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家都是过客《二十五》生义

         有时候真想向网友道个歉，自己实在习惯了望文生义和望图生义。后来又一想，不对啊，望文望图生义就是在观察思考，世界上有谁能说自己总是一百个对呢，反过来想，你不生那个义又怎么能知道自己对还是错呢。现实中，正确的思路不折不扣地来自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         中国的文字独特，现在全世界都在赞美都在学，但无形中一些固定的词汇又在禁锢人们的思维，限于方寸之间，不敢想入非非。 先读史生点义。前篇文章我曾谈到，红军命大命好，要不是碰到抗日战争，最后连百分之一都活不下来。最近在网上看到杜义德将军的三个女儿来到当年红军走过的草地，又让我对红军命运浮想联翩，杜将军在高龄时仍不断重复一句话，红军苦啊，这句话红旗下长大的三个女儿不知能理解多少。简单点说，中国革命胜利离不开红军，反过来说，中国革命失败了，最先死的都是红军战士，最后红军将士打光拼光，剩下的可以跑到苏联政治避难继续革命，这个套路正好半个世纪后在美国重演过。         中国革命遇到了抗日战争用一句现代的行话来解释是止跌回稳，当然以后的路怎么走，还得让历史老人来说话。再看美国交通生点义。         美国交通事故一直在同人类抢生命，抢美国人，也抢中国人，好像特别爱抢年轻人的生命。有的民族不太在乎生命，刚才一个小伙子进小店只有三十一岁，说已经有了四个孩子两个孙子，到美国的中国人不行，生命太贵重，很多情况下无法用金钱衡量。事故率非常像一条“浴盆”一样的曲线，年龄两头高，中间平稳。每次学校放假我都要再三嘱咐读博的儿子，出去游玩，第一同学的车不坐，第二自己开车。根据我在空军事故堆长大的经验，坐别人车遇到紧急情况无法控制，自己开车能本能地保护自己。儿子非常巧妙地决定租一辆车自己开带同学去玩，我听说以后连声称赞，这是最佳方案，既让同学开了心，又没让人觉得太自私保守。          再望来美国学文科的华人生点义。我曾多方打听过，有没有在中国大陆长大的五零后六零后，改革开放上大学学了英文又到美国留学，现在在美国大学学院教母语英文学生写作的，如果有，不论挣多少钱，什么职称，都让我高山仰止。最近海外华人文学红杏出墙，不少红作家当年都是外语系学生到了美国继续学英语，英语始终是交流工具，还没有见到以英语为生的。在海外母语是英语的国家，非母语的人到该国大学教英文，就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人人都有欲望，很多人是早早改路回府，最后到顶只个把人。          改革开放英语是排头兵，像我这样二十五岁才有机会学英语的人都曾舞枪弄棒了好一阵子，这只是从国内当时的角度而言。八十年代出现了英文计算机基本语言，会点英语的人看准发展方向勇敢杀入又是得天独厚，即使在美国也有广泛的用武之地，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近十几年海外特别是美国又出现了孔子汉语热，不少人还挂上了名校教授的头衔。很明显，这些行业英语仍然是工具，也是学文科的大陆学者想在美国生存最佳最明智最体面的选择。 一生不信邪，对英语爱到至极又敢用英语操刀在英语国家为生的人，我认识两个，都是我敬佩的人。一个是在安大读一年级时教我的尹老师，一个是我的同学胡移风。尹老师岁数比我大一两岁，说话安徽芜湖口音，可能出生于一个普通人家。他极有可能在安大读工农兵大学时开始学英语，后来担任一段任课老师后被校方推荐到美国进修英语，最后获得历史博士学位。尹老师现在在美国一所私立学院任历史教授，专教美国大学生美国历史和东方史。我多次对同学说，尹老师是大陆土生土长的五零后，他如今的语言高度已经是相当高了，一些人挂着名校语言教授的牌子，实际上在里面教中文或教比较语言。 在英语国家操纯英语牛刀要达到两条至极，一是像母语英文一样思维交流方方面面，二是英语写作水平要达到母语教授的水平，写出的英文像是英语母牛体内流出的奶，看不出任何不同语言思维的痕迹，还得要有文学博士学位，还得得到校方董事会专家认可，一句话，对大陆封闭环境下长大的五零六零后是真正的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曾夸过海口，当年安大的英语七八级就是今天的清华北大水平，能达到这种至极高度的同学也是凤毛麟角。          湖南女作家残雪来耶鲁访问的时候，我旁听了耶鲁大牌英文教授的座谈会，说句老实话，我的英文水平实在不够，有一半听不懂，主要是无法作深刻含义理解和表达。座谈会上的教授们都在耍大牌，可能与讲课时的风格大有径庭，因为是他们之间在交流，在快速做一套文学教材。静下来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在纯英语世界里闯荡，我不行，同学中有没有呢，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胡移风，她准行。五零六零后的学习环境实在无法与八零后九零后相比，更谈不上公平了。历史没有机会安排胡移风来美国，让她去了澳大利亚，让她在那里出类拔萃。据说，最近又爬上了一个新台阶，数名母语英文语言博士在她手下工作，博士的作品由她最后修改定稿。 我有一个同学现在是新华社发稿部主任，他的中英文文字处理量每天三十万字，应该他的工作是代表国家最后审一遍稿。我可以想象出胡博士的工作环境，应该在悉尼最优美的办公区，她的办公室应该站起来就能看到大海，也许还能看到那个最著名的歌剧院，她一直配有最先进办公设备和会议设备，还配有个人助理（PA），常人的眼光都会只注意这些，甚至个人收入。人们注意不到的是她的口译速度，英文写作速度和文字修改速度，我测算，五花八门的会议英文译本最后送到她手里修改审核定稿，一天的工作量应该在是十万字左右。 那么，一个朝气蓬勃天天向上的耶鲁年轻的文科教授每天的阅读量是多少呢。我反复将顶级文科量化，是为了让年轻的学者体会到，要想将来进入顶级文科圈成为海外大牌教授，也会像红军三过草地挑战生命极限一样，挑战阅读极限。         昨天晚上快关门的时候，一个高个头美国小伙子进了小酒庄，非常客气，先问是否还营业。寒暄几句后，我得知他三十岁，毕业于耶鲁大学数学专业，之后在康奈尔大学获经济学博士，今年被耶鲁聘为教授。他属于耶鲁最年轻级别最低的一类教授，他自己也说必须努力工作学习，七年以后才能看出能否继续在耶鲁任教。他腋下夹着厚厚的纸型复印件和一本厚书，左手握着iphone，边看边往里敲码。他先浏览一圈葡萄酒，估计在看价格，可能觉得价格不合适，转身到冰柜取了半打罐装啤酒，来到柜台前。这是美国有身份的人通常做法，觉得酒价不合适，不说二话，不管多少钱买一瓶最便宜的啤酒，下次不来了。我通常把急着卖的啤酒都放在冰柜的前面，因为不及时卖掉就要过保质期了。我一看他取的啤酒正是我急着要卖的，也来了个低价低走，符合经济规律。他临要出门的时候，我突然发问，像你这样年轻的教授一天要读多少字的书呢。这个问题再有名的学者可能也会一下懵了头，谁看书数字呢。我看他答不上来，进一步解释，包括看学生作业，各种新闻简报信件还有专业书籍，比方说今天（星期五）你看了多少。经济学家反应很快，他只有每天看多少页的概念，他说，比如今天，看了三篇打印好的经济论文，每篇三十页，还有其他书籍文件，还有休闲作品，他举了一下手中的厚书，保守一点说，应该是每天四百页。他的说法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推算胡博士的每天工作量。我很快把这个信息传递给了儿子，说如果将来想有大造化，年轻的时候应该每天有四百页的阅读量，过去我上学的时候要求每天读书五十页，看来是不够的。          我敬仰红军三过草地，从内心里体会他们，红军苦啊，因为我的一生也是“三过草地”。我先遇到十年文革辍学，接着十年矫正口吃，最后又是十年挑战螺旋杆菌，挑出这“三块草地”任何一块对常人来说几乎也是不可逾越的鸿沟。感恩节之夜，在新泽西北部深山老林里，当着卫平夫妇的面，当着他们的贵客布朗大学神经系主任和心理学教授的面，我再次说当年我在安大读书的第三年从六班换到一班主要是为了换个环境矫正口吃，于是才有了我们今天相会的机会。我边说边观察两位布朗大牌教授惊讶的眼神，一位神经，一位心理，一对夫妇，我想只有他们最能体会矫正口吃的难度。两位教授自始至终话语不多，可能是听了卫平的提醒，上次就是因为讲话太随意，让老潘看准了机会凑成了一个《蓝山咖啡》系列。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口吃，老父亲说吃猪尾巴能治，见到商店里卖煮熟的猪尾巴我会冲进柜台一把抓到手里，我极强的自尊心也许就是那时培养起来的。大黑子一直记得我刚进空军大院口吃的样子，可到了胡博士时代，怎么向她解释她也不信，这也许就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好处，不断变换环境。回首往事，最受委屈的是那个纽黑文华人小教会了，小教会经历我的人生低谷，连续十年我侃晕侃跑了不下十个查经班主持人，有的气得骂起了大街，至今我见了牧师还得主动打招呼。黑暗中独行，走到尽头就是光明。大黑子侃马能把赵忠祥侃晕，胡博士的英语同学说是世纪难见，我多么想在中间插一杠子，来一套电视中英脱口秀，就谈过草地，治口吃。卫平夫妇一直忙着准备餐点招待客人同我聊天不多，丈夫偶尔抱怨一下，说上次没有授权我写作，我随意而写，闹得现在猪毛价格狂飙，后来又说现在是在美国，连写作都不自由，怎么称得上自由世界。我没有正面同他交火，因为不知他的脾气是直是曲，只是望他生义。我第一次发现美国传统家庭刚烤熟的整火鸡是不上餐桌的，要熟手两劈两剁两面五切，留下鸡架子放在厨房明显的地方让客人感觉，将鸡肉码放整齐上桌。 火鸡大餐还在进行，卫平夫妇就开始忙着刷盘洗碟，又让我感觉很新鲜，后来才知道一大群侄女侄儿早已按耐不住不断电话催促想过来看看。卫平拿出二十七年前我们一班毕业时的合影。 送走远道的客人，大家没有闲聊，主人和留宿的客人排座像中国麻将一样下起了英文叫scrabble纵横拼字棋，我又是第一次见到，主人说这种棋中国没有。我一想也是，中国字词很多是几千年前就固定下来了，有谁还敢上下左右增词减字呢，而且中国字那么多要是编成棋得多认多少字，人民大众不干，还是麻将好，三条五统全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