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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为诗歌而贫穷，他自称为诗歌坚守了17年，而其中的16年，他大都处在饥饿之中。
拯救诗人
发布时间： 2010-04-01 13:50 来源：文摘报
何路的“客厅”冷得像个冰窖。
一张宽大的床板被当成桌子，上面残留着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痕迹。一瓶已经被冻得凝固的食用油，很久没刷过的饭碗，两个半鸡蛋壳以及3把挂面。剩菜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油腻腻地摊
在一次性饭盒里，这都是朋友在饭店吃饭时为他打包的剩菜。
这是距北京市中心29.9公里的宋庄辛店村。诗人何路就住在这里。他花白的头发耷拉在脸上，“胡子乱七八糟，一脸愁容”。诗人每天的生活就是睡觉、喝酒，没有电视、空调、电冰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室温和户外没什么区别。这个赤脚穿一双布鞋的55岁男人用两样东西取暖，一个不常开的电暖器和一瓶二锅头。 抢救病危诗人
2009年2月14日，那一天，高烧了十几天的何路倒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被前来探访的朋友发现，送进医院急救。很快，由于呼吸衰竭，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一群挤在病房外的艺术家勉强凑够了住院费，但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每天的花费都在5000元到10000元之间。“搞艺术的都很穷，很多人立刻就傻掉了。”画家胡月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何路的全部积蓄只有藏在床板下面的400元钱。
如果不是身患重病，400元对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打开他的“账本”，你会发现一个诗人不得不这样精打细算地生活：米10斤10元，面5斤5元，油盐作料10元……
再往下翻：“酒是少不得的，一撮虾皮下酒，一碗热汤面殿后，常吃得我意气风发、横冲直撞。酒钱10元。2.5元一斤的散装白酒够我每晚小酌。”当然，除了吃喝，他还不忘给自己留下“10元烟钱，10元赌资”。结果，100元可以过一个月。
不过，也有些时候，就连一个月100元的生活费也是奢望。何路只好练习“辟谷术”。据说，他可以在长达20天的时间里只喝清水，不吃食物，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封闭起来。
突然间，这个穷得叮当响的诗人陷入了一个世俗的困境里，没有钱只有诗歌的话，他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抢救一个穷诗人的行动立即开始。何路病危当晚，胡月朋就把文章《死磕派诗人倒下啦》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
文章里，他这样形容何路：“绝无仅有的‘死磕派诗人’。从圆明园画家村一路到宋庄，仍在携诗走天涯。”他在文章里附上了何路十几年来的代表作：《杀人者》、《桑塔娜的故事》……
胡月朋想到了向宋庄艺术促进会求助。随后，他得来了一个几近完美的答复：“凡是老何花的费用，我们都预先垫支。”这时，那些艺术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很快，何路慢慢康复了。 一位真诚的诗人
当为“诗人何路”呼救的声音在网络上传递时，有人要求看何路的诗，借以证明他“到底有没有料”。但发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连网络上也没有何路作品的任何影子。
“我无法提供他的作品，我也无法证明他的身份。但他的确是一位真诚的诗人。”何路的朋友无奈地说。此前，何路不会上网，不会打字，他的作品都一笔一画地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
何路的故事也遭到一些网友的猛烈抨击。有网友说：“一个人没有生存能力是可耻的，没办法给生命一种健康的状态，我讨厌听到‘艺术家很饿’，那是一种逃避和堕落，比吸毒和犯罪还罪孽深重。”
“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越来越少了，但何路正是其中之一，他“质疑劳动的价值”。一个女诗人坦承“不喜欢何路这种不劳而获的状态”。但也是这个女诗人，驾车66公里来找何路喝酒，只因为“喜欢他够纯粹”。 穷困潦倒的诗人
这个重庆男人并不是一个天生就擅长挨饿的人。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火锅店老板、记者，不但无须风餐露宿，而且还拥有“几十万的家财”。
这一切延续到他带着采访任务来到坐落在圆明园废墟附近的“圆明园画家村”。这个特殊村落的历史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年轻画家，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聚集到画家村。
直到今天，人们回忆当年，总离不开食物。那时候，人人都没钱，“蹭饭”成为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有人甚至跑到地里挖野菜。
尽管穷困潦倒，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何路创作了一百多首诗。这显然是何路创作的高峰期，他自认为写得最好的诗歌，都在这段时间完成。直到画家村被解散，“脑袋比较木”的何路被送进收容所，然后被送上了遣返回重庆老家的火车，从此开始流浪。
2007年，何路来到宋庄。这里被视为圆明园画家村之后的第二个乌托邦。和以往不同的是，画家们不再矜持了，“把画像白菜一样摆在街道两边”。反倒是何路，一直把饥饿的传统继续下来。 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自从何路病愈出院，他就已经成为宋庄的“明星”。一名叫赵庆的诗人甚至因为何路的存在而定居宋庄。当然，和何路不同，赵庆曾旅居美国，是个商人。
最初，宋庄的一个广东画家阿限让赵庆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兴趣，他邀请阿限到北京城区的家里做客，到了中午，他说，“走吧阿限，请你去吃红烧肉”，阿限很高兴地同意了。正要启程时，阿限却突然说：“赵哥，我不去了，我带饭了。”说着，这个像孩子般的画家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冻硬了的糖三角。
“当时实在太惊讶了！我决定，一定要进宋庄看看，该是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有这样一点也不虚荣的自尊。”最后，赵庆干脆住进了宋庄，因为宋庄让他“重新找到了抒情的能力”。
在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日”里，他第一次看到大病初愈的何路，“我不是只从文学上去理解他，我是从精神上去欣赏他。”何路因此有了新的粉丝。赵庆觉得，真正能承载宋庄精神的就剩下何路了，“他将是宋庄的绝响，在庆幸之余，我也时刻提醒自己，饿死这样的人是这个时代的不幸”。于是他决定，将来要每月供给何路三四百元钱。
何路不想让外界只知道自己的贫穷，他更希望让这些关注者知道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于是，赵庆自费将何路的诗歌和小说结集付印，编成255页的《何路文选》。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售书136本。赵庆将7800元用于他创立的“边缘之边艺术资金”，这是一个旨在资助艺术家的基金项目。并将另外6800元给了何路，“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激动之余，他“又数了4000元钱给赵庆，也放在艺术基金里，去帮助其他人。”
人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位“死磕派诗人”的作品了。诗人何路在他的感谢信里这样写道：“……何路一条烂命，竟引得如此兴师动众，我深感幸运也忐忑不安。这些温情厚意将伴随我终身。从此，何路不再是以前那个何路。此刻，我在宋庄的院子里调养虚弱的身体。春天的桃花正在开放。劫后新生的舒适感还在心里荡漾。好吧，活着并依然‘死磕’。……” （《中国青年报》3.17 赵涵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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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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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路的“客厅”冷得像个冰窖。
一张宽大的床板被当成桌子，上面残留着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痕迹。一瓶已经被冻得凝固的食用油，很久没刷过的饭碗，两个半鸡蛋壳以及3把挂面。剩菜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油腻腻地摊
在一次性饭盒里，这都是朋友在饭店吃饭时为他打包的剩菜。
这是距北京市中心29.9公里的宋庄辛店村。诗人何路就住在这里。他花白的头发耷拉在脸上，“胡子乱七八糟，一脸愁容”。诗人每天的生活就是睡觉、喝酒，没有电视、空调、电冰箱。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室温和户外没什么区别。这个赤脚穿一双布鞋的55岁男人用两样东西取暖，一个不常开的电暖器和一瓶二锅头。 抢救病危诗人
2009年2月14日，那一天，高烧了十几天的何路倒在自己的出租屋里，被前来探访的朋友发现，送进医院急救。很快，由于呼吸衰竭，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一群挤在病房外的艺术家勉强凑够了住院费，但医生告诉他们，这个病每天的花费都在5000元到10000元之间。“搞艺术的都很穷，很多人立刻就傻掉了。”画家胡月朋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那时，何路的全部积蓄只有藏在床板下面的400元钱。
如果不是身患重病，400元对他来说是一笔很大的钱。打开他的“账本”，你会发现一个诗人不得不这样精打细算地生活：米10斤10元，面5斤5元，油盐作料10元……
再往下翻：“酒是少不得的，一撮虾皮下酒，一碗热汤面殿后，常吃得我意气风发、横冲直撞。酒钱10元。2.5元一斤的散装白酒够我每晚小酌。”当然，除了吃喝，他还不忘给自己留下“10元烟钱，10元赌资”。结果，100元可以过一个月。
不过，也有些时候，就连一个月100元的生活费也是奢望。何路只好练习“辟谷术”。据说，他可以在长达20天的时间里只喝清水，不吃食物，把自己的身体完全封闭起来。
突然间，这个穷得叮当响的诗人陷入了一个世俗的困境里，没有钱只有诗歌的话，他恐怕连命都保不住。
抢救一个穷诗人的行动立即开始。何路病危当晚，胡月朋就把文章《死磕派诗人倒下啦》发布在自己的博客上。
文章里，他这样形容何路：“绝无仅有的‘死磕派诗人’。从圆明园画家村一路到宋庄，仍在携诗走天涯。”他在文章里附上了何路十几年来的代表作：《杀人者》、《桑塔娜的故事》……
胡月朋想到了向宋庄艺术促进会求助。随后，他得来了一个几近完美的答复：“凡是老何花的费用，我们都预先垫支。”这时，那些艺术家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很快，何路慢慢康复了。 一位真诚的诗人
当为“诗人何路”呼救的声音在网络上传递时，有人要求看何路的诗，借以证明他“到底有没有料”。但发现，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连网络上也没有何路作品的任何影子。
“我无法提供他的作品，我也无法证明他的身份。但他的确是一位真诚的诗人。”何路的朋友无奈地说。此前，何路不会上网，不会打字，他的作品都一笔一画地写在厚厚的笔记本上。
何路的故事也遭到一些网友的猛烈抨击。有网友说：“一个人没有生存能力是可耻的，没办法给生命一种健康的状态，我讨厌听到‘艺术家很饿’，那是一种逃避和堕落，比吸毒和犯罪还罪孽深重。”
“为艺术而艺术的家伙”越来越少了，但何路正是其中之一，他“质疑劳动的价值”。一个女诗人坦承“不喜欢何路这种不劳而获的状态”。但也是这个女诗人，驾车66公里来找何路喝酒，只因为“喜欢他够纯粹”。 穷困潦倒的诗人
这个重庆男人并不是一个天生就擅长挨饿的人。至少在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做过火锅店老板、记者，不但无须风餐露宿，而且还拥有“几十万的家财”。
这一切延续到他带着采访任务来到坐落在圆明园废墟附近的“圆明园画家村”。这个特殊村落的历史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一些毕业于北京艺术院校的年轻画家，放弃国家分配，以“盲流”身份聚集到画家村。
直到今天，人们回忆当年，总离不开食物。那时候，人人都没钱，“蹭饭”成为一种必要的社交手段，有人甚至跑到地里挖野菜。
尽管穷困潦倒，可是在这段时间里，何路创作了一百多首诗。这显然是何路创作的高峰期，他自认为写得最好的诗歌，都在这段时间完成。直到画家村被解散，“脑袋比较木”的何路被送进收容所，然后被送上了遣返回重庆老家的火车，从此开始流浪。
2007年，何路来到宋庄。这里被视为圆明园画家村之后的第二个乌托邦。和以往不同的是，画家们不再矜持了，“把画像白菜一样摆在街道两边”。反倒是何路，一直把饥饿的传统继续下来。 一无所有的大人物
自从何路病愈出院，他就已经成为宋庄的“明星”。一名叫赵庆的诗人甚至因为何路的存在而定居宋庄。当然，和何路不同，赵庆曾旅居美国，是个商人。
最初，宋庄的一个广东画家阿限让赵庆对这个地方产生了兴趣，他邀请阿限到北京城区的家里做客，到了中午，他说，“走吧阿限，请你去吃红烧肉”，阿限很高兴地同意了。正要启程时，阿限却突然说：“赵哥，我不去了，我带饭了。”说着，这个像孩子般的画家从上衣兜里掏出一个冻硬了的糖三角。
“当时实在太惊讶了！我决定，一定要进宋庄看看，该是多么强大的内心才能有这样一点也不虚荣的自尊。”最后，赵庆干脆住进了宋庄，因为宋庄让他“重新找到了抒情的能力”。
在每月一次的“行为艺术活动日”里，他第一次看到大病初愈的何路，“我不是只从文学上去理解他，我是从精神上去欣赏他。”何路因此有了新的粉丝。赵庆觉得，真正能承载宋庄精神的就剩下何路了，“他将是宋庄的绝响，在庆幸之余，我也时刻提醒自己，饿死这样的人是这个时代的不幸”。于是他决定，将来要每月供给何路三四百元钱。
何路不想让外界只知道自己的贫穷，他更希望让这些关注者知道自己究竟写了些什么。于是，赵庆自费将何路的诗歌和小说结集付印，编成255页的《何路文选》。
在“新书发布会”现场，售书136本。赵庆将7800元用于他创立的“边缘之边艺术资金”，这是一个旨在资助艺术家的基金项目。并将另外6800元给了何路，“多少年了，我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激动之余，他“又数了4000元钱给赵庆，也放在艺术基金里，去帮助其他人。”
人们终于可以看到这位“死磕派诗人”的作品了。诗人何路在他的感谢信里这样写道：“……何路一条烂命，竟引得如此兴师动众，我深感幸运也忐忑不安。这些温情厚意将伴随我终身。从此，何路不再是以前那个何路。此刻，我在宋庄的院子里调养虚弱的身体。春天的桃花正在开放。劫后新生的舒适感还在心里荡漾。好吧，活着并依然‘死磕’。……” （《中国青年报》3.17 赵涵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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