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

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 作者：吴飞, 丁志远
[摘　要] 受文化、社会体制和个人教育等因素的影响,新闻从业者现今并没有形成牢固一致的专业理念,新闻离严格意义上的专业还有较远的距离。和新闻专业主义联系甚密的新闻传媒教育虽然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但还没有从新闻从业人员处获得足够的尊严和较高的评价,目前来看其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贡献也是有限的。因此,在加强新闻教育中的基本技能训练的同时,进一步提升新闻从业者对于新闻专业理念的追求,将是新闻教育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关键词] 新闻专业主义;新闻教育;职业理想;职业道德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据统计,中国传媒领域的从业者已达五十余万人。近几年由于新闻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变化,各单位人员流动比较频繁,这为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比如说,这支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如何?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新闻从业人员的自我定位、身份认同有哪些变化?他们对新闻工作社会价值和功用的认识有什么新的动向?从当下媒体自身的报道以及学界的批判来看,何以会出现新闻队伍道德失范和新闻腐败问题?新闻从业者对新闻报道价值有何评价?他们如何面对商业化压力下出现的新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的新闻教育也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在教育部登记备案的新闻传播类专业有661个,在校大学生达11万人。那么新闻教育在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涯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在以商业利益为主导的媒体运作中,新闻教育有多少影响?美国著名新闻教育家凯利(Carrey)曾经指责说,新闻教育出错了,事实果真如此吗?
戴维德·卡尔(David Carr)认为,专业主义有五个共同的标准:提供一种重要的服务;掌握既有理论背景,又有实践背景的专门技能(expertise);有特别的伦理维度(dimension),一般都明确写在实践规范中;有组织和内部约束的规则;职业人员要有较高程度的个人自治———独立判断权力[1]23。陆晔和潘忠党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了系统的梳理,并提出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内核:(1)传媒是社会的公器,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是仅仅服务于任何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2]20。这五条原则从社会责任、身份识别、社会功用、职业价值取向与专业自律上对新闻专业主义做出了相对明晰的判断。
本文将通过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方式,来获取相关数据和材料,试图揭示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传播教育作用、价值的评价,并据此进一步反思中国的新闻教育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建构的贡献。
本文的基本假设有两个:(1)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正在逐渐形成清晰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2)专业新闻传播教育对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的建构有着重要的作用。与这两个假设相关的问题,就是我们要分析的重点内容。
二、数据分析
(一)样本描述
本次调查采用封闭型问卷方式,通过分层随机抽样,调查了浙江省主要新闻媒体的一线采编人员,被访对象包括省级报业(含浙江在线)、地市级报业、县级报、省级广电、地市级广电、期刊、行业报和学报的一线采编人员,共发放问卷926份,回收问卷788份,无效问卷2份,有效问卷786份,有效回收率84.9%。数据处理采用SPSS11.5软件,主要采用频数统计和相关性分析等方法。调查地区浙江省是一个新闻大省,各类媒体比较发达,媒介的专业化程度较高,因此采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问卷共分为两个部分:基本状况和职业道路、新闻工作的态度与评价。每个部分所列问题涉及采编人员基本的工作概况、专业技能评价、职业现状评估及职业规划趋向、职业自由度与满意度、职业理想与职业追求、对新闻职业道德伦理的认同等具体指标。通过这些细化的指标,本文试图对新闻专业主义做全景式的展示,以此作为分析新闻专业主义问题和前景的依据。

1.性别与年龄。在被访对象中,男性占53.3%,女性占46.7%,对比中国记者网上全国记者性别比(男62.3%,女37.7%)和浙江省记者性别比(男63.7%,女36.3%)[3],本次调查女性比例虽偏高,但是符合新闻从业人员中女性比例不断升高的趋势,因此仍然具有代表性。被访对象的平均年龄是32岁,受访者年龄并非呈正态分布,而是呈右偏态,最高峰值出现在25岁,被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22-32岁之间。
2.学历及专业。从样本总体学历和专业所作统计来看,大学专科和本科毕业生是浙江省新闻单位采编人员的主要来源,两者占到受访者的91.3%,尤其是持有本科学历人员占到近七成,研究生学历占7.6%,与两年前的统计数据相比,本科学历提高了近五十个百分点,研究生及以上的高学历也提高了3个百分点,这一方面表示高等教育两年来向新闻单位输送了大量的高学历人才(年龄峰值出现在25岁),另一方面也说明部分新闻从业人员接受在职再教育,学历得以提升(受访者年龄集中在32岁之前)。在专业方面,新闻类专业占到四成多,其次是人文类专业和社会科学类专业,占总体比例的42%,同新闻类专业比例相当,这说明新闻媒体对非新闻专业的文科类学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同时也说明新闻媒体在专业上的门槛并不高,其他专业背景人员较容易在新闻媒体获得工作。
3.工作经历及相关性。调查将经历分为一般工作经历(主要是在职学习和业务交流)和海外经历(主要是与海外媒体或同行接触的经历)两种。表2按媒介类型列举了样本中有各种经历的受访者所占的百分比,从中可以看出新闻从业人员在职的专门学习机会并不容易获得,从现实的经验来看,这种学习有资历、业务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受访者与海外媒体和同行接触的比例很低,只有在工作中与海外同行有过交往的比例稍高,超过20%。这说明浙江省与海外媒体和同行接触的机会还不是很多,交往的层次也有待提高。

本调查还对各种经历与可能的影响因素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职务与职称和年龄呈强正相关,相关性显著,而与性别呈负相关,这说明随着年龄增大、职称提高,职务也逐渐得以提升,同时男性在高级职务中的比例更高,女性则更不容易取得高级职务;各种经历与职务和职称都呈现显著的正相关,随着职务和职称的升高,与海外媒体交往的机会就越多;另外,地域级别与各种经历呈正相关,根据地域级别的赋值顺序,媒体的地域级别越高,相对来说各种与海外媒体接触、岗位学习和业务交流的机会也就越多。
(二)职业理想与新闻教育
职业理想是对职业的选择及职业成就的向往和追求。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说,什么时候产生从事新闻业的想法,是什么因素促使他们走上新闻岗位,这些问题对个体虽然都充满了偶然性,但通过样本总体的描述性统计可以揭示一部分具有共性的特点。
数据显示,分别有25.4%和27.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是在上高中时和就业以后萌生了从事新闻工作的想法,我们可以将这两种称之为理想型和现实型。第一种大多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将新闻作为自己的理想职业;第二种则更多地从现实的角度考虑就业的状况和前景,因此选择了新闻行业。这可以说明职业的选择是理想和现实两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从最早接触新闻工作途径的统计数据来看,“自己找或转工作时遇到了到新闻单位工作的机会”占27.3%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新闻或媒体类学生的比例(26.0%),这表明从事新闻工作多少有点机缘巧合的味道。结合专业背景分析,我们发现,相对于42.9%的新闻专业类学生,并没有相应比例的学生是通过专业学习和实习接触新闻工作,这说明我国新闻教育中,有相当比例的新闻专业学生在学生阶段没有机会或没有认真接触新闻工作。
那么,什么因素影响了受访者,使他们走上了新闻工作的岗位?本文选择了“发现并揭露社会问题”、“表达民众呼声”等15种因素作为考量的要素。结果发现,“喜欢写作、摄影或编导”(3.84①)、“表达民众的呼声”(3.83)、“发现并揭露社会问题”(3.61)、“传播新思想、启迪民心”(3.58)对选择从事新闻工作的影响最大。在这四种因素中,“喜欢写作、摄影或编导”和“表达民众呼声”的影响相当,说明兴趣和理想抱负紧密相关;另外,这四种因素中有三种都是新闻从业人员的社会责任所在,说明新闻行业所体现出来的正义感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都深深吸引着他们。“新闻工作者有机会成名”(2.0)这种功利性因素和“父母(或其他长辈)的愿望”(2.0)这类强加意志都对受访者选择新闻工作影响很小。值得注意的是“老师的启示或建议”(1.93)居于影响因素的最末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对新闻教育的反思,是老师没有给予启示建议还是有启示建议但学生没有接受?不管原因是什么,被访者从事新闻工作主要是受兴趣与社会责任的吸引,与功利性目的、强加性愿望和师长启示关系不大。
“新闻从业人员是否具有职业工作的楷模和范例”这一问题涉及专业的范例,学者陈力丹在分析传媒的精神时认为,学术上的“新闻专业主义”应该包括专业知识的积累、专业资格的认可、彰显专业精神的范例以及专业内部的自律[4]。可见专业范例同专业的精神内核是彰显与被表现的关系,透过专业范例,我们可以了解专业的精神所在。统计数据显示,样本中35.8%的被访者有专业楷模或范例,居于前六位的专业范例为范长江、邵飘萍、穆青、杨澜、白岩松、法拉奇。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国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在专业范例比例中占据绝大多数,而且主要集中于范长江和邵飘萍两位著名记者。这一方面也许新闻教育多少可以获得一点宽慰,因为他们都是新闻史论之类课程重点介绍的人物。
专业范例必然是因为他们具有新闻人应该具有的核心品质才受到新闻从业人员的钦慕和追捧。表3列举了12种对专业楷模或范例的印象(均值1-5表示印象从浅到深),结果显示,“记录重大历史时刻和事件的力度”、“为民说话的正义”、“揭露社会问题的勇气”评分最高,而“崇高的社会声望”、“丰富多彩的生活”则获得了低评价,这说明这些范例在专业内做出的表率集中在社会责任和展现的社会正义方面,而个人物质生活和社会声望给受访者的印象则不是太深。

①该数字为均值,1-5表示影响作用由小到大。
结合新闻从业人员心目中的理想媒体和这些媒体彰显的核心品质,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职业媒体环境的追求。在本调查提供给受访者的18种媒体中,央视《新闻调查》、《南方周末》和凤凰卫视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国外媒体和网络媒体获得的评价较低。另外从媒介类型上进行分类统计,我们发现在前面三种媒体中除央视《新闻调查》获得了一致的高评价外,其他两种都有相关媒介的特异性。《南方周末》和凤凰卫视分别在报纸媒体和广电媒体获得很高评价。这三种媒体中,前两种以新闻舆论监督见长,第三种以客观平衡报道闻名,说明新闻从业人员追求能够实现舆论监督和客观报道的媒体环境。
职业理想体现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最终职业追求。表4列举了12种职业理想观念,结果显示(均值1-5表示从不应持有到应该持有),“学无止境”、“精益求精”、“扬善抑恶,浩气凛然”都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可以归为绝对应该持有;而“领导咋说,咱就咋办”和“得过且过,只要有工作”获得极低评价,后一项可以归为绝对不应持有;“围绕党的核心工作”也获得了相对较高的评价,这和我国党管媒体的现状相关,党的媒体就是要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超然独立”只有3.05的均值得分,可以归为可有可无的职业观念,这表明受访者普遍认为新闻记者编辑应该有价值判断,不可能做到绝对独立。

(三)职业社会功能评价与新闻教育
职业社会功能是职业存在于社会的直接理由,没有社会效益和价值的职业没有存在的必要。
为考察新闻从业人员对新闻媒介社会功能的认识,本调查列举了21种社会功能供受访者打分评价,表5中是评价最高和最低的几种功能(均值1-5表示从不重要到重要)。按各种标准进行分类求均值后,“质疑并批评社会团体的言行”、“质疑并批评政府官员的言行”、“质疑并批评企业的言行”、“丰富大众的休闲生活”居于评价的最底端,而“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迅速为大众提供新的信息”、“报道可靠和权威的信息”、“引导公众舆论”拥有最高评价。郭镇之认为,“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中国新闻界创造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词组。“监督”通常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行为,中国的媒介机构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极大的政治权威,并被赋予代表政府监督社会的责任。中国的舆论监督是媒介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舆论不是普通人自发的表达,而是媒介机构进行选择并概括表述的代表性意见,因而更具有“监督”的权力实质[5]。按照这种观点,媒介从业者应该具有很强的舆论监督意识,而实际的调查结果却恰好相反,虽然媒介权力的赋予使媒介从业者有条件和手段进行舆论监督,但是在具体的媒介操作中,这种“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往往不会轻易实行,媒体竞争的环境、从业人员的工作状态就是原因。在西方政治中,媒介的一大功能就是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包括政治兴趣的提高、媒体接触水平的提高、政治信息的非正式传播、政治参与能动性的调动、专家意见的传播,等等[6]80-82,目的在于促进政治生活的活力,让公民充分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表5显示“引导公众舆论”获得较高评价,说明在中国,媒介的政治功能虽然在发生一些变化,但总体上没有脱离政治宣传的模式。

(四)新闻专业化程度评价与新闻教育
1.职业技能评价。对于专业来说,拥有知识培训和教育机构是必要条件,那么对于新闻专业来说,它的专业技能是否需要训练?如果需要,应是多长时间?对于优秀的新闻工作者是否必须经过大学新闻专业的学习训练这一问题,只有30.2%的受访者做出了肯定回答。“成为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多长时间”的统计显示,受访者认为需要的时间集中在1—4年,这其实和我国目前新闻教育的现状大体符合,但通过这一连串问题我们可以看出,新闻从业人员对专业教育并不是特别认同,认为新闻专业和其他专业并没有太大的分野,以至于一个人不需要很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就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新闻工作者。
2.对专业技能素养的评价涉及从业者独特的技能身份认同。本调查以11种从业技能基础作为考量因素进行分析,得到的相关统计结果显示,“分析问题能力”、“语言表达水平”、“把握宣传导向”是最为新闻从业者看重的职业技能,而“新闻理论”、“新闻职业或专业伦理”则被忽视。另外,各因素与年龄的相关性显示,年龄越大,对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职业伦理越加看重,而对新闻外的专业领域知识越不重视。
3.对提高业务水平和职业伦理的措施评价。本调查列举了14种提高新闻工作者业务水平和职业伦理的措施,采用5点量表让受访者进行评价,最终列出评价最高和最低的措施,并分析其具有相关性的因素,结果如表6所示(均值1-5表示从不同意到同意)。从表6中可以看出,新闻出版总署颁发新闻记者证作为专业身份的认同标记对保障新闻工作者的从业利益和专业水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伦理规范起到了很好的澄清作用。但值得令人思考的是,大学新闻院系的教育和研究在被访者那里得到了相对较低的评价,可以归为持中立态度,这表明专家学者的论著和研究成果并不能给新闻从业者带来显著的业务和职业伦理水平的提高。另外,相关性分析的数据显示,工作满意度与各种措施的评价呈正相关,说明满意度越高,对各种措施的评价也就越高。年龄和职务都与“新闻界的业务刊物起到了有效的媒介批评”和“总体而言,大学新闻院系的教授学者们的论著和媒介批评对澄清职业伦理起到作用”呈现负相关,说明从业年限越长、职务越高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业务刊物媒介批评的评价越低,表明他们认为业务刊物没有起到真正有效的媒介批评。另外,学者的论著和媒介批评在年龄越大、职务越高的受访者那里得到的评价也越低,这可能与新闻教育和中国新闻生态存在一定程度的背离有关,即新闻教育基本上是以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作为主要目的的。

三、结　论
新闻从业者在职业身份认同上并不是特别突出,对新闻教育中着重教授的新闻理论、新闻职业和专业伦理及采写编评的专业技能并没有给予很高的评价,也就是说从事新闻工作本身不需要特别的专业教育,他们更加注重新闻实务操作中的分析问题能力、语言表达水平、熟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这些主要和个人的语言功底及对国家政策的熟悉程度有关。这说明在新闻从业者看来,进入新闻行业没有很高的专业知识壁垒。
在对新闻工作社会功能的评价中,我们发现新闻从业者更加倾向于以正面报道的形式为受众提供及时、准确、权威的信息来体现新闻的社会功用,而对质疑或监督政府、企业等组织部门的舆论监督功能的评价并不高。这一方面与新闻工作的常态就是提高新鲜信息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我国“以正面报道为主”的舆论引导策略有关。
只有35.8%的受访者表示具有专业范例,这些专业范例在“为民说话的正义”、“记录重大历史时刻和事件的力度”、“揭露社会问题的勇气”方面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对“崇高的社会声望”、“丰富多彩的生活”等则印象不深。这与新闻工作的职业理想评价具有一致性。从整体讲,正义、责任、公正是新闻从业人员的理想职业追求,对各种功利性的追求虽然和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但并没有获得高评价,这说明他们更倾向于追求非物质性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的实现。
“拥有训练有素、是非分明、有勇气为正义献身的智能型报人,有能力、公正、具有民众精神的媒体,就能够维护那种公众品德,如果缺乏这样的媒体,人民大众的政府既虚伪又令人嘲笑。愤世嫉俗、唯利是图、蛊惑民心的媒体,最终会制造出像媒体一样卑劣的民众。塑造共和国未来的力量掌握在未来的新闻记者手中。”[7]当今社会是一个网络社会,在这一网络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力量是新闻传媒。所以任何政党、任何组织和有野心的个人都力图与媒体保持一种良性的互动关系。但本研究表明,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专业训练还远远不够,进一步加强媒体与新闻传播教育机构的联系,从高校中引进高质量的新闻从业者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对整个问卷的数据进行分析可知,从整体上看,新闻还不能称为是一种完全成熟的专业,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正在形成,但实际上受文化、社会体制、个人教育等诸多方面的影响,现今的中国传媒从业者很难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从业群体。同两年前的数据作对比可以发现,新闻行业是朝着有利于新闻专业主义形成的方向发展,这也应该使我们对未来增添信心。不过,新闻传播教育在新闻从业人员那里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尊严和较高的评价:一些人认为新闻传播与新闻实践有较大的距离;一些人则认为新闻专业培养的学生与其他专业的学生相比,并没有更多值得骄傲的东西。
从深度访谈中,我们了解到一种错误倾向,即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无用,个别媒体甚至以不从新闻专业进人为乐事和特色。笔者认为,这一做法是不符合国际发展方向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面否定新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工作的。一百多年前,美国著名报人普利策积极推动新闻传播教育,正是因为他发现师徒相传的新闻人才培养模式不符合现代化传媒业的发展,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培养模式会带来大量新闻腐败、道德失范的事件,所以他出巨资在综合性的高等院校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普利策认为,只有在一个人文基础好的综合性高校,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新闻传播人才,因为通过一定时间的培养,高校至少可以让学生形成客观公正的视角、有丰富的知识来认知和判断世界及社会不断发生的变革,透析新闻事件和新闻现象的本质。
应该说,普利策的方向是正确的,此后,美国新闻业一改“黄色新闻”泛滥之势,一批高水准的媒体也应运而生。专业性的新闻传播教育至少有如下几方面的益处:一是提升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责任感;二是培养其职业理念;三是掌握先进的采写与管理技能;四是培养宽阔的国际视野;五是夯实深厚的人文社科基础。新闻传播专业的培养理念就是让学生认识到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并掌握相关的实践能力;让学生了解并运用新闻与出版自由的原则和法律;了解传媒从业者的历史与现状和传媒在社会中的作用;理解职业伦理操守和规范并融入自己的职业生涯之中,毕生为真理、准确、公正和多样化奋斗;具有批判性、创造性和独立思维;能够运用科学的方法去开展研究、评估信息;以准确、公正、明晰、风格化和正确的表达为标准,用批判的态度来评估自己和他人的工作;能够掌握基本的统计理论与分析方法;较熟练地掌握现代传播技术,并能独立地工作。应该说,这一培养目标是有针对性的,对提升从业者的专业主义理念也是大有益处的[8]。
当然,目前中国新闻传播教育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专业技能的培养还不明确,这导致学生不能很快适应现代化的新闻实践工作;二是硬件建设不足,使得学生在熟悉掌握现代传播技术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三是理论与实践存在一些脱节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正需要新闻传播单位与高校合作,新闻媒体可以参与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如果条件允许,可以让高校定向培养人才,而不是切断与新闻院系之间的联系。总之,新闻传播教育对于中国当下的新闻传播实践来说,确实还存在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如何既紧密地联系实际,又与新闻实践保持必要的张力,还需要投入更多的、更深入的研究。(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在此谨表谢意!)
[作者简介]　1.吴飞,list.asp?unid=2976 ;　2.丁志远(1984-),男,山东威海人,浙江大学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闻理论研究。
注：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Z203XW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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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媒文本见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