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王琳：“千人跪倒市长”并非制度化正义(东方早报 2010-4-26)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0:17:24
“千人跪倒市长”并非制度化正义
2010-4-26 2:14:54
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鉴于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对4月13日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孙明同志实行问责，责令其辞去中共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南方都市报》4月25日）
对于一个宣示要走向法治的国家来说，闹出“千余主人向公仆下跪”这一幕，真是情何以堪!网下的公民用下跪表达期待，网上的公民用转发渲泄愤怒。相关照片凭借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迅速成为网民争相顶帖的焦点。短短数日，“庄河下跪门”已由一宗地方性事件演变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公共舆情事件。
公民为举报腐败却不受重视而无奈下跪，市长因处置集体上访事件不力而被问责。不用剥茧抽丝，也能看到这是两条平行线。市长被问责的消息高高挂在门户网站的首页，大批网民已在弹冠相庆，“千人跪掉一个市长”又将是舆论监督的另一个范例。然而事实终究无法回避：下跪公民的诉请并非是问责市长，问责市长也并非就能响应公民的诉请。即便在特事特办之下，对这千余公民举报的腐败问题能够格外重视，并最终有一个结果，我们也无从期待下一次能够获得同样的结果。因为这并非制度使然，而是在“大闹大解决”这一潜规则之下的特例。
而更多公民的反腐诉求，甚至是个案的举报，还都将在官员的冷漠中被推诿，被塞责，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制度上，市长的确应对其治下的腐败行为负责，应对集体上访负责。但反腐败不是市长一个人的事，而是诸多职能部门的事。如果公民的举报或上访均能在第一环节就得到好的接待，并能有良好的回应，又何来“千人下跪”？
事实上，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须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包括七种情形。“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忝列第五。对庄河市长的问责，固然合乎“规定”，却也暴露出更多的问责不作为。市长因“千人下跪”被问了责，可谁来为“千人上访”负责？
于公共媒体上，官员被问责还极为稀奇。若将视角从庄河移向全国，可以想见这其中有多少的官员责任应问而没问。没有依“规”问责，这问责又如何取信于民。民众会认为，你们不过是在“选择性问责”。被问了责的官员也会愤愤不平，“为什么受伤的只有我？”
上述分析并非是为市长抱屈，而只是想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问责是制度使然，还是“舆情应对”使然；是“造成恶劣影响”使然，还是“对民众的诉请一贯冷漠”使然。“丢车保帅”或许可称得上应对有方，但如果没有制度的改进和对“规定”的严格执行，“大闹大解决”还将会是上访者的不二选择。
“男儿膝下有黄金”，在男女平等的新时代，也可称作“公民膝下有尊严”。公民非但不应为权利而下跪，还应为权利而斗争。拿起法律武器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但发生在市府前的“千人下跪”却让我们无从指责——假使法律救济管道畅通，千余公民又何必下跪——下跪背后的万般无奈令人无比唏嘘。而问责报道中的“目前，海洋等社区部分上访群众情绪稳定，对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工作表示满意”，更让人不安。民众的诉请并未得到解决，“情绪稳定”是否又属“被”动语态？
公民不需要“被稳定”、“被满意”，正如官员也不需要“被问责”。公民和官员都不需要技艺化的“舆情应对”，但都需要制度化的正义。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2/userobject1ai219911.shtml
2010-4-26 2:14:54
早报特约评论员 王琳
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鉴于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对4月13日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孙明同志实行问责，责令其辞去中共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南方都市报》4月25日）
对于一个宣示要走向法治的国家来说，闹出“千余主人向公仆下跪”这一幕，真是情何以堪!网下的公民用下跪表达期待，网上的公民用转发渲泄愤怒。相关照片凭借其强大的视觉冲击力，迅速成为网民争相顶帖的焦点。短短数日，“庄河下跪门”已由一宗地方性事件演变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网络公共舆情事件。
公民为举报腐败却不受重视而无奈下跪，市长因处置集体上访事件不力而被问责。不用剥茧抽丝，也能看到这是两条平行线。市长被问责的消息高高挂在门户网站的首页，大批网民已在弹冠相庆，“千人跪掉一个市长”又将是舆论监督的另一个范例。然而事实终究无法回避：下跪公民的诉请并非是问责市长，问责市长也并非就能响应公民的诉请。即便在特事特办之下，对这千余公民举报的腐败问题能够格外重视，并最终有一个结果，我们也无从期待下一次能够获得同样的结果。因为这并非制度使然，而是在“大闹大解决”这一潜规则之下的特例。
而更多公民的反腐诉求，甚至是个案的举报，还都将在官员的冷漠中被推诿，被塞责，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制度上，市长的确应对其治下的腐败行为负责，应对集体上访负责。但反腐败不是市长一个人的事，而是诸多职能部门的事。如果公民的举报或上访均能在第一环节就得到好的接待，并能有良好的回应，又何来“千人下跪”？
事实上，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须对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包括七种情形。“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失当，导致事态恶化，造成恶劣影响的”，忝列第五。对庄河市长的问责，固然合乎“规定”，却也暴露出更多的问责不作为。市长因“千人下跪”被问了责，可谁来为“千人上访”负责？
于公共媒体上，官员被问责还极为稀奇。若将视角从庄河移向全国，可以想见这其中有多少的官员责任应问而没问。没有依“规”问责，这问责又如何取信于民。民众会认为，你们不过是在“选择性问责”。被问了责的官员也会愤愤不平，“为什么受伤的只有我？”
上述分析并非是为市长抱屈，而只是想提出一个关键的问题，即问责是制度使然，还是“舆情应对”使然；是“造成恶劣影响”使然，还是“对民众的诉请一贯冷漠”使然。“丢车保帅”或许可称得上应对有方，但如果没有制度的改进和对“规定”的严格执行，“大闹大解决”还将会是上访者的不二选择。
“男儿膝下有黄金”，在男女平等的新时代，也可称作“公民膝下有尊严”。公民非但不应为权利而下跪，还应为权利而斗争。拿起法律武器坚决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但发生在市府前的“千人下跪”却让我们无从指责——假使法律救济管道畅通，千余公民又何必下跪——下跪背后的万般无奈令人无比唏嘘。而问责报道中的“目前，海洋等社区部分上访群众情绪稳定，对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工作表示满意”，更让人不安。民众的诉请并未得到解决，“情绪稳定”是否又属“被”动语态？
公民不需要“被稳定”、“被满意”，正如官员也不需要“被问责”。公民和官员都不需要技艺化的“舆情应对”，但都需要制度化的正义。
（作者系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2/userobject1ai219911.shtml
王琳：“千人跪倒市长”并非制度化正义(东方早报 2010-4-26)
庄河"千人下跪"内幕:跪倒市长并非所愿
王琳：“千人跪倒市长” 问题并未解决
千人跪倒市长
千人跪倒市长
千人“跪倒”市长有多少“没想到”
魏英杰：正义事业更要以正义的方式追求(东方早报 2010-1-6)
鄢烈山：实现财富分配正义：公权力不“抢钱”(东方早报 2010-3-5)
童大焕：12年义务教育并非可望而不可即(东方早报 2009-4-2)
冰启：29岁市长如何跨过他的“抄袭门”(东方早报 2009-6-26)
鲁宁：官员财产申报终现“制度化”曙光(东方早报 2009-3-10)
王琳：“身体要挟”是权利的最后抗争(东方早报 2010-4-28)
熊丙奇：专家们的“群发性癔病”(东方早报 2010-4-26)
斯伟江：让律师有更多机会服务于政治文明(东方早报 2010-4-26)
袁晓明：“人民的席位”(东方早报 2010-1-26)
用思考、良心与勇气追求正义(东方早报 2005-12-13)
熊培云：所幸网络睁开了正义之眼(东方早报 2008-7-17)
斯伟江：围观隐私，似不合法！(东方早报 2010-4-9)
周泽雄：捍卫诚实的价值(东方早报 2010-4-12)
西风：“被民主”的悲剧(东方早报 2010-4-29)
斯伟江：拆迁之痛，无药可解？(东方早报 2010-4-30)
为什么官员喜欢“涂城”(东方早报 2010-4-15)
东方早报
吴龙贵：拿“保护学生”遮羞并非明智选择(东方早报 200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