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是过客《十四》

 　　写老女人，张爱玲也写得极好。不过我这里说的老女人不是指实际年龄老而是生育多胎没有保养概念显示出的老。张爱玲那个时代，女子多生育也没有代乳品，乳房自然要发生很大变化。她写过一个山姥姥，年纪轻轻的披着一头乱蓬蓬的黑发，丰肥的长脸，眼睛显出妖淫，又爱带着傻傻的笑。喂奶的时候，倾倒的姿势下，一对乳房在领颈底下就开始了长长地下垂，是所谓的“口袋奶”。写男人写出月洞门、蟹壳脸，写女人写出口袋奶，还是张爱玲笔法独到。 张爱玲自己没有生育过，体会不到口袋奶的由来，是从一幅名为《山姥和金太郎》日本画上得到的灵感，她自己说是“不忘的画面”。我倒是听说过一个不忘的故事，一群在苏北军营长大的男孩子，年龄七八岁，放学后到家在军营外“二狗儿”家去玩，刚进农家院，“二狗儿”说了句饿了，跑过去就趴在正在做活儿的母亲胸脯上找奶吃，母亲即刻掀开衣襟给他吃了。那时农村妇女还没有害羞概念，稍微见过点世面的男孩子立刻脸臊得通红，“二狗儿”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嘬饱了和大家继续在院子里玩。  　　日本的画面和中国的故事没有在描述母亲哺育婴儿而是描述母与子，也有男女的基本样子，因为只有一男一女，没有人在旁看戏，给人自然的觉得一种开天辟地之初的气魄。张爱玲写道，看画面，山姥姥眼里说不出是诱惑，是卑贱，还是涵容笼罩，而那个黄黑的金太郎脸上略显出点霸道外，又有大智慧在生长中。金太郎在日本人眼中是个大英雄，传说是山灵抚养大的，那个中国“二狗儿”后来发展也很不错，长大当了兵，现在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师级干部，大校军衔了，很想知道“二狗儿”还记不记得放学后找奶吃的事。  　　不知现代医学是否已经解开女性寿命长于男性之谜，我倒有个非分的想法，把女人分解成为两个寿命，一是生育寿命，二是同男人一样的自然寿命。女人的自然寿命因生育寿命出现而中断，当口袋奶出现的时候标志着生育寿命大体结束，接着再继续走同男人一样的自然寿命，用此来解释女人一般要比男人多活一、二十年是非常科学的。著名的妇产科专家林巧稚称这段继续为“妇女的第二个春天”。仔细想想，做个女人有多好，谁说女人是弱者，前面有如花似玉的童年，后面有第二个春天，中间多出一段生育寿命。写过客写出科学，写出规律，写出奥秘，我尽心尽笔力。  　　我欣赏张爱玲，琢磨张爱玲，首先她给自己的名字起得水灵，超过了她的父母；其次她的每部作品名称选择极好，这点没有其他作家能够相比，半生缘、一世情、少年同学都不贱，都是难得的美句，“二狗儿”天生入画了；再有我有个上海女同学的家世长相英文才气非常像张爱玲，出手成大篇，有时候网上聊天，是不是又天生第二个张爱玲。我那个时代别说读张爱玲的小说，就是听说张爱玲都很难，唯一对外联系的渠道是偷听“美国之音”，到了美国才知道当年偷听的那些动人的美国小说有许多是张爱玲编译的。现在条件有了，又觉得走不近张爱玲，特别是走不进张爱玲在美国的后半生，我想不光是我，还有广大的新一代读者都会有同样的想法。  　　张爱玲一九五五年以难民身份进入美国，到九五年去世，其间一共在美国生涯四十年，那年她三十四岁。作为一个大牌作家，应该是走到哪，写到哪，旅游者留下足迹，作家留下本本，读者也应该明显地感觉出作家在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移民作家或是想在异国它乡以创作为生的年青一代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比较文学，一条是融入文学，都是金光大道。我在网上感觉到许多学文学的觉得在美国没有太大的发展，我认为是没有看清这两条路。看看米勒写华人在澳大利亚融入，连写四代人，英文读者好奇，华语读者也好奇，有谁能见过四代人啊。  　　很明显，在美国的张爱玲没有走这两条路。我这里绝对不是说张爱玲不成功，她的名字早已空前绝响，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已是绝版经典，而是说，我作为读者，错过历史时空的读者，实在想感受一下大牌作家笔下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美国，那时的唐人街，那里的华人生活。那别人不能写吗，我觉得没有其他人能够替代，那个时代的大陆作家，中文、英文耍大牌，张爱玲是天上一弯月，地上独生女，在大陆台湾都在翻烧饼的时候，自己三十四岁进入美国，得天独厚啊。同样，可以把转换土壤的作家比作果树等待嫁接，一旦嫁接成功，往往会硕果累累。其实，张爱玲本身就是一部美丽的故事，像美国名著《苔丝姐妹》进城，像《飘》中女主角那样坚强地活着，最后甩掉泪水，眼睛一亮说出，明天更美好。 最近几天我翻看了《秧歌》，觉得是一部写实的好作品，但让美国一般读者读起来又太中国了，美国长大的读者哪知道饿肚子交公粮，甚至会把同志理解为同性恋，很难激发阅读欲，如果加一点融入调味，味道就大不一样了。 　　一九五零年我军在东北上空击落过一架美军侦查机，俘虏了两个情报间谍，其中一个是年仅二十岁的耶鲁学生，如果借这个美国小伙子之口写秧歌，在监狱里跳秧歌，通过监狱的翻译讲家乡的秧歌和土改，保不准会引起轰动。这个当年的小伙子偶然闯进过我的小酒庄，详细过程早已写进《空工，我成长的摇篮！》一文中。后来我一直在回忆他的谈话举动，有点像老魏，一样是在监狱里呆过太长时间的缘故，没说几句就担心对方是间谍，在打听什么消息，神经兮兮的。  　　我这里也不是在给张爱玲指路，而是对她为生存而回到香港改剧本实在太伤感，那么个大牌作家，辛辛苦苦作业，改好人家又不给钱。这种伤感的源头是来自我处于困境中的相同经历。六十年代初为1600美元改两集《红楼梦》电影剧本不知是个什么价值概念，我口头调查了一个在耶鲁法学院图书馆当管理员的六十五岁的白领单身女性，但她只能给我提供一九六九年时的白领女士生活数据。这位女性有点像晚年的张爱玲，多年来不打招呼不说话，每天默默地背着包好像很忙的样子，从我的小酒庄前走过，今年开始稍微好一点，第一次交谈是向我询问对奥巴马总统关于教育和医疗改革的看法，她见我有肯定的看法，又给了我一个参议员的电话号码，让我自己打过去，说句支持。我试着打过去，接电话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说参议员不在，有什么需要留言，过了几天又收到一封参议员亲笔签名感谢信。不过这都是官样过场，千万别受宠若惊。这位女士应该一直生活在美国著名法学界圈子里，一九六九年她住在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剑桥区。三位白领女士合租一个三居室维多利亚式大公寓，有大客厅和餐厅，租金每月135美元。每人每星期拿出七美元采购食品，三人一共21美元，这些钱不仅够一个星期的生活开销，而且包括周末开40人聚会的费用。她没有说自己的年收入，说出其中一个犹太族女士在哈佛附近一个学院的办公室工作，年薪是2000美元，她有一辆1140美元的新德国小甲虫。犹太族女士每年去以色列朝拜一次，还去欧洲旅游三个星期。白领女士记忆准确地说，当时一个新入校哈佛法学正教授年薪为14000美元，美国好像现在也一直保持着正教授与一般办公白领七倍的工资差。提供这些数据有助于大家理解张爱玲当年在香港劳而无获和在身体健康的时候没有机会去欧洲旅游的心情。  　　逐步走近小酒庄附近的几个单身美国老年白领有点像走近晚年张爱玲。我比较熟悉的有三个，有一个叫玛丽的已经去世。我刚开小酒庄的时候，玛丽还能自己到小酒庄来买烟买酒，她抽便宜的烟价格不贵的酒。玛丽生命的最后半年自己不能出门了，她委托送信的邮递员买烟，一次买四条，好像可以抽两个星期，但不喝酒了。一次就卖四条烟，玛丽成了我的大客户，我也经常同小伙子邮递员开玩笑，万一玛丽去世，我为她订购的烟可就卖不动了，小伙子看样子同玛丽挺有感情，说没关系，只管订货，小伙子可能还为玛丽代付各种账单。最后小伙子还是带来了坏消息，烟不用再订了，说玛丽死在长期租住五百美元的小公寓里，终年七十八岁。玛丽原来在用烟与死神竞赛。 美国许多单身老人独立生活意志极强，有设备齐全的老人福利院，不进；有护工上门照顾，不要；病重的时候可以随时拨打911，不打，最后安详地死在家里，一般是死了多天后才被邮递员或邻居发现。这种死法中国人可能不太接受，常常把医院当成永远的归宿，实际上这样做是人生的终极享受，最后一刻仍然自由自在安安静静。我认识一个巴西老足球运动员，六十年代他在纽黑文踢球，别人一星期挣50美元的时候，他踢一场球挣200美元。我眼看着他第一次住院，走路一瘸一拐，第二次住院出来坐轮椅，第三次住院见不到人了。我分析张爱玲选择的是美国式的最后归宿，张爱玲又是极聪明的女人，她不会留下可以从手中流逝而后来“充公”的任何东西，先是选择各种旅馆，最后找一个固定住所，张迷评论家们把这种自由自在最后平静进天家反而看成了“孤独”。  　　这三个单身老白领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自己没有房子没有车，年纪越大，东西越少，玛丽去世的时候，我专门问过小伙子邮递员，屋里东西多不多，有没有值钱的像首饰项链一类的东西，小伙子摆摆手，意思是什么也没有。听邻居说，其中有位白领是美国优秀的小学教师，她现在的年龄还不算太大，每天一个样地变换着鲜艳服装笑呵呵地从我的小酒庄前招摇过市，看不出有任何苦闷孤独的表情。 我曾问过前面提到的那位白领女士，你们每天穿得漂漂亮亮都到哪去，像过节一样。她说都有固定地点，比如她自己，先到报亭买一份当天的《纽约时报》，然后到一个卖午餐的书店买一杯咖啡和一个汉堡包，从头到尾把《纽约时报》一字不差地看完，出门时扔掉，不带回家里，不过星期天版不买，现在要6.5美元。我说下次就不要扔了，带回来给我看，我特别爱看写名人去世的文章，她说那些文章都是专门挑选的，写得特别有人生意义。她继续说，然后到一个古玩店老板那里聊大约一个小时的天，多少年就是这样，一天就过去了。我觉得这位白领很会挑地方，卖饮食的书店吃饭看报环境好，古玩店也许一天只开一次张，剩下的时间全聊天了，老板没准也是一家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