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社会学理论的研究范式

［ 作者：文军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653    更新时间：2009-11-14    文章录入：admin ］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个在一定的范式指导下观察对象、收集并分析资料、检验假设、发展知识的过程。按照库恩的论述，范式是从事某种特定学科的科学家们在这一学科领域内所达到的共识及其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尤其是通过研究实践中的范例即“一组标准事例”来理解的共同约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范式是一种世界观，是最高层次的方法论。不管在实际生活里，还是在认知逻辑上，范式都意味着共同体成员围绕着特定学科或专业领域所建立起来的共同信念、共同取向和共同的研究范围。没有范式，科学研究的语言游戏也就无从进行，我们只有依靠范式，才能确定各种事物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共通或类似之处，并对循此而行的日常活动做出规定。
在社会学理论研究上，从一开始就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一种是以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创始者为代表，并经古典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涂尔干发展后日趋成熟。他们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它们遵循着同样的方法论准则，都可以用普遍的因果律加以说明。“社会学这门学科只有在认识到把社会事实当作实在的物来研究时才能诞生。”因此，在方法论取向上，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他们由此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且在很长时期里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
另一种是以韦伯等古典社会学家为代表，认为社会现象有其独特的性质和规律，绝不能盲目效仿自然科学来研究社会科学，而应确立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社会学是一门科学，其意图在于对社会行动进行诊释性的理解，并从而对社会行动的过程及结果予以因果性的解释。”因此，韦伯将社会学的任务规定为试图对社会行动做出解释性理解，并由此形成了人文的、理解的社会学研究传统，它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评与抨击。
第三种则是由马克思开创的批判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认为社会学理论知识的主要任务和作用就在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性检视，在于“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其基本特征就是不断强调社会学理论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强调理论和理论家在改造、变革现实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那种旨在维护、修补现存社会结构的单纯解释性的“科学”研究和把现代工业社会的既定现实当作合法的做法。他主张以辩证的“总体分析”方法来观察和分析社会现实，即将社会现象置于社会的与历史的总体过程中，从它们在社会的与历史的总体过程当中所具有的地位与作用来确定它们的性质、意义，来考察它们的产生、变化和发展。
社会学理论中上述三种传统的并存代表了研究社会的三种不同的范式，即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和批判主义研究范式(见表2. 2。而且，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一节所论述的那样，从整个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其发展轨迹就像一条正弦曲线，是实证主义、人文主义、批判主义三种范式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交替出现，轮流占据上风的历史的、逻辑的发展过程。社会学理论的三大传统交替兴起，不仅引领了社会学理论的三条线索，也标志着社会学发展的不同阶段。人文主义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此之前，自孔德开创社会学之初，实证主义就长期主导着社会学，形成了一股强势的、有系统的主流，被认为是社会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以一场人文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之争为开端的，到20世纪中期，批判主义也开始加人到与实证主义的论争之中。这一时期，在方法论上形成了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的两大完全不同的研究阵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社会学理论进入到第三个发展阶段，各种不同范式的理论传统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议与反思之后开始更加注重对不同理论传统的吸收，但三大理论传统之间的交织状态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直到现在，这三大理论传统仍然处在交织发展的过程中，而且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显示出了各自的优势与特征: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主张从经验出发，注重借用自然科学的一些方法以及精确的数据来说明问题;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要考虑人的因素与特性，反对机械的研究;至于批判主义研究范式，则是社会学研究的另一股空气，渗透在各种理论体系中，以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来观察社会、讨论问题。三种理论传统及研究范式在社会学发展史的不同阶段有过此起彼伏的时候，也出现过三足鼎立的状态。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日益丰富起来的。
从研究范式的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认为科学的目的就在于对现象的因果性做出说明，并在此基础上对现象的未来发展趋势做出预测。由于对自然科学这种因果性、精密性和普遍性的极端追求，许多社会学理论研究一直以数学和统计学为取向，特别注重量化的研究方法(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并在研究方法上尽量使研究的程序与结果合乎自然科学研究的准则—研究程序的“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和研究结果的“可验证性”(verifiability) 。相反，人文主义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导致人们行动的内在意义，它强调人类行为中那种使人类能惟一进人创造性领域的性质，认为人们应该从日常的、平凡的事物出发，研究人类对社会现象做出的解释以及赋予它们的意义，而不是简单地还原于自然规律的水平。因为在他们看来，社会学理论研究的目的在于“理解”(under-standing)而非“说明”(explanation)。而批判主义社会学传统强调社会学理论的“批判”秘解放”功能，认为衡量研究质量的标准不是证实，也不是证伪，而是消除参与者无知和误解的能力，主张对一切现实应持有批判性，通过对“社会”的批判来推动知识的反思性发展，以引导社会秩序的建立。这三种研究取向的争论从社会学诞生之初就存在了，并且始终贯穿了社会学学科发展的整个历程。而且，从总体上来看，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较为强调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使用一定的检测手段对研究结果进行严谨的验证，而人文主义与批判主义研究范式则更加重视反省自己(行动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主义注重用研究结果来扩展知识，讲究知识生成的“科学性”和知识推广的“普遍性”。批判主义则主张将研究结果用来唤醒人们，认为社会科学知识的本质在于“批判”，目的在于改造社会中的不公平。而人文主义则着眼于当下的构成性理解，强调对社会行为本身的“理解”与“诊释”，并通过这种“诊释”来生成新的社会现实。
其实，社会学理论传统与研究范式的这种分裂与对立，实际上反映着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方法论状况的这三种主要倾向之间的对立，但从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来看，它似乎并没有妨碍社会科学的发展，反而从某种意义上给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这是因为就每一单独的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它实际上已经在上述三种传统和研究范式中做出了符合自己学科根本性质的方法论选择，并力求在学科内部保持方法论立场上的基本一致(如经济学就普遍仿效了自然科学的特征，而人类学却选择了具有浓厚人文主义传统的取向)。惟独社会学这一后发的综合性学科，由于其研究领域与内容既涉及自然科学特征，又富有人文学科韵味，也由于其学术抱负一直是试图以统一的方式来刻画整个人类社会体系的状况，所以，不得不单独面对在基本方法论立场上分裂与对立所造成的困境。因此，社会学理论研究实质上是处于三种不同传统的范式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注重对研究现象作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考察与分析，强调的是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传统，注重对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探究;另一方面，它又要求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进行“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强调的是人文主义、阐释主义的传统，关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和视闽融合(fusion of horizons) 。而与此同时，它又意识到了任何研究都要受到一定政治、文化、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影响，注意研究中的权力关系以及研究对知识建构和社会改革的重要作用，因此，它同时又具有一种后现代式的社会批判意识，强调一种强烈的价值介入。毫无疑问，社会学理论研究范式上的这一长期存在的分裂与对立的紧张局面造成了社会学领域内“实质性”理论建构、具体的研究程序乃至学术共同体从业人员中潜在的或明显的分裂。尤其在当代，这一局面又与社会学理论知识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论题纠缠在一起，形成了更为错综复杂的情势。但尽管如此，这种局面却并没有妨碍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正如布迪厄(P. Bourdieu)所说，社会学的危机可理解为正统社会学的危机，而所谓多元化的“异端学说”的增加，反倒意味着学科的进步。
因此，三种社会学理论传统范式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解释与研究不同现象时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劣势，而且相互之间也并不是没有共同点，它们也有表现出一致的地方，如都注重在自然情景而不是人为的实验情景下进行研究，都强调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的探究，而不是对其中的一些孤立变量进行调查。当然，这种研究上的共同点也是十分有限的，其分歧依然十分明显。这些分歧实际上由于它们共同源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误解(如认为自然科学本身存在着一种抽象的、普适的方法)，都没有对自然科学模式的优势提出质疑，因此，都将描述与解释、说明与理解对立起来。从思维源泉上来看，它们仍然都停留在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束缚之中，采取的均是主观(体)同客观(体)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忽略了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交往关系和运行机制，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单一主体性、单一实践关系等缺陷(所幸的是，随着后现代思想的兴起，这种局面有所改变)。所不同的是，孔德等实证主义社会学者抓住的是二元思维方式中客观性一端，故强调的是实证的一面;韦伯等人文主义社会学者抓住的是二元思维方式中主观性一端，故强调的是理解的一面;而批判主义社会学者在本体论上的“客观主义”与认识论上的“主观主义”之间的矛盾性也成了其难以克服的“二元”困境。他们谁都没有真正超越主观同客观的二元对立。他们之间的分歧，在哲学上无非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内部的分歧。
尽管自韦伯、马克思和涂尔干以后，许多社会学家一也看到了社会学研究范式上的这种内在的分裂与对立，并试图从各种不同角度来弥补三种研究取向的不足。例如，帕森斯就曾试图从结构功能主义立场来融合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社会学思想，他在早期社会学著作对行动和秩序的分析中，就包含着对韦伯和涂尔干等不同思想传统试图进行综合的努力。然而他所做的只不过是从双方借鉴一些为他所用的观点，并未在思维方式和研究范式这个根本性问题上做出深人的思考，随着其理论分析的不断深人，其最终继承的理论观点仍然是以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为主，并把它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到了极其深远的地步，以至于至今人们都难以动摇实证主义社会学传统在整个社会学研究领域中的主流地位。
来源：文军主编《西方社会学理论：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版）
作者：文军，湖南祁阳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