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老子》其人其书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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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学术史上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一种影响深远的学说，其真伪的辩论往往也最为激烈。而有时，由于当时时代气氛、学术语境的缘故，而出现的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以及学术考辨的疏漏，往往使某些大师的思想遭到遮蔽或变形。然而，当历史从其新的思想阐释角度澄清谬误，还思想以原初的真实面目时，走出“疑古”时代就成为必然。同时，这种对古代文化哲学精神的现代反思，也将使时代悖论中的宇宙人生智慧浮上历史地表而历久弥新。
阐释不尽的老子，尽管其某些具体的说法因抽离了时代语境而显出意义的迷思，但其所体现出的整体思想智慧和对宇宙人生的透彻感悟，却无疑具有超越时空而向我们敞开的精神魅力。
老子其人其书在本世纪初“疑古”学术模式中[1] 遭到了时代文化的误读，并爆发了广泛而激烈的学术论战。这一论战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否确有老子其人，而其人究竟生于何时；然后，才是《老子》是否由老子所著。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司马迁是第一个为老子作传的人，使我们无法不重视他的看法。由于汉代距老子已经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距离，因此，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是谨慎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在这里提到了三个“老子”。第一个是名李耳、字聃的老子，第二是老莱子，第三是太史儋。当然，从司马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后两个用“或曰”，有聊备一说之意，尤其是对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也”。但他只是基本上而非完全地倾向于“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即名李耳字聃的老子。正因为司马迁未有完全肯定的说法，使得历代都有人在老子究竟是何许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并形成长期的争论。
中国学术史上，最初对老子提出疑问的是北魏的崔浩，其后，唐代韩愈否认孔子曾师从过老子。宋代以后，因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有人对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考辨老子其人其书的真伪[2]。至清代，汪中[3] 和崔述[4] 坚持老子并非李耳，而是晚于孔子的太史儋。
到了本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而确认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这一点遭到了梁启超的反驳。[5] 其后，张煦又反过来全面批驳梁启超。[6]于是，引发了学术界一场时间长、牵涉面广的关于老子及其著述考辨的“疑古”和“信古”的论争。
重审这场论战，不难看到，坚持“早期说”即认为老子是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而略早于孔子的李耳的有：胡适[7]、唐兰[8]、郭沫若[9]、黄方刚[10]、马叙伦[11]、高亨[12]、詹剑峰[13]、陈鼓应[14]等。坚持老子是战国末期人即“晚期说”的有：梁启超[15]、钱穆[16]、罗根泽[17]、谭戒甫[18]等。当然，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老子其人。持这一看法的孙次舟认为：老子并无其人，乃庄周后学所捏造。《老子》书，亦出于庄周后学之手。”[19]是庄子学派所虚构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寓言人物。这一学术背景和知识动机颇为复杂的“疑古”与“信古”的论战，前后持续了约十五年之久，从事古代典籍和思想史研究的名家通人，几乎都参加了这场重大的学术论争，其文字著述大多被收人《古史辨》的第四册和第六册中。
其实，如果我们走出“疑古”和“信古”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而进入“释古”的新的学术视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史记》中，已经比较清楚地阐明了老子的存在。司马迁基本上肯定了老子即老聃，而且认为其年代要略早于曾向他问礼的孔子，并著有《老子》一书。而先秦时代所记述的有关老子的内容还有一些材料出自于《庄子》、《礼记·曾子问》、《吕氏春秋》、《论语·述而》、《论语·宪问》等，《战国策·魏策》和《战国策·齐策》中都提及老子，《荀子·天论》也有老子的叙述，《韩非子》中除有《解老》、《喻老》以外，还有数条引述，分别在《主道》、《六反》、《难三》和《内储说》中。以上古籍尽管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或三言两语地提到老子，但却共同构成了个较为完整的老子形象。因此，老子不应是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是已然从历史的有意或无意“误读”中浮现出来：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为楚人，生于春秋末期(即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比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丘约年长20岁)，曾任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职，孔丘曾向他问礼。其后，他著有五千余言的《老子》。
如果说，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时，已经引起一大段学术公案，那么，《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这一悬案，同样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纷纭聚讼。《老子》一书的名称起码有六个，即《老子》、《道德经》、《道经》、《德经》、《德道经》、《五千言》等。《老子》的原貌如何? 有多少章? 上下篇是怎样划分的? 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老子》一书是否出于李耳之手? 究竟是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成书的?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术界同样引发了激烈的论战。
梁启超在评胡适《中国思想史大纲》时，用“六条证据”[20] 断言《老子》一书出自战国之末，以后，有顾颉刚[21]、钱穆、张寿林[22]、张季同[23]、罗根泽[24]、冯友兰[25]、熊伟[26]、张西堂[27]等学者撰文，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书。他们所依据的不外乎是思想源流、时代精神、语体文风、语言方式、流播方式、学者引述、民俗习惯等，以此判断其为战国时书。
如梁启超认为，老聃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与《五千言》中那种反礼的精神相悖，所以《老子》不象为老聃所书。老聃有一句话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三十八章)，似不可能是老子的话。并从《老子》中找出了“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词，认为不是春秋时人所能作，而是战国时的用语，并认为墨子孟子书中未论及老子。罗根泽认为，墨子提出“尚贤”，而老子提出“不尚贤”，那么，“不尚贤”这一否定判断不可能在“尚贤”之前出现。钱穆认为：“孔墨均浅近，而老独深远；孔墨均质实，而老独玄妙。以思想之进程言，老子断当在孔墨之后。”另一些学者从文体上来论证《老子》，冯友兰说老子是一种经体，是战国时的作品，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对话体”(如《论语》)。而顾颉刚认为《老子》是赋体，是战国时的新兴文体。罗根泽和冯友兰从私家著述的角度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和私人著述等。上述看法几乎剥夺了老子的著作权。
其实，以上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反驳，此不具引。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哲人的思想早年与晚年发生变化的可谓多矣，或许正因为老子深知礼的弊端，才由知礼到反礼的；至于战国辞语问题，只能说明《老子》在流传中有后人增益而已，这也是名著所逃不掉的命运罢了[28]；“尚贤”在先秦文献中不独为墨子的专利[29]；老子的“幽深”并不能说明其时代一定居孔墨之后，因为谁也不敢说《易》不幽深；而且孟子未提到《老子》，不等于《老子》就必然不存在。因为，孟子也未提到《易》，而庄子也未提到《孟子》，这并不能证明《易》、《庄子》是伪作。至于文体，我以为《老子》的节奏韵律更象是一种哲理诗的“诗体”，似更接近于《诗经》[30]。《诗》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为什么《老子》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私人著作当以《论语》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经不起推敲。[31]
当然，认为《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末，确是老子所作的学者也有不少，如胡适、唐兰、郭沫若、吕思勉、高亨、詹剑峰、陈鼓应[32]等。他们坚持认为，《老子》出于老聃之手，是春秋末年老子出关时所写的“五千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吕思勉的意见，他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认为：“《老子》书辞义甚古，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俱足证其时代之早。”又在同页注中指出：“全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盖后人所加，与东周时代之散文，截然不同。一也。书中无男女字，但称牝牡，足见其时之言语，尚多与后世殊科。二也。”[33] 并认为《老子》并非南方之学，而是北方之学。
我以为，《老子》从其思想内容的连贯性和体系化，以及语言文体的严谨性，可以看出不是由门人编纂的，而是春秋时老子的一本体大思深的私家专著。因此，所谓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说法，在我看来其依据尚不充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将文献材料参照地下的出土文物，以这种“二重证据法”，确定老子及其书的真面目。
1973年12月，从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现了帛书《老子》的两种抄本，世称甲本和乙本。[34]甲本字体处于篆隶书之间，不避“邦”字讳(汉高祖刘邦)，所以，断其抄写年代当在高帝之前。乙本字体是隶书即今体，避“邦”字讳，但仍用“盈”(惠帝)和“恒”(文帝)字，可见其抄写年代应在高帝时期，当与甲本相隔不远。甲本与乙本距今都已经两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子》一书的抄本之一。《老子》帛书的发现，证明了《老子》绝非汉代的作品，至少在秦代之前就已经流传。
相隔20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墓大批竹简，[35] 其中竹简《老子》（郭店节抄本）[36] 距今2300余年，虽然并非原始祖本，但却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抄本。不仅发现诸多不同于通行本的思想言述，值得学界认真地比较和研究，而且将《老子》的年代比帛书《老子》往前推进了一百多年，推翻了老子成书“晚出说”，证明《老子》的时代起码当在战国中期甚至更早。
不妨说，依据《史记》和前人的考释，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本《老子》，似乎可以基本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他拥有著上下篇五千言的《老子》的著作权。当然，这一说法仍然需要学术实践加以检验，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广泛的“书证”（即文献）和“物证”（即出土文物）的支持，坚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孤证不足以定论”的原则，以得出更符合历史原本原貌的“理证”，从而存真复原；另一方面择善而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申出相对自圆其说的结论。
因此，是否可以说，《老子》一书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它并非对话体，而是一种哲学诗或诗性哲学，在其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修改，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代老聃的思想。
[1] 参见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湾，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7年版。
[2]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师道、叶适、黄震等。
[3] 汪中《老子道德經考異序》，載《經訓堂叢書·百部叢書集成》二八，臺灣藝文印書館印；汪中《述學、補遺、老子考異》，揚州書局重刊本。
[4] 崔述《崔東壁遺書·洙泗考信錄》，古書流通処影印本。
[5] 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见《饮冰室合集》第38卷，第50-68页，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
[6] 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认为，梁启超的看法，是“或则不明旧相，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至纰缪横生，势同流产”。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版，第311页。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8] 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载《古史辨》，第四册，第332-351页。
[9] 郭沫若《老聃·关尹·环渊》，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六册，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版，第631-663页。
[10] 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载《古史辨》，第四册，第353-383页。
[11] 马叙伦《辨〈老子〉非战国后期之作品》，载《古史辨》，第六册，第526-533页。另外，马叙伦认为，老子精警的诗歌式文体，一方面与《易》之爻辞《诗》之雅诵为类，另一方面与《论语》为类。“夫古无纸墨可以传写，契于简册，故文贵简。又多以口传，故章有韵。《老子》书文与此二条件皆相符合，则非战国后期之作品易明也”。引自张扬明《老子考证》，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60 页。
[12] 高亨《重订老子正诂》，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13] 詹剑锋《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 陈鼓应《老子注译与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 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合集》第38卷，第50-68页。
[16] 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载《古史辨》，第四册，第383-411页。
[17] 罗根泽《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49-462页。
[18] 谭戒甫《二老研究》，载《古史辨》，第六册，第473-536页。
[19] 孙次舟《再评〈古史辨〉》，载《古史辨》，第六册，第100页。
[20] 梁启超的主要论点为：其一，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其二，墨子孟子书中从未提及老子；其三，拘谨守礼的老子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其四，《庄子》寓言十之九，不能作为历史看待；其五，老子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所说；其六，《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用语，应是战国时期用语。见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合集》第38卷，第50-68页。
[21] 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62- 519页。
[22] 张寿林《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载《古史辨》，第四册，第317-332页。
[23] 张季同《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22-443页。
[24] 罗根泽《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49-462页。
[2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重印，1984年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6] 熊伟《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载《古史辨》，第六册，第566-597页。
[27] 张西堂《张西堂先生序》，载《古史辨》，第六册，“张序”第2页。
[28] 其实，张煦在《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中早已指出，梁启超所认为的《老子》充满战国词语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指出的几条中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时词语，少数如“偏将军”、“上将军”之类词语只不过是后人窜改而已。
[29] 唐兰在《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中指出，老子的“不尚贤”与墨子的“尚贤”不相干，“贤”字是当时一个流行底题目，和“道”、“德”、“仁”、“义”、“名”、“实”一样，各家的学说里都要讨论一下，决
不能说某书是受某书影响的。见《古史辨》，第四册，第349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御览》五百十三曾引《墨子》说：“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高亨在《老子正诂》中，据此强调《老子》当早于《墨子》。
[30] 这一观点在刘笑敢著《老子》中，已经具体地加以了阐释，其不仅说明《老子》与《诗经》在句式上、修辞手法上、韵式上有诸多相近或相通之处，而且据此证明老子的年代应在春秋末期。见刘笑敢《老子》，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31] 胡适指出，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的说法没有根据，当孔子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说，将“立言”作为传世的重要途径，并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即没，其言立”。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18页。
[32] 陈鼓应《老子晚出说在考证方法上常见的谬误》，《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3]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34]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35] 参见荆门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36] 楚简《老子》节抄本，以不同字体抄写在三种不同长短、不同性质的竹简上，整理者将其分成甲乙丙三组。三种竹简抄写年代不尽相同，内容也很少重复。一般认为，甲组更接近于更早的祖本，丙组则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今本大体相近。
阐释不尽的老子，尽管其某些具体的说法因抽离了时代语境而显出意义的迷思，但其所体现出的整体思想智慧和对宇宙人生的透彻感悟，却无疑具有超越时空而向我们敞开的精神魅力。
老子其人其书在本世纪初“疑古”学术模式中[1] 遭到了时代文化的误读，并爆发了广泛而激烈的学术论战。这一论战分为两部分，首先，是否确有老子其人，而其人究竟生于何时；然后，才是《老子》是否由老子所著。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司马迁是第一个为老子作传的人，使我们无法不重视他的看法。由于汉代距老子已经有了相当的一段时间距离，因此，司马迁为老子作传时，是谨慎地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他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馀岁，或言二百馀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合，合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司马迁在这里提到了三个“老子”。第一个是名李耳、字聃的老子，第二是老莱子，第三是太史儋。当然，从司马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后两个用“或曰”，有聊备一说之意，尤其是对太史儋，“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也”。但他只是基本上而非完全地倾向于“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即名李耳字聃的老子。正因为司马迁未有完全肯定的说法，使得历代都有人在老子究竟是何许人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的疑问，并形成长期的争论。
中国学术史上，最初对老子提出疑问的是北魏的崔浩，其后，唐代韩愈否认孔子曾师从过老子。宋代以后，因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有人对孔子曾向老子问礼的说法提出质疑，并考辨老子其人其书的真伪[2]。至清代，汪中[3] 和崔述[4] 坚持老子并非李耳，而是晚于孔子的太史儋。
到了本世纪初，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老子置于孔子之前，而确认老子是春秋末期人。这一点遭到了梁启超的反驳。[5] 其后，张煦又反过来全面批驳梁启超。[6]于是，引发了学术界一场时间长、牵涉面广的关于老子及其著述考辨的“疑古”和“信古”的论争。
重审这场论战，不难看到，坚持“早期说”即认为老子是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而略早于孔子的李耳的有：胡适[7]、唐兰[8]、郭沫若[9]、黄方刚[10]、马叙伦[11]、高亨[12]、詹剑峰[13]、陈鼓应[14]等。坚持老子是战国末期人即“晚期说”的有：梁启超[15]、钱穆[16]、罗根泽[17]、谭戒甫[18]等。当然，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历史上根本就没有老子其人。持这一看法的孙次舟认为：老子并无其人，乃庄周后学所捏造。《老子》书，亦出于庄周后学之手。”[19]是庄子学派所虚构的一个从未存在过的寓言人物。这一学术背景和知识动机颇为复杂的“疑古”与“信古”的论战，前后持续了约十五年之久，从事古代典籍和思想史研究的名家通人，几乎都参加了这场重大的学术论争，其文字著述大多被收人《古史辨》的第四册和第六册中。
其实，如果我们走出“疑古”和“信古”那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而进入“释古”的新的学术视域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早在《史记》中，已经比较清楚地阐明了老子的存在。司马迁基本上肯定了老子即老聃，而且认为其年代要略早于曾向他问礼的孔子，并著有《老子》一书。而先秦时代所记述的有关老子的内容还有一些材料出自于《庄子》、《礼记·曾子问》、《吕氏春秋》、《论语·述而》、《论语·宪问》等，《战国策·魏策》和《战国策·齐策》中都提及老子，《荀子·天论》也有老子的叙述，《韩非子》中除有《解老》、《喻老》以外，还有数条引述，分别在《主道》、《六反》、《难三》和《内储说》中。以上古籍尽管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或三言两语地提到老子，但却共同构成了个较为完整的老子形象。因此，老子不应是子虚乌有的杜撰，而是已然从历史的有意或无意“误读”中浮现出来：老子姓李名耳，字聃，为楚人，生于春秋末期(即生于公元前571年左右，比生于公元前551年的孔丘约年长20岁)，曾任东周王朝掌管图书的官职，孔丘曾向他问礼。其后，他著有五千余言的《老子》。
如果说，老子其人是否存在和存在于何时，已经引起一大段学术公案，那么，《老子》一书的作者是否是老子这一悬案，同样引起了近二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纷纭聚讼。《老子》一书的名称起码有六个，即《老子》、《道德经》、《道经》、《德经》、《德道经》、《五千言》等。《老子》的原貌如何? 有多少章? 上下篇是怎样划分的? 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老子》一书是否出于李耳之手? 究竟是春秋时代还是战国时代成书的? 这一系列的问题，在学术界同样引发了激烈的论战。
梁启超在评胡适《中国思想史大纲》时，用“六条证据”[20] 断言《老子》一书出自战国之末，以后，有顾颉刚[21]、钱穆、张寿林[22]、张季同[23]、罗根泽[24]、冯友兰[25]、熊伟[26]、张西堂[27]等学者撰文，认定《老子》为战国时书。他们所依据的不外乎是思想源流、时代精神、语体文风、语言方式、流播方式、学者引述、民俗习惯等，以此判断其为战国时书。
如梁启超认为，老聃是一个拘谨守礼的人，与《五千言》中那种反礼的精神相悖，所以《老子》不象为老聃所书。老聃有一句话为：“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三十八章)，似不可能是老子的话。并从《老子》中找出了“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词，认为不是春秋时人所能作，而是战国时的用语，并认为墨子孟子书中未论及老子。罗根泽认为，墨子提出“尚贤”，而老子提出“不尚贤”，那么，“不尚贤”这一否定判断不可能在“尚贤”之前出现。钱穆认为：“孔墨均浅近，而老独深远；孔墨均质实，而老独玄妙。以思想之进程言，老子断当在孔墨之后。”另一些学者从文体上来论证《老子》，冯友兰说老子是一种经体，是战国时的作品，不同于春秋时期的“对话体”(如《论语》)。而顾颉刚认为《老子》是赋体，是战国时的新兴文体。罗根泽和冯友兰从私家著述的角度提出，战国前无私家著作和私人著述等。上述看法几乎剥夺了老子的著作权。
其实，以上观点遭到不少学者的反驳，此不具引。在我的阅读经验中，哲人的思想早年与晚年发生变化的可谓多矣，或许正因为老子深知礼的弊端，才由知礼到反礼的；至于战国辞语问题，只能说明《老子》在流传中有后人增益而已，这也是名著所逃不掉的命运罢了[28]；“尚贤”在先秦文献中不独为墨子的专利[29]；老子的“幽深”并不能说明其时代一定居孔墨之后，因为谁也不敢说《易》不幽深；而且孟子未提到《老子》，不等于《老子》就必然不存在。因为，孟子也未提到《易》，而庄子也未提到《孟子》，这并不能证明《易》、《庄子》是伪作。至于文体，我以为《老子》的节奏韵律更象是一种哲理诗的“诗体”，似更接近于《诗经》[30]。《诗》三百篇的“诗体”在春秋时期早已存在，为什么《老子》就一定要在战国时期才能诞生呢?至于战国以前无私家著作，私人著作当以《论语》始的说法随意性太大，经不起推敲。[31]
当然，认为《老子》一书成于春秋末，确是老子所作的学者也有不少，如胡适、唐兰、郭沫若、吕思勉、高亨、詹剑峰、陈鼓应[32]等。他们坚持认为，《老子》出于老聃之手，是春秋末年老子出关时所写的“五千言”。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吕思勉的意见，他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认为：“《老子》书辞义甚古，又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俱足证其时代之早。”又在同页注中指出：“全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盖后人所加，与东周时代之散文，截然不同。一也。书中无男女字，但称牝牡，足见其时之言语，尚多与后世殊科。二也。”[33] 并认为《老子》并非南方之学，而是北方之学。
我以为，《老子》从其思想内容的连贯性和体系化，以及语言文体的严谨性，可以看出不是由门人编纂的，而是春秋时老子的一本体大思深的私家专著。因此，所谓成书于战国或秦汉的说法，在我看来其依据尚不充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将文献材料参照地下的出土文物，以这种“二重证据法”，确定老子及其书的真面目。
1973年12月，从马王堆3号汉墓中发现了帛书《老子》的两种抄本，世称甲本和乙本。[34]甲本字体处于篆隶书之间，不避“邦”字讳(汉高祖刘邦)，所以，断其抄写年代当在高帝之前。乙本字体是隶书即今体，避“邦”字讳，但仍用“盈”(惠帝)和“恒”(文帝)字，可见其抄写年代应在高帝时期，当与甲本相隔不远。甲本与乙本距今都已经两千多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老子》一书的抄本之一。《老子》帛书的发现，证明了《老子》绝非汉代的作品，至少在秦代之前就已经流传。
相隔20年，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墓大批竹简，[35] 其中竹简《老子》（郭店节抄本）[36] 距今2300余年，虽然并非原始祖本，但却是迄今为止最古老的抄本。不仅发现诸多不同于通行本的思想言述，值得学界认真地比较和研究，而且将《老子》的年代比帛书《老子》往前推进了一百多年，推翻了老子成书“晚出说”，证明《老子》的时代起码当在战国中期甚至更早。
不妨说，依据《史记》和前人的考释，以及新出土的郭店本《老子》，似乎可以基本肯定老子是春秋末期人，他拥有著上下篇五千言的《老子》的著作权。当然，这一说法仍然需要学术实践加以检验，一方面希望得到更广泛的“书证”（即文献）和“物证”（即出土文物）的支持，坚持“无征不信，言必有据，孤证不足以定论”的原则，以得出更符合历史原本原貌的“理证”，从而存真复原；另一方面择善而从，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引申出相对自圆其说的结论。
因此，是否可以说，《老子》一书为老聃所著的私家著作，它并非对话体，而是一种哲学诗或诗性哲学，在其流传过程中，为后人所修改，其基本上反映了春秋时代老聃的思想。
[1] 参见王泛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台湾，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87年版。
[2] 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师道、叶适、黄震等。
[3] 汪中《老子道德經考異序》，載《經訓堂叢書·百部叢書集成》二八，臺灣藝文印書館印；汪中《述學、補遺、老子考異》，揚州書局重刊本。
[4] 崔述《崔東壁遺書·洙泗考信錄》，古書流通処影印本。
[5] 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见《饮冰室合集》第38卷，第50-68页，中华书局1936年影印版。
[6] 张煦《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认为，梁启超的看法，是“或则不明旧相，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至纰缪横生，势同流产”。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版，第311页。
[7] 胡适《中国哲学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8] 唐兰《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载《古史辨》，第四册，第332-351页。
[9] 郭沫若《老聃·关尹·环渊》，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六册，香港，太平书局，1962年版，第631-663页。
[10] 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载《古史辨》，第四册，第353-383页。
[11] 马叙伦《辨〈老子〉非战国后期之作品》，载《古史辨》，第六册，第526-533页。另外，马叙伦认为，老子精警的诗歌式文体，一方面与《易》之爻辞《诗》之雅诵为类，另一方面与《论语》为类。“夫古无纸墨可以传写，契于简册，故文贵简。又多以口传，故章有韵。《老子》书文与此二条件皆相符合，则非战国后期之作品易明也”。引自张扬明《老子考证》，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260 页。
[12] 高亨《重订老子正诂》，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13] 詹剑锋《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4] 陈鼓应《老子注译与评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15] 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合集》第38卷，第50-68页。
[16] 钱穆《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载《古史辨》，第四册，第383-411页。
[17] 罗根泽《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49-462页。
[18] 谭戒甫《二老研究》，载《古史辨》，第六册，第473-536页。
[19] 孙次舟《再评〈古史辨〉》，载《古史辨》，第六册，第100页。
[20] 梁启超的主要论点为：其一，老子八代孙与孔子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其二，墨子孟子书中从未提及老子；其三，拘谨守礼的老子和五千言的精神相反；其四，《庄子》寓言十之九，不能作为历史看待；其五，老子的话太自由太激烈，不像春秋时人所说；其六，《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取天下”、“仁义”等用语，应是战国时期用语。见梁启超“评论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载《饮冰室合集》第38卷，第50-68页。
[21] 顾颉刚《从吕氏春秋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62- 519页。
[22] 张寿林《老子道德经出于儒后考》，载《古史辨》，第四册，第317-332页。
[23] 张季同《关于老子年代的一假定》，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22-443页。
[24] 罗根泽《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49-462页。
[2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北京，中华书局重印，1984年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26] 熊伟《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载《古史辨》，第六册，第566-597页。
[27] 张西堂《张西堂先生序》，载《古史辨》，第六册，“张序”第2页。
[28] 其实，张煦在《梁任公提诉老子时代一案判决书》中早已指出，梁启超所认为的《老子》充满战国词语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其指出的几条中相当一部分是春秋时词语，少数如“偏将军”、“上将军”之类词语只不过是后人窜改而已。
[29] 唐兰在《老聃的姓名和时代考》中指出，老子的“不尚贤”与墨子的“尚贤”不相干，“贤”字是当时一个流行底题目，和“道”、“德”、“仁”、“义”、“名”、“实”一样，各家的学说里都要讨论一下，决
不能说某书是受某书影响的。见《古史辨》，第四册，第349页。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御览》五百十三曾引《墨子》说：“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有弗盈’”。高亨在《老子正诂》中，据此强调《老子》当早于《墨子》。
[30] 这一观点在刘笑敢著《老子》中，已经具体地加以了阐释，其不仅说明《老子》与《诗经》在句式上、修辞手法上、韵式上有诸多相近或相通之处，而且据此证明老子的年代应在春秋末期。见刘笑敢《老子》，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版。
[31] 胡适指出，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的说法没有根据，当孔子三岁时，叔孙豹已有“三不朽”之说，将“立言”作为传世的重要途径，并说“鲁有先大夫曰臧文仲，即没，其言立”。载《古史辨》（第四册），第418页。
[32] 陈鼓应《老子晚出说在考证方法上常见的谬误》，《道家文化研究》，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33]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
[34]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35] 参见荆门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36] 楚简《老子》节抄本，以不同字体抄写在三种不同长短、不同性质的竹简上，整理者将其分成甲乙丙三组。三种竹简抄写年代不尽相同，内容也很少重复。一般认为，甲组更接近于更早的祖本，丙组则与马王堆汉墓帛书和今本大体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