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强：《读钱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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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一些钱基博的著作和传记，这位国学大师的形象日渐清晰，而使我尤感兴趣的是他对长子钱锺书的教育以及两父子的微妙关系。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又字亚泉，别号潜庐、潜夫，江苏无锡人，现代著名国学教育家、古文学家、文学史家、韩愈研究专家。16岁撰写《中国舆地大势论》，发表于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后又仿陆机《文赋》作《说文》，发表于《国粹学报》。1909年，江西臬使陶大均惊叹其文章，特以高薪招之入幕，任记室。辛亥革命爆发后，任锡金军政分府秘书，并撰《无锡光复志》。1913年应聘任无锡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原名竢实学堂)国文教员。1918年6月，任无锡县图书馆馆长。1921年起，历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国文教员、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务长。1923年任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五卅惨案后因不满校方歧视中国态度愤而辞职。后应聘赴清华大学任教授，一年后回上海任光华大学国文教授，1927年9月，无锡国专校长唐文治特聘其为教授兼校务主任，从此往来于光华和国专教书育人。1937年在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38年任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武昌私立华中大学教授。钱基博藏书极富，建国初期，他先后将5万余册藏书和200余种珍贵文物捐赠给华中大学和改名后的华中师范学院历史博物馆。此外，又将1000余件碑帖书画和1000余种方志，悉数赠予苏南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江苏泰伯文献馆。1957年11月30日，因病去世，终年70岁。
钱基博的履历显然要比他的儿子钱锺书更其曲折而丰富。纵观钱基博一生，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位心怀天下、秉道直行的爱国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位献身国学、著述等身的杰出教育家和学问家。我曾参观过无锡七尺场的钱锺书故居，走进过钱家的大厅“绳武堂”，也瞻仰过悬挂在厢房墙壁上的钱基博像。白须飘飘的钱基博神情严肃，不怒自威，特别是他那双瞳人有点“靠近”的眼睛，咄咄逼人，一看就是不好惹的倔老头子。他的儿媳杨绛说他“从不理会对方是否悦耳。这是他说话、写信、作文的一贯作风”（《我们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20页），看来确是有感而发。单看这张照片，就可想到钱锺书幼时面对严父的战战兢兢。天才睿智、痴气甚浓的钱锺书和勤奋耿介、外冷内热的钱基博，在性格类型上肯定不是一类人，在学术取向和文章风格上更是大相径庭，但，正如“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鲜明的“异质性”却是建立在同样鲜明的“同构性”上的。“没有钱基博，就没有钱锺书”，这话不仅从遗传学角度看是真理，即从社会学文化学角度看也是不争的事实。文章学术上的熏陶承传且不说，就连幼时启蒙的方式也是一脉相承。毋宁说，这父子两个国学大师都是被严厉的旧式家族教育“打”出来的。
无锡钱氏世代书香，家学渊源。钱锺书的祖父钱福烔为前清秀才，饱读诗书且课子甚严，长子钱基成就曾挨过父亲的痛打。钱基博和他的孪生兄弟钱基厚5岁即从长兄习经史，9岁读完《四书》、《五经》和《古文翼》，10岁由伯父仲眉课以《史记》和唐宋八大家文选，并教其学习写作策论。13岁起阅读《资治通鉴》7遍，又精读《读史方舆纪要》，打下了很好的国学“童子功”。针对钱氏这种文化家族的童蒙教育，无锡学者刘桂秋先生在其专著中这样描述：
每天读书的程序基本上是：饭前读隔日所授的生书、带书、带熟书、熟书，读二遍，但要以能背为度；饭后，由母亲和大哥各背一人，有不流利的地方，必令重读，然后再授生书，读二十遍，始许散学。（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38页）
如此刻板严格的家庭教育，不可能靠儿童的自觉来保证其效果，必要的时候还要诉诸“体罚”。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里回忆道：
其实锺书的父亲是由一位族兄启蒙的。祖父认为锺书的父亲笨，叔父聪明，而伯父的文笔不顶好。叔父反正聪明，由伯父教也无妨，父亲笨，得请一位文理较好的族兄来教。那位族兄严厉得很，锺书的父亲挨了不知多少顿痛打。伯父心疼自己的弟弟，求了祖父，让两个弟弟都由他教。锺书的父亲挨了族兄的痛打一点不抱怨，却别有领会。他告诉锺书：“不知怎么的，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将饮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钱基博当然不是真的“笨”，只是没开窍。但无论真笨假笨，皆可反证这种简单粗暴的“痛打”教育的无辜有理。钱基博告诉钱锺书说自己“有一天忽然给打得豁然开通了”，正是对“痛打”教育的肯定，潜台词是：“你看，我也是被这么打出来的！”所以，小时候的钱锺书没少挨打。
钱锺书是“钟”字辈的老大，自幼过继给无子的伯父，由伯父抚养和教育。伯父钱基成温和慈爱，视锺书若己出，难免宠爱有加。钱基博是个急性子，对尚未开窍的小锺书常常“恨铁不成钢”，时不时抓来“越位”管教一番，最常用的办法无他，就是“打”。
他（指钱基博）父亲不敢得罪哥哥，只好伺机把锺书抓去教他数学；教不会，发狠要打又怕哥哥听见，只好拧肉，不许锺书哭。锺书身上一块青、一块紫，晚上脱掉衣服，伯父发现了不免心疼气恼。锺书和我讲起旧事，对父亲的着急不胜同情，对伯父的气恼也不胜同情，对自己的忍痛不敢哭当然也同情，但回忆中只觉得滑稽又可怜。我笑说：痛打也许能打得“豁然开通”，拧，大约是把窍门拧塞了。锺书考大学，数学只考得十五分。（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39页）
大概父亲总希望儿子像自己，钱基博青年时喜欢钻研算学和理化，还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等人发起组织了理科研究会，为了学习自然科学，还发奋学习日语，边学边翻译。（刘桂秋《无锡时期的钱基博和钱锺书》，页44-45）可钱锺书的算术却是天生懵懂，“能把各件兵器的斤两记得烂熟，却连阿拉伯数字1、2、3都不认识”，望子成龙的钱基博如何不打？
直到钱锺书十五岁读中学时，还挨了一次著名的“痛打”。
那年他父亲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寒假没回家。锺书寒假回家没有严父管束，更是快活。他借了大批的《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刊物恣意阅读。……他父亲回家第一事是命锺书钟韩各做一篇文章；钟韩的一篇颇受夸赞，锺书的一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他父亲气得把他痛打一顿。锺书忍笑向我形容他当时的窘况：家人都在院子里乘凉，他一人还在大厅上，挨了打又痛又羞，呼呼地哭。这顿打虽然没有起“豁然开通”的作用，却也激发起了发奋读书的志气。锺书从此用功读书，作文大有进步。（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39页）
多年之后，钱锺书和夏志清会面，“自言在中学期间，初不知用功，曾给父亲痛打一顿。十五岁才知发愤读书”。（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钱锺书研究》第二辑。）这次挨打还不是最后一次，杨绛在谈到钱锺书进入辅仁中学后，常为父亲代笔写信作文时，大为轻松地补充说：“锺书考入清华之前，已不复挨打而是父亲得意的儿子了。”（《将饮茶》，第147页）
由此可见，钱锺书的整个青少年时代，就是在父亲的严厉督责和体罚中度过的。无锡大人吓唬小孩子，常说：“把生活你吃！”或干脆就说：“吃生活！”从某种程度上说，挨打的确是在品尝“生活”的真滋味。事实证明，这种今天看来未免不够“人性”的教育方式，效果倒是显著的。
我常见锺书写客套信从不起草，提笔就写，八行笺上，几次抬头，写来恰好八行，一行不多，一行不少。锺书说，那都是他父亲训练出来的，他额角上挨了不少“爆栗子”呢。（杨绛《将饮茶》，第147页。）
俗话说：玉不磨不成器。响鼓还须重锤敲。和一般家庭所谓“养儿防老”不同，出身文化世家的钱基博课子严厉乃是为了使其成为栋梁之材。1931年10月31日，钱基博在给钱锺书的一封信上告诫他，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名声大、地位高更加重要，他说：“子弟中，自以汝与锺韩为秀出，然锺韩厚重少文，而为深沉之思，独汝才辩纵横，神采飞扬，而沉潜远不如。勿以才华超绝时贤为喜，而以学养不及古圣贤为愧。”又说：“纬、英两儿中资，不能为大善，亦无力为大恶，独汝才辩可喜；然才辩而或恶化，则尤可危！吾之所谓恶化，亦非寻常子弟之过。世所称一般之名流伟人自吾观之，皆恶化也，皆增进危险于中国也！汝头角渐露，须认清路头，故不得不为汝谆谆言之！”（《一代才子钱锺书》，汤晏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有父若此，何尝不是做儿子的幸运！
如果没有钱基博这样的父亲，还会有才华横溢的文化昆仑钱锺书吗？
前些日子看了一部韩国电影，叫《爱的蹦极》，其中多次出现教师体罚学生的镜头，不仅让学生跪下，还要棒打，不仅打不停手，而且骂不绝口。用我们的眼光看，那些教师真的有点穷凶极恶了，“学生也是人啊”，可从效果上看，并非一无可取，韩国人的彬彬有礼和民族精神也许就是这样“打”出来的。爱之深而痛之切。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家长和老师的一句口头禅就是：“孩子不好，您尽管打！”我从来没被老师打过，但罚站、写检查以及“深挖灵魂”的严厉教训却没少挨，至今想来仍如芒刺在背。那些被“打”过的学生一出校门，不仅不会怀恨在心，反而会成为最体贴老师的学生，逢年过节还要去看望恩师。
返观我们当前的学校教育，在“以人为本”的幌子下，“体罚”或“变相体罚”统统被禁止，中小学教师沦为教书机器和考试指导员不说，在育人方面则左右掣肘，如履薄冰，唯恐一不小心踏入雷池，成为封建式教育的坏典型。学生及其家长大多站在“买方”立场，动辄向教师和校方的管理方式提出抗议，学生在所谓“人格上”俨然成了上帝。中国的教师的确很少“体罚”学生了（单纯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需有一点明哲保身精神），但对学生的怀柔和尊重并未换来学生的“知书达理”，因为在考试的指挥棒下，教师和学生统统沦为分数的奴隶。如果钱锺书在今天参加高考，十五分的数学成绩怎能成为清华的学子？当时的清华校长罗家伦如果活到今天，恐怕也只能望洋兴叹！
一句话，教育从未像今天这么功利、猥琐、畸形和变态。人性不是抽象的先验的东西，人性化本身也应该是多元化，教育有鼓励、奖励和赞美，当然也应该有批评、警戒乃至无伤大雅的惩罚措施，体罚式的教育固然不值得提倡，但没有任何体罚的老好人教育更容易成为不负责任的教育。说来说去，养尊处优、从没有“吃过生活”的孩子又怎知道对生命敬畏、对生活感恩？
当然，话又说回来，一个被“打”出来的大师父亲，又如法炮制“打”出了一个大师儿子，怎么说也只能算是特例。尽管各种媒体、出版物都喜欢口是心非地缅怀大师，把大师塑造成虚幻的偶像，但可悲的是，“大师”这东西在当今已不可挽回地迅速古董化，“高考状元”每年都在大量“产出”，旧式教育培养出来的“大师”们却零落殆尽。在教育产业化的潮流之下，一浪高过一浪的“教改”，遂成为“教殇”仪式中刺耳的挽歌。当辛苦了一个礼拜的年轻父母们，周末马不停蹄地带着孩子“赶场子”、大搞素质教育的时候，源远流长的传统家庭教育已经彻底式微，随着旧式厅堂的客厅化，孔老夫子“君子之远其子”（《论语·季氏》）的家教理念正日益演变为西洋式的“多年父子成兄弟”，“父道尊严”和“师道尊严”一起参与了一落千丈的蹦极游戏，什么“课子”啊，“庭训”啊，统统成了天方夜谭，父亲依旧打儿子，但打的动机和目的却等而下之了许多，有时纯粹就是为了“泄私愤，图报复”。——父亲都不知“大师”为何物，又怎能凭空“打”一个大师出来？
所以，说媒体上频频亮相的某某人是“大师”，说一年出几本书的某某人是“大师”，说某学阀或某学霸是“大师”，“打”死我我也不信！
刘强：钱锺书“不肖”乃父——《读钱札记》之二
你喜欢读一个人的书，渐渐会发展成“包打听”，希望了解他一整个人，事无巨细，都想去“钩沉索隐”一番，希望看出别人没注意的蛛丝马迹来。想要了解钱氏父子的关系，就是受了这种心理的勾引。
话要从头说。因为父亲太过严厉，幼时的钱锺书难免和父亲有些隔膜。伯父去世后，钱锺书基本上由父亲抚养教育，可他和钱基博还是亲近不起来。上东林小学时，学期中间往往添买新课本，钱钟书没钱买，却也从不去向父亲要。后来杨绛回忆道：“我问锺书为什么不问父亲要钱。他说，从来没想到过。有时候伯母叫他向父亲要钱，他也不说。”（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将饮茶》，第143页）对一个动不动就动手的父亲，一个儿子最容易产生的情感当然只是“敬畏”，只是“怕”。
但不可否认，无论在性格上还是学术上，钱基博对钱锺书的影响都很大，在学术方面，钱锺书也“吃水不忘挖井人”，对父亲早年的教育心怀感激。钱锺书在《槐聚诗存》序文里回忆说：“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王水照在一篇回忆文章里也提到：“杨绛先生也说过，他父亲和钱先生在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常用一种‘精致典雅’的风格说些俏皮话，相与笑乐。”（《〈对话〉的余思》，《不一样的记忆》，第246页）
在性格上，父子俩也有很多相似性。提起钱锺书的“痴气”，杨绛这样写道：
他父母有时说他“痴颠不拉”、“痴舞作法”、“无着无落”（“着三不着两”的意思——我不知道正确的文字，只按乡音写）。他确也不像他母亲那样沉默寡言，也不像他父亲那样一本正经。他母亲常抱怨他父亲“憨”。也许钱锺书的“痴气”和他父亲的憨厚正是一脉相承的。（《将饮茶》，第135页）
不仅是“憨”、“痴”相承，钱锺书的孤高和耿介也是其来有自，只不过比钱基博更多了一种睿智和幽默。
俗话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在严父的耳提面命之下成长起来的钱钟书，当然也算得一个孝子。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说，钱锺书“是爹爹最器重的儿子。爱之深则责之严，但严父的架式掩不没慈父的真情。锺书虽然从小怕爹爹，父子之情还是很诚挚的。他很尊重爹爹，也很怜惜他。”（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4页）这绝不是妻子为丈夫说好话，有例为证。1939年，钱基博任教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身体老病，这年冬天，“为了照顾老父的健康，钟书辞却昆明西南联大的教席，跋涉数千里，也来师院任教，组建英语系，留居蓝田共两个年头。”（吴忠匡《记钱钟书先生》，《不一样的记忆》，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第137页）吴忠匡是钱基博的学生和助教，和钱锺书情意甚笃，他的回忆应属可信。1957年1、2月间，钱基博病重，钱钟书又特地从北京赶往武汉照顾，当时钱基博已届古稀，钱锺书也已47岁。当年6月因发动了反右运动，未能再次请假探亲。就是这一年，钱基博因患食道癌不治，溘然辞世。（刘桂秋《钱基博简明年谱》）这两件事说明，钱钟书对父亲的确是“很尊重”，也“很怜惜”的。
但另一方面，钱钟书对父亲又并不完全“买帐”，在学问上尤其如此。在杨绛的回忆里，曾说到钱基博小时候比较笨，所以才请了一个严厉的堂兄管教，并遭痛打终于“开窍”云云。不用说，这段回忆一定是从钱锺书那听来的。而钱锺书对于钱基博，也的确是有过类似的“腹诽”，据另一位国学大师钱仲联先生说：
“钱基博擅长古文，他是古文家，他也喜欢评论谁的古文好，谁的古文不好，他就对唐文治的古文有微词。但是他不懂外文，不会做诗。锺书先生擅长诗词，脾气有点倔强，对他父亲不买帐，他曾经说过钱基博比较笨，这也是真实话，钱基博是个扎实的人。……”（卜志君《高山流水话知音——钱仲联谈钱锺书》，《不一样的记忆》，第40页。）
看钱仲联的语气，应该是从钱锺书那里听来的，联系杨绛的回忆，可知所言不虚。大概钱锺书羽翼丰满之后，对父亲的学问和见识有了自己的判断，以为自己已经“青胜于蓝”。
这种“不买帐”的佐证大部分与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有关。邹文海《忆钱锺书》一文中说：“以锺书之才，应该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他的老太爷基博先生写过中国文学及中国近代文学史，但基博先生观点很偏，而且有很深的词章家的习气，我们平时因喜月旦，对前辈每有所不足，就是对父执亦常有苛求，这是我劝他写中国文学史的动机。”（《不一样的记忆》，第82页）可想而知，“对父执亦常有苛求”的一定是年轻气盛、恃才傲物的钱钟书。
无独有偶。钱锺书的同乡许景渊也说：“钱基博用《史记》笔法的古文写了一本《现代中国文学史》，钱锺书认为很荒谬，全世界的文学史都没有这样写法的。”（沉冰《琐忆钱锺书先生——许景渊（劳陇）先生访谈录》，《不一样的记忆》，第8页）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否荒谬，我们姑且不论，钱钟书对父亲这部书有保留意见看来是没问题的。
直到1970年代，钱锺书在河南明港干校“改造”期间，仍在和友人的通信中表露过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某些看法的不满。比如钱基博对章士钊的评价，钱锺书就颇不以为然。吴忠匡的《记钱钟书先生》一文写道：
“章行严（章士钊——引者注）先生的寓所和中书旧寓处不过一巷之隔，章先生给钱老先生信，问起中书，老先生写信命中书去访候章先生，中书也没有照办。后来，他看到章氏的《柳文指要》，从河南明港干校给我信说：‘郭、章二氏之书，几乎人手一编。吾老不好学，自安寡陋，初未以之遮眼；弟则庶几能得风气，足与多闻后生竞走趋矣。章文差能尽俗，未入流品；胡适妄言唱于前，先君妄语和于后，推重失实，流布丹青，章亦居之勿疑。’假如‘当年遵先君命，今日必后悔。’”（《不一样的记忆》，第141页）
钱基博是怎样评价章士钊的呢？查《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新文学》部分章士钊一章，有这么一段：“士钊既名重一时，出其凌空之笔，抉发政情，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为人人所爱诵，不啻英伦之艾狄生焉。”钱基博对章士钊的评价发端于胡适。胡适1922年曾为上海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册作一篇约五万字的文章《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认为章士钊的长处是“文法严谨，论理完足……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严谨与修饰，而没有他的古僻；条理可比梁启超，而没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和严复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译西洋政论家法理学家的书，故不须模仿严复”云云，但胡适站在白话文学立场上对章士钊的批判，作为古文家的钱基博则置之不论。
钱锺书看了章士钊的《柳文指要》，从文学研究的角度以为“未入流品”，胡适和父亲都未免“推重失实”，这是出于实事求是的学术良知，而非年轻时的“对父执亦常有苛求”。
上个世纪末，学界流行一种说法，说钱锺书离开西南联大时公开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后来杨绛专门写了一篇《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以为辟谣。杨绛女士爱夫心切，总想曲意回护，其情可感，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句话极像是年少气盛的钱锺书的口吻。连父亲都可以说“笨”的人，说说老师的“坏话”岂不是顺理成章？有道是瑕不掩瑜，这样无伤大雅的掌故当不会影响到钱锺书的人品吧。
正如钱锺书晚年对吴宓深感愧疚（因其曾早年曾在一篇文章里对吴宓有调侃之辞），曾写信向吴宓之女吴学昭女士表示道歉，钱钟书后来对父亲的评价也渐趋缓和。据孔芳卿回忆，1979年10月11日下午，钱钟书在日本京都大学参加人文科学研究所为他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会上有人开玩笑地问他：怎样评价他父亲钱基博氏的《现代中国文学史》？
钱钟书自嘲地轻笑说：不肖！不肖！然后谨慎地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好；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常常赞同的。不过，父亲的许多优点之一是开明、宽容，从不干涉自己的发展。至于《现代文学史》，有许多掌故，是一本很有趣味的书；而现代方式的文学批评成分似乎少了一点。钱先生跟着庄重而惋惜地补充说：父亲其实还有许多未刊的遗稿，包括日记、文集等等。因为晚年与幼女同住，所以稿本多存于武汉师大女婿的家里，文革时期被红卫兵们统统烧了！”（参《钱钟书京都座谈记》，《不一样的记忆》，第224页）
这一段描述是经现场翻译随手记下，与当时情景或有出入，但“不肖！不肖！”二语应该是可以信赖的写真。杨绛在《我们仨》一书中也写道：
爹爹对锺书的训诫，只是好文章，对锺书无大补益。锺书对爹爹的“志”，并不完全赞同，却也了解。爹爹对锺书的“志”并不了解，也不赞许。他们父慈子孝，但父子俩的志趣并不接轨。（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4页。）
物理学术语云：“力的作用是相互的。”看来钱氏父子在学术上的分歧并非“单行道”，而是有来有往，“互不买帐”。但杨绛说钱基博的训诫对钱锺书“无大裨益”，则未免有些“数典忘祖”，就是起钱锺书于地下，怕是也不会同意吧。
古人每把“贤”与“不肖”对立并举，“不肖”在某种程度上约等于“不贤”。《论语·学而》云：“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所以常把没有继承父亲美德的儿子斥为“不肖之子”。但“不孝”和“不肖”其实尚有不同。钱锺书自言“不肖”乃父，场面上讲是一种谦辞，内里却也是一种对自己的“确认”。他说他们父子关系的好，“是感情方面的好”，是表明自己恪尽了孝道。而说“父亲对自己文学上的意见，是并不赞同的”，则是委婉地宣布自己的“不肖”。但他显然不以“不肖”为过，而是表露了充分的自信。西哲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钱锺书的“孝而不肖”，庶几得之！
伟大的儿子不必尽“肖”其父。而太像父亲的儿子，或多或少，“透支”了一些自身存在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