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蒋介石的“抗日”语录
1.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1年9月)
2.政府现在既已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以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1931年9月）
3.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土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政府可同意与日本协商，或可在不损我国尊严之前提下让出东北。——国民政府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转述蒋的口信（1931年10月）
4.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蒋介石在南昌的讲话（　1931年8月22日　）
5.我国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33年9月23日　)
6.我们要以专心一致剿匪，要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计，为革命立根深蒂固之基础，皆不能不消灭这个心腹之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是好高骛远，奢言抗日，而不实事求是，除灭匪患，那就是投机取巧……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倒置，先后倒置。——蒋介石对剿共高级将领训词(　1933年4月7日　)
7.外寇不足为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肃清内匪，则决不能御外侮。——蒋介石对围剿红军将领训话(　1933年4月10日　)
8.日本终究不能作我们敌人，我们中国亦究竟有须与日本携手之必要。——蒋介石文《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1934年12月）
9.奢言抗日者，杀无赦。——蒋介石在中日签定《何梅协定》后的讲话（1935年底）
抗日时期国民党五大丑闻
古彭万俟轩
丑闻之一：国军投敌人数超过杀敌人数
日本侵略中国时奋起抵抗，这是中华民族每个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被中国资改派“精英”们吹捧为“担负着主要抗战使命”的国民党军队，却创造了一个世界军事史上令人瞠目结舌的丑闻：投敌人数超过聊杀敌人数。
先来看看侵华日军死亡人数。日本原生省1964年调查统计，侵华日军死亡43.56万人，美国统计死亡44.7万人（见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中国战争发展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916页注释2）。这是日本自己的和美国统计的，两个数字相差不大。按照这个数字，在侵华期间，日军死亡（包括被国民党军打死、被共产党军打死、病死的总数）人数大约为45万人左右。也就是说，哪怕都是国民党军打死的，日军死亡人数也就是45万。
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军投敌人数。根据李敖《蒋介石评传》和《自己不洗别人洗》两书（文）统计，国民党军队抗战期间投敌人数约为50万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也记录着：“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大家看见没有，上面两则信息都认为国民党军队投敌人数约50万。
结论：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叛国投敌当伪军的在50万人以上，而侵华日军在抗战期间死亡的人数为45万，就算这些死掉的日本鬼子都记在国民党军队的“功劳簿”上，那充其量也就是杀敌45万人，与投敌叛国的50多万国民党军队相比，实在不能让国人为蒋介石的国名党军队感到骄傲。连西方国家都嘲讽说：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战争奇观。早在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创造的这个“奇观”就已成为世人笑柄，国名党军队也因此被说成是二战盟军中的“异类”。
丑闻之二：蒋介石政府竟给伪军发军饷
说出来可能人们不信，国民党政府竟然给投降日本鬼子的伪军发放军饷。这是世界史上千古罕见的“奇闻”，而这件奇闻就实实在在地发生在蒋介石身上。战后有人开玩笑说，伪军没有战斗力，只是白白消耗日军粮食。其实，不少伪军投敌后，并没有消耗日本人物资，而是享受着重庆的军饷，用非沦陷区人民的血汗钱帮日本人杀中国人。这个事实是降将们亲口告诉日酋冈村宁次的：“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1942年10月）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该资料的来源，参见日本人稻叶正夫编写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一书第327页。这本书由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书局1981出版。该资料披露后，连当年的盟国也为之哗然，认为这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创造的又一丑闻：中国军队身处盟军阵营，却给为日军服务的伪军发军饷。不过，投降日军的伪军也有他自己的原则：只打共产党，不打国民党。
丑闻之三：日军将国民党军队称为“友军”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中，记载41师团在1942年2月扫荡沁河地区决死一纵队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战斗，此点值得注意。”
蒋粉丝为蒋介石翻案的时候，最喜欢强调的就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战期间的辉煌业绩。很多人还振振有辞地指责中共历史教材隐瞒“国民党是抗日主力”的真相。其实，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教材最多只是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还从来没有指责过他们积极投敌，与日寇狼狈为奸、沆瀣一气、共同反共。现在好了，国民党成为日寇“友军”的历史真相由日本人自己披露出来，这实在让那些盛赞国民党军队是抗日主力的中国“精英”们无地自容。对那些打着还原历史真相旗号，动辄拿“国民党抗战死亡多少多少将领”说事，拿“击毙多少多少日军将领”说事，就是不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投敌后还领着国民政府的军饷来屠杀中国人的这些脏事和破事。他们的脸皮太厚，已经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丑闻之四：老百姓被逼帮助日军打国军
国民党军队成批成批地卖身投敌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嫌对日军帮助不够。他们又通过横征暴敛，逼迫老百姓跑到日军那一边，变相地帮助了日本侵略者。这个现实是残酷的，也是令人扼腕哀叹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一些资料吧！
美国作家布赖恩.克罗泽在《蒋介石传》第十八章中说：“1944年4月中旬，日本6万军队对中国这个闹饥荒的省（河南）发起了进攻……而当地的农民用草耙就把5万中国军队解除了武装。日本人花了三周的时间，击溃了30万中国军队，控制了到汉口的铁路。”《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2—1943年冬天发生了全面的饥荒，许多人吃树皮、草根和牲畜的饲料。据报道有吃人肉的。大约有两三百万人死于这场灾难；另外有300万人逃难到省外。随后，有几十万河南农民被赶到一起，让他们用马车和手推车把粮食运送到征粮中心，为军马找寻饲草，修筑公路，和开挖一条300英里长的巨型反坦克壕沟——最后证明这是完全无用的。将近100万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黄河的堤坝。对于这样的劳动，农民得不到工钱，他们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备饭食。1944年春，他们深沉的忿懑变得表面化了。当中国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战面前撤退时，农民们凶猛地攻击他们。他们用农具、匕首和土炮武装起来，解除了5万名本国士兵的武装，杀了一些——有时甚至把他们活埋了。”该书下册第十二章第十四节中说：“从政治上看，一号作战对国民党人也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论是在重庆还是在战场上，不称职和腐败（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战斗）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几达半年之久。没有比一号战役开始阶段这场灾难更令人触目惊心的了，当时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饥荒。无论重庆政府，还是河南军政当局，对这场饥荒都毫无准备，尽管灾情的发展已能明显地看出。当饥荒袭来之时，当局远没有提供任何救济，横征暴敛一如既往。投机活动极为普遍。当中国军队面对一号作战逃跑之时，长期受压的农民夺取他们的枪支并向他们射击，然后欢迎日军。”该书下册第十一章第八节中说：“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国司令官抱怨说：‘乡民偷偷地穿越战线，把猪、牛肉、大米和酒送给敌人。乡民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
本国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给敌国军队送慰问品，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鲜见。国民党政府把老百姓逼到“情愿让敌人统治，却不想在自己政府下当自由民”的地步，这个事实令人心酸。我们不能否认这些农民也当了卖国贼，但主要原因是他们对本国军队的痛恨超过了对敌人的痛恨。本来这些善良的老百姓是不想当汉奸的。他们是被逼的。谁逼的？就是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
丑闻之五：抗战后期日本放蒋介石一马
那些反复强调国民党抗日有功的蒋粉丝们，最喜欢说的就是：如果没有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抗战，中国就会被全部占领，中国就灭亡了。但事实并不如此，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之所以能苟延残喘、勉强存在，那是日本人有意放了一马。让我们来看有关档案资料。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中说：“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为什么呢？侵华日军的华北方面军是这样看的：“华北方面军则认为……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有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则是不容许共存的。”（见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一书，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而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的一次谈话更令人惊讶：“攻占重庆后，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估计，攻占重庆就只不过是极端危险的投机……”（出处同上）这是日本参谋本部第一部长依照自己对侵华战争局势的分析得出的结论。他认为，彻底击败国民党军队，未必就能战胜中国。与中国“精英”们拼命鼓噪地“敌后战场中共武装是依赖正面战场而存在”的观点不同，日本这位第一部长认为，失去正面战场后，中共武装不仅不会被消灭，而且“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
《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二章第十一节也谈到日本这方面政策的变化：“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种各样的中国武装。日本人只试图扫荡或击溃他们，不管他们性质如何。然而日本人不久认识到，这样的扫荡只会使中共更加容易扩展。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变得比较有辨别力了。当日本人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地方武装时，中国的非共产党武装袖手旁观。日本人对非共产党人也提出了更为肯定的要求。据日军统计，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间的18个月中，仅华北一地约有7万人从国民党军陆续投奔日军。日本人也与几位地方司令官达成非正式‘谅解’。”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把中共威胁说得更具体：“1941年底治安地区为10％,准治安地区为40％，未治安地区为50％”，导致1941年华北日军出现粮食接济不上的窘境。“如果不把满蒙、华中、南方的援助算在内，即使调用现有库存粮食，并且严格执行配给及调整消费，米到1941年底，小麦到第二年青黄不接时，估计就要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到1944年秋，“在方面军占领的3个特别市和400个县当中，治安良好的除3个特别市以外，只有7个县(占总数的1.4％)。有139个县(31.5％)差不多未部署兵力，不得不听任中共活动。还有相当于66.9％的295个县属于中间地区。在该地区彼我势力浮动很大，行政力量大多不能充分贯彻执行。其中大部是以县城为中心，只将兵力分驻几个乡村，民心多倾向共产觉。”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八年抗战中，中共军队几乎没有收到任何外国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军队仍然能将敌占区搅得鸡犬不宁。如果抗战的中国真的落入中共之手，而且能获得像国民党那么多的外援，对日军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可想而知的。拿着小米加步枪尚且如此厉害，如果再获得外国援助的机枪大炮，这对日军来说，其后果不堪设想。曾经在八路军根据地生活过多年的英国教授林迈可，1967年就毫不客气地对一个前日本军官断言说：如果八路军有越共得到的那样数量充足的外援，“他们就会在一年内把你们赶出中国。”（[英]林迈可：《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这就是现实。国民党军队得以坚持到抗战结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人没有下定决心消灭它。而日本人之所以不想摧毁它，原因是如果彻底消灭国民党，“抗战的中国有落入中共手中的危险”。这对日军来说是个“极端危险的投机”。因此，“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
徐焰：驳网上美化国民党抗日
初期“不抵抗”政策不容辩解
历史是一面多棱镜，歪曲它的最好办法便是只讲一面。改革开放前有些读物讲到抗战时的国民党当局，只讲其“不抵抗”政策和一溃千里，这就不能解释为何坚持了8年抗战。改革开放后通过思想解放广开言路，有人又只谈正面战场战果如何辉煌，这也不能解释为何国民党当局屡战屡败。
提到国民党当局在抗战时表现，不可避免地提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实行的“不抵抗”政策。这种政府下令“不抵抗”丢失80万平方公里国土和3000万同胞的行为，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卖国行为。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后割地，毕竟还是抵抗后败而失地。
面对日军突袭东北，南京政府却不敢抵抗而撤军弃地，这不仅引来全国民众的怒骂，还引来国民党内一些实权派在要求抗日的旗帜下发动“福建事变”、“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以示强烈反对。
为掩饰“九一八”时弃地的屈辱，国民党政府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直至逃台后都声称那时军力“未准备好”，只有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才有力量抵抗，近来一些网站上也发文重新鼓吹这种无耻的卖国谬论。
且不说缺乏准备根本不能成为将国土拱手让人的理由，就是看一下1931—1937年间中日两国实力的消长对比便可知道，“不抵抗”而失地的结果造成日本实力大增，中国的国力反而被削弱。尤其是日本轻易侵占富庶的中国东北后，其国内经济危机马上得到化解，工业产值在5年内增长了一倍。
此间中国内地经济力量虽有增强，却也远低不上不战而失的工业区东三省的损失，那些为“不抵抗”政策辩解的言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站不住脚。
死亡的将级军官超过200人？
近些年有人在网上和某些刊物上发文，要“公正评价国民党抗战史”，并片面引用国民党当局在大陆和到台湾后的观点和吹嘘史料作为根据。
例如许多网站还根据台湾战史所列的名录，登载抗战时死亡的将级军宫，数目超过200人，并想以此来表功。客观看待历史的人们，当然承认国民党军有众多高级军官牺牲的事实。不过若认真考证，台湾战史的这一数字却包括了阵亡后追赠军衔者，还有当时在国共“磨擦”中死亡者，真正阵亡于对日作战的在任将官在110人左右（因个别人死因还难判定）。
不过，当年还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抗战时投降日军并充当伪军头目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至1943年时即达58人之多，在他们率领下成建制投敌的军队也达50万，这成为日本占领区伪军的主要来源。
追随副总裁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人。以此构成了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基础。那些讲“公正”的人却对这些铁的史实避而不谈，其“公正”、“全面”又在哪里？
如果以抗战意志的坚定性来对照，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投降日军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
在作战中确存在单个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战士在日军威逼下投降当汉奸的事例，却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中共领导的部队。哪个党、哪支军队的抗战意志坚决，这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至于有人对比国共双方在抗战中伤亡数目，看到国民党军共伤亡322万人而中共部队共伤亡60万人，便以此吹嘘前者，从军事知识上看也属强词夺理。哪一方伤亡多并不等于作战贡献大，在某些情况还只能说明指挥笨拙，何况抗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数量在初期要比中共领导的部队多30倍，在后期也多4倍。
如果看一下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损失，开小差和内部折磨减员者还远远大于作战。1944年11月，兵役部部长鹿钟麟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报告，抗战7年来前后征壮丁共1100万人（其中会有重复统计），实际到达战场者不及500万人，其余都逃亡或病故。
这里所说“病故”实际多指壮丁被抓捕捆绑时虐待致死，至于多数壮丁的损失还是开小差。国民党军队形成一个士兵“抓一逃一再抓”的恶性循环（远征印缅的军队无法开小差除外），这在二战时期的各国军队中是罕见的，恰是其政治军事腐败的突出表现。
吹嘘战果到无人相信的地步
国民党军当年在战争中败多胜少，重要原因是欺上瞒下盛行，战果吹嘘经常达到无人相信的地步。如其“剿共”作战中宣布的“歼匪”战果累计，便超过解放区人口总和，抗战时的战报也因虚假充斥而为国际史学界轻视，一般都不屑引用。事过几十年后，现在却有人把尘封的吹嘘品当成“发现的新史料”，在网上一再发帖，以蒙骗缺乏历史知识的新一代人。
以当年国民政府的战报对照战场情况．有军事常识者便可看到其离谱之处。如1938年6－I0月的武汉保卫战期间，国民党军称杀伤日军20万人，包括在万家岭“歼灭日军第106师团”。
其实日军进攻武汉的兵力为9个师团25万人。若真有此损失早就接近全军覆没，又怎么能攻占武汉？按日方统计，“武汉攻略战”时伤亡3万多人，这里会存在一些隐漏。不过按战场情形推算，战斗伤亡再同因气候炎热生病减员相加。日军总损失不会超过10万人。
对“万家岭大捷”及此战中团长张灵甫的表现，当年国民党报刊曾大肆吹嘘，近年也有一些网站引用。
其实中国在抗战期间没有“歼灭”过任何日军师团，除了远征军在反攻滇西时由美国航空兵支援，在腾冲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团）外，在国内战场上从未成建制歼灭过日军一个联队，至多是给某部敌军以重大杀伤。
1938年10月上旬，日军第106师团突入万家岭时，薛岳指挥的18个师对其进行包围，并试图予以歼灭。激战半个月后，被围日军得到第17师团增援，国民党军随即解围撤退。这一仗还算是国民党军在武汉保卫战中打得最好的一仗。
按国民党军战后较准确的统计也只是毙敌3000人，伤敌5000人，俘敌300人。对拥有1.6万兵员的第106师团而言可算损失半数，按军语概念也远算不上“歼灭”。
近年有的网站上一再发出所谓1944年“桂林保卫战”的所谓“辉煌战绩”：击毙日军1.2万、打伤1.9万人，其中还“击毙9个联队长”。事实是日军进攻桂林的部队为两个师团全部加一个师团一部共7个联队。总兵力不过3万人，仅3天便攻占全城。其伤亡轻微。
如果真有毙伤敌军共3．1万的战果，攻城日军岂不被全部消灭（而且有的联队长还不止被打死了一次），怎么又会有桂林的迅速失陷和守军弃城而逃呢？
国民党逃台后所出版的抗战史，多少收敛了一些吹嘘战果，但所列战果仍严重不实。如1985年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时，国民党仍声称“国军”共毙伤日军276万人。实际上，经查日军在战后的资料统计，在中国战场上的伤亡共计为133万人（此外缅甸方面军对华作战还伤亡4万多人），这还是对国共两军和民众游击队作战的总和。
国民党当局对战争统计的严重不实，除虚报外还由于当时政权机构无能。其政府对国内人口都从未普查过，声称的“四万万同胞”只是根据卖盐数量推算出来的。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进行首次人口普查时，才知道全国人口己超过6亿。
国民政府的腐败国内外公认
客观评价历史的人，承认国民党政权在1937～1945年坚持了抗战，其军队的许多官兵曾做过英勇奋战。不过由于其统治集团的腐朽无能，抗战不力、残民有余的事例在当年举不胜举，成为国民政府失去人心的重要原因地是谈及抗战史时所不可讳言的内容。
在8年全面抗战中，据估算中国因战事死伤共3500万人（其中死亡2100万，负伤1400万）。除道日军屠杀外，有相当一部分是因本国败类和腐朽无能的当权者作孽。
例如1938年徐州会战失败后，蒋介石为阻拦日军西进，下令在河南花园口掘开黄河堤防、此事国民党当局在大陆时一直推说为日机轰炸造成决口。退至台湾后国民党当局在史书上才承认此事为本军所做，却又胡说什么“抗战八年，黄泛阻敌西进，保障西北，功不可没”。
无情的历史却早就证实，这些“功不可没”的谬说早已被“水”没矣！据花园口决堤后粗略统计，淹死百姓达89万（淹没日军仅其第14师团一小部千数人），丧失家园沦为难民者近1000万。此举虽使进攻武汉的日军一度改道，但4个月后还是攻陷了当地，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黄河下游的人民。
这样残害百万人民用以自保的政府和军队，又怎么可能不遭到民众的仇恨？抗战期间长期主管第五战区的李宗仁到美国后写回忆录便称，当时说河南民众恨国军（尤其是汤恩伯部）甚于恨日军的说法，“据我所知，不是过分污蔑之辞”
自古作恶必有恶报。果然，1944年春，日军以至2万人发起“一号作战”进攻中原的40万国民党军时，汤恩伯指挥的各部在一个月内便溃不成军。在危急时刻，河南许多民众竟群起攻击败逃的国民党军。将其数万人缴械，这更加剧了中原崩溃。
花园口决堤10年后，在当年黄泛区附近爆发了规模宏大的淮海战役，当地几百万民众更是用双腿和手推车清楚表达了自己对蒋介石抗战时作为的看法——那就是全力支援解放军打倒他们切齿痛恨的国民党政权！。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共有22次会战，除了为取得外援反攻滇缅是主动进攻，其余都是被动防御。到了抗战后期，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党国要人在大后方发国难财，孔宋两家将包括美援在内的大量财富搜入私囊，民怨沸腾已怒不可遏。
国民党军装备好的部队又多数放在后方，明显是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对此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持者美国都不讳言。1949年7月，美国国务院公布的白皮书便解释说：“美国参战后，国民党显然就认定日本最后必将战败，以为可以有机会来改进它的地位，和中共作最后的决斗……战争后期中国抵抗力的部分瘫痪，主要就是这种争权造成的。”
当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曾感叹，政府视民众如草芥，民众便视政府如仇雠。抗战胜利后仅4年，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终于发生了，那便是刚享受过胜利者荣耀的国民党政府被人民推翻。
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的讲话也承认：“蒋介石并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看看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情况，便可知道被“抛弃”的原因是什么。
（《环球视野》2010年3月9日第282期，摘自2010年1月26日《中国国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