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个到15个：苏联解体前的最后日子

　　1991年11月末，新奥加廖沃进程陷入绝境，没有人再建议或讨论任何新的联盟条约的草案。苏共是苏维埃政权机关和经济管理部门的承重结构，苏共覆灭之后，苏联许多主要的支柱机构也从9月和10月起开始相继崩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克格勃)原有的形式被打破，其所有的军职部分已划归国防部管辖。边防部队被分离出来，成立了独立的联邦边防军，对外情报局和政府通信局也分别暂时独立出来，保卫局表面上是归苏联总统直接管辖，但实际上该局的各个分队则是由俄联邦总统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总统直接指挥。依靠克格勃在各地分部的力量，俄联邦国家安全委员会得到了巩固。过去在俄罗斯根本没有像国防部这样的部门，而现在俄政府逐渐建立起了真正的强力机构。苏联克格勃中年龄较大的工作人员，其中包括许多将军都被解职或是退休，而到了11月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改名为跨共和国安全局，不久后又改组为联邦安全局，由少将维克托·伊万年科领导，属于俄联邦的部级单位。著名的克格勃第五局曾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现已被完全取缔。根据瓦季姆·巴卡金提供的数据，1991年初苏联克格勃的编制共有51.3万  人，而到了年底只剩下14万  人，有大约400个将军职位被取消。到了1991年11月，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能直接指挥的部门只剩下他的私人卫队、部分克里姆林宫卫队和著名的“阿尔法”特种活动小组。

　　1991年秋，俄联邦最高法院和检察院的各级机关都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与此相反，苏维埃最高法院和总检察院的相关部门却纷纷解体。当时曾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1991年11月4日，苏联检察院国家安全法执行监督局局长维克托·伊柳欣对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提出刑事起诉，控告其犯有叛国罪。第二天，伊柳欣按照惯例将上诉材料的副本交给克格勃进行调查，而将另一副本交给了《真理报》。1991年11月12日《真理报》。 11月6日，苏联总检察长特鲁宾下令将伊柳欣开除出检察系统，这一决定得到了跨共和国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巴卡金的公开支持。但是没过多久，整个苏联总检察院也不复存在了。

　　1991年11月，叶利钦接连批准和签署了将原苏联各级部门改组为俄联邦机构的命令。例如，叶利钦于11月21日签署了《关于俄联邦总统管辖的国家民防事务、紧急情况和消除自然灾害委员会的命令》和《关于建立俄罗斯科研中心“库尔恰托夫研究所”的命令》。所有这些命令都不是指建立全新的机构，而是现有的机构和组织的隶属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样的例子还有叶利钦签署的第228号令，是有关重建俄罗斯科学院，使其成为俄罗斯最高科学机构的命令。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科研机构过去曾是苏联科学院的组成部分，现在已属于这两个国家。

　　苏联解体过程不可避免地涉及各级军事机构。将军们和各级军官为此忧心忡忡，然而他们自己及其管辖部队的命运都掌握在那些政客们的手中。当然最棘手的问题要数对国家的军队和军事机构的财政拨款问题。11月15日叶利钦签署了一项命令，宣布停止对苏联各部委的财政拨款。苏联各部委余下的工作人员可以继续在他们的办公楼里工作，但要受俄罗斯执行权力机构的监督。现在苏联各部委面临着要么自动解散，要么划归为俄罗斯各部委的命运。地方上缴的税收不再纳入苏联国库，绝大部分都被俄罗斯国库据为己有。俄罗斯领导人还试图掌控苏联国家银行及其所属部门的活动，俄政府还宣布将在最近几周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和放开价格。显而易见，在统一的金融财政制度下，这种改革必将导致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商品价格大幅上涨，但是“白宫”对此漠不关心。商店几乎没有任何商品，而冬天又将马上来临，对于俄罗斯和苏联各民族人民来说，这一年的冬天可以说是自卫国战争以来最艰难的一个冬天了。

　　1991年11月末及12月初，戈尔巴乔夫仍然在克里姆林宫里办公，他不断地召集自己的助手和顾问开会，与各加盟共和国和西方国家的领导人通电话，接待国外的来宾和记者的采访。但是，苏联总统的权力范围只能局限在克里姆林宫的几栋大楼里了。在此期间，戈尔巴乔夫去了一趟离自己办公室不远的党和国家特别档案馆，那里保存有政治局最重要、最机密的材料，戈尔巴乔夫命令将该档案馆的绝大部分资料用军用卡车运送到总参谋部。戈尔巴乔夫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透露，许多西方国家领导人，还有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不仅向他表示了对苏联命运及对其本人前途的担忧，而且还许诺将提供物质和财政上的帮助。然而这些都只是空头支票。1991年11月初，戈尔巴乔夫曾给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梅杰发过一封急电：“亲爱的约翰！您是‘七国集团’的协调人，我向您请求紧急的财政援助。尽管我们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但是国家外汇状况仍面临崩溃的威胁。截至11月中旬，苏联为偿还外债所缺的外汇资金达到了32亿美元，而到今年年底有可能达到36亿美元。10月26～27日在莫斯科我们已将所有必要的核算提交给‘七国集团’的专家。约翰，为避免事态恶化，我请求您以可以接受的方式资助我们15亿美元的灵活资金，其中的3.2亿美元希望在11月中旬以前提供给我们。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1991年11月2日。”切尔尼亚耶夫：《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的六年》，莫斯科 ，1993，第499页。然而，约翰·梅杰根本没有答复这封充满绝望之情的来信。

　　决定乌克兰未来命运的全民公决于1991年12月1日举行。1991年8月24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已经通过了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现在将这个问题交给全体公民来决定。戈尔巴乔夫十分清楚乌克兰全民公决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因此在全民公决的当天和前一天，戈尔巴乔夫接受了多家乌克兰媒体的电视采访，采访中他提到了自己的乌克兰和俄罗斯血统，并竭力说服乌克兰人民留在苏维埃联盟。这些采访在苏联各地电视台进行了转播，戈尔巴乔夫的前助手格拉乔夫曾评价说：“唉，这次讲话的效果远没有在福罗斯发表的《告苏联全体公民书》的效果好。”安德烈·格拉乔夫：《戈尔巴乔夫》，莫斯科，2001，第408页。

　　乌克兰全民公决的结果使许多人感到震惊，也使戈尔巴乔夫陷入了绝望。在参加投票的公民中有90　32%，即28804071人投票赞成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关于宣布乌克兰独立的决定。俄罗斯随即承认了乌克兰的独立，12月5日，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说，没有乌克兰的加入，联盟条约便失去了意义。叶利钦同时告知戈尔巴乔夫，他将于12月7～8日在明斯克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但并没有说明此次会晤的议事日程，他这样做的目的也许是怕遇到阻挠，也许是有意为之。当时此次会晤的最终议事日程还没有制定，谁都不清楚克拉夫丘克将在会晤中提出哪些意见与建议，当时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乌克兰担心俄罗斯会提出领土方面的要求，特别是克里木的领土问题。而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只希望讨论俄罗斯取消价格限制将给白俄罗斯带来的经济问题，因为舒什克维奇并不是国家总统，他的权限也比叶利钦和克拉夫丘克小得多。关于12月5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这次会晤，两人都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过，但内容却大相径庭。苏联总统的办公室曾就此次会晤发布了简短的公报，公报中写道：“两位总统一致强调，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未来的联盟将不予考虑……鲍里斯·叶利钦说，希望在明斯克的会晤中与乌克兰领导人达成相互理解，他还将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签署双边协议……苏联总统则强调指出，联盟条约是唯一的选择。他强调说：‘我坚信，只有在主权国家联盟范围内我们才能共同顺利前进。我已经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就此达成了共识。’”1991年12月7日《俄罗斯报》。而实际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叶利钦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时通常保持沉默，而私下里他总是愤愤地说，苏联总统根本不适应新的局势，缺乏现实意识。戈尔巴乔夫极力拥护的“独立国家联盟”(СНГ)的主张，被叶利钦称为“拯救戈尔巴乔夫的联盟”。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4页。

　　关于别洛韦日三国领导人的会晤已有大量文学描述，所有与会者都对这两天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件都进行了描绘。我们从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描写这一事件的章节题目中就能看出他的态度：“背信弃义”和“苏联与俄罗斯的黑暗日子”。而叶利钦在回忆录中将这一章节简单地称之为“别洛韦日密林”。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莫斯科，1995，第595～601页；叶利钦：《总统手记》，莫斯科，1994，第143～153页。克拉夫丘克则自豪地称自己为苏联和联盟条约的主要反对者，他回忆道：“叶利钦将条约的文本摆在桌子上，并向我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这个文件您签不签，如果不行，那么经过修改后您是否能签？’然后叶利钦又对我说，只有我签了之后他才签。这样一来，这个条约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乌克兰了。我的回答是：‘不签。’于是大家提出准备起草新条约的问题，专家们为此连夜工作。结果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和协商，这份新条约很快就被签署了。可见，只要没有被称作‘中心人物’的愚蠢者，一切事情都会迎刃而解。”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7～89页。白俄罗斯领导人舒什克维奇承认自己不是新条约的倡导者，他回忆说：“我建议拟定一份三方公报送交戈尔巴乔夫审批。最初的条约文本要比最终在维斯库利签署的条约温和得多。为什么要选择维斯库利官邸作为会议地点呢？因为它是专为高级领导修建的官邸，配有特殊的通讯设备，旁边则是一个空军基地，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里来。应该给我们的政府予以应有的评价，因为所有准备工作都是按照最高级别进行的。我尽量使自己看起来像是这里的主人，是我将大家请来的……”弗·巴·伊萨科夫：《肢解》，莫斯科，1998，第87～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