团联合会在上海成立，虞任名誉会长。随后，上海商团加紧进行军事训练，发展成为一支有战斗力的军事组织，后在光复上海战役中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当时，他们一鼓作气攻下上海道县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民军久攻未克的江南制造局。
期间，虞洽卿与上海革命党人首领陈其美关系相当密切。虞多次出资支持陈其美，并为其筹款购置枪械，以供起义之用。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辛亥革命前夕，虞与朱葆三等宁波商入在上海公共租界组织“宁商总会”。该会向香港英政府注册，持有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号总会执照，即所谓特别照会。有了这张护身符，公共租界巡捕房也不能随便入内搜查。宁商总会一时成为掩护革命党人活动的重要场所。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事的消息传来，上海市面急剧动荡，许多钱庄、银行关门，严重影响各业经营与市民生活。为稳定金融，维护社会治安，陈其美就商于虞洽卿，得到后者的大力支持。虞洽卿一面派人投函、分送工商各界，并以消息形式在报上刊登以消弥不必要的恐慌。一面与沈缦云、王一亭等同盟会员分头向各业广为宣传、解释，全力维护市面，终于使市面渐趋稳定，人心也趋向安定。
武昌起事后，上海革命党人原定于11月5日在上海起义。但11月2日，虞洽卿忽然从宁绍公司汉口分公司发来的电讯中获知清军五艘军舰自汉口下驶，不日将抵上海吴淞口，准备装运江南制造局大批枪械弹药，以接济进攻汉阳的清军。虞立即将此情报告知陈其美，陈感到如果这些军舰被用来对付上海的起义力量，势必会给起义带来重大障碍。与此同时，当时兼任上海道署总帐房的朱葆三也向商团司令部(设在今香港“影视大王”邵逸夫之父邵玉轩所设“锦泰昌颜料号”)提供了两江总督关于镇压革命党人的密令：“上海革命事起，商团尽叛，已命南京、松江两地进兵，无论革命党、商团，擒获者全部正法。”[注12]形势危在旦夕，上海革命党人决定在清军援兵抵达之前，提前于11月3日举行起义。起义胜利后即于11月6日成立沪军都督府，虞洽卿任首席顾问，随后又担任闸北民政总长。
财政问题是上海光复前后革命党人的最大困难之一，对此当时旅沪宁波商人当仁不让，纷纷给予大力支持。由宁波商人经营的四明银行与沈缦云、周舜卿经营的信诚银行都积极为起义军提供经费，特别是起义最初两日军饷多由两行输出。《民立报》载“上海……光复前后九月十三、十四日所发的军响，大半由该两行所输出”]虞洽卿还与袁恒之、胡寄梅发起成立节费助饷会，呼吁商民全力支持革命，指出：“两月以来，武汉一隅，相持不下，军需饷项，万分迫促，尤为岌岌可危之势。于此不为援助，万一大局瓦解，有噬脐之悔。”[注13]当时参加国民自助会的各业董事如面粉业董事李云书、钱业董事朱五楼、煤业董事谢衡窗均亲自担任劝募人员，上海商务总会还曾为军政府垫银180万两，其中120万两系充宁沪杭及扬州军饷。据粗略统计，此类由上海商务总会出面替革命军向商家筹措的款项共有300万之巨。[注14]当时虞洽卿还和朱葆三、王一亭等向沪上中外银行、商号商借巨款，接济军需。其中虞氏经手的有四明银行4万两、宁绍公司16万两，荷兰很行1万两，朱葆三经手的有三井洋行35万两，祥泰布庄等商号3万多两，此外他们还组织工商、文艺各界“售物助饷”义卖义演等活动。
1911年12月，朱葆三应邀担任沪军都督府财政总长，宁波商人周晋镳、傅筱庵、钱达三等任顾问，以“协筹共济”。不久朱又担任由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华银行董事长，为新政府筹措经费，支持北伐等，奔波联络，颇费苦心。
上海起义时，苏州各界闻讯后纷纷要求江苏巡抚程德全宣布独立，贯于投机的程德全看出“军国之事，已无可为”，准备另做打算，但仍以缺乏军饷为借口进行要挟。上海革命党人协商后，决定由虞洽卿筹集款项100万两，两度赴苏州劝说程德全。迫于当时的革命形势，拿到巨款后的程德全即宣布江苏独立。但当时南京清军仍据险顽抗，成为革命党人的—块心病。虞洽卿因与两江总督张人骏一起举办过南洋劝业会，遂自告奋勇前往南京游说，但被江南提督张勋“坚拒”。陈其美见劝降不成，乃组织江浙联军功打南京。返回上海的虞洽卿一面“暂借”联军10万元以充军需，一面与李平书、朱葆三等14人联名发表启事，劝募犒军物资。随后虞将募得的大批慰劳物品连同枪械弹药，亲自押车，连夜送至南京前线，有力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经过江浙联军浴血奋战，终于在12月2日攻克南京，从而在当时的南北对峙中大大增强了南方的筹码，为革命形势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镇海桕墅方家和小港李家是宁波帮最具经济实力的家族财团。辛亥革命期间，这两大家族都有成员参与这场革命。上海起事前，方樵苓经虞洽卿介绍认识陈其美后，即对革命党人表示支持态度，不但自输巨款，又发起组织“革命军饷征募队”，与其侄子方椒伯分头向各商铺富贾劝募民军经费，成绩卓著。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为摆脱财政困难，曾发行公债，方樵苓与虞洽卿都巨额认购，以示支持。
小港李氏三兄弟李云书、李薇庄、李征五是上海辛亥革命的风云人物。他们都在辛亥前加入同盟会。[注15]上海光复之役开始时，李征五曾募兵组织沪军光复军，自任统领。“自将数千为光复军，驻闸北以为之援”。[注16]并在攻打江南制造局的战斗中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随后他又发起组织中华民军协济会，作为筹饷的统一机关，“预算北伐经费，以期准备军需，而作民军后援”[注17]。李云书则担任江浙联军总兵站总监，为保障前方军需供应竭尽心力。期间，李征五曾与虞洽卿、周晋镳、朱葆三等宁波帮头面人物及李平书、玉一亭等商界人士组织“敬礼海陆军人大会”，为参加北伐的将士助威。
当然，宁波帮是一个包含各阶层人土在内的地域性企业家群体，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们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态度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在不同的时间，即使同一群体对这场革命的态度也会有所变化，如曾为上海辛亥革命积极奔走的虞洽卿，当袁世凯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时，曾对袁氏寄予厚望。为此他反对“二次革命”，竭力阻挠国民党人运动浙江独立之计划，力劝浙督朱瑞持中立态度。但当袁氏公开称帝后，虞洽卿又加入反袁行列，此后他一直支持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从主流倾向来看，宁波帮从中小商人到工商巨子，从家族财团到旅外侨商对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多持同情与支持的态度，有的进而参加这场革命运动，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孙善根，宁波大学副教授）
注释：
1.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3页。
2.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上海地方史资料（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3.这一数据系笔者根据陶水木所著《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研究（1840-1936）》（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35-237页）有关材料综合而成。
4.【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
5.《商务官报》1906年第12期，第8页。
6.陈训正：《天婴室丛稿·门缝闲敦集》，第20-21页。
7.【日】中村哲夫著，谢俊美译：《吴锦堂与三井财阀》，《辛亥革命研究动态》1995年第10期。
8.《杭州民国日报》1916年8月25日。
9.王遂今：《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6.93页。
10.丁日初：《辛亥革命前上海资本家的政治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1.汪北平、郑大慈：《虞洽卿先生》，宁波文物出版社1946年版，第19页。
12.王遂今：《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86.93页。
13.《民立报》1913年1月13日、1911年12月8日。
14.《上海总商会报告》，第1册，1913年版，第18页。
15.丁日初：《辛亥革命前上海资本家的政治活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16.《四明近代人物传·李征五》，《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刊》复刊第4期。
17.《民立报》1911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