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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旧时的商业景象
于 2009-4-2 9:55:09 (152 次阅读)
               文/李  政
宁波是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之一，是浙东各地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集散地，在历史上曾经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商业枢纽和对外贸易港口。宁波的商人遍及全国各地及海外，相传有“无宁不成市”之称，对于我国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与发展，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早在四千年前，宁波为夏朝少康时代越国之一部分。但其时尚为荒芜之渔村。公元前222年，秦在此地建置鄮县，因当地有鄮山而得名。据《四蕃志》载：“有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其地即在今之鄞县五乡、宝幢一带。可见宁波商事活动之早。西晋末年，由于北方各少数民族入侵中原，黄河流域的汉族人大量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艺，在优越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南方的经济迅速发展，大大超过了北方。宁波附近的嵊县剡溪，是当时南方炼钢业的中心，当地制造的武器质量较佳。在宁波周围各县，又是越窑青瓷器的主要产地，质地优良，除内销外，还大量出口。如今在埃及、伊朗、坦桑尼亚、印度、菲律宾等地从遗址中发掘出来的大量瓷器残片，很大一部分都是越窑青瓷的产品。而慈溪上林湖和鄞县东钱湖周围，正是青瓷器的生产基地。这些青瓷器，通过宁波这一港口陆续运向东南亚和中东各地，形成了与“丝绸之路”齐名的“瓷器之路”，是我国当时从事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极受尚不懂瓷器烧制技术的西方国家人民的欢迎与珍视。从晚唐迄元、明，宁波的对外贸易与对外交往绵亘不衰，尤以对东邻日本的交往，更是频繁。日本的遣唐使、遣宋使，大都从宁波（当时称明州、庆元）上岸。每年来到我国进行贸易的日本商船和前来江南五山十刹朝觐的日本僧侣，更是众多，是我国历史上中日交往的主要门户。继广州设置市舶司之后，宋代亦在宁波设置市舶司。至明代，宁波是我国三大市舶司之一，订有检验*埠的外国船舶的制度和设有招待外商的“来远亭”。除了日本，宁波还与朝鲜、阇婆（爪哇一带）、真腊（柬埔寨）、占城（越南）、暹逻等国有频繁的商船往来。公元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人侵占澳门，同时在宁波设立商馆。这是宁波最早的商业会馆组织。清朝初期，清政府禁止海运二十八年，此后复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贸易渐少，宁波的对外交往中止。1842年，宁波根据《南京条约》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开埠；但其时上海港逐渐崛起，宁波对外交往的重要地位乃被上海所取代，对外贸易亦随之衰落。
行业的形成
如上所述，宁波在唐代已形成城市规模。到了“鸦片战争”之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宁波已形成了以钱业、典当业、粮食业、鱼行业、药业、南北货业为中心的商业组织。其中关系较大的行业概况如下：
（一）钱业。清朝初期，宁波就有钱庄出现。它是旧中国的一种信用机构。对于扶助工商业、促进生产、调剂金融、繁荣市场、便利汇兑等曾起过积极作用。“五口通商”开埠之后，由于商事活动频繁，钱庄业发展更快。宁波的钱庄，大都集中于江厦地区，以经营存款、放款业为主。其存款来源，主要是封建祀产和公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军退出宁波后，因受战事影响，云南铜又难以运入，资金枯竭，市面萧条，钱庄业为图本身发展，于丙子年（1876年）开大洋拆，提高存款利息，从而存款骤增。宁波钱庄业很早就采用“过账”制度，各行各业之间的货款往来，都通过钱庄“过账”，毋需现金，手续方便，有利于做活生意，促使信贷发展。由于宁波各钱庄的实力比较雄厚，早在十九世纪末叶，就向省内外各埠开展放款业务。
（二）南北货号。南号是以经营木材为主的行业，向福建、温州等地装运木材来甬销售；北号是经营北货的副食品行业，向东北、华北、山东等地贩运粉干、花生、植物油、红黑枣等物品来甬销售。南北号都各自置有帆船，往返行驶。运入的是南北货，运出的是宁波土特产及由宁波转口的省内外物资。南北号之所以形成，与宁波的地理条件有密切关系。因为宁波地处滨海，居南北洋之中，南北洋往返船只常以宁波为停泊站，并以其所运载的货物与宁波土特产交换，在宁波中转，从而导致了宁波商人创设南号与北号。早在元、明之间，我国南方各埠如广州、泉州等地的商人欲与日本贸易，其船只往往先行驶抵宁波停*，经当地市舶司查验给照后始得放行。有时候因潮汛或气候关系，即在宁波卸货中转。1850年时，宁波就有南号十多户，北号九户。这些南北号自备有运货帆船一百十多艘，平均每户六、七艘。此外，各南北号合资购置了“宝顺号”轮船一艘，配备武装，作为护洋之用。可见当时宁波南北号规模之巨大。
（三）药业。宁波药业的历史悠久。公元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宁波药业商人就已经捐资建造了药皇殿，足见宁波药业的形成比这更早。如今尚开设在宁波东门口的“寿全斋”国药号，也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五口通商”之后，宁波成为我国东南各省主要的药材散集地，远自甘肃、陕西、四川、河南、山东、河北、广东、广西等地药材商帮，纷纷集中到宁波贩卖药材，形成了川西、洋广、津北、山浙、禹亳等药材帮。尤其在太平天国期间，由于战事影响，武汉至镇江一带长江沿线，连年战争，交通阻绝，原走长江正路的川西商帮，都改走常德，泛洞庭，出湘潭，走江西，沿衢江顺流东下，直抵宁波；闽粤和津北各帮，也改走海道，宁波成为他们理想的散集中心。加上宁波本身原是浙贝、元胡、白术、麦冬等浙药产地，在货款汇兑上又居有优势，即使在边远地区，亦可与宁波通汇，因此全国各地药材商帮就云集宁波，宁波成了全国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药行药号林立，资金总额在五百万两以上。宁波的药材商人，以慈溪帮居多。太平天国时期慈溪人冯阿荣开设的“冯万丰”药号，传说因资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有“功”，受到清政府的嘉奖，并取得免税贩运药材的特权，是当时宁波最大的药材商。全国著名的大药铺，如北京的“同仁堂”，天津的“童涵春”、“蔡同德”等，都长年有人在宁波坐庄办货，选购上乘药材；不少药行，还与台北、汉城、大阪有业务往来。
（四）鱼行。宁属舟山群岛，为世界著名的渔场之一，鱼产丰富。最早鱼鲜不能直接运销各地，多在就地加工腌制，然后运甬销售。十九世纪前，舟山渔民到宁波一带兜售鱼货，因缺乏文化，常请人过秤算账，事后赠给一些鱼货作为报酬，因此逐步形成了“秤手”这一行业。十九世纪中叶，宁波出现了一家“公茂”鱼行，是宁波历史上的第一家鱼行。该行向清政府交纳“牙帖税”，领有“牙帖”，渔民运来鱼鲜，必须投行出售，从中抽取佣金。随着渔业的发展，鱼行陆续增多，形成了鱼行业。这些鱼行，大都集中在江厦街*江的半边街。每当渔汛季节，沿江一带海船麕集，桅樯林立，鱼商客户，纷至沓来。渔帮运来的海产品，分别交由行方代售，纳佣金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不等。行方则趸批给鲜货铺，其惯例限期二十天取款；或门售与行贩居民，则概需现金交易。鱼行与渔帮结算货款，除现金外，还有付给行票的，俗称“咸单”或“鸟头票”，犹如今之银行支票，流通市上，信用卓著，起了金融调剂的作用。
由于上述各主要行业的形成，特别是南北货号贩运商品品种增多，包括木材、杂粮、植物油、副食品、花生、胶菜、瓷器、锡箔、绍酒、土纸、竹器、明矾、棉花、乳腐等，牵涉的行业很广，带动了与这类商品有关的商店、工场、作坊的发展。典当、银楼、绸布、彩结以及酒楼、茶坊、旅栈等行业，虽然很早就已存在，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在行业上未居主导地位；至于洋广杂货，当时虽有开设，但实力更弱。
商业资本的来源，除一部分由经营零售铺的小商人转化外，规模较大的行号，大部分由封建地主或官绅投资。因为商业利润较封建剥削优厚，而有的地主财富，如粮食类，即可直接投入市场，不必另筹现金投资，这也是一个原因。
帝国主义者的入侵
鸦片战争以前，宁波虽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商业基础，并且曾在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中起过重要作用，但当时的商业是以经营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广大农村尚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中。城市的手工业，主要是制造农具、家具、饰物的铁器、竹器、木器、铜锡、首饰、迷信品等行业；乡村则为织布、织席等家庭手工业，和养殖禽畜，栽培某些经济作物。“五口通商”后，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破坏了农村自然经济的基础，使宁波从纯粹的封建社会变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城乡关系起了很大变化。帝国主义者先划宁波江北岸为“外人居留地”（即租界），置领事馆，设巡捕房，把持了浙海关与甬江水域；又不断向宁波城区扩张其势力。他们在宁波开洋行，建教堂，设学校，办医院，从事经济和文化的侵略活动。江北岸桃渡路、中马路和外滩一带，是帝国主义者和外国流氓的乐园。这里有外国商人开设的商店、酒吧间、弹子房、夜总会、*院和戏院，有称为“洋药”的鸦片市场和从事人口贩卖的秘密市场。据1880年材料，公开挂招牌营业的鸦片行，就有三十二家。在帝国主义洋货商品的倾销下，宁波某些手工业受到了严重的摧残。1868年，宁波因土铁价贵，全部被洋铁所替代；1884年，宁波煤油每斤零售价仅三十二文，而植物油每斤却高达八十四至八十八文，使植物油和蜡烛遭到被煤油替代的厄运；颜料的侵入，使三四十家土染料行先后倒闭；太古车糖的侵入，使土产“足山尖”白糖无法销售；棉纱、棉布的侵入，更使广大农村的家庭纺织手工业受到严重打击。几千年来家庭纺纱织布的机声，从此渐难闻到。
帝国主义者为了便于掠夺，从1890年开始，先后在宁波开设公司、洋行达二十八家，英、美、德、法、日等国都在宁波办有企业。由于浙海关直接受到帝国主义者控制，从宁波港输入的物资除部分工业品外，更大量的是鸦片、海洛因、卷烟和其他奢侈品。输出物资则为蚕丝、茶叶等土特产品和工业原料。由于进口数额大，出口数额小，难以抵补，因此黄金、白银就源源外流。据1928年统计：宁波港出入海轮为一千七百三十艘，船舶总吨位为二百八十五万余吨，洋货进口价值为二千四百九十七万余关平银两（一关平银两当时折合1.23美元）；土货出口为一千六百四十二万余关平银两，入超八百余万两，势必用黄金、白银抵补。其中入口货物中，仅纸烟一宗，即达四百二十余万关平银两。广大劳动人民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就这样化为烟灰。此外，帝国主义者还利用农村廉价劳动力加工编织草帽、花边等手工艺品，通过商行贩户深入农村加工，运销外洋牟取厚利。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入侵，舶来工业品增加，促使宁波商业经营范围的扩大和一些新兴行业的出现。例如帝国主义者在宁波办医院、卖西药后，1870年，有广东籍教徒在宁波创立了“屈臣氏药房”，随后又有“天一信孚堂”、“积善堂”等药房的开设，逐渐形成了西药业。原来经营烟具等手工业品的苏广杂货店，增加了洋货工业品的经营，改称为“洋广杂货店”或“五洋杂货店”（所谓五洋，即洋油、洋火、洋烛、肥皂、卷烟），经营品种日广，商店也逐渐增加，形成了后来的百货业。绸布业也因“荷兰水抄布”和“花旗布”等进口日多，农村自织布大大减少，经营洋布业务迅速发展。以后，玻璃、五金、颜料、钟表、卷烟等进口陆续增多，业务日益发展，于是也就产生了各自单独的行业。
繁荣与衰退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随着国内轮船、铁路交通的发达，尤以上海市场的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距上海仅一水之遥的宁波，商业上的繁荣开始停滞。特别是南北货物产，从前依*帆船在宁波运销集散，这时逐渐移向上海。但是，其他行业也有所发展，情况大致如下：
钱业——1931年共有一百六十户（包括大同行、小同行、现兑庄），资金约三百八十六万元。1934年减至九十三户，资金约三百五十万元。其中钱业大同行三十余户，存款额约五千万到八千万元。宁波钱业在省内的杭州、温州、绍兴、金华；省外的上海、武汉、天津、营口等城市都有放款。仅上海一地就放款二、三千万元，其实力凌驾于沪、汉各埠的钱业界。1935年，由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等地工商业大批倒闭，影响到宁波钱庄的信用，纷纷提存，发生了金融风潮，倒闭了大小钱庄三十余家，占总数的40%，从而使宁波的钱业一蹶不振。
药业——1927年，是宁波药业的全盛时期：药行六十四户，从业人员一千四百人，其中三十七户分别在川、鄂、陕、港、粤、京、津、赣、皖、滇、黔等地设庄办货。当时宁波药材业因货源广，选料高，在经营方式上又采用长期放账的手段，因此宁波的药材能远销各省。药业中全国闻名的“南庆余”、“北同仁”，也都向宁波采购，最高营业额全年达到银元九百五十万元。
鱼行业——1911年以后因渔场逐渐扩大，货源增多，宁波各鱼行的营业逐步上升，1933年营业额达到七百余万元，较1916年增加一倍。各鱼行都采取向渔船放款的形式，约束渔民必须向放款行号投售鱼货，这对于鱼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但风险亦大。
南北货业——1927年以后，洋糖进口增多，1931年洋糖进口金额达二百二十八万关平两，由南洋、吕宋等地直接装轮船运入。此外从福建、广东等地也有红白糖运入。其时有糖行四、五家，兴化帮桂圆行十多家，居间批发的糖北货行三十多家，南北茶食零售店约九十家，年销白糖六百余万斤，青糖八百余万斤。糖北货行还通过水客帮运销绍兴、杭州、温州和皖、赣等地。
棉布业——1925至1933年，是棉布业历史上最旺盛时期，同业有七十余户，全年营业额二百五十万元，月销棉布高达十八万匹。其时最畅销的为“花旗布”，加工染制成毛蓝布，大都为城乡劳动人民和下海渔民所爱穿。
粮食业——1927年以后，包括米栈、米厂、米行、米店等米行业共有四十余户。大的米行每户年销食米二十余万石。除向本地米厂进货外，还向国内外采购。宁波虽然地处宁绍平原的粮食产地，但由于人口稠密，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故有“宁波熟，一餐粥”的俗谚。在1930年，因国内水涝为灾，米价从平常年口七元一石涨到十八元一石。这年进口的洋米最多，达到二百三十六万担，比1923年宁波洋米进口的最高纪录一百五十万担还多。米行还经营豆类等杂粮，以销向舟山为多。
此外，百货业七十余户，全年营业额二百五十万元；木行业三十七户，全年进口木材三万余吨，营业额二百六十余万元；竹行业十八户，年销毛竹、竹材近一亿斤；营造业因沿海兴建码头，业务也较盛。
宁波的草席业素来旺盛，主要产地在鄞西黄古林、凤岙一带，历史悠久，在北宋时代即有草席的编织。1922年，因对日输出大增，是年宁波出口草席共六百余万条，是草席业历史上最盛的一年。草帽业则在1927年最盛，全年出口总额四百九十万顶。其后因帝国主义增加进口税和日本人仿制竞销，连年衰退。
总之，在本世纪初期至三十年代中期，宁波商业由于洋货倾销，售价较低，虽然农村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但人民购买力尚未衰退，商品经济又在逐步形成，所以除了南北货业外，出现了暂时的繁荣局面。据1931年统计，全市商店共有五千五百九十九户，资金约一千四百二十余万元。著名的大店中，绸布业有源康、凤苞、云章、大纶；百货业有同福昌、大有丰、老慎记；南北货业有方怡和、董生阳、大同、大有；国药业有寿全斋、冯存仁、香山堂、赵翰香居；海味业有永泰丰；糖行有德和、益和；油行有恒康成、成泰隆；钱庄有天益、元益；酱业中有楼茂记、张信茂等。
1935年金融风潮以后，宁波工商业普遍出现衰退景象，药行业几乎全部搁浅，倒闭了三分之二。其他各业也都缩小经营范围。棉布业批发业务大为缩小，棉布月销量锐减至九万匹。
战时“三部曲”
从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到1949年宁波解放前夕，宁波工商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抗战时期
第一个阶段是从抗战开始到宁波沦陷为止，即从1937年秋季到1941年春季，约三年半时间。在此期间内，上海、杭州等地相继沦陷。由于上海仍有租界存在，沪甬线航轮仍在通航，宁波成为内地各省物资的运转口岸，江西、湖南、湖北、广西、四川等地客商涌入宁波，纷至沓来，使宁波码头出现了一种畸形繁荣景象。当时行驶沪甬线的大小船只多达二十余艘（打着外国旗号），每天从上海进口的棉布、百货、五金、日用品在一万吨以上，出口运往上海的物资也在五千吨以上，办理托运手续的报关行，就增设到一百多家。新药业上升五、六倍，棉布的批发字号纷纷设立，百货业增加到一百多家，许多零售店也兼营批发。当时商业上的畸形性突出地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单帮多。所谓单帮，就是指一些没有加入商业行帮的行贩。他们利用地区间价格的差异从事商品贩卖获利。当时宁波的不少商家，都有组织地在沪甬之间进行大规模的商品贩运活动。社会上很多人，麕也弃置了他们原有的行业和手艺，男男女女集于沪甬线上跑单帮。他们在上海办到货物后，一转手就在宁波市场上出售，很易获利。贩销的商品，除棉布、百货、五金、西药、卷烟外，一般单个的单帮客人，着重走私颜料中的“黑靛粉”、“海关棕”、“德皇绿”与“孟山都糖精”，西药中的“双桃”奎宁片等。因为这些商品体积小，价值高，携带方便，获利丰厚。
2、掮客多。这里所指的掮客，是非正式的从事商业活动的居间人和经纪人。他们在货主与买主之间兜揽生意，从中渔利。这些人交游广阔，人头熟悉；他们不仅知道哪些人在跑单帮，手头中有哪些商品，而且也与内地客商有交往。方式是：公开的回扣，即一笔生意成交后，由货主方面付给一定数量的佣金；不公开的“戴帽子”，例如某项商品单价为一元，卖给客户为一元二角，从中吞没二角。其时宁波的掮客满天飞，在旅馆和*院中进进出出，打听从内地到来的客商情况，介绍货主，兜揽生意。
3、批发字号多。当时宁波各行各业的批发字号约有三、四百家，这些批发字号一部分是合伙或独资经营的，有自己的备货和仓库。还有一部分批发字号，只是挂上一个招牌，属于居间性质，代替客商介绍买卖，其本身并无资金和物资，在代客买卖中从中渔利。
当时，有些人就在这种跑单帮、当掮客中发财。如从前大有南货店中一位姓沈的伙计，就因为跑跑单帮，当当掮客，发迹后开设了三家西药房。有位姓戴的小贩，过去在航船埠头做木纱团的小生意，后来做单帮发迹，开设了一家声势赫赫的“皇后”百货店，专做江西帮生意。还有一位姓周的单帮“名人”，此人神通广大，与海关人员、军警、各轮船的船员、码头上的霸头都有联络，走私的现金或物资通过他之手，都很保险，所以成了包运的“大亨”。
4、服务行业多。由于内地客商大量涌入宁波，服务行业也如雨后春笋，纷纷开设。特别是旅栈业、茶馆、酒菜业和运输业更加兴盛。榕城、湘南、浙赣、鹿城等旅馆，都是这个时期的产物。规模宏大的“湘记庄”旅社，也在其时建立。宁波的一些*院，生意也特别兴隆。这些*院和酒楼，往往成了买卖双方谈生意的场所。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各种交易往往一拍即成。例如当时的同福昌百货店，就在酒楼与*院中常与湘赣客帮达成巨额交易，该店的仓房彻夜灯火辉煌，店员与学徒忙于货物的打包与送发。
当时沪甬之间虽在通航，但因战争关系，日侵略军对通航控制极严。沦陷区的物资运往内地，一经查获，人船被扣，物资被没收，风险极大。而国民党政府也严禁金银货币流入沦陷区，汇兑不通。宁波驶往上海的船只，海关人员检查甚严，携带的现钞、金银，往往要被没收。走私者为了要到上海办货，只好千方百计偷运现钞，有的夹藏在身上或杂物中，有的则通过船上人员妥藏，逃避海关检查。不少工厂商店要把巨额现金运往上海，往往与船上人员串通勾搭。有一家叫“志鸿”的钱庄，专做现钞的走私生意。许多商家或内地客商委托该庄汇寄现钞，该庄把现金打成捆、装成箱，伪装其他物品交由船上运往上海。轮船为了私运现金，只要钱庄一个电话，甚至可以延迟开船。
一些投机性的企业和钱庄，与上海有秘密的通讯渠道。上海的行情及时传人宁波，宁波的市场势态也立即通报上海。这种通讯渠道，除一般的利用长途电话或电报外，更多的是利用各轮船公司的专用收发报机直接与上海联系，防止泄密。有些投机商，竟与上海的一些广播电台串通，约定时间与波长，用暗语通报。不知底细的听众以为这是普通广播，实际上却在通报行情。巨额的现金走私，通过船上运向上海是否安全抵达，往往通过电台通知宁波方面。
在抗战期间，广大的人民群众出于爱国热忱，对日货深恶痛绝，自觉拒用日货。而投机商哪里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眼中。他们无耻地把一些“东洋货”改头换面冒充为国货，在市场上倾销。例如当地的宁波恒丰布厂有一只“金榜乐”士林蓝布产品，声誉甚好，行销内地。许多投机商在上海购进日货士林蓝布后，去头斩尾，贴上“金榜乐”的商标，大量运入宁波，转销内地。一般用户只知道国产货，哪里知道这些商品全是日本货!类似情况，层出不穷。投机商人的厚颜无耻，可见一斑。
1939年，国民党政府下令在镇海口封港，“新江天”、“茂利”等大小十多艘轮船在镇海口被勒令凿沉，因此沪甬间的直接航路被阻绝，客货运输一律停顿。但是商人们为了赚钱牟利，岂是封港所阻拦得住。他们还是千方百计沟通了沪甬之间的航路。当时的走私路线，改为以下几条：一条是从上海至乍浦，过钱塘江口到三北的庵东或蟹浦，再转驳内河船到宁波。另一条是从上海到石浦，挑运到象山西周或泗洲头，过象山港，挑运到鄞县横溪，然后过驳内河船运到宁波。再一条，是从沈家门到镇海的新碶或郭巨，转运宁波。还有—条，就是沪轮在镇海口封锁处外侧停泊，由小轮过驳，通过狭狭的一条口子运入宁波。在这些线路上，当时商贾云集，伕脚遮道，沿途村镇，客栈林立，饮食店和杂用品店也似雨后春笋。由于飘洋过海，又有遇到日侵赂军兵船或国民党海匪拦劫的危险，所以这些走私物资运到宁波后，就成为“奇货可居”，其利市已远不止一倍二倍的了。所以即使在封港时期，宁波还是“天之骄子”，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一大走私口岸。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军需物资，包括重要的化工原料、机械设备，也通过宁波港的走私活动大量运入内地，水陆交通日以继夜，十分繁忙。这是宁波历史上一段畸形繁荣时期，被投机家们誉为“黄金时代”。
二、沦陷时期
但是，这个“黄金时代”只是昙花一现，在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下，很快凋谢了。
1941年4月19日，日军在镇海口登陆，很快占领了宁波。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及机关部队逃往天台、宁海一带。宁波工商界中的一些头面人物也纷纷走避。内地客商见宁波沦陷，裹足不至；四乡客户，除万不得已，也不敢冒险到宁波办货。所以宁波市面顿形萧条，交通阻隔，运输萎缩，码头冷落。茶坊、酒楼、*院，虽有敌伪汉*进进出出，但生意难做，大不如昔。一些比较大型的商店，都纷纷收缩，老板们自己害怕出面，有的深居简出，有的到上海租界或乡下去躲避。在宁波市上维持市面的，大都是一些迫于生计的小本经营者或从大店分散出来的一部分店员。他们的对象，已经不是从内地来的客帮和四乡的农民，所以销售额也大大缩小。当时，走私码头已分散地移向内地，金华是个大关口。从四川、湖南、江西来的客帮，以金华为终点站，大笔买卖都在那里进行。其他如嵊县的长乐镇、宁海的桥头胡等地，都成了沦陷区和蒋管区物资交流和走私的场所。许多宁波人，男男女女，把物资偷运出境，到这些地方去销售，使这些地方的市面顿形繁荣。如大昌布厂，一次就运出布匹四百多担，价值一千余两黄金，翻越四明山区，历尽风险，辗转运往金华销售。最俏利的是日用工业品，如卷烟、火柴、肥皂、洋烛、棉布、西药中的奎宁片、万金油、八卦丹等等。典当业中因满当而提取出来的衣物、器皿，也在这些分散市场上大量出售，生意兴隆。而宁波本身的市面，却相形见绌。
当日侵略军入城之初，因国民党军警逃遁，治安脱节，全城曾发生过一次抢劫，许多地痞流氓，趁老板们逃难的机会，四出劫掠。如大有丰百货店，就被洗劫一空；江东和城区各处大小米行米店也都被抢劫。
另一方面，日军进城后，敌伪、汉*、宪兵横行霸道，到处敲诈勒索，各商店为了免招灾祸，纷纷自寻门路，找*山，拜老头子。敌伪宪兵队中的刘北魁、程明、高镛等，成了当时宁波的红人。日寇还在宁波城内交通要道和四郊，处处设立岗哨关卡，抄查验检，所以四乡人民更不敢上城，生意更加清淡。一些店主和店员，为了维持生计，就只好到内地加入跑单帮的行列。日寇还公然设立“慰安所”（*院）、“戒烟所”（烟窝）、酒吧间，使整个宁波一片乌烟瘴气。同时，敌伪严格控制物资，商品进口须经日寇特务机关批准。因此，从上海运入宁波的工业品数量大大减少，物资供应紧张。尤其是日侵略军实行纱布“收购”，宁波棉布业储存在上海栈房中的巨量棉布，遭日寇突击检查，来不及转移，全被掠夺，损失惨重，使宁波棉布业元气大丧。南北货业因食糖来源减少，营业困难。鱼行业因汉*把持市场，渔船进口又受重重勒索，外销不通，营业衰退。钱庄业因国家银行内迁，存款被冻结，除了几家专做沪甬汇兑生意外，停业观望。其他如国药业、粮食业、木行业等，莫不如此，景象萧条。在沦陷期间，工商界除了遭受日寇汉*的敲诈勒索外，还受到渗入到市内的国民党特工人员和所谓“游击队”的威胁。他们与敌伪汉*都是一丘之貉，对工商界中的一些殷实富户进行敲诈勒索，往往栽以“资敌”等罪名，绑票勒索，有的甚至被处死。所以不少店主，皆杜门谢客，深居简出。在宁波沦陷以前，宁波市区东渡路从天妃宫前到灵桥门一带商业区曾遭到敌机狂轰滥炸，座落在该处的德和糖行，元和成、人和祥等海味行，公益面粉号，新宝华棉布店，成泰隆油行，大有南货店九如里仓房等，都被炸焚。1940年10月22日，日机在宁波市中心开明街附近撒下鼠疫菌，造成很多人染疫死亡。国民党政府为了防范疫区的蔓延，实行封锁，并在一夜之间焚毁疫区房屋二百多所，包括住户和商店，损失惨重。
三、抗战胜利后
1945年8月中旬，日本投降。由于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广大人民群众的种种希望很快落空，反动派对工商界的勒索变本加厉。当时的主要税目，有营业税、印花税、盈利所得税、过份利得税、租赁所得税、财产出卖税、牌照税、屠宰税等等。尤其是所得税和利得税两项税率，高达百分之八十，迫使工商界不得不造假账蒙混。此外，还有地方经费、商人积谷等附加税和“救济特捐”等等。但由于战争结束，秩序正常，交通恢复，工厂陆续开工，工商业开始复苏，凡经营进口商品的商店，如呢绒、火油、西药、棉布、五金、百货等行业，业务兴旺，抗战时期以批发业务为主的一些商店，这时大都转向以门售为主，出现了一批新的较大型的门售商店，如绸布业中的中华、纶华、九龙、美乐，百货业中的华泰昌等。水产业由于海运畅通，也开始好转。著名的宁波草席，因传统市场恢复，大有发展。从事投机性经营的银楼、钱庄也纷纷出现。各主要街道的商店门前，巨大的招牌耸立，招旌飘飞；入夜，霓虹灯辉煌，招徕顾客的乐声大作。在和义路口一带，经营棉纱买空卖空的棉纱字号猛增。在沦陷时期萎缩了的电话公司，用户成倍增加。甚至转让一只电话号码，亦非数两黄金莫办。至于南北货业、国药业、粮食业等，情况比较一般。
由于国民党当局投*美帝国主义，于1946年签订《中美商约》，给美国商品的入侵大开方便之门，尤其是当时的上海十里洋场，正是“有货皆美”，“无美不备”。所谓美，就是指美国货。美国的战后剩余物资，在国民党当局的操纵下大量投入市场。宁波与上海仅一水之隔，美国货源源运来，充斥市场，这对于宁波的民族工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军费支出浩大，形成恶性的通货膨胀，物价猛烈上涨，一日三变，国民党当局发行的纸币成了废纸，宁波的老一辈按照传统作风经营的工商业者，已经无法适应市场上瞬息万变难以捉摸的形势，被迫退出市场。因此，出现了工商业者更新换代的特殊情况。这些新一代的工商业者大都出身于学徒或伙计。他们在物价日夜猛涨下翻滚，各显神通。不仅逃避了物价上涨给他们带来的损失，相反地用各种手段利用物价飞涨而获取暴利，因而出现了“工不如商”、“商不如囤”、“囤不如投机”的局面。广大劳动人民无以为生，度日艰难。在1948年3、4月间，宁波就曾发生普遍的抢米风潮。
1949年5月25日，宁波解放，从此，宁波市民族工商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获得新生。但这已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