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捍卫诚实的价值(东方早报 2010-4-12)

捍卫诚实的价值
2010-4-11 3:46:34

周泽雄
有网民在天涯社区发帖“咱们小学时期的作文必杀结尾句”，引来一众80后网民的热议，跟帖不断。网民列举的“黄金必杀句”如：“同学们看着清洁的教室，擦着额头上的汗水笑了……”“问：‘小朋友，谢谢你，你叫什么名字？’（用于扶老人过马路等好人好事之后）答：‘我叫红领巾。’”等等。《南方周末》4月1日登出的长文《会说谎的作文》对此作了详尽报道，读来大感苦涩。
发帖者问：“不知道现在的小孩子，还会不会用这些句子呢？”我想，岂止孩子，今天的大人都难以避免。体育总局某领导要求获奖运动员“先感谢国家”的告诫，不还余音绕梁吗？
实际上，中国孩子写“说谎的作文”由来已久。犹记当年参加高考时（1980年），教语文的蔡老师对我发出严厉警告：“记住，小子，作文时切忌发挥，按他们认为最正确的观点来写，别听从自己脑子里的奇谈怪论。”蔡老师纯属好意，在日常教学中，他嫉恶如仇、追求真理的品德，曾使我深受教益。我还记得，那一年他读到沙叶新先生讽刺骗子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激动之余，竟然忘记我这个学生正处于复习迎考的关键阶段，鼓励我如法炮制，学着写部独幕剧。
谎言现身于学生作文里，症结却在校舍之外。我们必须先行考察社会的评价体系，看其是否存在怂恿说谎的因子。
诚然，说中国人鼓励说谎，那是污蔑。生活中我们无数次看到，假如家长对孩子体罚，十之八九是因为孩子在说谎。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在始终不渝地呼唤诚实——至少字面上是这样。既如此，官场上和生活中，谎言为何没有绝迹，反而日益加剧呢？
我的解释是：吾人对诚实和真话的倡导，一直是有条件的；作为一个求真品质匮乏的民族，在真话面前，我们缺少愚鲁的固守，独多机警的权变。人们厌恶谎言，但又始终没有赋予“诚实”以至高无上的地位，只要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堂皇理由，诚实随时可以退居幕后，做出牺牲。简单地说，在真相和真话面前，我们有意无意地鼓励一种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态度，诚实只是我们的备用轮胎，我们缺乏站定诚实立场的意志和信念。
反映在作文上也是如此。虽然所有的语文老师都深知真情实感的重要性，在日常教学中也会频频强调，但鉴于作文评分系统里“思想向上”乃是居于上位的标准，那就等于对学生说：一旦你的真情实感不符合“思想向上”的要求，你必须毫不犹豫地抛弃它，竭力装出“思想向上”的样子。据说，“2010年，中学语文教学大纲对一等作文的评分标准仍旧强调‘思想向上’”。只要这项标准依旧健在且高高在上，我看不到学生停止在作文里说谎的转机。
人们寻常挂在嘴边的“真善美”，其实是一个序列，“真”是基础也是基石，“善”和“美”都是“真”的尾随物，它们无法在与“真”的对抗中显现价值。可悲的是，总有人从谋略的角度对待“真”，在他们眼里，是否说真话，不是取决于做人的原则，而是取决于做事的艺术。当这个招术得到认可并成为社会的潜规则，也就开启了潘多拉魔盒。
最近几年，个别趋利的地方政府，已经发展到从兵法中借鉴行政手段的程度，信义荡然无存，甚至出现瞒着百姓，将他们合法居住的小区第二次卖给开发商以获取暴利的丑事。实情是，只要我们拒绝赋予“诚实”绝对优先的价值地位，真话就难免沦为一名高级奴婢。诚实虽然高贵，但也非常脆弱，容不得轻慢，主事者若只在绝对需要它，比如出现非典式的公共卫生灾难时，才心血来潮地加以宠幸，在其余场合则嫌它多余碍事，也就把“诚实”糟蹋成了一只交际花般的“花瓶”。
再则，谎言具有自身的运行和发散机制，它不会满足于一时一地的成功，只要“说谎会带来好处”在局部得到容忍，只要“掩盖真相会带来稳定”在局部得到纵容，谎言就一定会增生扩散，决不满足于逗留在那个局部。“会说谎的作文”，只是增生扩散的一个逻辑结果。
在公共事务中，把真相分为必须披露和必须隐瞒的两种，只是一种驭民立场下的幻觉和盲点，其有效性从未得到证实。我们都记得，我国最近一次因真相披露不及时而受到惩罚的教训，缘于2003年的“非典”。由于“萨斯”自居一种魔性，它只会一往无前地贯彻病毒的意志，不屑于领会某些部门领导的意图，结果，当有人因循蒙昧的驭民立场实施信息封锁时，灾难发生了，大量无辜的生命，成为这套“花瓶式真相观”的祭品。
我以为，只有在个别特殊场合（如外交场所）下或事涉重大国家机密，才是“花瓶式真相观”的用武之地，舍此之外，诚实理应具有绝对的优先权，其价值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僭越。或者说，其他价值，只有在诚实得到捍卫的前提下才有望附丽，包括国家的稳定与和谐。目前看来，这是一个艰难的共识，但只要我们对“说谎的作文”心存愧怍，只要我们决心重树民族精神的尊严，就必须将此视为共同的目标，无论它看上去是何等前途漫漫而举步维艰。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
http://www.dfdaily.com/node2/node24/node224/userobject1ai217995.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