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老先生叫丁天缺/后山迟桂花 - 过眼烟云 - 半岛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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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老先生叫丁天缺/后山迟桂花 发表于 2010-4-10 16:32:56

  • 有位老先生叫丁天缺

    (2007-01-07 20:22:40)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5490c301000702.html

    作者新浪博客后山迟桂花 http://blog.sina.com.cn/qqmm923


    作者和时年91岁的丁先生合影
    后山迟桂花

        去年年底,12月26日,我们一起为丁先生过了第三个90岁的生日。按杭州人的习惯,一是做九不做十,二是生下来就算一岁了,因此大前年生日就叫90大寿,前年是真的九十大寿,去年,按他自己的算法,是真的90岁了。

        “天上少个星,地上添个丁”。是丁天缺老先生给自己取名字时候的意图。依我的认识,这颗星星可不是一般的星星,来到人间也不是普通的一个“丁”。     我认识老先生已经有六七年时间了。认识他是为了给一家媒体供稿,而供稿之后,我们便成了朋友。我钦佩他的精神,他也欣赏我对他的理解。     每个人如果有先生这样的精神,我看万事可成。我写他采访了三四次,首先他的宜兴话很地道,属于“一般人儿我不告诉他”的水准。其次,他的文学功底很深,又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所以娓娓到来时又有屈原楚辞之风。还好,对我交上的答卷他还是满意的。     今天我上网想找几张他的画儿,结果只有一张,但是对他的评论却是惊人的一致——都把他和中国画界泰斗吴大羽联系在一起。不错,先生是师从吴大羽,但是对他的认识,或者说把他与泰斗吴大羽联系在一起的根本不是提升他的油画的名声,而是他们师徒有着太相似的遭遇。     简单的说,丁先生是1916年生的浙江宜兴人。一生两次坐牢,七十二岁时结婚,八十五岁时终于在弟子们的协助下办了第一个画展。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在法国办了两次画展,在国内办了两次画展。最近的一次是去年的春天,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一号展厅,画展是与两位法国画家一起合办的,画展叫“这里·那里”。我尽管学过画,但我仍然是不敢评论先生的画。只不过从我对他的认识中可以感觉出,他的画尽管水粉式的油画,用料很薄,但是有火山迸发岩浆之势。     他到目前为止没有享受中国美院退休教授的待遇,他的最终定位,在履历上应该是浙江大学医学院人体画师。     尽管我们不屑各种名人录,但是还得承认它毕竟能证明一点什么。在《世界名人录》第二卷第136页上,有他的人生足迹,《世界艺术家名录》华人卷二上,也有他的介绍。      我对许多人都说过,丁天缺先生给我们留下最多的不是艺术上的造诣,而是他不屈的精神。看看他,我们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明天我会把他的故事和盘端出。 成家立业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采访丁天缺老人的任务。是朋友的邻居的朋友介绍的。他们都说这个人很特别,很有故事。
        在医大的住宅区,我找到了已经退休多年的丁先生。他是从医大人体绘图员的职位上退下来的。而实际上,他是货真价实的画家。就在我出这本书之前,他刚从法国回来。在那里他举办了这一生的第三次个人画展。
        他操着浓重的江苏口音,笑眯眯的,在“说起来真是笑死人”的开场白中,开始了他的一生:   
          我这个老头,经历的事情和树根一样多。但实际上,我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只做成了两件事:八十五岁时办了画展,七十二岁时和老伴结婚。
    我是江苏宜兴人,家里的老大。4岁时,我父亲就出钱在自家的宗祠里办了一所小学。学了几年,我父亲就把我安排到离家六七里路的地方去读书。那所学校啊,真是破旧。厕所嘛,在院子的角落。很大,但是很诡异。窗户上糊的纸都破了,遇上刮风下雨的日子,油灯和破纸就被风吹得张牙舞爪。夜里不敢起来上厕所。就把尿撒在床上,再用自己的身体把画在被单上的“图”焐干。
    我父亲让我读书,是希望我大起来做官发财。因此到我读中学的时候,他就仗着和校长熟悉,告诉学校,我有三门课不上,这三门课就是图画、体育、音乐。他认为这些课与当银行行长、做教育部长是无关的。
    可是我却偏偏学起了画画。真是奇怪。大概我这一生的许多奇怪事体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我们学校的大礼堂墙上有几幅画,有杭州日报展开来那么大。是水彩的静物画。校长说,这些画都是一个叫匡可润的同学画的。校长很欣赏他,他在学校里也很牛。我当时就觉得,画画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我也想试试看。我就悄悄地学起了图画,没有人指点,完全是自己瞎琢磨。我的数学不好。有一次考试,我实在做不出,就把数学老师的头像画在卷子上,结果挨了好一顿批。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我已经学会速写了。
    但是如果没有后来在杭州的奇遇,那我这辈子可能也就是自己胡乱涂鸦了。
    我十八岁那年,杭州创办了一所航空学校。父亲要我去参加考试。他花了不少钱,因为要担保人。担保人,你猜找的谁,是朱家骅(注:朱曾任民国时期的教育部部长、浙江省省主席。)。
    我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能听从父命到杭州去,住在小姑妈家里等待考试。这天游玩到孤山,走进哈同花园(注:今平湖秋月旁“湖天一碧”处),从窗口望进去,里面有许多木炭画。一打听,是“西湖艺专”考前进修班的作业。那个时候,考艺专是要培训过的。我不管,就到门房那里讨了一份报考单。我把父亲叫我来杭州的目的忘记了。     
    应考那天清早,我带了水彩颜料和木炭,走到门口,看见许多人在买馒头,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跟着买了一个。问了才知道,那是用来作木炭画的橡皮的。和那些考生相比,我真是个门外汉。木炭画考试限时三个小时,我一个多小时就画好了。监考的老师说,还有一个多小时呢,你再画一歇。我实在不知道还能画什么,就交卷出来了。
    最后一天是口试。后来才晓得,当时坐在前面一排的主考官里就有校长林风眠,教务长林文铮和绘画系主任吴大羽。想想看那个时候真叫年轻,胆子也真大。
    录取新生的榜是公布在《中央日报》和《申报》上的。那天我一早就赶到镇上,我在茶馆里买了一张申报,哈——我是新生名单上的第一个!这个时候我父亲才知道,我没有去考航空学校。村里面的亲友们都来道贺,父亲没有办法了,只好接受这个事实。
    吴大羽先生是一个治学很严谨的人(他是西湖艺专创办人之一),大家都很怕他。我们在教室里作画时候,他经常会背着个手在我们中间绕来绕去。有时候和这个同学说一说,给那个同学画一画,就是走到我这里的时候,他只是看看就走了。他是认可我的画呢?还是觉得我不值得一说?我心里一直打鼓。终于有一天,他站在我的旁边很久,然后说,你跟我来看看别的同学是怎么画的。
    我跟在他的后面。我们上课是没有桌子的,每个人前面一块画板,他停也不停,一直带我绕来绕去,他并没有确定看哪一个人的画。最后,他又带我回到我自己的位置上,指指我旁边的一个同学说,你仔细看看人家是怎么画的。这一下我真是羞得要死。我一直以为自己画画还可以,被吴先生这么一“游”,难为情死了。那个时候,艺专的人是很注重学术的,教授教得不好,就要被学生评为“饭桶教授”。学生学不好画,也很没面子。一个人偷偷地哭,想想要么退学,要么悄悄溜了算了。
    可是,我这个人就是喜欢画画,好不容易考进来,怎么舍得退学呀?没办法,我只好多画。画画的教室只有上午开放,钥匙是校工管的。我就在上午画画的时候留好窗门,下午爬进去再画。这样硬着头皮每天画了擦、擦了画。
    有一天吴先生又来了。走到我旁边,只看了一眼,就说:这是你自己画的吗?没有叫别人帮你改?我紧张得要死。结果他说,哎,这就对了。画画不能太拘泥,太琐碎。要的是大体。
    到了抗战的时候,艺专迁来搬去,很不安定。去过诸暨、贵溪、长沙、沅陵、贵阳,最后到了昆明。学校在昆明的时候,就在滇池附近。风景很美,环境也很好。这时我喜欢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同学。我们一起画画,一起写生,一起出游,还互作模特儿。我肯定地以为她就是我未来的太太。
    有一天,有个很潇洒的男人来看她,她很坦然地告诉我,那是她的表哥。班上一位大姐这时来找我谈话,说是大家都看出来我喜欢这个女同学,但是她问我,你知不知道人家的态度呢?原来,她已经和别人说过了,她喜欢我的才华但并不想同我结婚,做朋友是可以的。她嫌我长得难看。
    啊呀,我当时一听真的昏过去了。大病一场。
    她真同那个“表哥”结婚了。没几年又离了婚。她离婚的时候,怀里还抱着个两岁的孩子。她来找我,要我陪她去法院。我很为难,对她说,其他忙我可以帮,这种事情不合适。从此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
    这算是我这辈子的第一次恋爱吧,当时20多岁。可惜很短暂,且毫无结果。
    接着就是我的第一次画展。24岁那年,我用“丁拙”这个笔名办了一次画展。我一生总共办过两次画展,那是第一次。在那个画展上,一幅小静物的油画卖了 25元,另一幅大的油画,专门为教堂画的,卖了100元。那个叫于斌的大主教很欣赏我的画,说要保送我去美国学习,但是有一个条件,要我从此信他的教。我想了想还是放弃了。那时年轻,很想出去学习,但是要我除了艺术之外再去信仰什么,很难做到了。
    1947年,吴大羽先生要我去做他的助教。这对我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刚三十出头。他过去有过四个助教,我是他的第五个助教。
    1948年的冬天,有个女学生要请假去上海,送她的母亲和弟弟去日本。她的父亲抗战胜利后,是中国政府派到日本去的占领军顾问。她在我这里学画已经一年半了,成绩平平,我没注意过她。可是她回来的时候,我一看,啊呀,真好看哪!变了一个人一样,头发嘛烫了一烫,眼镜嘛也换了一副。一副高贵、妩媚的样子。我觉得真是好看。我忘了自己是她的老师,也忘记了周围的人,冲着她就说,“我很想为你画一幅肖像,可以吗?”
    我们约定星期天下午到我家里去。
    她叫徐祖瑛。
        我像着了魔一样,每天对着一张白画布看哪看,一直到在那画布上能看出她的样子来。
    到了画肖像的那天,我心跳得说不出话来。画了两个小时,我们几乎没有说话。
    她的性格总是慢吞吞的,不慌不忙,这倒显得我手足无措。我不知道对她说些什么才好。想想只好写信。信写了很多,也不敢寄给她。有句俗语说,“一夜想尽千条路,天明转来还是磨豆腐”。我那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迷的就是她这个性格。
    1947年杭州解放了。徐祖瑛报名到“干部培训班”去学习,那个时候叫“革大”。还差两个星期毕业,她支气管病发作,吐血,只好回上海休养去了。我把她送到上海。后来她在上海当了老师。我们通了一段时间信,再后来我被关起来了,就断了联系。我这个人好象和恋爱无缘一样,这第二次恋爱又很快断掉了。
    解放没多久,我就被艺专除名了,说我是“新派画”的头头。我没有工作了,可我还是想画画。自己找到医大去,给他们当绘图员,画人体解剖图。他们给我很宽松的条件,每个月交六张解剖图。解剖图我一天就可以画两张,这样一个月里有二十多天,我可以画自己想画的画了。他们给了我一个“外科技术员”的名义。
    可是好景不长,1951年我被打成了“反革命”。
    1951年的4月17日的《浙江日报》,头版就是一个大标题,“现行反革命分子丁天缺……”杭州的同事朋友都知道我出事了,连上海、南京和北京的熟人朋友都以为我死定了。
    我第一次被抓是关在小车桥第二监狱。刚关进去的时候,心里还是很坦然的,想想事情总会搞清楚的。
    进监狱的第一天,我走进我住的那个监房,发现墙壁上有一些很奇怪的画,我坐在那里猜这画的意思,看不懂,就凑近去看,发现是一些血涂抹的痕迹,这时候我忽然觉得自己脖子后面痒丝丝的,用手一摸,捏到一把臭虫,手一搓,顿时血糊糊的,顺手往墙上抹,哦,我马上明白了这些画的意思了。我自嘲地想,看来,今后这“抽象画”就要由我来完成了。
    1953年,我被释放出狱。出来后,住在马岭山5号蔡元培的房子里。靠家里资助,就读书作画。
    到1958年,我又一次被打成“反革命”。这回给我定了七大罪状,判管制三年。后来又说我不服管制,再劳教三年。当我再进监狱时,面对着那堵墙时,我绝望了,人的一生,怎么可以无望地日复一日枯死在黑暗里呢,我想到了自杀。我留了一首“自弃诗”。可我没有死成。那个时候,想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前前后后我一共被劳教了十多年,半辈子一下就过去了。
      1973年的10月,我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周恩来总理接见旅日归国的徐逸憔先生及夫人。我想这不是徐祖瑛的爸爸妈妈吗?她爸爸的名字我是晓得的,我们谈恋爱的时光,他从日本给我们寄糖果来祝贺我们。消息旁边有一张照片,我就在那张照片上找到了她,她站在她父亲后面,还是那么丰满好看。我当时真是思绪万千哪!不晓得她现在怎么样,也不晓得她知不知道我还活着。真是急啊,又不敢和他们联系,生怕连累了他们。只好一个人在屋里写写诗,发发心中的感慨。
    说起来,我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写诗赋词的。本来在抗战时期就可以出集子了,只是那个出版社的人在金城江被敌机炸死了,我的诗稿,取名叫《野语》,也从此找不到了。
    我和徐祖瑛有二十多年没有联系了,突然得到她那么一点点消息,我还是很高兴的,就把那张报纸收藏了起来,心里面抱了一点希望,也许还会有机会见到她。
    1979年给我平反了,我要求回美院工作。他们说油画系超编了,就安排到《美术译丛》做编辑。算临时工。可是到了1983年,他们又通知我不要干了。说当年的档案遗失,我的问题一时无法落实。我又一次离开了美院。这个时候我心里真是很迷茫,不知道为什么我喜欢的事我喜欢的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离我而去。那时候我已经六十六岁了,仍是一个人。
    我不知道我的问题会拖到什么时候,就准备出国去看看。我的大侄女在法国,我就想去法国。那是1985年,我已经快七十岁了。
    我的签证办得出乎意料地顺利,那时出国很难的。区公安局的领导还把我叫了去,亲自把护照交给我,用茶点招待我。他们说,你过去坐过牢,但政府完全相信你是爱国的,所以发给你护照。希望你出国后,多宣扬新中国的成就。祝你一路顺风。
    我这个与公安局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人,心里真是万分感动,觉得还是公安局最了解我。临走时,11月27 日,我又到省公安厅去了一趟,生怕我这种人出关的时候有麻烦。回答说,没问题,可以出关。
    12月2号,我弟弟从香港赶来深圳接我。在海关的时候,偏偏电梯坏了,两个六七十岁的人,拎起行李一步步走上楼。没想在最后一道关时,他们拿了我的护照看了半天,说,你的护照不行。我惊呆了,为什么?他们说,因为浙江最近出现了大量的假签证。你看,他们说着拿出一个红头文件给我看,上面说,凡浙江出国人员,12月1日起,必须……
    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的腿都软了,两个老人,拖着行李,怎么捱下来的都不知道。到了楼下,两个人气喘力竭。我看看他,他看看我。多年的委屈,命运的悲怆忽然一起涌上心头,我们两个老头坐在地上抱头痛哭。
      我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赶回杭州。一下车就去公安厅。他们看了我的护照,很肯定地说,是假的。这不是让我很生气吗?!我又去找他们领导,谈了半个多小时,这才给我贴上一条复核证明。我再起身赶回深圳。
    1985年的12月9日,我终于抵达了巴黎。
    经法国朋友的介绍,八六年的春天,我到巴黎第八大学造型艺术系,研究法兰西现代艺术。我在那里就萌生了再办个画展的想法。
    可是没想到,八六年的暑假,我和几个法国的朋友去瑞士滑雪,得了雪盲症。在那里治疗了一段时间,只好回国来手术。
    回来就赶上了吴大羽先生去世。那是1988年1月1日。我赶去上海。吴先生的悼词是我写的。我这一生认认真真地崇拜过一个人,那就是吴大羽先生。他是个很了不起的艺术家。
    他去世后,我的心里空落落的。
    同年的四月,美院六十周年校庆。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没有人让我去。这次他们倒通知我了。那天天气不错,四月,还有点冷。来的人很多。这是我平反后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活动。都是老人了,说来说去都是以前的事情。
    第二天绘画系的校友安排在柳浪闻莺公园里午餐。饭后,我们就到广场摄影留念。
    人很多,刚要拍,又来了一个人,刚坐好,又来了一个人。拖延了很久。他们叫我坐在第一排,说我是老师。
    就在等人的时候,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是两个女孩子(丁先生老是把女人叫成女孩子),其中一个问我,“还记得我吗?”我摇摇头,又端详了一会儿:“想不起来”。我猜是我的学生,但是时间太久远了……
    我一面感叹着记性,一面转回身子,忽然她说:“我是徐祖瑛啊。”她的声音是轻轻的,我听上去却像打雷。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徐祖瑛,徐祖瑛这个每时每刻都会不经意地在心里冒出来的名字,这个让我在监狱里,在黑暗里,在阳光下,在吃饭、散步、睡觉时都会钻出来的女人,突然就站在我的身后,我的魂灵刹那间游离了肉体,我一片空白。后来我听见自己说:“你好像变了个样子,我真的认不出了。”她们两个就吃吃地笑。她说,昨天我就看见你了,你们几个老教师在聊天的时候,我走到你的旁边,你一点反应也没有。我不知道,你是没看见我呢,还是不愿意认我。今天我想再试试,所以叫她(也是一个学生)陪我来。万一你真的不认我,我也好有个退路。她说话的样子笑嘻嘻的,还有点脸红。我怎么会不认她呢!是想也没想到会遇见她。如果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她来了,没有找到我,六十周年校庆她不想来了,如果我没有因为眼睛有病回国来治的话,天呐!我们就一辈子也碰不上了。

    我一算,我们有三十八年没有见面了。
    当时我是手足无措。不晓得说什么,也不晓得该做什么。
    拍好照片,我们互相留了联系电话和住址。就分手了。
    第三天她上门来看我了。这个辰光我才晓得,五十年代她晓得我“死”了以后,结婚了,并且有了两个女儿。她的丈夫也是一个画画儿的,是国画。在中央美院当教授。是徐悲鸿的高足。七十年代去世了。她一直在北京生活。父母当时都还健在。
    我们聊了一个下午。到晚快边我送她出去的时候,真是出洋相,那么熟悉的杭州,我竟然找不到方向了,一歇歇走错,一歇歇又走错。问了好几个交警,才找到 8路车站。
    后来美院的人都说,那一年的校庆好像是为我们办的。
    没有多久,她就来信叫我去北京,去见她的父母。当年的八月份,在她父母的主持下,我们终于结婚了。那年我72岁,她62岁。想想看,我32岁就认识她了,到72岁才和她结婚,隔了整整四十年哪!
    1998年的时候,为了纪念我们结婚十周年,我又为她画了一张油画。这张画和前次为她画画,相隔整整半个世纪。
    现在啊,她的父亲已经去世了,她的母亲还健在,她经常要回北京去照顾母亲,我也经常去北京住一段时间。她的两个女儿待我非常好,就是亲生孩子也没有她们那么孝顺。
        今年十月份,就是在这两个女儿的帮助下,还有我的几个弟子的协助下我在中国美院办成了个人画展。
        (丁先生家里挂满了这次画展的作品,我自己觉得,他的画不像其他的油画颜料很厚,他的油画有中国画落笔不改的特色,非常流畅,灵动。画展上许多美院的教授说,“这样的画展我们已经五十年没有见着了。”)     办展览的画基本上是这几年画的,36幅是近年的作品,还有8幅是过去作品的照片。你徐阿姨鼓励我一定要办好,两个孩子也说,一定能办好。还有我的几个学生,鞍前马后。我是托了他们的福,在85岁的时候,办了我这一生的第二次画展。
    这次画展和我1940年在成都办的第一次画展,相隔60年。就像我的婚姻一样跨度很大。我本来以为我这一生是没有什么结果了,没想到老来老来还结了果。72岁结婚,85岁办画展,还出了书,出了画册,出了译文诗集……
    你徐阿姨在画展上哭了好几次,她很激动,也很紧张。我也是。我那几天晚上很难入眠。想来想去,总是觉得自己这一辈子有点怪,有些事情怪得想不来。可是再一想,中国人一生不就是讲究个成家立业吗?我虽然晚了点儿,可两样事体还是都做到了。聊以自慰!
    我为我自己的画展作了个序:
    “天上少个星,地上添个丁。
        1916年的隆冬,我蹑足来到人间。无奈少小狂僻,与世多忤,长陷囹圄,蹉跎岁月,于今忽忽八十余年矣!幸1979、1985,两度平反。远涉西欧,广我眉宇。惜贪翰墨、醉丹青,不期老之将至!尝耻效颦取媚,邯郸学步,宁抱残兮守拙,冀毋愧乎自我!”
                                2000年12月

    作者新浪博客后山迟桂花在文后的说明(后山迟桂花性别: 女 所在地: 浙江 杭州 家乡: 浙江 宁波)

        文是前几年的,后续消息还有一点点,徐阿姨在三四年前已患老年痴呆症,住在北京女儿家,受到孩子们的悉心照料,丁先生则在杭州守着他的那些未完的画稿。由于身体的缘故,画架上一直没有颜料涂上去。还有就是,他的弟弟,那个与他息息相关的弟弟去年过世了,这对丁先生的伤害比较大。再就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他与人合办过一期画展,相当轰动

    这是生日那天,咪咪姐姐拍的照片:我和91岁的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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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老先生叫丁天缺(3) (3/75) 2007-01-08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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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位老先生叫丁天缺      (2/55) 2007-01-0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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