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解决三农问题时机成熟 农民富裕方和谐

又近年底。
每年的这个时候，媒体和社会各界都会饶有兴趣的盘点这一年来的各个新闻大事，以及需要关注的重点。
虽然本月中美高层对话使得中国外贸顺差、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再度成为了社会的热点，而《大国崛起》的播出则引发了人们持续的热评和思考。但在中国宏观经济一连串的漂亮数字之下，三农问题仍然是中国经济走向内需、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难题。
在过去数年的一号文件中，三农问题都占据了显著的位置，而面对新农村建设日益展开的状况，未来将会如何呢？
为此，本报特在年终岁末之际刊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主任、对三农问题颇有经验的陈锡文先生的一篇相关文章，以期引起各方继续更多的关注这一领域。
应该说对农业最直观的问题当然是水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很多地方今天有农业，明天可能就没有农业，但现在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的机制并没有建立。
2005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五中全会闭幕，这个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建议的内容很丰富，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想应该说明的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提法不是一个新的提法，在过去几十年的历程中，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中曾经多次提到，但是这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至少在两个方面和过去有所区别。
第一个方面是时代背景不同。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乃至八十年代是不同的。那时候，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刚刚起步，从上到下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工业化的推进离不开从农业中提取积累，所以那时提得更多的是要求农村承受牺牲，要忍耐。而现在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中央和国务院非常明确，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一个工业促进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发展阶段。
第二个方面是内容的不同。五、六十年代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主要针对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农村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变化。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中国大陆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农村发生了一次非常深刻的土地制度的变革。从土改以后确立的小块土地的私有制，到五十年代中期又变成了集体公有制，到五十年代中期又实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是当时新农村建设一个重要的内容。当初提新农村建设的另外一个内容就是针对当时农产品极度匮乏的问题，要求加快发展生产，特别是增加粮食的产量。这次大家可以看到，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涉及到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乃至党的建设等方方面面，并不是单一的目标。
我之所以觉得现在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至少有着这样几方面的理由。
一、是中国当前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迫切需要
中国现在之所以必须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有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去年年底的数字是十三亿零七百万，今后还要有所增长。但是我们的人均农业资源却是世界上最稀缺的国家之一。去年我们人均的耕地面积是一亩四分地，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40%。我们去年的人均水资源是2200多立方米，也仅相当于世界人均水资源的28%。要用这么少的人均农业自然资源保障13亿人口粮食和经济的安全乃至生活的富足是非常不容易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必须加快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否则很难支撑这么快的经济发展以及越来越高的社会需求。
这几年，大家可以感觉到，农业正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2003年中国的粮食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滑坡，那一年的粮食产量只有8613亿斤，几乎倒退了十四五年，所以2003年秋冬至2004年年初粮食价格出现了明显的上涨。为什么中国在改革过程当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通货膨胀，有这方面的原因。从农产品供给的角度来讲，中国发生大的通货膨胀都和粮食供给的短缺直接有关。例如1994年是改革以来中国物价指数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的物价指数达到了21.7%，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粮食的价格在那一年上涨了50%以上。正是面对这样一个很严峻的形势，才有了这几年农民比较称道的三个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农民比较称赞的具体农业政策。其中农民最拥护的政策，用农民的话来讲，就是“两减免，三补贴”，即减免农业税，减免农业特产税；对种粮农民实行补贴，对农民购买良种进行补贴，对一部分地区的农民购买农机具进行补贴。这些补贴的数目是比较大，2004年政策的补贴达到了451亿元，2005年的政策又增加了254亿元，2006年又有所增加。
当然对这些政策能不能持续有很多讨论，经济学界部分学者不赞成对农产品进行补贴，但是我想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可能就要采取不同的政策。实际上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对调动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恢复粮食生产起到了非常明显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到，2004年的一号文件这五项政策含金量一共是451亿元，粮食产量这一年增长776亿斤，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年增产量速度最高的。2005年继续施行这个政策后，粮食产量又增加了296亿斤，两年一共增产了1072亿斤，这在我们的历史上也是比较罕见的。以后会怎么样呢？我想每一个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都会审时度势，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总体来看，我们现在还没有什么理由乐观。因为尽管去年的粮食产量恢复到了9680亿斤，但它跟我们历史的最高水平，1998年的产量相比还差了566亿斤。我们连七八年前的水平还没有达到。去年我们自己的需求是9990亿斤，产量是9680亿斤，产需间还存在缺口，必须增加进口或者是动用库存。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尽快地使农业走上持续稳定增长的道路，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多，首先就是来自农业资源方面的挑战，土地和水资源已经这么短缺了，但是耕地面积还在不断减少，水资源受污染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土地方面，去年耕地面积是18.3亿亩，和1996年的19.5亿亩相比，减少了1.2亿亩。中国31个省(区、市)中耕地面积超过1亿亩的只有6个。因此，2003年的时候我们人均耕地面积是1.43亩，到了2004年降到1.41亩，2005年降到1.40亩。然而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还没有结束，所以耕地再怎么控制，再怎么保护也一定会继续减少。目前中央政府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每年能批的是400万亩多一点，其中有300万亩是耕地。而且，现在并不能保证没批就没有占。所以，耕地流失的现象确实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水资源问题上，我国人均有2200立方米，听起来好像绝对数还可以，因为有的人把这个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和以色列相比，而以色列人均水资源只有400立方米。但是一定要了解中国是一个水资源分布在时空上差别很大的国家。我们北方的政治中心和经济核心京津地区，实际上人均水资源拥有量就是以色列的水平。北京的人均水资源大概400立方米出一点头，天津还不到400立方米。同时，中国历史上至少从隋唐以来形成的南粮北运的格局在上个世纪末彻底地改变了，变成了北粮南运。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南方的经济发展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快，占用的耕地多；在粮食产出减少的同时由于经济比较发达，提供的就业岗位比较多，所以全国各地就业的人口大量地增加。产出减少，吃饭的人增加，当然自己的粮食就不够，就需要北方供应或者是进口。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北方固然是很有潜力，可是在水资源越来越短缺的情况下，北方供应粮食的局面可以持续多久？我是上海人，所以我很清楚太湖流域、长江三角洲这一片的人都爱吃大米，但是我的老乡们越来越不爱吃当地产的米，甚至包括安徽、江西的，都爱吃黑龙江的米。于是这些年来东北的水稻面积急剧扩大，粮食的产量快速增加。但问题是东北也是缺水的地区。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资源挑战确实要求我们加快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从农业现代化进程来说，很多方面是不容乐观的：首先是基础设施，中国的农业被很多人称为灌溉农业。但实际上我们真正可以灌溉的耕地只有7亿亩左右。我们也经过了这样几个变化，首先是旱田改水田，其次是品种改良，再其次就是机械化。应该说对农业最直观的问题当然是水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很多地方今天有农业，明天可能就没有农业，但现在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尤其是农田水利设施的机制并没有建立。农田水利属于小型设施，中央政府是不管的，而地方政府由于农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很低，又不大愿意在这方面投钱。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长则十年八年，短则三年五年，中国的农业会由于基础设施的不足、水资源的问题，再发生大的危机。
二、是适应扩大内需的需要
按照国家统计局提出的数字，去年农村人口是7.45亿，占我们国家总人口的57%，但是这个数字是按照居住地来计算的。如按照户籍计算，去年的农业人口是9.49亿。所以两个数字一减就会发现目前有超过两亿多有农村户口的人没有在农村呆，进入到城市了。但我们要清楚，也许进了城，并没有融入到城市社会，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在中国今后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必须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说明一点，现在县和县以下的地区大概生活着9.5亿农民，但是去年全社会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县和县以下实现的部分只有32.9%，也就是说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所购买的消费品占的份额是比较低的。
作为一个人口巨大的国家，中国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外贸依存度？去年是2.2万多亿美元的GDP，但是外贸总额达1.4万多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到了63.3%。这个固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需要找到市场，但很重要的一条是由于国内大多数人都是低收入者，他们没有购买力。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也感觉到，随着我们在外贸市场中份额的加大，各种各样的摩擦、矛盾和争端也越来越多。要给中国经济找到一条比较持续稳妥的市场道路，就一定要把增加农村收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否则大量的人口没有多少购买力，我们人口这么多的大市场只能永远是一个潜在的大市场，而不是现实的大市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推进新农村建设，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也是比“盖新房”重要很多。
三、是遏制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需要
城乡之间的差距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谈，一个是比较显性的居民收入差距。去年居民收入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一年，因为去年农民收入首次突破三千元，城市居民收入首次突破一万元。去年农民的人均收入是3255元，但是我们只有十个省(区、市)超过平均数，还有21个省市自治区不足3255元。最高的是上海，上海农民的人均收入是8277元；最低的贵州省只有1840多元。而城镇去年可支配收入是10493元，可以看出这当中的差距。
应该重视的是，这个差距比改革开放以前的差距还要大。改革开放之前，大家都穷，差距却没有现在这么大，1978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2.57：1，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政策向农村倾斜，农民收入的增长比较快，所以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居民差距缩小到1.86：1，然后到2002年开始首次突破3：1，现在基本稳定在3.2：1左右，2003年是3.23：1，2004年是3.21：1，2005年是3.22：1。这几年我们对农业支持政策的力度是空前的，但即使采取了这么大的力度，城乡差距还是没有缩小，必须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艰难性。
这是显性方面。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城乡之间的差距比收入差距还要大。就目前为止，我们的公共财政开支中的教育费用和医疗费用，农民所占的份额大概是四分之一左右，当然按人均来算就会更低。如果大家到偏僻一些的农村就会看到很多墙上还留着过去的标语，如果是写在学校的，就是“农村学校农民办”；如果写在公路旁边，就是“农村道路农民修”。这实际上反映了我们曾经有一个年代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基本不对农村提供。
教育、卫生方面的差距我想说两个事情。一个是义务教育，这几年我们也做了很大的政策调整，钱给得很多，但如果体制不改的话也不行。最后的结果还要表现在人能不能公平地接受教育，包括接受高等教育方面。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北大、清华的农家子弟在全部学生中占到70%左右，现在能占到多少？上海交大大概是30%，北大、清华大概也都是这个水平。就像农民自己说的，我并不是不知道不上学就得一辈子受穷，但是现在的状况我很清楚，那就是一上学我立刻就穷，钱交完了，立刻倾家荡产。
医疗方面的状况已经有很大的改善，中央也拿了很多的钱，各级政府给每个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40块钱，农民只需拿10块钱。但总体来看，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仍大大落后于城市，也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我们要看一看，因病去世的农民有多少是在医院里面去世的？农村妇女生孩子有多少可以到医院里面去生？
农村社会事业的落后，制约着农民素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制约整个社会的进步。所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加快发展农村的社会事业是当前我们构建和谐社会非常重要的内容。
和过去相比，国家的财力、整个的经济实力有了一定的条件可以更多地支持三农问题的解决，特别是“十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快得令人惊讶。简单举几个数字，2000年中国GDP是8.95万亿元，去年是18.2万亿人民币；财政收入2000年是1.34万亿人民币，去年是3.16万亿人民币；居民的储蓄2000年是6.4万亿人民币，去年是14.1万亿人民币；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2000年是3.3万亿人民币，去年是8.8万亿人民币。很明显可以看到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五年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增长。我想中央之所以在这个时候要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分析中国从整体上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因此国家的财力，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资金应该更多地向农村倾斜，使得农业农村有更快的发展，使得农民有更大的富裕，这才能真正构建中国社会的和谐。(作者系中央
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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