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打造高水平的地方监管机构

在三会(银监会、保监会和证监会)中,银监会系统的“忙”是出了名的;在银监会系统,深圳银监局队伍的精干和勤奋也是出了名的,已出两百多期的《深圳金融监管》可部分为证。在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竞争最为激烈的当属深圳,深圳银行业从员人员素质较高,在金融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然而,却对监管他们的“警察”—深圳银监局内心非常“服”,因为深圳银监局把监管当服务、以监管创新来推动金融创新和提高监管效率。
经过三年的努力,深圳银监局在中国银行业监管领域开始“崭露头角”,得到业内的普遍赞许。为此记者专程对其局长于学军同志进行了采访,他把原因归结于中国银监会成立以来的监管理念和思路的变化,归结为中国银监会领导的关心,归结为领导班子的团结,归结为队伍的高素质和干部的敬业精神,归结为靠近香港金融中心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独特条件。但是了解深圳银监局和于学军的人却另有说法。在金融业圈内,于学军是一位学识渊博、善于思考、能够把握宏观趋势、具有较宽视野的学者型监管官员;在深圳银监局工作人员心目中,他是一位专业、可亲而又严厉的“教练”。对工作,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务实创新;对学问,他执着、敏锐、严谨、追根溯源。三年时间他们打造了一支年轻、专业、高效的学习型监管团队,建立了一个高效的地方监管局监管架构,为深圳银行业的稳定和创新提供了保障。
“足球队”与“教练员”
于学军有个比喻,“深圳银监局就是一支足球队,局领导就相当于球队的领队和教练;足球队的目标就是赢球!这是足球队的价值所在。如果一支足球队不能赢球,那即变得毫无价值,最终肯定会退出竞争并解散了之。”
2003年10月15日深圳银监局成立之初,工作千头万绪。一方面要消化银监会的理念、办法和各种新出台的文件,另一方面局内存在大量的机构建设、队伍建设以及制度建设等基础性工作。地方监管局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传达好银监会的指示、跟着银监会的工作走,上面抓什么,下面就做什么;一种是在落实好银监会工作重点的基础上,针对当地银行业机构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监管与调研工作,从而及时发现问题,并为银监会系统的工作提供有用的信息和案例。在当前监管理念、监管技术、监管方法等全面更新的情况下,要做到前者已属不易,要做到后者,就难上加难。但是,于学军自加压力,立志将深圳银监局建设成为“高水平的地方监管当局”。
知易行难,于学军明白这一目标对于自己以及深圳银监局意味着什么。当时深圳银监局的编制只有90多人,但深圳银行业机构的数量和金融资产总量却规模庞大。国有银行以及当时全国10家股份制商业银行都在深圳设有机构,总行设在深圳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就有两家,还有网点遍布深圳的深圳市商业银行和深圳农村信用社系统;同时,深圳也是银行业开放最早的城市,外资银行有30多家,大多数早就开办了人民币业务。此外,还有多家在深圳注册的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深圳银行业的密集度在全国城市中最高,每平方公里平均有0.59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于学军一方面坦承人员少,任务重;但另一方面发现机构“精干有精干的好处”,好处在于“便于有效决策及对工作进行考核,从而使每个员工的工作职责更加明确,干什么、干得如何,一目了然。”然而,真正要把工作做好,需要在内部监管资源的组合上有所创新。根据于学军的“球队理论”,一支球队要有竞争力,“首先是实力,这需要招揽最好的球员并进行严格的训练。”
对于深圳银监局的实力,于学军知道,虽然深圳银监局年轻人多监管经验不足,但是有活力,学历高,只要有一个好的机制,有效组织、协调,就能使实力大增。在这方面,于学军身先士卒,带头学习,爱学习和研究是他一贯的爱好。总是学习新东西,使自己的知识结构能跟上业务的发展,总是思考新问题,特别是带有前瞻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并用以指导工作。这种风气很快把全体员工带动起来,形成了勤奋学习、深入调研的团队。2004年开始创办《深圳金融监管》,以便大家交流监管心得,当年共编印了45期,2005年则一下达到90期,而且质量水平不断提高,今年将突破110期。这对于一个人员较少,没有下级分局的银监局来说确实不易,它实际上反映了深圳银监局这支球队的整体实力。
同时,于学军还不断寻找有实力的新球员。为了保证优秀人才进入这个团队,他们成立之初即率先成立招聘小组,根据岗位要求,应聘人员必须具备年纪轻、专业对口、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等刚性条件,借此屏蔽关系推荐。后来,又从商业银行选调了网上银行等新型业务人才充实进来。到目前为止,深圳银监局组建了一支有十多位博士担任管理层,硕士以上学历人员占比65%的高素质、年轻化、专业水平高的监管队伍。
球员个人有实力并不必然意味着球队就有实力,正如球队的战斗力取决于球员是否进取、努力一样,监管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监管人员是否尽职尽责。由于监管工作与许多行政性工作一样,不好考核量化,因此在有人看来是凭良心做的工作,主要取决于自律。然而,于学军认为,监管人员的质量和水平,也需要有一套较科学的考核办法来调动和提高。银监局成立之初,他亲自前往香港金融管理局取经,调研股份制商业银行及有关大企业,学习借鉴他们的绩效管理制度,然后制定了较为科学、系统的岗位绩效考核体系。经过近一年的反复思考和调研,形成了《深圳银监局干部考核管理办法》,考核力求做到客观、公正,并由干部群众广泛参与,真正把每一个处、每一个人年度中的所有工作、业绩、表现考核到位。工作人员的待遇和升迁与日常工作表现和岗位业绩挂钩。一切凭业绩说话,业绩按制度考核,局领导班子就不须花太多的时间用来平衡内部的各种人事关系,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监管中的重大问题。
于学军说,球队取胜的第二招在于“要制定一套适合球队特点的、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并将球队进行最佳组合,把最适合的球员安排在最适合的位置上。”为此,针对在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向监管倾斜,大约80%的人力资源都集中在监管一线,支持保障人员只有25人。他还认为,人员不在多少,关键是需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文化氛围。他提出的工作环境标准是:“团结和睦、五湖四海、公平公认、进取向上、严格认真,讲求职业化、专业化、规范化和负责任。”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于学军带领班子制定了明确的岗位职责,各司其职,各处长都要处理自己的具体工作。为了杜绝一些行政机构“关系学”盛行的陋习,规定工作人员不与领导拉关系,倡导埋头干事、积极进取、讲求工作业绩。他亲历亲为,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自己的文稿自己写,为下属树立典范。这就保障了工作人员心无旁骛,把心思都用在监管工作上,营造了一个干事创业、公平竞争的工作氛围。
为了综合使用监管资源,于学军在工作流程中也进行了创新。深圳银监局最早实行了“技术小组”模式。“技术小组”就是为了完成一些综合性、全局性的制度设计与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将分属于不同部门的人员集中起来而组建的工作小组。技术小组由不同职务的人员担任组长,有关部门的业务骨干参加。就在2003年,组建的“技术小组”对实行多年的评级体系进行研究,最后科学制定出了符合深圳特点的《深圳市国内商业银行风险评级办法》,并据此进行了2003年度的首次评级,将结果告知被评机构及其总行,起到了较好的监管效果。此举有效地解决了行政机构惯有的传导机制不通畅的体制弊端,大大减轻了部门间各自为政、相互争功扯皮的体制缺陷,极大地提高了监管效率。
于学军喜欢这样一句古语:“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现在要做好监管工作确实不容易,第一,金融创新不断,金融机构出现了很多的新业务、新产品和新技术,作为监管部门如果不能掌握这些新知识、不能跟上时代前进步伐,那么监管的底气就不足;第二,全球化下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技术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可以说原有的监管手段与理念无法适应现在的需要,仅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就够折腾人的,更不用说避免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最佳做法以及有效监管的核心原则等的不断刷新;第三,不断开放和改革的银行业总是发生新的故事,这些新故事需要通过研究来加以认识、作出判断,进而决定应采取的鼓励或限制措施;第四,被监管对象的创造力得到了较大的释放,他们都是业务高手和专家。于学军意识到,监管部门除了更需要学习、更需要敬业、更需要优秀的人才之外,更为重要的需要有计划、精心地安排和准备。为此,他结合中国和深圳金融业发展现状和趋势,借鉴各国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职责和效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较早规划深圳银监局中、长期发展方向和工作任务,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战略管理体系。
2004年他们确定和开发完成了“五大工程”,即“深圳银监局工作规程”、“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报告”、“深圳国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指导意见”、“深圳国内银行风险评级办法”及“深圳银行业发展与监管五年规划”。这五大工程相互联系、互为依托,为深圳银行业的科学发展以及规范监管部门的行为,实施审慎有效监管,初步搭建了一个平台。
“雷达站”与“侦察兵”
于学军认为,“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不可分割。非现场检查相当于一个雷达站,现场检查则是根据非现场监管识别不清的地方或疑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实地检查,相当于我们派出的侦察兵。”
在一般人看来,监管部门权力很大,向被监管单位要各种数据指标,经常可指手划脚,被监管单位只得接受。于学军却认为:“第一,监管不同于行政管理,与商业银行等机构的关系不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第二,监管不同于领导,我们与商业银行等机构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们不能事无巨细地干预商业银行等机构的一般经营管理活动,更不能无原则地向商业银行等机构发什么指示、命令,无端要求商业银行等机构照办。”
因此,深圳银监局的监管必须依法进行,每一项检查、每一个监管行动都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而不能无中生有、牵强附会、生拉硬扯,对商业银行抱以“我说你听、我打你挨”的粗暴作风;更不能还搞过去行政命令那一套,甚至又人为设置一些类似计划经济时代的审批项目,无端干预被监管机构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
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是监管的两个轮子,必须兼顾。深圳银监局成立以来,在现场检查中贯彻“风险为本”的新监管理念,以资产质量为中心,以风险控制为重点,加大现场检查力度,检查次数及工作量成倍增加,检查的范围明显扩大,检查报告质量明显提高,真正为商业银行起到了风险屏障的作用。在现场检查环节做到:不查则已,要查则要彻底;要求检查人员在日常检查过程中一般不与被检查机构进行有关问题的任何沟通交流,而是要把所有查出来的问题毫无遗漏地带回来向处室报告,形成“事实确认书”后再直接向局领导汇报,直到在局领导层面确定报告意见后,才可与被检查机构见面,并交换意见。所有这些要求旨在加强现场检查的质量控制,避免“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每一次检查都对银行有一定的触动,一改过去商业银常常应付、糊弄监管机构的尴尬局面,树立了监管机构的权威和形象。现在深圳银监局的现场检查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不再是一个“服不服”的问题,而是与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协调起来的一个过程,自然获得了商业银行的认同和尊敬。被监管机构也深深地感到,银监局的监管是对他们的“免费体检”。
在现场检查中深圳银监局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了解决现实中商业银行信贷资产分类不准确而又一时难以全部反映的问题,他们设立了“特别关注类贷款科目”,将监管部门与被监管对象中存有争议的项目保存下来,为以后解决问题提供一个缓冲地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于学军深知,国内银行监管与国外先进监管部门的差距更多体现在非现场检查方面。非现场检查需要打好基础平台建设,是一件前期投入大、但长期管用的监管方式,对于有效监管来说非常重要。为此,深圳银监局在2005年年初即着手建立非现场检查监管体系:由“技术小组”负责全局非现场检查的架构;由外资银行监管处实行非现场与现场检查的分设并开展相关工作试验;由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一处尝试非现场监管的多种方法;由股份制银监管二处研究股份制银行深圳分行的非现场监管。经过实践,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非现场监管方法,监管有效性得到大大提高。特别是经过研究和广泛地讨论,形成了《深圳外资银行非现场监管工作规程》,确立了外资银行非现场监管的工作流程。在2005年里又完成和实施了三个大的项目,既《非现场监管框架》、《深圳银行业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指引》及《深圳市国内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监测系统》,他们称之为新“三大工程”。加上前一年的“五大工程”,他们共计完成了“八大工程”。“八大工程”的实施,为深圳银行业的长期持续发展以及监管部门实施科学、审慎、有效监管,初步搭建了一个框架或平台。以此统一和规范团队的监管意识、行为习惯和工作作风 ,实施依法监管。
针对深圳银行“双降”乏力问题,制定了一个《深圳市国有商业银行业新增不良贷款监测考核办法》。其目的是,根据国内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分类普遍不实、不良贷款不断展期、重组等问题,要求商业银行将发生的不良贷款新老划段,历史不良贷款应尽量真实地反映出来,而新增不良贷款则要严格地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
“生命线和灵魂”
曾经有一名行长从别的地方调任深圳分行行长后对于学军感叹“我的压力很大啊”,因为深圳分行在他们国内分行中始终是创新的领头行,他必须保住这一荣誉。其实,从各家银行的情况来看大抵都如此,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将零售业务产品开发设计中心专门设在深圳;招商银行更是在业内引领产品创新的潮流。
金融创新需要机制的保障和良好的环境,深圳银监局又是怎么做的呢?于局长说,第一,深圳由于地缘优势,是最早被中央指定的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试验田,本身具有创新意识;第二,深圳与香港接壤,银行等金融机构易于学习香港的金融产品和业务;第三,深圳市政府注重和倡导创新,把不断创新视为深圳的“生命线和灵魂”,并出台了很多措施和奖励政策来褒奖具有创新贡献的企业和个人。企业或个人在不断创新中屡次尝到了创新带来的实惠,进而形成了一种创新的风气。所以,深圳各金融机构在这种创新氛围和市场环境的潜移默化中,创新精神也自然成了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纷纷制定了创新奖、点子奖等奖励机制,鼓励团队在产品、服务、管理和流程等方面进行积极创新;第四,深圳是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容易提出新的金融需求,并易于接受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服务。再加上与香港和国外在经济、生活上交往频繁,有率先接触新生事物和先进文化的优势,所以他们的需求更新,变化也更快,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为了满足客户不断涌现的新需求,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能够生存和发展,各金融机构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发现客户的需求变化、挖掘客户的潜在需求、及时引进和改良国外最新的金融产品、管理模式和服务意识。
在这样的创新环境下,监管部门当然不能成为创新的阻力。拥有一支专业水平较强、既是监管实践者、又注重理论研究的学者型监管团队,深圳银监局地处市场化程度如此之高、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深刻体会到金融创新的重要性。为了鼓励和引导各金融机构创新发展,同时也为了避免金融创新中潜在的风险,2005年成立课题组,就金融创新问题走访各金融机构进行调研,制定了《深圳市国内商业银行业务创新指引》,为辖区内各金融机构创造了一个有章可寻的宽松的金融创新环境。
当说起我国金融创新层次低下的原因时,于学军分析了以下几个制约金融创新的因素,如从计划经济时期沿袭下来的管理模式和理念,造成了金融创新难以逾越的体制障碍;银行、证券、保险等相关金融行业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管理,导致各金融机构只能在低层面上进行产品和服务创新,难以创新出结构性金融产品;中国金融体系还缺乏整体规划,各种金融市场相互分割、效率低下、市场化不足等,大大阻碍了创新空间。
奇特的“业余爱好”
于学军说他的“业余爱好”即是调查研究。对此别人不理解,认为日常工作那么忙,怎么可能写东西呢?于学军却说:就是一种业余爱好,就相当于有人喜欢摄影、打牌、下棋一样,并不觉得为难或困难,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已。却不想,他的这种“业余爱好”却为工作带来许多好处。于学军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区党委工作七年后调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分行工作。他养成了好思考的习惯,积累了深厚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知识,形成了“从大处着眼,细微处入手”的思维方式,密切关注全球经济和金融业发展态势,跟踪中国宏观经济发展轨迹和路径,研究中国经济及金融行业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体制障碍,探寻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近年来,在对工作实践加以思考和总结的基础上先后编著出版了《中国经济改革20年货币和信用周期考察》、《银行监管探索》、《金融实践中的理论思考——特区、创新、借鉴、形势》等书籍,发表了许多有影响的文章。
他一般不轻易写文章,要写就写那些经过反复思考的东西,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得有一个“心路历程”,或“思维过程”。他认为,很多复杂的、似乎看不透的东西都会留下“蛛丝马迹”,关键是你有没有观察到。他说,现在写东西最怕没有思维过程的“编”,即罗列几点现象了事。2003年,当时关于人民币在香港存量问题有很多版本,数字大小不一。他便直接到香港调查,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他认为,香港不存在人民币积压问题。媒体称人民币在香港积压了700亿甚至1000亿,实际上,2001年深圳的现金投放量占了全国的44%,2002年占了43%,假如真在香港积压了这么多人民币,首先就会“运”到深圳来,就不会体现为现金投放量巨大,而会体现为回笼。根据他的计算,从2001年开始,大陆去香港的旅客每年达到三四百万人次,看来是带了几百亿元的人民币去香港,实际上香港到大陆来购物投资者达到四五千万多人次,带回的人民币现金大大超过了大陆流动到香港的现金,因此香港对人民币现金需求量远远大过供给量,根本不存在大量现金积压这个问题。后来,这个说法得到证实。
除了每年初对上年深圳的金融经济形势有个总结、对本年金融经济形势有个预测这个“份内”工作外,于学军还有个习惯,就是每年4月以前都会对前一年全国的金融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并对今后的走势做出判断。从他每年的这个例行文章来看,总是有惊人之语和独到发现,以此来看一看他的“思维过程”。
2003年4月,他写了一篇题为《景气已经来临,警惕房地产泡沫》的文章。他认为,对于当时经济形势的判断,不能再用物价与经济增长率与改革开放的前20年进行简单类比,虽然2002年物价水平有所下降,但从货币供应量来看则是大大增长了,增加了货币量必然在某个方面释放出来,这个领域就是房地产领域,房地产投资增长21.9%,而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来源中主要是银行贷款。因此,他大胆地认为景气已经来临,而应防止房地产泡沫。他是较早关注房地产泡沫的专家之一。而在2004年4月,他撰文《经济已经过热,谨防通货膨胀》,在这篇文章中,针对“局部过热论”,他认为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是否出现过热,绝不能等到“整体或全面过热”时才下结论,到那时经济可能该全面崩溃了,因此,“对经济运行中的过热问题以及能否发生通货膨胀的担忧,宁可看得严重一些,也决不能掉以轻心。”接下来几年的事实表明,中国经济持续过热的走势不幸被他言中。
到了2005年3月,宏观调控的某些措施陆续出台,发改委、国土部门、人民银行齐出动,行政的手段、法律的措施以及货币政策工具都使上,但似乎宏观形势依然严峻,与前20年出现的好几次调控立竿见影相比,本轮调控的效果似乎不明显。原因是什么呢?
为此,他回顾20年来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宏观经济走过的风雨历程,总结以往每轮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他有个鲜为人知的习惯,就是喜欢收藏经济金融类期刊。当遇到问题时总是去想想事情是如何发展过来的,与以往有何不同,有何共同点,虽然他对过去的情况记忆犹新,但出于学术研究的严谨,翻翻过期刊物就成为他不可或缺的功课。他说,“很多问题在浮出水面之前都会有先兆”,通过长期关注行业内权威媒体对某一问题的分析,有利于系统研究其来龙去脉,发现其根源和规律,同时也是验证行业诸多专家、学者的学术水平和洞察力的有效办法,对反省自己理论缺陷和不足很有帮助。
回顾中国宏观经济20年变迁,他发现以往经济过热时,高增长总是伴随着固定资产膨胀、货币信贷失控、物价上涨等,但同时在国际收支上表现为逆差而使外汇储备下降以及人民币贬值等。而本次则外汇储备大量增长。他认为一切在于汇率,“人民币汇率定价不准确是解开宏观经济运行中一切矛盾现象的一把钥匙。于是这次他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文章则上升到另一个更深的层次。《一切归结为汇率——兼议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这篇文章写出来之后,许多媒体感兴趣并纷纷要求刊发,但必须修改标题。但他不愿意修改,因为这是最能体现本轮宏观经济形势特点的标题,会成为对这两年宏观经济走势的标志性或穿透性的语言。
2006年他的思想又深化了一步,将全球国际收支失衡造成的美元泛滥与中国宏观形势联系起来。他通过美联储的利率走势图与人民币外汇储备变化走势图对比,发现中国外汇储备大量增加的时候,都是美国利率走低的时候;凡外汇储备增长放缓的时期,则是美国利率走高的时候。而本轮中国宏观经济的过热,就是美国从2001年9.11事件后,调低利率从而导致全球美元泛滥的结果。中国事实上成为全球美元泛滥的最大受害国。
说起这些文章和观点,于学军说纯属“业余爱好”。而在业内人士看来却非常“专业”,一点都不“业余”。事实上,作为一个银行监管官员,关注宏观经济、放眼全球经济,则更是“份内”事。
摘自：《银行家》2006年11期　作者：晓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