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林彪的驭将之道：其人可废而其道不可亡

林彪驭将，与众不同。中国但凡成功的军事家，在驾驭属下方面必有独到之处。第一种是以德服人性型，大抵驭下以宽仁为主，不肯轻动刑杀，使部下感恩戴德，愿效死力。这一类型的成功人士如南北朝时的名将韦孝宽，他镇守要塞玉璧城，属下将领有小错，只要不是原则范围内的，他便装作不知。由此深得军心，属下将领无不对他心悦诚服。后来北齐的神武皇帝高欢集中十数万精锐，围攻玉璧五十余日。局促孤城，韦孝宽却淡定如常，守城将士感其平日恩德，无不竭尽忠诚，最终竟协力将高欢逼走，斯可谓以德服众的典范；第二种是以威慑众型，如隋朝的名将杨素。每临大敌前，必先借故杀人，属下将校但凡有小错，必定斩首置于帐前。乃至血流满地，而他谈笑自若，令属下无不心惊肉跳。战时总先派属将率领一二百人冲突敌阵，如能破敌阵则无事，不能破阵归来者尽斩，所以部下每上疆场只能一往如前，所战必胜。
林彪驭将自与古人不同，笼统说似乎可以讲是介乎于以上两种之间，他既不似韦孝宽那般对待下属和颜悦色，也不似杨素那般狰狞毕露，他是属于不怒而威型的那种。观林彪的容貌，身材中等清瘦，下颌微尖，除了一双眼睛阴鸷有神，两道浓眉立地生威外，绝无出众之处。根据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回忆录描述，第一次见到林彪，她惊奇地觉得他简直不像个统帅百万大军的将军，而极似一个白面书生呢。但在驭将问题上，林彪却有几个自己显著独到的特点。
第一，平日里与下属极少私交，当面寒暄、背后请客一类的交际几乎没有。与其他同时期将领动辄邀请下属喝酒谈心、拉拢感情不同，林彪几乎不动这方面的脑筋。他见到部下，基本上公事公办，语气称谓上，也很少如我党同时期高级干部喜欢在下属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像聂荣臻见了杨成武爱叫“成武同志”，陈毅见了张爱萍喜欢叫“爱萍同志”。林彪则不然，他称呼下属，无论是在电话还是当面均直呼其名，丝毫没有假客套。大家多少还记得《大决战》中林彪对自己参谋长刘亚楼的称谓，基本就是不带感情地招呼一声“刘亚楼”，而平时一贯嚣张跋扈的刘亚楼亦唯有乖乖一溜烟地小跑过来俯首听命。林彪当面见了自己喜欢的下属，也没有多少过于热情的举动，充其量是握个手之后，将自己的那只装满炒黄豆的零食袋扔到对方面前，招呼说“吃一点”，这便是天大的面子了。所以假如说当年黄埔的将领能以挨蒋校长的耳光为荣，那么四野的将领多半都以能吃到林彪的零食为誉了。公事公办，不屑私交，是林彪驭将的一大特点。
第二、平日讲话要言不烦，布置作战任务则唯恐不详。如果说林彪平时喜欢缄默，那么他把话都留到了军事会议与战役中间。从四野老人的回忆录中，我们隐隐可以想象到这位四野的当家人是如何在会议上不厌其烦地讲解他的战役战术，那“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但是每当此刻，部下没有一个脸上敢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文化高的无不打开笔记本“唰唰”速记，文化低的无不伸长耳朵期望能多收进去一些，因为这些话都是林彪自己的阅历之言，说成是满口珠玑亦不为过。他平日一个人坐在挂满地图的作战室里，倒骑椅子所思考的就是这些东西。军事会议对于他来说，无疑就是布道传经，手下的这些弟子们又云何敢怠慢呢？而每逢开战后，林彪的电话也随即开始多了起来，基本就是跟在部下后面追着查问，进攻顺利与否，你的指挥部跟进与否，敌方动态如何？他把平时省下的的话语，基本都留在了这个时候，他那不带爱憎感情的声音每每逼得你不敢偷懒！平时少说话，战时多说话，是林彪驭将的又一大特点。
第三、平日不怒而威，富于静气。林彪据说当时在抗大时的外号叫“大姑娘”，当然是背后被人叫，当面是没人敢的。平日里极少有人能见到林彪开怀大笑，基本是一副不动声色、高深莫测的表情。唯一一次大笑据说还是在建国后的九大上，但也只是浅浅一笑，而新闻记者激动不已，说是捕捉到了林彪笑的镜头。和平年代尚且如此，何况战争年代。林彪的“不怒不笑”可以说是军事家的内功，但不怒归不怒，他却自有震慑诸将的气度在。此刻，他的那双鹰眼和浓眉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林彪的眼神的确很凌厉，这可以从历史老照片里看出，单眼皮，略显细长，但极聚光，任何一个与他目光接触过的人，第一时间就可以判断出他是绝对是一个果断的人；而他的眉毛则是很有名的扫帚眉，浓密异常，平添了三分英武之气。由于头发稀疏，战争年代他基本是帽子不离头，无论是当年的红星帽，还是抗战时的青天白日帽，或者在东北战场上的黄呢帽，某种程度上都为他增添了职业军人的气息。指挥平型关战役时，手下的几个团长如李天佑等人都急得气喘嘘嘘，而林彪依然脸上毫无表情，只轻轻说了一句:“不要急，沉住气。”短短六字，主帅风度流溢无余。而在以后随着战役级别的升级和指挥人数的增多，林彪却依然保持着自己淡定的风度。概括成一句，就是人变多了，枪变多了，惟我心中静气不变。
第四、城府极深，部下难测其际。林彪的城府某种程度上表现在对恩怨的态度上，他不是那种有仇立刻报的急性子人。邓华是他当年在四野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当日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抗美援朝，中央原本钟意于十三兵团司令黄永胜，但林彪却认为黄不是帅才，力荐十五兵团司令邓华代替之。邓华随彭德怀入朝，期间曾奉命回国汇报工作。林彪由于养病而未参加汇报会，后来主动打电话将邓华叫到家中，让邓华当面再报告一下。但邓华由于急着赶坐回朝的最后一班火车，乃至草草敷衍结束便告辞出门。此事最终引得林彪大为不满，认为邓华眼里只有彭而无自己。所以后来邓华虽然从朝鲜载誉而归，并荣任沈阳军区司令，但依旧在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随彭德怀一并倒台，原因很简单，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一生永远忘不了自己当日告辞出门时林彪那冰冷的眼神！而这眼神最终在八年后才选择下手，城府之深令人慑服；再如众所周知的“罗瑞卿事件”，作为林彪的老部下，庐山会议后被林彪举荐代替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参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仅仅因为平日里同其他老帅走得近了一点，遇事独断专行了一点，便被多疑的林彪视作贰臣。但就在林彪决定打倒罗瑞卿的前几日，当罗瑞卿上门拜访时，林彪还热情地予以接待，并告诉罗倘若牙再疼可以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当罗瑞卿受宠若惊地告辞出门时，心中怎么也想不到林彪此刻已经决定将自己打到！城府如斯，诸将焉能不畏？而偶尔的杀一儆百，尤其能收到良好效果。
第五、战役战术能力超凡脱俗，令部下心悦诚服。战争年代的将帅都是从血与火里拼杀出来的，林彪能够位居元帅第三便足以说明这一点。从红军时的一军团、到抗战时的115师，再到解放战争时的四野，从来就不乏骄兵悍将。刘亚楼、韩先楚、黄永胜、杨成武、罗瑞卿、陶铸、谭政……无论文的还是武的，任谁也不是吃素的，或者吃过洋面包，或者以老粗为荣，或者性情暴烈如火，但很特别的是，他们在沉默的林彪面前无不毕恭毕敬，没有哪个敢放肆尥蹶子的。林彪对待他们，既不会像彭德怀那般粗门大嗓，也不会像陈毅那样卖弄文采，他基本就是不温不火的那几句话，但已足以令部下心折，原因很简单，这源自林彪自己的军事水平。从土地革命时期被蒋介石咒骂为“战争魔鬼”，再到抗战时期被外国誉为“一个半军事家”，再到后来解放战争时候的“跟着林总走”的口号出台，林彪确实以高人一等的军事素养迎得了手下诸将的衷心拥戴。三大战役，四野独占其二。泱泱中华，四野打下三分之一强！而林彪作为具体的军事指挥员，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国民党方面的军事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以辽沈战役为例，共军战术实施之精妙，攻击时间之准确，攻击顺序之得当，恍若尽善尽美，而这一切，几乎都是其战场统帅林彪独自一人在作战室里制定出来的，他对兵力的计算安排甚至精确到了一个营，细致如斯，故其成功亦绝非偶然！有了这样出众的军事素质，可谓远远凌驾于诸将之上，属下焉敢不服？
浮生百年。林彪和他的驭将之道已一并离我们远去，但人物可以入土，历史却不会磨灭，瘦弱的他，曾经创造了巨大的军事奇迹。仅此一点，便足以值得我们去怀念凭吊。诚所谓其人可废，而其道不可亡……
林彪为何决定提前谋害毛泽东
核心提要：毛泽东在8月15日至9月12日乘专列离北京南下，先后抵达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毛泽东还在巡视，有人已把他的谈话内容秘密向林彪报告。林彪集团决定提前采取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来源：新浪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作者：金冲及）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林彪成了法定的“接班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成了政治局委员，陈伯达也转向林彪一边；黄永胜、吴法宪作为正副组长掌握了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
这时，中共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决定加强战略，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
十月十八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这样的全局性行动，事前没有报告军委主席毛泽东，到第二天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告诉毛泽东。
陪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道：“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林彪自行以副主席身份发出这种“号令”，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可以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能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或采取其他行动。
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在第二天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尽管毛泽东一再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地坚持地表现出同毛泽东的分歧，显得很不正常。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密切合作的。他们相互呼应，夺取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
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有超越自己的可能，把它看作自己进一步掌握大权的主要对手。江青集团确也野心勃勃。双方之间的相互倾轧，愈演愈烈。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八月十三日，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讨论宪法草案稿。张春桥提出把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句话的前面几个副词去掉。吴法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以为这下可抓到张春桥的把柄了，进行激烈的反驳。
“天才”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成了争论中的两个焦点。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这个议程是中央在会前商量好的，主要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意图是要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国家的正常秩序。但全会开幕那天，林彪临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他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当晚，陈伯达、吴法宪商议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样集中地来谈“天才”问题，联系到吴法宪同张春桥的争论，显然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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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统一准备好的“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说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为激烈。
二十五日，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5日。】
当时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了解幕后的实情，也没有精神准备，全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日程，狂热地煽动揪人，毛泽东事先却一无所知。
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这样非同寻常的大动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用他不久后在吴法宪检查上批示中的话来说：“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他十分震怒，立刻决定全会分组会停止讨论，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检查。
庐山会议这场风波显然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他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一时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够做到的。因此，最初把批评集中指向陈伯达。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批了一大段话，说陈伯达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样一来，原定的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部署被完全打乱，又拖下去了。
“批陈整风”进行了整整一年。通过检查和揭发，林彪集团背着中央幕后活动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明显。他们却始终抱成一团，拒绝帮助和挽救。
林彪看到毛泽东下决心追查这件事，认为自身地位难保，便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秘密组织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分子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乘专列离北京南下，先后抵达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他说：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毛泽东还在巡视，有人已把他的谈话内容秘密向林彪报告。林彪集团决定提前采取谋杀毛泽东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写道：
“九月五日和六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察觉，突然改变行程，于九月十二日安全回到北京。”【《历史的审判》(上)第54－55页。】
这时，林彪十分惊慌。他图谋到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并且在九月十二日晚将三叉戟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当晚十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刻追查这架专机为什么突然去山海关。林彪判断密谋已败露，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于十三日凌晨在极匆忙的情况下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中共中央在九月十八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对中共中央来说，他们策划武装政变的事实，也是在林彪外逃以后才一步步查明的。它像晴天霹雳一样，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