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我国技术经济的三大瓶颈：房价居首

　　对于人均耕地少、资源有限、能源大量进口、环境压力巨大，却每年大学生毕业高于美国数倍的中国，要想在竞争激烈的世界民族之林中生活得比较滋润，唯一可行的发展战略就是大力发展低消耗、保环境的技术经济。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对低碳经济的诉求强化了国际经济进一步发展对于新技术的依赖；而工业发达国家已经极为 高昂的技术研发成本把全球商业领袖的目光聚焦于中国性价比极高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上。我国大力发展技术经济的天时和地利已经形成。

　　然而，我国在行政、法规、税收层面的一系列不明智做法像条条锁链束缚着技术经济的脚步，像一只巨大的黑手对本来已经蓄势待发的技术经济来了个釜底抽薪。当前，我国的技术经济面临三大瓶颈。

　　坚拒物业税造成

　　房屋从居住设施变为生财工具

　　今天，人们终于明白：房价飙升并不能拉动经济，而只能催生实业成本，抵消技术人力性价比，导致城市白领贫困化，是对包括技术经济在内非房地产相关各行业的大肆掠夺。房价为什么会远离中国居民的收入水平而疯狂飙升？不久前上海第一财经电视的一次创业者颁奖会上，作为特约嘉宾的一位房地产老总斩钉截铁地说：“2010年房价是否还会涨？只要有投资价值，就一定会涨！”造成房价疯涨的“刚性需求”被揭示得淋漓尽致。

　　令人诧异的是，管理层对这一问题在认识和行动上的滞后，在物业税这个唯一有效、安全（技术层面）、易行的措施上至今举棋不定。物业税对于从根本上遏制房屋由居住设施向生财工具的驰走绝对有效。目前实行的所有试图避开物业税的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而只能推迟、积累和发酵问题。提高二次房贷首付、增加短期交易成本等措施貌似很奏效，但问题是一部分人（包括地产商）手中已经囤积着的相当数量的非居住性房屋。他们可以不付代价地长期持有下去，可以继续绝缘于城市的居住需求，只要一有机会便可以拿出来再次炒作，让房价又一次地覆天翻。这不是多事者的神经过敏，而是对过去几年现实的演绎。

　　物业税是所有税种中在技术上最容易实行的税种。所得税可以通过现金交易或消费支出成本化等手段规避；财宝的藏匿、赠予和继承可以私下进行；百元大钞上难以加印持有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但是房屋不可能藏在细软箱或梳妆盒中，其所有权更需要有名有姓有身份证号码的房产证来保障。物业税是累进税率的税种之一，只要税率累进得合理，完全不会增加人们正常居住的负担。物业税是按时段交纳的支出，即便有错，也是暂时性、可调性的小错，不会一招不慎万劫不复。相反，迟迟不实行物业税对于经济发展、社会安定，以及全民道德的伤害却是巨大而深远的。

　　握有决策权和立法权的人们大都家底殷实，拥有较多房产的比例可能高于大众。所以坊间流传房地产政策遭到了特殊利益阶层的绑架。不少专家学者不惜以相当弱智的理由妖魔化物业税的种种说辞加剧了人们的怀疑。但是决策者和参政者们的智商应该也高于平均水准，应当知道社会共生的道理。如同自然界，温和的病毒不大伤害宿主，从而与宿主共生共存，传宗百世。相反那些毒性大，将宿主置于死地的病毒自己最终也难免同归于尽。允许房地产无税炒作，就是允许恶性病毒大肆传播。到头来中国经济这个宿主崩溃。虽然穷人们先死，穷人破产后，非穷人能生活得好吗？其他行业萧条了，房地产能独当中国的国计民生吗？

　　深入技术细节的

　　科技评价体制的缺位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说法，经济层面上，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是巨大的技术研发人力资源和低下的科技创新力的矛盾。何以人力资源的优势不能形成创新力？表面看来，我们缺少具有先进的学术思想、科研思路和技术路线的科技领袖，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我们的人才评价体系的负筛选因素太多。

　　本世纪以来，在美国的技术经济领域一度流行着这样一个说法：一个理想的科技公司的领导团队应该如此构成：美国人担任CEO（首席执行长），犹太人担任CFO（首席财务长），中国人担任CTO（首席科学家）。从时代、年龄以及美籍华人第二代的职业倾向估计，这些“中国人”中的相当一部分甚至多数应在中国大陆受过大学本科阶段的教育。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成长到大学毕业的人们一到国外就成了技术领袖，而在原产地却混得创新能力不如他人了呢？

　　我们把目光聚焦于国内科技人员工作与生活的具体情景，便不难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当科技评价不能深入技术细节的时候，下列现象难以避免。

　　新技术领域的竞争是千万聪明人之间的竞争。当一个中国境内的研究者针对其领域的技术制高点与那些同样聪明的国际同行竞争时，他如何有足够的精力去构建获取足够研究资助所必需的人际关系网呢？需知对获取资源有用的人际关系网必须包括在科技行政界有影响力的人们，而进入这些万人关注的佼佼者的视线，并将他们纳入自己的支持阵营本身便是一项需要花大气力研究和实践的社会学挑战。反过来，如果国内研究者肯花大气力去经营颇费周章的高层人际网络，他如何跑得过同样也是“兔子”而且专注赛跑的发达国家同行呢？

　　几乎任何领域，对技术制高点的竞争多半会遇到一个或多个久攻不克的技术难题。攻克这些难题或大幅度推进其研究进程是成就一代技术领袖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难啃的硬骨头，即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大量投入却没有产出的状况在所难免。一个全神贯注于重要技术难题的中国研究者，如何才能面对年年锁定的论文点数和基金钱数的考核指标而首先生存下来？虽然竞争对手们所生活的异国他乡也有考核指标，但彼方没有那么急迫，回旋余地大些。更重要的是国际同行们似乎相信科技属于世间事物中比较容易说清楚的那一类，而能够在评价中花些气力去深究细节。

　　如果目光聚焦于科技行政管理者的案头，也会发现不少苦衷。比如，独立研究者的准入门槛太低，造成科技资源申请者过多；学术水准和学术操守合格的科技评价者严重不足等等。

　　也许是为了解决上述悖论，各类人才计划如雨后春笋。一些学者也主张，“人才就是环境”，认为通过大量引进在负筛选成分较小的地方已经筛选出来的科技精英，就能改变中国科技领域的现状。这些举措和主张不无道理，但是，受现有评价体系所限，各类人才计划在执行中却一再出状况。如果按照国际学术界通用的专家推荐和评审的方式，则担心国人的善于变通和陈仓暗渡；如果坚守国内习惯的一刀切硬指标，则指标本身成为目的而大行其道。为了绕开人才评价这块木桶短板，管理层的目光逐渐上移至国际学术机构评价好了的人才，引进的标准越来越高，终于到了名校终身教授（或相应的地位）的程度。

　　可是，这却产生了待遇问题。让大量（而非极少数）的名校教授放弃可以做到70多岁的终身位置，中断优越的退休计划，屈就国内为期两三年的聘任期限，从头计算工龄，而且接受中国式的短期量化考核，落差实在太大。除了少数具有英雄气概或个人计划的技术领袖以外，有科技造诣的多数人同样生活在现实中。欲平衡巨大的待遇落差，引进单位和国家财政提供怎样的福利、机会和资源的优惠不是一件轻松的决定。另一方面，大量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也不容易，保质期一过就要在这块土地上摸爬滚打。届时，是坚守原来的学术习惯和道德底线，还是为了迎合急功近利的考核标准而妥协？无论哪种选择恐怕都不会带来喜剧效果。

　　待遇成为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科研人员在国内是相对较穷的一群，而且随着房价的飙升，其相对贫困化的过程还在加速。勉强能够平衡发达国家名校正教授福祉损失的优惠待遇在加速贫困化的本土科技人员眼里格外突出。感受着巨大的待遇差距，他们也许容易认可同等条件下脱颖而出的弼马温，却难以接受头等跑道上遥遥领先的齐天大圣。虽然有些（只看到基础研究没重视技术经济的）人认为这些人的贫困化本来就是供过于求的市场规律使然，但是，为数众多、性价比超群的科技研发人力资源却是中国在世界上能够吆喝技术经济的主要筹码。这一筹码的动摇可能构成对中国未来国家潜力的根本性颠覆。

　　既然科技评价（包括立项）才是制约中国科技进步的最大软肋，既然数十万海外华人科学家和技术领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巨大财富，我们何不变通一下，把困难重重的大规模引进变为大规模地吸纳海外华人学者参与中国的科技评价。身在海外（或薪在海外）的华人学者不损失家庭福利，不感受国内学术环境的道德压力，不引起国内学者待遇上的落差感，没有或少有利益冲突，而且立马可以对中国科技作出画龙点睛和好钢用在刀刃般的贡献。科技评价的合理化和技术细节化不仅可以挖掘蕴藏在百万科技人员中的创新潜力，而且会对中国学术界的人文环境和价值取向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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