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成：宁波帮与洋泾浜

王耀成：宁波帮与洋泾浜[图][讲稿]
3月10日，2007年“天一讲堂?市民大课堂”的开堂第一讲在市图书馆拉开了
帷幕，宁波市作协副主席、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王耀成先生为宁波市民送上了一堂
题为《宁波帮与洋泾浜》精彩讲座。
讲座中，王耀成先生主要从“洋泾浜英语”这个语言现象入手，用剥茧抽丝的手法，层
层深入，围绕“什么是‘洋泾浜’”、“谁创造了‘洋泾浜’”以及“ ‘洋泾浜’给宁波帮
带来了什么”三个层次，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宁波帮成功的奥秘，可谓“所入者小，所见者深
”。王耀成在讲座中指出，由英文单词加上中国语法构成，以及用宁波方言来注音是“洋泾
浜英语”最大的特点。他认为，“洋泾浜英语”为宁波人创造，因为《英话注解》是最早发
现的洋泾浜英语读本，其6位作者均为宁波人且均用宁波方言注解；并且当时攻击“洋泾浜”
英语的作品中，有不少也直接指向宁波人这一点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洋泾浜英语与宁波人
的渊源。谈及“洋泾浜”对宁波帮的影响，王耀成认为，“洋泾浜”英语一方面便于宁波人
从洋行与洋商直接打交道做生意，另一方面也为宁波人成为买办创造了条件。最后，王耀成
总结说：“是宁波帮创造了‘洋泾浜’，而‘洋泾浜’也成就了宁波帮”。
整个讲座，王耀成以其广博的知识，于解剖事理中穿插许多有趣故事，使听众听来生动
有趣，同时，解说中涉及的宁波方言，也引起了在场不少老宁波市民的共鸣。
（宁波文化网/2007-3-12/文汇/文 文樱/摄
）
简介：
王耀成，市作协副主席、海外宁波人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从1970年开始文艺创作以来，
已出版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及电视记录片等作品10余部，并有部分作品被翻译
成英文向国外发行。他还长期致力于宁波商贸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其新著《石库门的主人——一个商帮的文化背影》一问世便获得不俗的反响，被评论家称
为“从历史和文化的层面对宁波帮作出新的解读的第一人”。
讲稿：
宁波帮与洋泾浜
主讲：王耀成
开场白：宁波帮因何致富？
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宁波帮代表人物。
（分别出现刘鸿生、黄楚九、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及五个华董的图片），然后重点介绍
：
叶澄衷（1840-1899），名成忠，浙江镇海庄市镇人。读过半年私塾，14岁到上海学生意
，身价积资800万银两，人称“五金大王”。长期担任美孚石油的中国总代理，人称“火油董
事”。清末状元张謇曾说：清咸同以来东南以富著称，“而能以风义自树立于当时者”，在
浙江只有三人，即杭州的胡光墉、宁波的叶澄衷和南浔的刘镛。
朱葆三（1848-1926），名佩珍，字葆三，浙江定海（旧属宁波府）人。半文盲。13岁到
上海学生意。英商平和洋行买办。上海外滩附近，有一条不足一百米的不起眼的小路溪口路
，当年，它曾被命名为朱葆三路。
虞洽卿（1867-1945），名和德，字洽卿，浙江慈溪人。读过3年“雨书”，15岁到上海
学生意。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上海航运巨头、当时我国规模最大的民
营航运家。宁波旅沪同乡会所在的西藏路，被命名为“虞洽卿路”。
我们从这三个人身上，可以看到几个共同的特点：
一、出身贫寒，文化不高，很小到上海学生意。
二、做过洋行买办。
这两个特点，就构成了一些的悬念，也隐藏着宁波帮成功的奥秘所在。换句话说，当年
叶、朱、虞他们，一没资本，二没文化，三没背景，打工仔一个，甚至他们还不如现在到宁
波来打工的人，凭什么在20来年的时间里，摇身一变，成为闻人、大佬、巨富？
现在，我们就来一层一层揭示其中的奥秘。
我们先来注意一下他们的第二个特点：都做过买办？
我们在宁波帮的研究中，发现宁波帮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做过买办。几乎所
有取得成功的宁波帮都做过买办。我在2004年的文化论坛开始准备的讲题《独特的历史机遇
造就的独特商帮》，讲的就是宁波帮与洋行买办的关系。我认为，正是通过做买办这个途径
，宁波帮完成了一个接轨两个积累：
一个接轨：与世界接轨
两个积累：原始资本的积累，现代商业经验的积累
买办这个名字曾经很臭、很反动，所谓“洋奴买办”。但对买办要具体分析。因为民族
资产阶级很多是从买办转化过来的，宁波帮就是这样。
买办这个角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代理人，就是高级白领。但是我们说到宁波帮买
办的时候，这里又存在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说，一个文盲或者半文盲怎么能当上买办？现
在一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都不一定能当上外国大公司的白领，一个文盲、半文盲怎么能当
上买办？因为他们首先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语言问题，一个从浙东乡下出去的宁波打工仔
，他怎么和洋行和洋人沟通？我手头有一盘很珍贵的磁带，这是北仑顾氏航运家族的老祖宗
顾宗瑞先生在60年代初特意录下来留给后人的。顾宗瑞先生20世纪初到上海，创办了泰昌祥
报关行和泰昌祥轮船公司，发展成一个庞大的航运家族。他在录音中说自己：中国书读得很
少，外国书一句都没读过，就学了一点洋泾浜……
顾宗瑞先生在这里透露了一个秘密。宁波帮凭什么和外国洋行、洋人打交道？怎样和外
国做外贸生意？靠的就是洋泾浜，也就洋泾浜英语。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正题：
宁波帮与洋泾浜
现在，我讲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洋泾浜”？
首先，洋泾浜是一条河，一条消失了90年的小河，它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我们来看两
张照片：
（展示图片：曾经是英法租界界河的洋泾浜、1916年填没后成了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
洋泾浜它原先是一条河，现在黄浦江隧道的走向便是旧洋泾浜的河道。它后来被填没了
，成了一条路，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
其次，洋泾浜又是一条界河，是从前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界河，也是东方和西方
的界河。河的这边是“华界”，河的那边是“夷场”，洋泾浜也就有了“租界”、“洋场”
的意思，甚至当时上海道与租界签订的法律协定也多以“洋泾浜”命名，称之为《洋泾浜XX
章程》——就这样，洋泾浜从一条河、一个地理名词走入了历史，走入了中国的殖民地半殖
民地史，走入了中西交往史。
最后，洋泾浜的河道没有了，租界也没有了，有一种东西却留下来了：那就是“洋泾浜
英语”。所以我们说，洋泾浜从最初的一条真正的河演变成一条东西方的界河，最后成为了
语言之河。我们今天讲的洋泾浜是一种语言，就是洋泾浜英语，在日常话语中，就简称“洋
泾浜”。
那么，洋泾浜为什么会从一条真正的河变成英语之河呢？
现在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近代中国和外国语言交往的历史。
我们知道，中国在明清以后实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海禁，既禁止外国人来，也禁止中国
人下海和外国人交往。但是，这种人为的禁止是禁止不住的。西方进入了资本主义以后，早
就看中了中国的市场。而外国的先进技术和新颖的商品，也必定要吸引中国人。比如，洋布
比土布细体而且便宜，洋油灯比菜油灯明亮而且方便，你朝廷和政府不允许通商，民间就偷
偷的做。比如宁波和舟山交界的双屿港，就曾经是一个非常热闹的走私基地。
语言是人际交往最基本的工具。那么，我们来设想一下：西方的商船和商人突然闯进了
中国，他们根本不懂中国话；同样，中国的商人既听不懂、也不会说咿哩哇啦的外国话，那
么他们怎么办、怎么沟通？
于是一种特别的语言就应时而生了。我们说，“两点之间直线最短”，（插入迪斯尼公
园例子）其实两个人之间的交流也是这样。当讲不同语言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之间
为了要交流，最便捷的办法就是彼此借用对方的一些单词，使用对方能理解的语法，来实现
最起码的也是很有限交谈。在这样的交谈中，就产生了一种“混合语”。据学者的研究，这
种“混合语”并不仅仅发生在中国和西方商人之间，而是两种或多种语言接触中必定要产生
的普遍现象，譬如俄国与挪威之间就因贸易关系而出现过，日本和西方之间也曾借用了这种
“混合语”。
西方人为这种“混合语”起了个名字：
Pidgin English ，或Chinese Pigeon English。
中国人则按照字音译为“皮钦”，或“别琴”。
这就是所谓“皮钦语”，或“别琴英语”的来由。晚清常州人杨勋在他的《别琴竹枝词
并序》中说：
“‘别琴’ 二字肇于华人，用以作贸易、事端二义。英人取之，以为杜撰英语之别名，
盖极言其鄙俚也。”
又因为pidgin与pigeon（鸽子）的发音相同，于是又有人把它称为“鸽子英语”。
根据中国与西方对外贸易交往的历史进程，中国最早出现的Pidgin语应该是“澳门葡语
”——澳门商人用当地方言改造的葡萄牙语。
顺着Pidgin语的发生发展的源流，我们不难看出一个和中外贸易史相对应的关系：葡萄
牙是西方各国中最早与中国发生贸易关系的国家，特别在1557年据有澳门这一立足点后，葡
萄牙更是拥有了比西方其他国家远为优越的地位并且一直维持到18世纪以后，于是“澳门葡
语”便应时而生了。随着1637年6月英国海军上校约翰?威德尔率领四艘武装商船
第一次闯入中国海面，并悍然驶入珠江口，英国人逐渐取代了葡萄牙在中国的贸易地位。清
朝政府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下令封闭其它海港，只准在广州一处通商，并由政府特许的
“十三行”商人统一经理外商来华贸易事宜，这就是一口通商时代。随着一口通商时代的到
来，广州成了中国的贸易中心，于是以广州方言改造的“广州英语”就产生了。以后，鸦片
战争改变了中国的开放格局，五口通商代替了一口通商，上海取代广州迅速成为中国的贸易
中心，伴随着这一系列变化，一个现代商帮——宁波商帮正式登场了。而伴随着它的粉墨登
场，一种影响了中国近百年的新的语言出现了——，它就是“洋泾浜英语”。从“澳门葡语
”到“广州英语”到“洋泾浜英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了一张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路线图
，也间接地触摸到了三、四百年的中外贸易史。
现在，我们来概括一下：
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路线图：
“澳门葡语”→“广州英语”→“洋泾浜英语”
与这个路线图对应的是：
中国与西方三、四百年贸易史
澳门时期→一口通商时期→五口通商时期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洋泾浜英语”上来。
对“洋泾浜英语”，台湾的李敖下过一个简单的定义：
Pigeon-English也叫Pidgin-English，就是洋泾浜英文，洋泾浜是上海附近的一个地方
，最早跟英国人做生意的中国人，说英文说不好，自己用中文的意思造出不通的英文，就叫
洋泾浜英文。
——《狱中给女儿的信选刊三十七》
但李敖这个定义是不够准确、不够完整的。他没有注意到“洋泾浜英语”一个最突出的
特点——“洋泾浜英语”是以宁波方言为基础的，因此它和宁波人就产生了极大的关系。
那么，“洋泾浜英语”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Pidgin语呢？
清末文人姚公鹤先生在《上海闲话》一书中说：“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中国
文法出之也。”徐珂在《清稗类钞》中也说“洋泾浜话者，用英文之音，而以我国文法出之
也……洋泾浜话为不中不西之特别话”。
特别在哪里？说简单些，就是英语单词加汉语语法拼凑而成，比方说，一个中国商人与
一个外国商人相遇了，不免要寒暄几句，说“长时间不见你了”，用洋泾浜英语来说，就是
：
“Long time no see you”
长 时间 没 看见 你
我们以为正宗的老外听了，那感觉大概就像我们在电影里听日本鬼子说汉语“你的，八
路的，死了死了的，有？”差不多。因为正确的译法，应该是：
Do not see you for a long time
如果拆开来看英文句子和翻译成汉语的单词，应该是这样一种对应关系：
Do not see you for a long time
不 看见 你 于 一个长 时间
这样一对照，就不难看出，洋泾浜英语用的是按中国话“字对字”地转成英语单词组成
句子的方法。显然，这种办法对中国人说英语是最方便，也是最大众化、最适宜于文化不高
甚至没有文化的商人、洋行里的杂役、饭店里的西崽、巡捕房里的巡捕、商店里的伙计、洋
人家里雇的仆人、保姆以至黄包车夫等在没有条件正规学习英语的情况下，用来对付外国人
，作为谋生的手段。
因此，“字对字”地转成英语的方法，是洋泾浜英语的第一大特点。或者我们可以列成
这样一个公式来表示：
汉语语法 + 英语单词 = 洋泾浜英语
除此之外，洋泾浜英语还有其他什么特点？
用宁波方言注音来学记单词、学说英语句子，
这是洋泾浜英语的第二大特点。这个办法也是普通人最容易想到的方法，其好处是易学
易记，探究起来倒是蛮符合“形象记忆法”和“快乐教育法”的。比如，一首很经典的洋泾
浜歌谣是这样的：
来是“康姆（come）”去是“狗(go)”，
是叫“也司(yes)”勿叫“拿(no)”；
一块洋钱“混淘箩”（one dollar），
廿四块洋钿“吞的福(twenty for)”；
外国轮船“水底磨”（steamer），
如此如此“沙咸鱼沙”（So and so）；
真崭实货“佛立谷”(fully good)，
洋行买办“讲白拿”(comprador)；
“翘梯翘梯(tea)”请吃茶，
“雪堂雪堂(sit down)”请侬坐；
烘山芋叫“扑铁秃”(potato)，
跑街先生“杀老夫”(shroff)；
“麦克麦克”(mark)钞票多，
“毕的生司”(empty cents)当票多；
红头阿三“开泼度”（Keep door），
自家兄弟“勃拉茶”(brother)；
爷要“发茶”(father)娘“卖茶”(mother)，
丈人阿伯“发音落”(father in law)
……
这个段子宁波人和上海人几乎人人皆知，特别是用地道的宁波话说起来，真个是音韵铿
锵、绘声绘色，而且过耳不忘，难怪上海滩的滑稽戏演员常要拿来作为笑料段子。
用方言来注音，其实倒也不是宁波人的发明创造，前面讲过澳门葡语和广州英语也都是
这样做的，只不过前者用的是澳门方言，后者用的是广州方言。被范文澜先生誉为“睁眼看
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也曾努力学习英语，他用的也是方言注音的方法。
林则徐的一个幕僚陈德培在《洋事杂录》这本书中，就记载了林则徐用汉字注音学习英语的
事，如“正月”注音为“占玉华利”（January）十二月注音为“地心罢”(December)又如1
到12数目字,林则徐分别注音为
“温、都、地厘、和、辉、昔士、西问、噎、年、颠、林、打拉”。
洋泾浜英语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必须用宁波话来讲。比如，前面说的那首洋泾浜歌谣，
就必须用宁波方言来念，如果用普通话或者其他地方的话，那就读不准了，甚至连与宁波话
很接近的上海话来念都不行，必须用宁波话。
尽管洋泾浜英语完全不符合英文语法，但洋人居然能听懂。有两则笑话这样说：
外国主人回家，看见玻璃窗打碎了，便问仆人缘故，仆人很流利地用“洋泾浜”回答：
“inside（里面）吱吱吱，outside（外面）喵喵喵，glass（玻璃）克郎当！
洋主人一听就乐了，原来是猫抓老鼠闯的祸。
还有一则，是说洋行老板让中国司机到大光明电影院买电影票，司机空手而归，指手划
脚地告诉老板：
“Man mountain man sea，today no see，tomorrow see，tomorrow see，same see！
”
洋行老板也听懂了：人山人海，今天看不成了，明天看吧，明天看，还是那个影片！
由于洋泾浜英语易读易记，又形象又风趣，所以它一产生就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成为
中国人学英语的一条捷径。有人甚至在一部小说里写到了贾宝玉也学起了洋泾浜。
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一本署名“老少年”撰的四十回《新石头记》，其中第十
二回中写道：
宝玉自到了上海，会了吴伯惠，一见如故，事事都请教他，又请他教英文。伯惠叫他买
《士啤令卜》来读，说这个是启蒙的书。宝玉买来看了，伯惠教了一遍，宝玉说：“这个不
行，这就和咱们的《三字经》、《神童诗》一般，从小念书的人才用得他着。我们此刻这么
学起来，要费多少时候！必得有一部有汉文注解的才便当捷速，最好是能有同字典一般可以
查字的。我看那个《无师自通英录》便好。”伯惠道：“那个不好。”于是又教他买《英字
入门》、《华英字典》。宝玉买了，求伯惠教起来。每日自家分开工课：上半天看买来的译
本书，下半天读英文……因此学的飞快
“怡红公子”居然学起了英语，这当然是小说里写的噱头，但也说明了洋泾浜英语影响
之大。
洋泾浜这么管用，那么是谁发明的呢？
谁创造了“洋泾浜”？
下面我就来讲第二个问题：谁创造了“洋泾浜”？
本来，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是很困难的。洋泾浜英语产生已经160多年了，谁搞得清，是谁
最先发明的？这就像问：谁创造了汉语，谁创造了文字一样困难。谁创造了语言？鲁迅说是
一群哼约吭约抬木头的人发明的，所以他说他自己是哼约吭约派。这意思是说，语言不是哪
一个人发明的，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共同发明的。按照传统的说法，中国的文字是一个
叫苍颉的人发明的。但这同样也是很可怀疑的。到底有没有过苍颉这个人，一个人怎么能发
明文字？
20世纪20年代，偶然在一个中药店里发现了一些带有古怪笔画的牛的肩胛骨，后来研究
出来那是甲骨文，就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这就为中国文字的发明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同样
，洋泾浜英语也是一样，由于民间的一个偶然的发现，给我们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证据
。
2004年初秋，媒体报道了温岭业余收藏家沈裕民收藏到一本线装木刻版《英话注解》，
引起了人们莫大的好奇，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原来，这是一本一百多年前的洋泾浜英语
读本。在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与报道这个消息的温岭日报记者黄晓慧联系，这位热心的
记者马上给我发来了这本书的10张照片，这些就是发来的照片：
（插入《英话注解》图片：分类目录一、分类目录二、天文地理、辛丑版序与凡例）
根据这些照片和其他材料，我对它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令人惊喜。随着谜底一步步
揭开，洋泾浜的发明人终于真相大白。根据这些实物材料，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是宁波人，
或者说是宁波帮创造了洋泾浜。
下面是几个根据：
第一，《英话注解》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洋泾浜英语读本。
这个结论不是我做出的，而是复旦大学教授周振鹤和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薛理勇做出
的。周教授说，用方言来注音的英语读本，“今天能看到的这类书，最早的一种是用宁波话
标音的《英话注解》，是数名宁波人合作编写，并集资刊刻的。该书我在国内未发现，但在
日本友人处有一册，据说也仅见此一册。”薛理勇先生则断言：“这本《英话注解》不仅是
宁波人用宁波方言标音、上海出版的第一种洋泾浜语手册，对研究洋泾浜语有重要作用，还
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英语会话手册”。
目前已经被发现的《英话注解》，有五、六个版本。
如有周振鹤在日本看到的是光绪辛巳年(1881) 扫叶山房的重刻本，他认为“初版今已不
可得”。但初版本还是出现了，在2000年上海希尔顿饭店举行的“朵云轩秋季拍卖会”上，
一本封面上印有“咸丰庚申年镌，守拙轩藏版”的《英话注解》引起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专
家的注意，这就是初版本。
（插入：上海历史馆藏本封面与凡例、辛丑版泽夫附识）
这本残破的线装书最后终于以3000元人民币为上海历史博物馆拍得。2004年9月，在浙江
温岭民间收藏家沈裕民处又发现了一本《英话注解》，这个版本与周振鹤在早稻田看到的一
样，都是重刻本，是光绪二十七年（１９０１，岁在辛丑）“上海北市棋盘街文渊山房书庄
发兑，沪城周月记书局代影照印”的。
除了上述3个版本，还有一个“光绪丙戌年（1886）上海棋盘街著昌堂所刻”的重刻本。
从1860年初版到1901年的40年间，《英话注解》一版再版，说明它非常受欢迎，也许就像前
些年人们争购《许国璋英语》一样洛阳纸贵。即使如中山大学何义雄教授所说“洋泾浜英语
在19世纪后期乃至20世纪初叶仍在上海大行其道”的保守说法来看，1901年的版本也不见得
是最后一个版本，而从初版以来也不会就是目前已经发现的4个版本。上海历史博物馆研究员
薛理勇在拍得《英话注解》的初版本后说，这“是目前所知的孤本”，但我从国内某拍卖行
的“古籍善本（拍卖行情）”中也看到了它的踪影：“英话注解，纸本线装一册，清咸丰十
年刻本，30×17.5cm”。由此可见，即使年代最远的《英话注解》的初版本，目前存世
也不止一本。据此可以断言：一定还有其他的版本冥冥之中在某处藏着，说不定什么时候自
己就会走出来。
（插入：简青版彩版《英话注解》封面，简青版灰版英话注解）
但无论如何，《英话注解》的重现，已经引起专家学者的高度重视和评价。吴义雄教授
认为，《英话注解》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预告了著名的洋泾浜英语的诞生”
。周振鹤教授认为，“今天能看到的这类书，最早的一种是用宁波话标音的《英语注解》”
，因为至今未发现“有比《英话注解》更早的英语教材。说不定正是宁波人最先打破了粤人
通事的一统天下”。薛理勇研究员则认为“这本《英话注解》不仅是宁波人用宁波方言标音
、上海出版的第一种洋泾浜语手册，对研究洋泾浜语有重要作用，还是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
英语会话手册”。他还说，宁波方言虽然与上海方言有一定的差异，“但是宁波官话与上海
官话的发音逐渐靠近，尤其与单个字的读音又靠得很近，所以，当宁波人用宁波方言注音《
英话注解》刊行后，也成了上海人或旅沪的其他地方人学习英语的主要教科书，而且，早期
在上海从事商业的人中，宁波人又占了相当的比例，宁波人对上海‘洋泾浜语’的发展所起
的影响和作用就可想而知了”。
事实上，《英话注解》在当年也是一经刊行即脍炙人口。光绪辛丑版和辛巳版均有一段
“附识”，即相当于再版前言或者后记云：
（插入：再版说明2）
英话注解一书，久已脍炙人口，厥后续出英字指南、英语集全、英字入门等书，八□（
此字不清，阙如）四夷，于语言文字可谓搜罗大备，抉尽精微，诚为学者必不可少之书也。
“附识”中提到的《英字指南》、《英语集全》、《英字入门》等书，都是在《英话注
解》之后“续出”的。
第二，《英话注解》的6位作者都是宁波人，《英话注解》的知识产权属于宁波人。
从学者的评价中，我们不但知道了《英话注解》对洋泾浜英语的重大影响，而且实际上
已经涉及到了宁波人对洋泾浜英语的产生和发展所起到了独特的作用。现在，我们来看看《
英话注解》作者、这6个宁波人的情况。
从“序”中，我们知道《英话注解》的作者和出版者共有6人，他们是：冯泽夫，张宝楚
、冯对山、尹紫芳、郑久也和姜敦五。6人中，冯泽夫又名冯祖宪，是“第一作者”，慈城望
族冯氏后人。慈城是慈溪故县城，所以说他是慈溪人也不错。冯氏为慈城千年望族，冯氏一
门就出了56个进士，而且亦儒亦商，人财两旺，有“冯半城”之说。冯泽夫是晚清上海钱业
界领袖。光绪15年，在一帮宁绍人士发起下，集资建造上海的北市钱业会馆作为北市钱业集
会的场所，冯泽夫参与其中并担任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金融为百业之首，冯泽夫在宁波帮
中的地位可想而知。在《上海工商社团志?第一篇会馆公所》中，我们在冯泽夫的
名字前还看到了另一个作者张宝楚的名字，原来他也是一个钱业领袖，他和冯一样都曾经担
任过北市钱业会馆的董事。至于尹紫芳、郑久也和姜敦五3人，冯泽夫的“序”中有这样一段
话：“初通之际，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迩年以来，两江所属府县亦不乏人，而吾邑惟尹紫
芳、郑久也、姜敦五诸君而已”。据此，可以确知他们是宁波帮商人中仅有的几个“通事”
即翻译，而且可能是仅次于穆炳元、杨坊之后的早期通事，可惜时代久远，他们的具体情况
我们就不知道了。6个人中只有冯对山我们还一无所知，但可以推断，他也必定是一个宁波帮
商人。
既然学者公认，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有比《英话注解》更早的英语教材”，《英话注解
》是“上海出版的第一部‘洋泾浜语’读本”，“成了上海人或旅沪达到其他地方人学习英
语的主要教科书”，就像当年宁波人和其他与广州人做生意的商人把“广州英语”当作教科
书一样，那么我们说“洋泾浜语”是宁波帮的首创应该可以成立。尽管如周振动鹤教授所说
，《英话注解》“并非独创之著作”，但“洋泾浜英语”毕竟不同于“广州英语”，相对于
“广州英语”来讲，“洋泾浜英语”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创造”。至于曹骧的《英字入门
》把宁波话注音改成上海话，则也可以说是《英话注解》的一种变异；何况上海话在相当大
的程度上是来源于宁波话，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中山大学吴义雄教授说，《英话注解
》的出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预告了著名的洋泾浜英语的诞生”。但按照通常的规
律，语言应该产生在文字之先。尽管我们可以说，1860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
因为在这一年，以冯泽夫为首的6个宁波商人出版了一部以宁波话注音的英语读本。但我推断
，在此之前，说不定就已经有宁波出身的跑街、商贩、水手、西崽、厨师在洋泾浜河两岸在
用带有浓重宁波口音的洋泾浜语和洋人打交道了。比如，17岁的叶澄衷就是摇着小舢板在黄
浦江上开始和洋人打交道的。而冯泽夫等人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或者从中受到启发，编撰
出版了《英话注解》。所以，洋泾浜英语最早的发明人，很可能是那些经常与洋人打交道的
水手、小商小贩，以及在外国人家里当佣人的下层宁波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宁波人与洋泾
浜语的关系如此之深是事实，以至“即使英国人在上海，最好还是学上海人讲洋泾浜语（在
当年的上海滩，正宗的英语反而行不通，英国人也只好入乡随俗了）”，而“上海的洋泾浜
语必须用宁波方言来念，是很有道理的”。
第三，如书名所示，这是一本学习英语的工具书，它的最大特点是用“勾章乡音”即宁
波话注音来学习英语。如将“afternoon”（下午）注音为“矮夫脱侬”，将 “what（什么
）”注音为“歪脱”，这些注音如用普通话读起来就相去甚远，但用地道的宁波话读来就八
九不离十了。凡是与方言关系密切的东西，比如戏曲等，它的地方性是很明显的。比如，京
韵大鼓，就是京腔京韵，属于北京人的；天津快板，就是天津人的；山东快书，就是山东人
的；黄梅戏，就是安徽人的谁也抢不去；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以宁波方言为基础的洋泾浜
英语，只能是宁波人的。
（插入：二三字语）
第四，从另外一个侧面，比如从讥笑或者针砭洋泾浜英语的人那里，如1873年，《申报
》分4次刊登了常州人杨勋针砭洋泾浜英语的“别琴竹枝词”百首，可以看出他攻击的目标就
是宁波人。杨勋是上海广方言馆学生，是中国最早一批由正规外语学校培养出来的外语人才
。“杨氏因为亲灸林乐知等西洋人的耳提面命，故英语颇称纯正，亦因而深知洋泾浜英语的
弊窦，故作此别琴竹枝词，针砭其病”。
他在百首“别琴竹枝词”中，多次提到宁波人。如：
之二
算帐先呼押克康，对而(银两)大辣(洋钱)即银洋。辛工(宁〔波〕人呼为身工)概说为俦
四(无薪水束修之别)，是否何人虾勃郎。
1)account,2)tael，dollar；3)jobs(?)；4)who belong(或作blong)；belong是洋泾浜
英语使用最频繁的词之一，相当于to　be的作用；
又如：
之三十八
粤音使者即西追，书载宁波人共知。一切跑楼奥弗四，丝茶流子尽琶遗。
3)office；4)boy；
既然作者在词中多处提到宁波，正说明宁波人与洋泾浜关系之密切。
那么，冯泽夫等6个宁波人为什么要出钱又出力来编撰出版这本《英话注解》呢？
我们知道，早在一口通商时期、亦即广州十三行时期，就有大批宁波人在广州做外贸生
意。不过那时侯做的外贸是间接贸易，或者说是转口贸易，这从冯泽夫写于咸丰十年（1860
）《英话注解》的序言中便可知道：“窃维中外通商，始于乾隆年间，广东之香港斯时皆用
粤人为通事，以通其言语，即我帮业广号者，均与十三行交易，不知外国之商情也。” 鸦片
战争后，“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贸易日盛，而以上海为大宗”。上海既已成为新
的贸易中心，大批原来与十三行做生意的宁波人便从广州和其他口岸来到上海。同时，因为
宁波到上海比原先到广州要近得多了，于是更多的宁波人涌到上海。《清稗类抄》也说：“
宁波濒海，开通较早，来沪亦最先。”在这些人中，有随英国商人而来的宁波帮中最早的通
事兼买办穆炳元和杨坊，有我们熟悉的老面孔，宁波帮的“开山祖”严信厚，还有叶澄衷、
朱葆三，以及晚些时候的虞洽卿。这数路宁波人马在上海汇合了，以“侨寓之数几占全埠人
口之半”的优势，取代了广帮商人的地位。
但是问题也随之发生，那就是语言问题。冯泽夫感叹说：
（插入：上海历史馆藏本序言1、2、3、4）
“兹奉谕旨，准于各口通商，中外交易，自必更加蕃盛，但言语不通，虽善于经营者，
未免龃龉。吾邑籍于此者十居七八，自宜互相习学，然亟欲习学英话者，亦苦无门可入耳。
”
门路也不是没有，那就是向广东人学习。“初通之际，通事者仍系粤人居多”，你想自
己学习英国话吗？那就得向广州人学，因为广州人发明了广州英语。但是粤语难学，用广州
话注音的广州英语同样难学。正如冯泽夫所说“向有《英话》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
仍无把握”，怎么办？已经在上海滩上崛起并且日益强大的宁波帮，当然是不甘久居人下的
。于是，冯泽夫
会商宝楚张君、对山冯君、紫芳尹君、久也郑君、敦五姜君等，汇资著《英话注解》一书，
注以勾章乡音，分门别类，使初学者便于记诵，其中细微曲折，虽不能悉载其辞，而英商之
方言已具大略。是书也，或亦吾邑懋迁之一助云尔。
冯泽夫等6人汇资出版《英话注解》是1860年，也就是距上海开埠的第18个年头。冯泽夫
等人汇资出版《英话注解》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提供给宁波人学习洋泾浜英语，就像绍兴人
写了很多官场学的书，供他们的子弟学习做师爷一样。
所以我的结论：
宁波人，或者是宁波帮创造了“洋泾浜”。
现在我们来讲最后一个问题：
“洋泾浜”给宁波帮带来了什么？
既然洋泾浜英语是宁波人创造的，那么宁波帮当然也是洋泾浜英语的最大受益者。宁波
人是上海开埠后最先到来、也是数量最多的移民，这些没有文化的普通宁波人从事着各行各
业的工作，他们靠自己的聪明能干、吃苦耐劳站住了脚跟，而洋泾浜英语无疑使他们在十里
洋场获得了更多谋生的机会，我们现在还能从上了年纪的宁波人口中不时漏出几句洋泾浜话
，即是明证。
原《人民日报》总编辑范敬宜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如果查一查当时上海一批老板、闻
人的发迹史，不难发现其中不少人是靠‘洋泾浜’起家的。他们即使成了显赫一时的百万富
翁、千万富翁，说的还是‘洋泾浜’。”这话用在宁波帮商人身上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身为
宁波帮钱业领袖的冯泽夫，对《英话注解》的编撰动机说得再明白不过了：“是书也，或亦
吾邑懋迁之一助云尔。”什么意思呢？懋迁就是贸迁，经商、做生意，就是说：我们编这本
书啊，或许对我们家乡人做生意会有帮助。《英话注解》既然专门为宁波人用宁波话注音，
宁波帮商人自然是它的最大读者群和受益者。
我们再来看看当时的实际情况：
1860年《英话注解》问世之时，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宁波帮代表人物中，严信厚23岁、
叶澄衷20岁、张尊三15岁、朱葆三12岁，吴锦堂5岁，宋炜臣、虞洽卿要在6、7年后才出生。
以此推断，严信厚、叶澄衷应是《英话注解》6位作者的同辈人，也就是宁波帮从传统商人向
近代商帮转化的那一代人。这一代人的共同特点是文化不高，属于文盲或者半文盲，根本没
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更谈不上正规的英语教学，包括6位作者中的3位通事在内。因为中国
最早的正规外语学校同文馆到1862年才创立，其时他们的《英话注解》已经出版2年了，他们
的英语想必是从《英话》之类的书中学习的广州英语。据笔者考查，20世纪之前出生的宁波
帮著名人物，除了刘鸿生读过一年圣约翰大学外，没有一个受过中等以上教育；20世纪20年
代之前出生的宁波帮中，也只有何兆丰、李达三、金如新等极少数从圣约翰、沪江、复旦等
大学毕业，其余均靠自学或同乡会、基督教青年会办的夜校。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宁波帮
的外语主要靠从《英话注解》等书中学来的洋泾浜英语。
举一个实例：朱葆三初到上海，看到上海是个十里洋场，华洋杂处，洋行势力很大，倘
若会几句洋泾浜英语，与洋人做买卖大有益处。于是，他萌生了学英语的念头，但去夜校补
习英语每月须付学费3元，单凭自己那点微薄的月规钱是不够的。抱有强烈求知欲望的他发现
邻近一家店铺有个学徒在夜校补习英语，便将每月省下的五角月规钱给那个学徒权充“学费
”,间接地从他那里学会了一些英语。
朱葆三虽然学会了洋泾浜英语，但是他有一个脾气，有一次，朱来到黄浦滩英国领事馆
，为南京路等处摊贩反对租界苛捐杂税交涉。英领事急步到大门迎候：“Please！”朱面无
表情，领事改用中文说：“请！”朱才步入。
总而言之，宁波帮从洋泾浜英语中得到了极大的益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便于从洋行与洋商直接打交道做生意。如冯泽夫所言：“言语不通，虽善于经营者
，未免龃龉”，而通过中间商或者通事，受盘剥、排挤和欺骗在所难免。二是为成为买办创
作了条件。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几乎所有的宁波帮大民族资本家，都通过当买办完成了资本
的原始积累和从事对外贸易的知识积累。
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一批文盲半文盲怎样成为密切与洋人打交道的买办？答案是：
如果没有洋泾浜英语，没有其他办法！
“上海的历史应当用洋泾浜英语来写”，这是上世纪初上海滩的一位外国记者的一句感
叹。那么，我们说 “近代宁波帮的历史应当用洋泾浜英语来写”，想来大体不会错。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是宁波帮创造了洋泾浜，而洋泾浜又成就了宁波帮。
宁波帮创造了“洋泾浜”，同时也是“洋泾浜”的最大受益者
最后，我还要讲一个问题，就算是我今天演讲的尾声吧：
尾声：洋泾浜这条语言之河将流向何方？
我的简单回答是：
“洋泾浜”将引发一场“话语革命”
洋泾浜语毕竟不是正规英语，它的缺点也是很明显的。所以，它一方面受到商人和其他
劳动人民的欢迎，另一方面，也受到那些受过洋人正规英文教育的人，半开玩笑半调侃地出
来针砭它的弊端。
在洋泾浜英语产生好多年后，清朝政府终于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于是在北京开设同
文馆，在上海开设广方言馆，相当于今天的外语学院。但官方对洋泾浜英语还是那样一副不
屑一顾的鄙夷态度，如上海设立广方言馆、需要选聘教习时，李鸿章一开始就把会英语的“
广东、宁波商伙子弟”排除掉。他认为他们不仅“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而且“其仅通洋语
者十之八九，兼识洋字者十之一二，所识洋字，亦不过货名价目与俚浅文理”。所以该馆在
开创时期，最后聘请的是洋教士。
总而言之，洋泾浜英语由于出生贫贱，历来遭人嘲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著名
的英语权威许国璋先生，生前就曾撰文指出：“侮辱性的‘洋泾浜’这一术语已遭人厌恶，
而无意中还在使用它的人则被视为冬烘”。王蒙先生在他的大作《我的人生哲学》中，说到
“我也不止听一个懂某一门外语而口语不好的人讲过：‘我们是中国人嘛，我们讲英语就是
带中国味儿的嘛，非学得那么像外国人干什么？’甚至还有人堂而皇之地写文章，说是将来
中国国际地位高了，大家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讲洋泾浜式英语，全世界就会风行洋泾浜式英语
。天啊，幸亏中国现在还不是头号大国，已经开始计划用洋泾浜式英语一统天下了，是不是
还要用大清国的朝仪或者‘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一统天下呢？”
也许王蒙这样说有他的道理，但是一提到洋泾浜英语，王先生就烧起了一把无名火，这
毫无道理。试问，洋泾浜英语与“大清国的朝仪或者‘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有什么关
系？王先生完全用不着挥舞起“洋泾浜式英语一统天下”的堂吉珂德式的长枪与风车作战！
别忘记，在旧上海的社会下层人中，洋泾浜语是他们谋生的工具，好比衣食父母。所以我赞
成范敬宜先生所说：“从历史上看，‘洋泾浜英语’也曾在对外交往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一
百多年前，上海开埠之初，除了上过洋学校、留过洋的少数知识分子外，多数中国人都没有
受过正规的英语教育。跟外国人打交道或为外国人办事的人，只能用‘洋泾浜英语’作为交
流工具。”
《英话注解》与洋泾浜英语是中英语言接触的产物，而早有学者指出：中英语言的接触产
生了一个当时人们没有料到的后果：晚清的话语革命。譬如我们今天脱口而出的“民主”、
“自由”、“经济”等词，一般人不会意识到它们其实均早已存在于中国语言里，只是后来
形同而义异，借旧词赋新意。当时有人称此现象为“续貌易神”。这是一场悄悄的革命，但
意义深远，因为在人们不经意间大量的中国话已被外来语所替代了。
最后，我想引用周振鹤教授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
洋泾浜英语虽然是四不像的混杂语，但是简化的语法与易记易拼的词汇却是世界共同语
的方向。上一世纪就有有识之士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如果英语要成为世界性的商业语言，
它将不得不从汉语里借用尽可能多的单音节词和尽可能少的词形变化。”实际上，英语现在
的确是欧洲语言中语法最为简单，词形变化最少的一种语言。更为有趣的是，萧伯纳在本世
纪三十年代访问北平时，有人问他来华后，学了中国话没有，萧翁答道：没有，我一字不识
。但我对洋泾浜英语颇感兴趣，因大多数语言受语法限制太严，洋泾浜语则无此病，我想这
种语言或许会成为未来的世界语。此话自然只是一种玩笑式的推测，但却深刻地指出了洋泾
浜英语的最主要特征。
在结束今天的演讲前，我还要告诉大家两个新的信息。据浙江卫视国际频道欧洲版块的
制片人告诉我，如今想前面我们举例讲的
“Long time no see you”
长 时间 没 看见 你
已经被外国人接受了。
另外，在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报道中英文化年的新闻时，说到像：
Good good Study，（好好学习）
Day Day Up （天天向上）
也不再被作为笑话讲，也被接受了。而这两个例子都是正宗的“洋泾浜”。这说明什么
呢？大家一定记得，我刚才引用周振鹤教授的一段话时，说到萧伯纳的预言：“我想这种语
言（指“洋泾浜英语”）或许会成为未来的世界语。”已经不再“是一种玩笑式的推测”，
而正在成为现实！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