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一官员投书媒体谈强拆自焚事件”所折射出来的当代中国官员意识_何周的个人空间_凤凰博报

“宜黄一官员投书媒体谈强拆自焚事件”所折射出来的当代中国官员意识

2010-10-12 18: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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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久没在这里写什么了。但今天读到凤凰资讯刊登的一篇来自宜黄某位政府官员的文章：“透视江西宜黄强拆自焚事件”后，忍不住要置喙几句了。

 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里，透露出来的几乎无不是作为一位政府官员，面对宜黄强制拆迁造成的社会政治后果的不满、不平，其中甚至连不解都没有。文章的作者首先指责了这次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与媒体和记者的推波助澜有着直接的关系，在这位“投书”的官员笔下，几乎就是这些媒体和记者造就了这次事件，造就了宜黄两位“父母官”的下台。

这位官员（请原谅我强调其“官员”的身份）对此忿忿不平，他写道：“记者客观公正的报道，有助于社会公众了解事件真相，给存在类似问题的其他地方发出警示，促进当下正在火热进行之中的城市化运动健康发展。但纵观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一些记者的报道未必都遵循了客观公正性的原则。事件在网上传播开后，各种报道和评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即指责当地政府、炮轰强拆政策、同情并声援受伤的当事人。”而该官员之所以会这样认为，理由就是这些媒体、记者没有“把事件放进我国如火如荼的城市化运动大背景之下，对事件作冷静、客观、深入调查分析的报道也是需要的。”，就是说在这位官员的意识里，“城市化”是一场运动，一场在今天中国不能不进行的运动，甚至是一场政治运动。为此可以不择手段。他认为强拆是政府无奈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以最低的成本，制造出最绚丽的城市化运动的效果。而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官本位“，就是”民可以由之，而不可使知之“。

 其实这并非宜黄，或者是某些地方官员的认知，在中国，这是存在于官僚体制里普遍的认知；一种别说是现代，就是近代都没进入的，还停留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境界下的理念。这是由无数的事实可以来佐证的，这位官员在文章里表达的观点，和那位对着记者问出“你是为谁说话”的郑州某局副局长逯军都是一脉相承的。当我们天天听着我们的政府喊着什么“执政为民”之类的口号，却要天天面对宜黄这样的残酷事件，并在这之后还要去倾听这位官员之类的愤懑和冤屈，我们很难不丧失时间、方向感，弄清楚自己身处何时，何处。

好吧，让我们来看看，一位英国人在一个多世纪前写下的一段话吧！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人们不能强迫一个人去做一件事或者不去做一件事。说因为这对他比较好，因为这会使他比较愉快，因为这在别人的意见认为是聪明的或者甚至是正当的；这样不能算是正当。所有这些理由，若是为了向他规劝，或是为了和他辨理，或是为了对他说服，以至是为了向他恳求，那都是好的；但只是不能借以对他实行强迫，或者说，如果他相反而行的话便要使他遭受什么灾祸。要使强迫成为正当，必须是所要对他加以吓阻的那宗行为将会对他人产生祸害。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摘自约翰·密尔《论自由》）。

 而我们这位投书媒体谈强拆自焚事件的官员却不知道，一位死掉了一百多年的英国人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番言论，或者是根本不赞同。他认为：  “当大家都在对强拆政策口诛笔伐的时候，似乎大家都罔顾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君不见，当您安住在宽敞舒适房子里、当您行走在宽阔明亮的大街上，当记者住在高级宾馆挥笔写就痛斥强拆政策文章的时候，您是否想过，您脚下的土地可能就是政府用强拆手段征来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我国的城市化，没有城市化就没有一个个“崭新的中国”，是不是因此可以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

   “新中国”？这难道就是一个符合最基本普世价值的现代中国吗？在这些以“父母官”，以“新中国的缔造者“自居的官员心里，是不是有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于普通民众的价值、道德甚至法律观？有着另一个被他们作为”祖国“的”新中国“？否则我们很难想象，从一位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政府官员嘴里能说出这样有关社会法律的话语：“依法行政是必须的，但一切机械照搬法律，同样会犯本本主义的错误。”而也正是这位官员，将法律在今天中国的有法不依，无可依的责任推到了民众的愚昧上去，居然能以一位官员的身份说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这样几近于法西斯主义的话语来！真让人瞠目结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并非某一位官员身份的人个我的观点和心理意识，在今天的中国，这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官员心里的基本意识。也正是源自于这位投书的官员所谓的“优秀民族传统文化”，在这样的传统官僚文化里，民就是愚氓，是不可使知之只能诱导之，诱导不成则威权凌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