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建文逊国”史事札记三则

读“建文逊国”史事札记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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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把血污揩净
明“建文逊国”，也就是燕王朱棣推翻其父朱元璋亲手任命的接班人建文皇帝朱允炆而自立为帝的史事，颇为有趣。有趣的不是事实本身。建文帝采纳心腹齐泰、黄子澄等人的计策，想通过消藩，即罢黜各分封藩王（即建文的叔辈），来实现加强中央权威的目的。软弱者乖乖听命，甚至惶恐自裁，如湘王朱柏，甚至阖宫自焚而死。强硬者燕王不甘心做当下俎，于是起兵反抗，仗越打越好，打到后来直捣南京，竟自做了皇帝。今天看来，不过是场典型的权力争斗悲喜剧。
这里说的有趣，是指史书对这一历史的处理方式。
据《太宗实录》称，建文四年六月（1402年），朱棣打到南京金川门下，守此门的谷王朱惠（木加惠）和李景隆即开门出降。建文也欲出迎燕王，又叹息道：“我何面目相见耶！”遂自焚死。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已来不及。遂哭之曰：“你果然这么傻吗？我不过来辅助你为善，你竟不明白，而投火自绝！”便驻军发哀，命有司治丧葬如仪，遣官致祭，布告天下。
在建文眼里，是自己无面目见谋逆的燕王还是后者无面目见自己，燕王会不会派人去搭救他的敌人，且嚎啕哭之，都是疑问。编篡与永乐年间的《太宗实录》，基调就是美化朱棣（永乐帝），却是史所公认。这里尤其值得怀疑的是朱棣对建文“治丧葬如仪”。据牟小东先生《建文逊国问题的旧案重提》考证，“建文的丧葬并未举行，都是史家之微辞，所谓驻营龙江发哀，并且以小子无知来谴责建文帝，也都是虚妄之语。”这是因为：其一，朱棣的“遣官致祭，辍朝三日”，是王公一下告哀之礼，用在做了四年皇上的朱允炆身上，可谓不伦不类。其二，建文的陵园找不着。既然按皇帝的规格举行葬礼，总有陵园。可《实录》及《明史》都对此采取了避而不谈的策略。倒是明末人孙承泽在著作中道破了一点天机：崇祯年间，有人上疏请以建文君入祀典，崇祯却发愁：“建文无陵，从何处祭。”
牟先生的论述确有道理。朱棣做了皇帝，想收买天下人心是真，然而初破南京，他恐怕还没有如此温文尔雅的对待逼他佯狂、他欲灭之而后快的建文帝的心情。何况这样，等于自打耳光，这皇帝宝座能舒舒服服地坐上？史书无疑把这番情况道德化了。你看，朱棣并不想做皇帝，大动干戈直杀到国都不过是想助建文为善，建文帝完蛋于误会，即使死了也被朱棣叔叔奉为圣上，叔侄俩是何等的相亲相爱呀！
关于建文自焚身死还是逊国为僧，史书上一直众说纷纭，争论到现在，也没一个定论。自焚说先不说，单提为僧说。这一说法存在一个问题。即神通广大的、甚至遣郑和西洋的永乐帝，难道数十年捉不盗区区一个和尚？这方面最有意思也最“权威”的阐释者是明末清初大诗人钱谦益。钱著《建文年谱序》说过这么一段话：以永乐帝的聪明神圣，是明知建文之不焚的，也清楚他四处云游之地，派大臣胡潆十数年如一日地寻访张三丰，派郑和下西洋通诸番，是舍人而求仙，舍近而觅远，目的只有一个：“所以慰藉少帝（建文帝）之心，而畀之中老也。”是故意成全建文安度晚年哩。
可是，钱诗人如此充满仁爱精神的记述，在一下事实面前终究未免显得有些苍白和单薄了。永乐间，有个御史在路上遇一僧当道献诗，自报建文，该御史可能动了恻隐之心，放了此人一马，回朝后竟被拘禁至死。（王鏊《震泽纪闻》）僧傅洽，曾为建文主录僧，据传知道前主人的行踪，朱棣逮捕他后他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也被拘系十余年之久。后经德高望重的老臣姚广孝临终求情，才得脱离大牢。（《明史·姚广孝传》）明太祖年间，曾发给僧道度牒（执照），登记颁布全国各寺，禁绝假冒，划不来这项制度逐渐废弛。受朱棣指派“寻访张三丰”的胡潆曾提出恢复度牒制度，这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是一目了然的。上述可知，朱棣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建文东山再起，无时无刻不想知道其确凿死讯而后快。他的篡位毕竟不具备礼法和意识形态所具备的合理性，有多少方孝儒躲在暗中，躲在人的心里发出恶毒的谴责呢？而众口纷传建文不死，不是反映着某种普遍的民众心理吗？朱皇帝的态度和心情，恐怕没那么轻松和休闲吧？“慰藉”、“畀之终老”云云，未免是睁眼说瞎话。
那位挡住御史、当道献诗者，不知是不是建文？这个行动的用以何在？如今都湮没不可知。那首诗却被记载了下来，颇为动人：
牢落西南四十秋，萧萧白发已盈头。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汉无情水自流。长乐宫中云气散，朝元阁上雨声收。新蒲细柳年年绿，野老吞声哭未休。“
假如作者不是建文，那么也定是一位善于揣摩性情的诗家高手吧？不看看这“野老吞声哭未休“，倒让人觉得朱允炆在受着他叔父特殊的优待哩。
强者为王
自古强者为王，读明史“燕王靖难”、“建文逊国”的史事，这一点感觉尤其强烈。
史载，朱允炆为朱元璋的皇太孙，这个皇太孙，长着一个大脑门，十分聪颖，善读书，就是有点“仁柔少断”。因为皇太子不幸早夭，朱元璋才将这个朱允炆作为继承者。据说朱元璋不很喜欢这个孙子，屡次有易储的打算。只是由于大臣劝阻才作罢。毕竟长子长孙继承皇统这一规矩不可废呀。朱元璋不喜欢朱允炆是很自然的，作为一代强人的朱元璋，打江山中历经无数政治风浪之波谲云诡，这使他完全有理由怀疑“仁柔少断”的皇长孙，能在皇位上应付自如。实际上，后来朱允炆的倒台，完全应验了他爷爷的担忧。
先说削藩。削藩即剥夺太祖分封到各地的诸王的权力，是不明智之举。朱元璋封诸子到各地，是为了避免他们过于集中于京师而引起权力倾轧，诸王到属地后，并不参与当地的行政管理和军事事务，只不过是在那里静心纳福。至于其中有些人在当地巧取豪夺，恣横不法，是意料中事，倒霉的是光头百姓，对中央政权不构成任何威胁，朝廷只用申斥使其收敛即可，而不必动真格，把他们逼得狗急跳墙。朱允炆的宠臣齐泰、黄子澄等怂恿他对付自己的诸叔伯，是企图强化自己作为朝臣的权威，怀着私心的。而建文真的是被诸王的残暴所震怒了，他更多的考虑以仁易暴，这与他在全国范围内树立一个仁君形象的工作也是同步的。例如，代王以贪虐闻名，建文就将他打发到蜀王身边，想让贤能的后者感化他。他也在全国下发了许多号召实行仁义的圣旨。然而他并不清楚他的良好意图危及了地方诸王的利益，而齐泰他们则把是阴险地把皇帝的意图变异为整死诸王的实际行动，仁义被后者当作借刀杀人的幌子。有些人恐惧而自杀。总有人要奋起一搏的。这人就是燕王朱棣。
既然已树立了强硬的敌人，朱允炆便应当及早准备，先发制人。这样未必不可达到制服诸王的目的。但此时他致命的弱点“仁柔少断”暴露无遗。例如，在京师的燕王子朱高煦被魏国公徐辉祖密奏极有野心，且勇悍无赖，宜早动手收拾之。建文以血亲情意大力庇护这个堂弟，结果朱高煦很快潜逃回北京即燕王老巢。燕王起兵，朱高煦“戮力为多”，建文也自叹，“吾悔不用辉祖之言！”然而此时燕军已呈裂竹之势。再如，当时北京行政军事首脑均为朝廷命官，军事力量雄厚，且有齐泰他们的特遣部队。而燕王只有少数护府亲兵，既然其已表现了叛逆的先兆，就应迅雷不及掩耳地歼灭之。朱允炆却派特使去观察他，燕王装疯卖傻，走呼市中，夺人酒食，或卧在烂泥地里终日不起，甚至大夏天的围着一只大火炉打颤。其处心积虑比之当年的勾践毫不逊色。两个白痴般的特使竟被糊弄了，回奏圣上，朱棣完全疯了，不足为患矣。朱允炆很难过，哪里还有心思去抓他的痴呆叔父？其实如果他稍有机心便可以发现这把戏做得太过分简直是欲盖弥彰啊。就这样，燕王蒙混过关，力量越来越大，突然发难，一举便控制了北京这一重镇，以后羽翼更丰，鲸吞蚕食，竟然以区区一隅，夺了建文的万里江山。
其实，对阵之初，建文的兵力还无数倍地优于燕王。建文觉得打败燕王指日可待，他一点也没意识到他面对的是一个万分凶险的人。每当大军出发前夕，他便召集军事将领传达圣谕：“一门之内，自及兵威，不祥之极。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之名。”这可不是说着玩的，也不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而是语重心长，谆谆教诫。这道要命的圣旨，把将领们都弄糊涂了，不知这仗该怎么打。然而，战斗中杀燕王便是欺君诛族之罪，这一点是谁都明白的。故而，燕王在战斗周屡次濒危，诸将奉建文诏，“莫敢加刃”。燕王渐渐也摸清了其中的诀窍，打仗时“故挺身出”，往者披靡。有一次军队败逃，燕王一骑殿后，追者数百人，都不敢迫近他。（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六》）这种儿戏般的战争，朱允炆不败，没天理。
从燕王的行为看，他非常工于心机，审时度势，必要时能侮辱自己，装孙子，扮无赖，从他对待那些怀念建文、不驯顺的大臣所采取的骇人听闻的刑罚，以及做皇帝后数十年如一日，追缉建文看，他还有一颗坚忍冷酷的心。这是一个强者、一个僭主必备的素质，于是，他的获胜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他对于大臣方孝儒、铁铉等无数人采取的酷刑，读时令人联想到中国的食品烹饪法。我总疑心，中国的酷刑和我们酷吃，历史地存在着相互启发、互通有无的关系。
历史与浪漫主义
关于建文帝的结局有两种主要说法：
1.他在朱棣打进南京时在宫中自焚而死；2.他逃出沦陷的南京城后，削发为僧，云游各地，甚至为避追捕而远遁南洋，累得朱棣派大内太监郑和氏屡次出洋，张通番申威之名，而循查拿建文之实。这两种说法，现在都死无对证，信此信彼，皆无不可。建文出家说略有些传奇色彩，在明代民间广有市场。其在位虽短，对百姓却没有施什么暴政，并以“仁义”自戒，使百姓在困苦中，有一个寄托理想的对象；加之他以柔弱失败，老百姓比较同情他，他们相信那个传奇也是希望建文没落一个惨死的下场，原也未可厚非的。
可疑的是所谓“历史”。我们知道，建文死了便罢，其活着朱棣是绝不会放过他的。如果说建文削发避难还可以相信的话，说朱棣明知他在那哪儿却对他格外体恤就未免扯淡了。这种扯淡，前有钱谦益的“畀之终老”说，后有谷应泰的养老送终说。相比之下，谷的描述更加可笑我稽和肉麻。据谷著《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七》“建文逊国”说，朱棣破金川门，建文欲自焚，被程济等一众忠心耿耿之大臣所拦，太监王钺跪奏说，以前高皇帝（朱元璋）临终之际，似乎早已料到建文之今日，命人在奉先殿左埋一小箧，遗言曰：“临大难，当发之。”掘出，一瞧里面藏有袈裟、剃刀、白金、度牒及一份秘密出逃示意图。更奇的人那作为出家执照的度牒上的名字一为应文，一为应能，一为应贤，文必建文，而数位大臣中，真便有叫杨应能和叶希贤的（朱元璋简直和星相师差不多了），便道此臣无疑也。遂和建文一道削发潜逃。自此如闲云野鹤，浪迹无定。其旅游所需费用皆昔日大臣供给。并引出两桩命案：某大臣在云南道中，忽遇建文，建文问他，“何以处我？”他说皇上从便，臣自有处，夜里竟自缢于驿亭之中；某老太监奉朱棣命去建文所栖寺院探看，相见后老太监激动之下竟“退而自经”。后来，朱棣“迎建文帝于西内（西宫）”，“帝既入宫，宫人皆呼为老佛，以寿终，葬西山”。
我们便非常不解了。既然朱棣对骨肉血亲之情念之不忘，何以太监大臣一见建文就上吊？钱谦益还含蓄地认为朱棣明知建文在哪里，只是不去捉他，让他善终。这里写纪事本末的谷应泰氏就干脆赤裸裸地宣称朱棣将建文接进宫里直接养老了。如此轰动的事情，即使明代官方不记，笔记野史里总要有些端倪吧？然而终明一代也未再见有这方面的记载。岂不怪哉！——答案只有一个，谷应泰在睁着眼说瞎话。他的瞎话是基于明代民间传说和自我杜撰的混合物，只可惜编得太圆满，太完美了一点，结果穿了帮。
但是，把他们的记载说成瞎说，只是我们的看法，站在钱、谷的立场上，毋宁认为他们是相信这种事情的真实性的，他们的治史态度，还是相当严谨的，（钱有翔实的《列朝诗集小传》为证，谷的《明史纪事本末》许多内容也颇可参看。）也许他们也像普通老百姓那样，真诚相信他们笔端所记。为什么？我觉得这就涉及了历史观问题。简言之，中国的历史观一向是一种大团圆式的、温文尔雅的、温良恭俭让的历史观。这实际上是一种道德色彩极其浓厚的史观。在这种史观看来，一切都涵盖于天道也是人伦（天—人是一致的）的演绎框架，一部历史就是一步儒家伦理的实践史；而且，“仁者无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历史就是这善恶报应的一次次轮回。退一步说，“仁者”纵然可能失败，其下场也不能太惨，否则，将何以引导后人从善向仁呢？一部《红楼梦》，竟引出多少续书，硬生生将一出悲剧扭转为大团圆式的戏剧。此处，建文帝的悲剧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明明是残酷的宫廷政治斗争，却偏偏记载得多么温文尔雅，仁义道德；明明是建文不死朱棣觉也睡不安稳，却说他故意宽恕敌人；明明建文帝是丧身火海或在江湖上凄风苦雨的命运，却安排他一个无比优越的待遇。不能不指出，史家的用心再没那么美好；但同样得指出，这份美好，是以遮蔽事实为代价的。如此的史观，实则是一种容纳不下残酷冷峻的现实，不敢“正视淋漓的鲜血”，虚假妄蚀的历史观。它美则美矣，却丧失了治史的良心；非常浪漫，却建立于浮沙之上。
这种“浪漫”的历史观，至今仍有遗种。它是一种文化，扎根于人心的底层，不易摆脱且时不时就会跳出来表现自己的。例如，苏东坡无疑是位杰出的艺术家，但一旦有人据实摆出他的一些人生败笔，甚至污迹，就有人认为这是“性变态式的施虐欲”（李国文语），根本就没有辩论的任何余地。苏东坡就是个完人。前段时见关于白居易的论争，焦点集中在“伟大诗人是否也有不伟大的一面（如蓄妾等）”。据我的知识，葬于我老家洛阳香山的白大师，生前的确花得很，纳妾无数，老年弥甚，他高兴了，送朋友的礼品就是他的小妾，就像送出一匹马一头牲畜那样。起码白大师的一些方面是值得研究的。可为白辩护的一方却根本没有平等探讨的态度，又是要为白“讨回公道”，又是声称“替老祖宗讨个说法”。（见《羊城晚报》载陈永正《为白居易讨回公道》，安文江《白居易的德性》）似乎伟大诗人人品道德是个讨论的禁区。我想有些人一见人讨论伟大诗人个人道德就火冒三丈一跳老高的原因是，在他们看来，对伟大作家的个人道德的某些疑问和讦难，就是否定了这个作家的价值和成就。这个态度的隐在逻辑是：伟大作家的价值和成就＝伟大作家的个人品德。讦难后者，就是否定前者。谁说苏白私德一个不字，就是要阴谋颠覆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倘立论成立，今后我们还讲不讲人民诗人白居易？”（安语）可见在这些人心目中，一个人道德上出现某些问题，那么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光辉形象，赫赫成就就俱完矣。基于此，要论伟大作家人品私德，道德瑕疵，是他们心目中的一个隐秘的痛点，稍有触犯他们便会跳将起来。他们的认识于一下观点，即，即使苏白人品私德上有某些瑕疵，仍不失为历史上的好作家，那个更公允，更是对作家的尊重，是一目了然的吧？所以我内心有一种想法，即替苏白愤怒声辨的人，所谓专家，实际上对苏白的真实价值狗屁不通的。他们的思想根源之一就是浪漫主义的历史观。他们习惯于把一切都道德化，如同王小波所说的，把“文化领域的一切论争，”都变成“道德之争、神圣之争”，正如某些史学家之不愿承认朱棣叔侄残酷地同室操戈一样，对于他们来说，真实就意味着“历史”（包括“文学史”）的末日。
茨威格有这么一段话：
“在一次性认识到的伟大面前毕恭毕敬，再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在传奇用它的须蔓进行编织以使一个形象心理上无法看透时，我们可以平心静气地把它解开，这不是什么渎神的行为；我们必须永远把历史内部中正在添加的和已经添加的重新改正过来，给真正的业绩以纯正和公正的尊敬，以此来对抗人类那种在成功面前低声下气和不可抗拒的压力。”在我们这个“传奇”盛行的国度，真正是需要认真而耐心地把那些“传奇”的复杂而滑稽的“须蔓”解开呀。但要当心拆解者被这些食人树一般的须蔓所吞食。
作于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