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怡：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真相至上》

『闲闲书话』快快的听，慢慢的说：《真相至上》
作者：王怡 提交日期：2009-5-13 16:37:00 访问：27189 回复：361 我欣赏这个比喻，如果宪法是一个人的大脑，有最高的约束功能。新闻和言论自由，就是最敏感、亢奋的那根神经末梢。当它受压迫，你头就要痛了。所以杰斐逊以貌似无政府主义的姿态说，我宁愿有报纸无政府，不要有政府无报纸。

　　好莱坞与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关系，是个迷人的话题，就如我们的电影与宪法扯不上关系，一样鲜明。影片开头，总统遇刺被救。随后美国对委内瑞拉发起军事报复。女记者阿姆斯特朗报道说，总统曾看过一份认为委内瑞拉与刺杀案无关的中情局报告。她披露了撰写这份报告的秘密特工，一位大使夫人。随后，政府追查泄密者，阿姆斯特朗被带到大陪审团前，被要求说出向她提供新闻来源的告密者。
　　
　　电影就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说，还是不说。
　　
　　用法律术语说，这是一个关于新闻采集权的故事。记者是否拥有一种作证豁免的特权，可以不向任何人披露信息来源？
　　
　　在一般的公义原则下，任何人都有义务说出自己所知的、涉及犯罪的事实。在普通法的古老渊源中，是十诫的第九诫，“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英美的证人出庭誓词，对何谓“假见证”有三层清楚的逻辑界定，就是：说出真相，说出全部真相，所说全是真相。
　　
　　不过，一直也有两种例外。一是能否要求一个人说出涉及自己犯罪的事实，也就是自证其罪。这个问题的实质不是说，一个犯罪的人该不该坦白；而是说，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强制一个人招供的权力？不是暗示一个人可以不诚实；而是表明，另一个人无权冒充宇宙中那位最后的审判者。因此现代司法的基本伦理，是不能要求一个人自证其罪。自证涉及一个人的内心悔改，而这不在政府的权限以内。换言之，国家有权处罚人的外在行为，却无权从事任何关乎“思想改造”的事；因为那是另一个国度的权柄。
　　
　　从这里出发，又有“近亲属的作证豁免权”。法律不但不能要求本人自证其罪，也不能强迫他的至亲之人作证。在中国古代，这叫“亲亲相隐”。目前算上中国，世上只有不超过4个国家，是不承认近亲属作证豁免的。不承认呢，你若不供出亲人，就可能涉及包庇、窝藏罪。
　　
　　另一种例外，是近亲属以外，在那些基于信赖的、特别的生命关系中，所获知的他人信息，也不应被强制作证。在普通法的历史上，有两种最古老的信赖关系，就是牧师和他的会友，医生和他的病人。牧师和医生，在涉及人身信赖的承诺中，基于一个神圣的盟约，而不是基于血缘，也被同样视为拥有作证豁免的特权。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有权要求牧师和医生，说出只有他们才知晓的那些个人信息；无论是关乎灵魂的，还是关乎身体的。
　　
　　也无论涉及的事多么严重。譬如关乎地球是否毁灭？信仰的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负责做正确的事，上帝负责地球是否毁灭。假设说，杀一个人，可以救全世界。你怎么办？这是一个充满试探的伪问题，其实我们没有选择。因为“不可杀人”不是我的理想，而是我的本分；救全世界不是我的本分，而是我的信仰。意思是说，因为我相信神爱世人，所以我决定不可杀人——无论你给出的剧情，看起来多么严重而急迫。
　　
　　作证的豁免，不是在挑战司法的公义原则，而是提醒一个事实，人间的裁判和法庭，只是公义的一个及格线，不是公义本身。所以人间的司法权，要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一旦越过了，就冒充了上帝。一旦人间的某种公义标准被夸大到一个地步，普遍的公义就可能在其他场合丧失。
　　
　　这种特别关系中的作证豁免，近代以来开始扩大到会计师、建筑师等行业。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记者保护新闻秘密来源的特权。
　　
　　在美国，最早的立法是马里兰州1896年的《保护新闻来源秘密法》，俗称庇护法。在英美的各类新闻从业人员协会、记者联盟的行为守册上，都将保护新闻来源视为记者的基本伦理义务。
　　
　　
　　
　　
　　
　　
　　
　　阿姆斯特朗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她拒绝披露自己的线人，因藐视法庭被关押一年多，后又承认包庇罪名，入狱两年。检方试了各种妥协方式，如让白宫和中情局的所有人员签署权利放弃书，来化解她的道德感。所以阿姆斯特朗的丈夫对她律师抱怨，其实她有很多机会出来。律师的回答很干脆，他说，如果你认为你妻子在这种情况下还有选择，可能你根本就不适合和她结婚。
　　
　　影片中，案子有机会到了最高法院，律师陈述中提到1972年的“布莱兹伯格案”。这是关于新闻采集和第一修正案的经典判例。布莱兹伯格是一个记者，他被线人允许观看了当地提炼大麻和毒品使用的场景，报道后，他被带到大陪审团前，被要求说出信息来源。这个案子，大法官们以5：4的表决，宣布“要求记者出庭作证，没有削减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新闻和言论自由”。不过论述部分相当晦涩，给以后留下很多空间。
　　
　　当年的保守派大法官布坎南、马歇尔和斯图尔特等都投了反对票，斯图尔特撰写的反对意见，影响巨大。1972年后，几乎所有州都按着他论述的方式，通过了对记者的庇护法。
　　
　　欧洲的人权法院，基本上也一样，他们认为如果记者被迫披露消息来源，媒体的公共监督职能将被削弱，信息的自由流动将会受压。所以“除非存在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不然记者享有作证豁免的特权。
　　
　　到底什么可以“压倒一切”呢。导演用虚构的故事，忧患911之后的美国，就是“国家安全”的名义被频频使用，以致于在孩子眼里，美国和印度也没什么区别了。
　　
　　律师在最高法院的一席话，特别动人。他说，曾有段时间，我也给当事人施压，劝她放弃。我说，我的客户是你这个人，不是一个原则。但遇见阿姆斯特朗之后，我知道了一件事，对一个真正的人来说，人和原则之间是没有区别的。
　　
　　他的意思是，从来没有一种抽象的原则值得我们捍卫。真正的原则都是“道成肉身”的，保护活出了那个原则的人，就是保护那个原则。
　　
　　《箴言》中的经文，“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夫妻之间，理当如此；政府和民众之间，也当如是。“Nothing but truth”，用孔子的话来翻译，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
　　
　　
　　
　　
　　
　　
　　
　　2009-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