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官员的另类家国意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21:29:37
盎山\文
佛学来自印度，其学风本来是最好分析、最不圆通的，但到了中国经过各种调和折中后，产生几大宗派，其中影响最大的禅宗竟“不立文字”，鄙弃经卷，专用一两句不着边际的话，令学者自己去参悟，即“参话头”。这种方法或许能令聪明人顿悟，却更容易让傻瓜藏拙，禅宗末流便刻意谨言少语，让别人捕风捉影般参他的话头。官场上级对下级时，也爱这样。领导的什么吩咐、批示，常常是三言两语，从来不肯把事情说透，让下面自己去学习体会去，理解错了是你自己的事。
官员对待大众恨不能也如此，说几句正确的废话，然后溜之大吉。然而，公民有了知情权这种意识后，有了记者这么个职业团体后，有了新闻发布会这么个交流形式后，这种遮丑、藏拙有时候就不那么灵了。面对记者咄咄逼人的追问，光是拈花微笑是不行的，还要答问。有时候官方的做法确实有问题，而有些官员尚未习惯向老百姓交代时，就会冒出一些雷人的话，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被愤怒的网民广为“传诵”。最近的一例发生在广州，一个整治道路拥堵会议上，记者质问交警封闭车道是否应事先告知市民，一位施工方的国企干部突然插话：“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你？”这句粗俗又低劣的比喻使这位干部完全露了底，在传遍全国后，当事人检讨、道歉，被撤职。
暂且忘掉用词的粗俗，这句雷人的话其实体现了在官场深深扎根的一种潜意识：他们习惯于公权力、私域不分，把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权力当成自己私人的领域，完全操之于我，不用向任何人交代。对这位干部来说，城市道路就像家里的卫生间一样，他愿意怎么来都是他自己的事。这还真是“以国为家”。
这位干部把国家的当成自己的，还有一种与之相反相成的形式：把自己的当成国家的。最近一本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披露了一些体坛内幕，其中焦点之一是：袁伟民暗指体育界另一元老何振梁在北京申奥过程中曾做出一些 “消极行为”。于是，由何振梁担任会长的“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向出版该书的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发出公函，指该书“涉嫌损害国家荣誉及泄露机密”，因此“严正要求”立即停止发行此书并消除恶劣影响。
然而，左看右看，袁伟民的爆料真实与否，指责正确与否，涉及的都是何振梁的私人名誉。而何振梁却非要以“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这是个什么组织，是不是国家供养的？）的名义发函，谈的又是“国家荣誉”和“机密”，要求封杀这本书。何会长大约是官当得久了，也养成了家国不分的习惯，把自己的名誉当成了国家的荣誉。这种思维与那些动不动就以诽谤罪抓人、起诉、判刑的官员差不多，明明涉及的是个别官员的名誉，却偏不采取自诉的形式，都是以公诉的形式进行，理由是损害了公众秩序。
这类把国和家进行选择性一体化的官员最忌恨的是别人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前者对他们意味着要把自己的“家里事”告诉给别人听，后者意味着别人也有权利透露、评说本由他们垄断的“国是”。他们最拿手的就是以国家机密的名义来藏拙、遮丑，或是打击泄露“秘密”的人。广州财政预算一公开，人们很快发现：9间机关幼儿园去年获补贴6000万，而整个城市的公交系统得到的补贴也不过7000万。于是财政局不得不出面来解释。信息在某方面来说就意味着权力，公开信息意味着让人监督自己的权力。从广州在机关幼儿园问题上的被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财政局要把预算说成“国家秘密”。
这些官员该十分怀念群众不需要知道“真相”的时代。那时大的事件，如群体性事件，可以归咎于少数骚乱分子和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小的事情，如一些地方政策，都可以对老百姓说，你不懂，我们是根据文件执行的，而文件又不给人看，哪怕想质疑都无从下手。清代权臣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就是做官。在公民被剥夺知情权的情况下，老百姓“不明真相”的时候，这句话倒是千真万确。官员的种种作为都在幕后，给人一种神秘感和权威感，如同黑盒子一般的体制给官员最好的掩护，让他们有时候把国当成自己家，有时候又把家当成国。公务员考试一直高热不退，可以看出，最容易就是做官的时代远还没有过去。
佛学来自印度，其学风本来是最好分析、最不圆通的，但到了中国经过各种调和折中后，产生几大宗派，其中影响最大的禅宗竟“不立文字”，鄙弃经卷，专用一两句不着边际的话，令学者自己去参悟，即“参话头”。这种方法或许能令聪明人顿悟，却更容易让傻瓜藏拙，禅宗末流便刻意谨言少语，让别人捕风捉影般参他的话头。官场上级对下级时，也爱这样。领导的什么吩咐、批示，常常是三言两语，从来不肯把事情说透，让下面自己去学习体会去，理解错了是你自己的事。
官员对待大众恨不能也如此，说几句正确的废话，然后溜之大吉。然而，公民有了知情权这种意识后，有了记者这么个职业团体后，有了新闻发布会这么个交流形式后，这种遮丑、藏拙有时候就不那么灵了。面对记者咄咄逼人的追问，光是拈花微笑是不行的，还要答问。有时候官方的做法确实有问题，而有些官员尚未习惯向老百姓交代时，就会冒出一些雷人的话，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被愤怒的网民广为“传诵”。最近的一例发生在广州，一个整治道路拥堵会议上，记者质问交警封闭车道是否应事先告知市民，一位施工方的国企干部突然插话：“那么我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臭不臭也要告诉你？”这句粗俗又低劣的比喻使这位干部完全露了底，在传遍全国后，当事人检讨、道歉，被撤职。
暂且忘掉用词的粗俗，这句雷人的话其实体现了在官场深深扎根的一种潜意识：他们习惯于公权力、私域不分，把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权力当成自己私人的领域，完全操之于我，不用向任何人交代。对这位干部来说，城市道路就像家里的卫生间一样，他愿意怎么来都是他自己的事。这还真是“以国为家”。
这位干部把国家的当成自己的，还有一种与之相反相成的形式：把自己的当成国家的。最近一本新书《袁伟民与体坛风云》披露了一些体坛内幕，其中焦点之一是：袁伟民暗指体育界另一元老何振梁在北京申奥过程中曾做出一些 “消极行为”。于是，由何振梁担任会长的“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向出版该书的江苏人民出版社正式发出公函，指该书“涉嫌损害国家荣誉及泄露机密”，因此“严正要求”立即停止发行此书并消除恶劣影响。
然而，左看右看，袁伟民的爆料真实与否，指责正确与否，涉及的都是何振梁的私人名誉。而何振梁却非要以“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这是个什么组织，是不是国家供养的？）的名义发函，谈的又是“国家荣誉”和“机密”，要求封杀这本书。何会长大约是官当得久了，也养成了家国不分的习惯，把自己的名誉当成了国家的荣誉。这种思维与那些动不动就以诽谤罪抓人、起诉、判刑的官员差不多，明明涉及的是个别官员的名誉，却偏不采取自诉的形式，都是以公诉的形式进行，理由是损害了公众秩序。
这类把国和家进行选择性一体化的官员最忌恨的是别人的知情权和话语权。前者对他们意味着要把自己的“家里事”告诉给别人听，后者意味着别人也有权利透露、评说本由他们垄断的“国是”。他们最拿手的就是以国家机密的名义来藏拙、遮丑，或是打击泄露“秘密”的人。广州财政预算一公开，人们很快发现：9间机关幼儿园去年获补贴6000万，而整个城市的公交系统得到的补贴也不过7000万。于是财政局不得不出面来解释。信息在某方面来说就意味着权力，公开信息意味着让人监督自己的权力。从广州在机关幼儿园问题上的被动，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上海财政局要把预算说成“国家秘密”。
这些官员该十分怀念群众不需要知道“真相”的时代。那时大的事件，如群体性事件，可以归咎于少数骚乱分子和大多数不明真相的群众。小的事情，如一些地方政策，都可以对老百姓说，你不懂，我们是根据文件执行的，而文件又不给人看，哪怕想质疑都无从下手。清代权臣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就是做官。在公民被剥夺知情权的情况下，老百姓“不明真相”的时候，这句话倒是千真万确。官员的种种作为都在幕后，给人一种神秘感和权威感，如同黑盒子一般的体制给官员最好的掩护，让他们有时候把国当成自己家，有时候又把家当成国。公务员考试一直高热不退，可以看出，最容易就是做官的时代远还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