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学者纵论金中都

令金史专家倍感兴奋的“聚会”
作为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的国际学术研讨会，9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召开，百余位国内外从事金史研究的专家学者汇聚北京会议中心，就金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展开思维的碰撞和对话。在与会者中，既有金启子宗、李锡厚、徐苹芳、宋德金、齐心等国内研究金史的著名专家，也有日本大使夫人阿南史代、德国人刘小岛等热衷中国',1)">
文化的外国学者。
与时下如火如荼的清史研究相比，金史研究显得冷清了许多，无论从学者还是从大众的角度来说，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代史研究专家、《历史研究》杂志社编审宋德金介绍，这一方面是由于金代相去太远，且存世仅有百年，留下的历史文献不多；另一方面，也与过去学术界个别学者以汉族为正统观念的束缚有关系。宋先生介绍，在断代史研究中，虽然金史称不上热门，但是在北京史学界，研究金史的学者还是相对集中的。此次以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为契机，中外金史学者北京大聚会，将极大地推动金史研究的发展。
热衷辽金史研究的日本大使夫人
阿南史代虽然有个日本名字，并且还有日本驻华大使夫人的身份，但她实际上却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国人。这位精通三国语言、学贯东西的大使夫人，也出现在了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
其实，早在几年前，记者就曾经见到过阿南史代。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石刻博物馆的专家在南城搜集到了一件日本风格的石刻文物，于是请来了大使夫人帮助鉴定。
“很有意思，这是我学习的一个难得的机会，”阿南史代对记者实话实说，“我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在历史教科书上都只见到南宋北宋，来中国之前，真的不知道还有个辽代和金代。”阿南史代介绍，她对辽金史感兴趣，实际上是从辽金的佛教入手的。20世纪80年代，阿南史代第一次来北京，看到了一些描述辽金佛教史迹的书，便有了寻访的念头，但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找到机会；90年代第二次来北京后，阿南史代终于开始了自己寻梦般的快乐旅行。据她介绍，目前她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要拿出两天时间，访问北京残存的辽金遗迹，有时是跟家人一起去，有时是跟朋友去，有时一个人也去。几年的时间内，她的足迹几乎踏遍了京郊的乡村和北京周围的山区。
几年前，在辽金城垣博物馆，阿南史代和她的同伴一位德国姑娘刘小岛举办了一场“辽金佛教遗迹摄影作品展”，通过这个展览，阿南史代结识了几位中国的学者，从此她对辽金文化的认识更宽泛了，“学习的范围更广了，”她说自己现在又对北京的古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些几百年的古树，本身就是文物。”11月7日，阿南史代和她的几位朋友还将在首都博物馆举办名为《北京古村落》的摄影展。
对于此次学术研讨会，阿南史代坦言自己收获很多，特别是看到了北京文物研究所的专家播放的有关金陵考古的幻灯，“几年前，我去那里寻访，只看到了成片的庄稼地，没想到就在那块地下竟埋着这么大的地宫。”
两本专著首次公开北京辽金史迹家底
辽金时期在北京留下众多遗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建设的发展，这些遗迹逐渐流失和残破。为了摸清北京地区现存辽金文物古迹状况，辽金城垣博物馆从去年起开展了大规模的调查工作，并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研究人员调查发现，目前辽金时期的遗迹遍及北京18个行政区县，其中主要以佛教文物为主，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遗迹。北京现存的辽金遗迹以房山、门头沟、宣武三区为最多，约占总量的二分之一，延庆、海淀、怀柔、顺义四区县最少。按类别分，大部分佛教遗址分布在房山、门头沟、昌平三区的靠山地带。建筑遗迹多分布在平川地带，以宣武、丰台两区较为集中。此外，大兴、通州二区还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游猎遗迹和佛教遗物。
根据调查，北京地区现存辽代的地上建筑仅有15座辽塔，金代的地上建筑除9座金塔外，还有一座卢沟桥。辽金时期的墓幢共有19项，经幢共发现了30余项。遗址遗迹类共计30余处，其中位于昌平区南口镇羊台子沟的佛岩寺遗址为这次调查新发现的项目。此次调查人员还发现了18座辽金时期的石碑，5函舍利石函，墓志11块，其中佛岩寺遗址的吕贞干游记和上方山云水洞内石壁上的乾统六年题记这两块新发现的摩崖石刻，填补了北京地区辽金时期摩崖石刻的空白。
在石刻类文物的资料收取上，调查人员实地拓片110余份，得到了大量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在刚刚出版的调查成果汇编《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中，这些珍贵的资料被公开发表，这些资料为研究辽金时期的官制、行政区划建置等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其中很多资料以前从来没有发表过，有的还填补了正史中的空白。
而由北京市文物局组织编辑的大型文物图录《金中都遗珍》，也于日前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图录汇集了北京现存金代遗迹、遗物的精粹，特别是近年来通过考古发掘出土的金代文物精品，包括金陵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全书采用中英文对照方式，收集了200余张珍贵的图片，对北京现存的金中都遗迹、文物等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整合。
“过去许多珍贵的研究资料，都被某些单位或个人据为己有，即使自己无力研究，也不肯轻易示人，这无疑阻碍了辽金史的研究进程，”国内辽金史研究的专家普遍反映，此次北京全面公开辽金史迹家底，对于辽金史研究无疑是一件幸事。文／本报记者丁肇文胡铁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