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为辽金文物摸底(图)

在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的系列活动中，一部浸透着文物工作者汗水的调查报告——《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全书收入北京地区现存辽金两代各类文物遗址、历史建筑、重要文物照片、石刻资料图片500幅，各类调查统计表13个，是北京辽金文物信息的首次集中发布，是辽金史研究中一次里程碑式的资料建设
将辽金文物“一网打尽”
公元1153年，金代统治者金海陵王完颜亮，将国都从上京（现黑龙江阿城）正式迁至北京，称为金中都。金中都在辽南京的基础上扩建而成。北京自此正式以国都的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历经元、明、清，北京一直作为政治中心。
850年过去了，那些记载着北京都城史辉煌起点的众多辽金遗迹，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城市的变迁，早已从人们的记忆和视线中淡出，以致逐渐流失和残破。
为了摸清北京辽金文物的家底，只有12人的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几乎抽调了全部业务骨干，在文物局的支持和指导下，于2001年底开始对北京地区辽金遗迹开展了调查工作。他们走遍了北京的18个区县，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一些过去未作登记、散落在民间未受重视的辽金遗迹、原野石刻被发现，一些过去被误认为是辽金文物的遗迹则得以纠正。
比如昌平区佛岩寺遗址的吕贞干游记，上方山云水洞内石壁上的乾统六年题记，它们的发现填补了北京地区辽金时期摩崖石刻的空白。
再如，云居寺的万人塔一直记录为辽代建筑，专家重新鉴定后认为，万人塔的建筑年代应与云居寺北塔上半部补修的年代一致。云居寺北塔下半部为楼阁式塔，上半部为覆钵式塔。由于辽代没有覆钵式塔实例，专家分析此塔应为辽塔上半部倒塌后，到元代补加了塔的上半部分。因此万人塔也最终被定为元代建筑。
还有房山区于庄塔，原记载中定为金塔，此次经过专家现场勘察，认为属元代建筑风格，改定为元代建筑。
可以说，这次调查基本上将北京地区现存辽金文物古迹“一网打尽”。作为献给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的一份厚礼，《北京辽金史迹图志》收入了北京地区现存辽金两代各类文物遗址、历史建筑、重要文物照片、石刻资料图片500幅，各类调查统计表13个，介绍和考释文字5万余字。调查中，采集到的北京地区辽金遗存的第一手资料，其中很多资料过去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著名辽金史学者宋德金先生指出，这本书的问世，对我国历史学研究，特别是对辽金史研究资料建设方面意义重大，因其资料的丰富性和可信性，可补文献之不足，可勘史乘之误，可校以往著录文字之论，而且真实记录了辽金史迹在当代的保存情况。有专家称，这是辽金史研究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资料公布。一位来自东北的学者甚至感慨，一次性披露如此众多首次面世的历史性信息，简直就是“集束炸弹”！
GPS系统为文物永久定位
此次调查的一大突破是，田野调查的每件文物所在地点都采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ＧＰＳ）测量了经纬度和高程。例如，银山塔林经度为116°19′03″，纬度为40°19′27″，高为150米。可别小看了这一组组数字，它们就如同我们一生不变的身份证号码，无论将来地形地貌、地名、行政归属发生怎样的变化，文物的准确所在都尽在掌握。
ＧＰＳ的运用，不仅对研究地上建筑的分布提供了准确的依据，同时对可移动文物的原出土或发现位置提供了准确的地点。特别是对那些没有发掘、或发掘后回埋了的遗址和墓葬，为以后的考古和研究提供了准确便利。
例如，平谷有个鞑子坟遗址，据村中几位老者介绍，此处原是金代墓葬群，周围环有土垣，南面开门。抗日战争时期，有的墓门曾被打开，其中一位老人当年进入过墓室，看到墓室为八角形，墓壁有画，砌墓用的砖很大，上面还有很深的纹。村民为了保护墓葬不被日本人破坏，把墓门砌死并用土填埋。这次调查报告中，对该遗址只收录了ＧＰＳ定位值：东经117°14′32″，北纬40°12′60″。
还有很多工作是卫星定位系统帮不了忙的。在文保协会和各区县文物部门的配合下，调查人员走遍了北京18个区县的犄角旮旯；为了记录一方墓志、一块石刻，常常挖地三尺，拍照、测量和捶拓，然后再原样埋回去；他们走街串巷，一头扎进一个个小山村，专拣老人孩子问：“你们这儿有什么老石头吗？”他们钻到老农家的石碾下面，在垫身上发现了精美的造像……20多件过去没有登记在案的辽金文物就这样被找到了。
大量碑拓墓志属第一手资料
最能打动专家学者们的，是外行人看来枯燥难懂的古代碑拓。大连大学中国东北史研究中心伊葆力教授告诉记者，千年的碑文每一行都很珍贵，黑龙江作为金的发祥地，多年来只发现了为数不多的几件金代石刻；而《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一次性就公开了110多张拓片，其中40多张拓片、数万字的内容是从未正式发表过的；11篇墓志中，10篇没发表。这是对辽金史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资料建设。
这些珍贵的拓片，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其它有关传世文献难以比拟的第一手资料。《辽史》、《契丹国志》和《金史》、《大金国志》分别是集中记述辽金历史的重要典籍。但《辽史》和《金史》是元代脱脱等撰，《契丹国志》旧题南宋叶隆礼撰，《大金国志》是南宋宇文懋昭撰，都不是直接史料。而这些内容丰富、所涉内容多为辽金史事的碑文，全部是本朝人写本朝事，都是直接史料，因此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不同的研究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内容。
比如，碑文中的一些内容为研究辽金时期的官制、行政区划建置等提供了大量的史料，表明辽朝政区建置继承唐朝、习仿宋朝的史实，也反映辽朝在农村基层政区设置中的某些特色。
珍贵资料第一时间无偿公布
这些珍贵的拓片来之不易——刮风不能拓、下雨不能拓，阴天不好干，结果能干活的就只剩下酷暑天了；为了给那些散落的田野石刻留下拓片，年轻的调查人员们在草丛铺纸，小咬、蚊子叮得腿上一片大包小包。
去昌平佛岩寺那次，调查人员在半山腰的石壁上发现了两处辽金时期的摩崖石刻，赶快取出工具准备把它拓下来。石刻刻在两米多高的石壁上，半截处有一个高台，恰好能站一两个人。不巧的是，石刻的左边有个大马蜂窝，窝中的马蜂不时飞来飞去。姑娘、小伙们冒着危险爬了上去，上好纸，准备等它干后把它拓下来。就在纸快干时，突然来了一阵乌云，顿时石壁也返了潮，本来快干的纸又湿得一塌糊涂。这时豆大的雨点也噼里啪啦往下掉，只能慌忙收工，等天晴了二次上山再拓。又一次，需要拓片的石碑恰好在厕所门口，那天气温三十七八摄氏度，那种味道不说也罢。还一次在一家博物馆拓片，经幢旁边的展柜里放的是干尸……
这样辛苦得来的宝贵资料，却在第一时间全部公开发表了，此举令专家学者们称许不已。
市文物局负责人说，当前许多文博部门存在一种风气，将本单位收藏的文物考古资料秘不示人，自己不研究，也不提供给他人研究，导致这些资料的重要作用无法发挥。而《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将考古成果公之于众，供广大研究者使用，无疑值得肯定和大力提倡。辽金史专家宋德金先生也表示，这种精神令人感动，其他部门如也能将长期搁置或新发现的重要文物考古资料公开发表，或采取与外单位学者合作整理、研究的方式，使之尽早公布，这实在是利人利己、嘉惠学林的善事。
期待促进中国辽金史研究
北京辽金城垣博物馆馆长卢迎红告诉记者，辽金遗迹的调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在纪念北京建都850周年之际，将调查成果全面发表，主要目的是促进北京地区辽金史学研究的发展，为学术界关注辽金史学研究提供详实的资料和线索。中国的辽金史研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相对落后。近几年来，日本已经兴起了辽金研究热，一位日本大使夫人自己走了许多地方，拍摄了许多照片，还在中国办了个“沿千年古道而行”的展览；日本关于辽金史的资料建设也极为丰富。有一句话说“敦煌在中国，研究在日本”，避免类似的情况在辽金史研究上再次出现，是敦促我们尽快完成调查、公布调查结果的一个动力。
《北京辽金史迹图志》分上下两卷，其中收集的每一张文物照片、图片、拓片都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涵，这些调查结果所提供的大量信息还期待着各路专家学者的进一步分析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从这本厚厚的调查报告中会淘出更多闪亮的金子。
特别资料
北京辽金遗迹大观
北京地区辽金遗物依类别可分为桥梁、塔、舍利石函、建筑遗迹、遗址、摩崖、经幢、墓幢、碑、墓志等十大类。
调查显示，北京一半的辽金遗迹主要分布在房山、门头沟、宣武三区，丰台、大兴、通州三区次之，约占调查总量的五分之一，再次为平谷、昌平、密云、石景山四区县约占调查总量的五分之一，延庆、海淀、怀柔、顺义四区县约占五分之一弱。东城、崇文、朝阳三区调查中没有再发现辽金遗迹。
如果给北京辽金时期的文物画一张地图，你会发现，大部分佛教遗址分布在房山、门头沟、昌平三区的靠山地带。这和辽金时期佛教广为传播密不可分，由于山区人迹罕至，遭到人为的破坏比平原地区少，因而多得以保留。
与之相对应的是，建筑遗迹多分布在平川地带，以宣武、丰台二区较为集中。这里是辽南京城和金中都城的城址所在，目前发现和保留的金中都最重要的几处遗迹绝大部分都集中于此，包括金中都宫殿区、右安门外金中都南城垣水关遗址，还有举世闻名的卢沟桥，以及高楼村、凤凰嘴、万泉寺中都土城遗址。
大兴、通州二区则保存了一定数量的游猎遗迹和佛教遗物。契丹、女真两族均以游牧或渔猎起家，在取得幽燕汉人区的统治权后，仍保留着其特殊的生活习俗。大兴、通州二区辽金时期多水域，其中尤以通州区延芳淀出名，辽史载辽圣宗曾多次至延芳淀游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