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吉尔吉斯骚乱看制度变革

就在全球关注东南亚国家泰国反对派红衫军围攻国会之际(驾卡车撞破国会大闸，闯进国会院区，抢夺警察枪械)，中亚国家吉尔吉斯首都突然爆发反对派大规模抗议引发的骚乱。在造成上千人伤亡后，在军方表态支持反对派势力之后，现总统巴基耶夫宣布辞职。这位五年前依靠“郁金香革命”而上台的领导人却再次被以同样的方式赶下台。中国古话：“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得以应验。

吉尔吉斯骚乱的导火索是反对派领导人年初因贪污罪名被判刑8年，这在西方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但深层的原因则是现任领导人的腐败（该国是世界上最腐败的二十个国家之一）、南北贫富差距以及私有化进程中出现的严重不公。而这些，都是五年前“郁金香革命”的翻版。

当年独立后连任长达15年的阿卡耶夫政府贪污腐败、任人唯亲，现政府通过革命将之推翻之后，却旧事重演：阿卡耶夫想把自己的孩子选进议会，而巴基耶夫也被认为想扶植自己的儿子当接班人。

吉国南北差异是地理因素形成的，连绵的大山将南北分割，北部经济发达，南部则相当贫困。为此也形成不同的政治力量。五年前的革命是从南方开始的，这一次的革命则源于北方。

这次吉国骚乱有一点“特色”，即反对派要求能源、通讯、网络企业重新收归国有。因为在私有化以后，收费大大提高，资本家只顾赚钱，大大加重了普通民众的承受负担。现在国内对国有企业垄断颇有微词，然而吉国的事实是有说服力的。如果这些微词背后没有民营企业进行的利益博弈，哪就只能是在对国有企业服务不满的情绪下开错了药方。

尽管我们可以把骚乱的原因归于腐败、贫富差距，然而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还是在于制度的失败。吉尔吉斯引入民主制度以来，一是无法解决长期存在的经济问题，二是无法解决政治权力的和平运作。本来民主制度最大的优势之一就是权力的和平转移，是对立双方的妥协。然而，在吉尔吉斯却是一场革命取代中一场革命。而且应该坚持中立的军方，却往往成为政权更迭成功与否的关键。

然而，吉尔吉斯的引入的民主制度为何失败？其实放眼全球，吉尔吉斯类似的例子绝非个案，相反则几乎是第三世界国家的通案。中国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在其专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有一个结论，虽然是论中国，却完全可以解释吉国的政治现实：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起来？苏联解体后，吉国象大多数转轨国家一样对西方采用制度移植，而不是象中国哪样的制度创新。然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要实施此制度，即先对此制度要有信心。”（钱穆）。然而，在吉国，从上到下并没有对民主制度的这种“共尊共信的心理力量在支持”，没有通过谈判、妥协等民主原则解决问题的“共尊共信”，而是矛盾产生就诉诸于革命和暴力。但是，建立在缺乏“共尊共信”基础之上的制度怎么会有生命力？

至于经济制度的成功，还不仅仅是“共尊共信”就足够，还要有其它的配套制度。以印度为例，土地私有制，而且可耕地面积全球第一。但其产出仅为中国的一半，到现在也没有解决全国的稳饱问题。尽管有免费医疗，但五岁以下儿童夭折率位居全球前例。而原因则和印度建立的选举制度直接相关。政客为了拉票，宁可直接给农民补助，也不对农业进行大规模投资。而且由于土地私有化加上民主制度，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处于停滞，以致于印度竟然出现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第一、二产业落后，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的畸形现象”(据法国媒体报道，上周四，印度才通过小学义务教育法案。而扫盲一直属于地方，但对于政客来说，越是文盲越容易在选举中操纵，所以对于扫盲一向消极)。同样的，吉国搞私有化，却导致能源、通信等行业的大幅涨价，不但没有实现私有化应该产生的高效率，降低成本，却恰恰相反。

当然非西方国家民主转型的挫败，也还有许多历史性因素。西方的民主之路是先建立起民族国家，建立起一套基本的国家制度，然而随着工业化革命产生资产阶级，形成庞大的社会力量，进而驯服君权、王权。随后无产阶级再次登上历史舞台，迫使资产阶级以普选的方式开放政治权力，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政党。最终逐步演变成现在的民主制度。此外还有一个因素不得不提的是宗教。西方长期以来就是两权相争：君权与神权。本身就有权力多元的因素和传统。然而非西方的亚非拉国家，不但没有相似的宗教基础，更由于西方的殖民，国家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建立民族国家，而建立民族国家的重任往往是由一个政党来承担的。国家建立之后面对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重建基本的国家制度。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路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把制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一旦民主化建立后，就不可能再建或者没有机会再建立。第二类制度是在民主化之前建立，但会在民主化之后发生变化。第三类是民主化后建立。第一类就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包括外交、国防、法律、财政、税收、金融、教育等。非洲许多国家虽然上层建筑是民主制度，但基层却是氏族社会。选举完全以氏族划线，就是一例。中华民国建立后只所以迅速失败，就在于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几千年来传统的农业社会，与政治精英建立的民主制度完全脱节。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太多的非西方国家在压力（西方示范性作用和为了经济援助而直接施加的压力）下不得不脱离国情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结果自然导致政治秩序混乱、经济严重倒退，恶性循环。吉尔吉斯，只不过是又一个悲剧性的例证罢了。

最后，不妨用钱穆先生的一句话做为本文的结语：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决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制度绝非凭空从某一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

(宋鲁郑 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