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思想的年代诞生的思想

辛若水
（一）那是没有思想的年代吗？
文革时代是没有思想的年代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是很难的。记得西方有人向中国学者提出，你们文革时代没有思想家。中国学者感到非常惭愧，因为那个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确实集体失语；但是，中国学者思考了一下，回答说，我们有一个思想家，那就是顾准。顾准先生在文革中的思索，确实非常深刻，他的核心思想是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经验主义，这大概是和文革对着来的，但是，在那个时代，这毕竟是地下的思想，没有丝毫的影响可言。如果没有人去发掘顾准的话，我们现在都不可能知道在文革时代居然有这样独立的思考。那要如此说来，文革就真的是一片思想的荒漠了。而实际的情形，恰恰相反，文革不只不是思想的荒漠，而且是思想闪光的年代。我们指责那个时代没有独立的思想，为什么独独忘记了大放光芒的毛泽东思想呢？那个时代最重视的就是人的思想。我们看一下为毛泽东所肯定的林彪“四个第一”的思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此外，林彪还说：……精神的东西可以转化为物质的力量。……像原子弹爆炸一样，爆发出很大的力量。共产主义就是讲的一个“公”字，反对一个“私”字。要破私立公，……就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当然，林副统帅真正伟大的事业是把毛泽东思想唯心主义化和封建主义化。但是，这不反驳了那种认为文革时代没有思想可言的谬论吗？最重视思想的年代，却被认为没有思想可言，这不是歪曲又是什么？这不是诬蔑又是什么？当然，林彪已经作为篡党夺权的阴谋家永远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是，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形，亦不能任由知识分子信口雌黄。把毛泽东思想唯心主义化和封建主义化，是彻底错误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毛泽东的思想是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恰恰相反，毛泽东的思想是反对唯心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当然，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对毛泽东的思想的区分，即把毛泽东的思想分为作为正确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对于作为正确科学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没有什么争议，早就成了一面旗帜。具有争议的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那么，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不是都是错误的呢？那显然不是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今天不依然放射出熠熠光辉吗？也正是在“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外交才打开了新局面。当然，问题的关键还不在这里。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是对，还是错，这才是焦点所在。当然，文革作为一场伟大的乌托邦运动已作为大灾难、大浩劫，被历史性的否定了。既然如此，那毛泽东关于文革的思想，就全盘错了。但是，即便在彻底否定文革的时候，也并没有否定文革善良而又崇高的初衷。文革确实有着善良而又崇尚的初衷，如果否定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会丧失合理性，因为文革恰是中国革命的高峰。既然文革已经被否定，那就不是一场革命，因为在我们的想象中，革命总是那么得伟大。但是，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只要换一个角度，那马上就会变成灾难、浩劫。世界上不只有革命的法庭，还有爱的法庭。在爱的法庭上，革命本身就会受到置疑。如果用简单的话，概述文革，大概也只是好心办坏事。但是，问题的关键是，文革真的是好心办坏事吗？多少年后，人们终于发现，文革所要解决的是腐败问题，而且它把腐败的问题上升到了阶级斗争的高度。它要从根本上铲取官僚主义，消除社会主义国家的弊端。它决不允许出现一个新的贵族阶层，它决不允许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于是，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思想似乎具有了某种超前性，他似乎远远地走在了历史的前面。然而，真的是这个样子么？可谁又说得清呢？有的人讲毛泽东蒙冤了，毛泽东晚年的思想不是错误，而是精华。是的，在毛泽东时代，毛泽东思想号召的都是正面的东西。但是，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却把他作为反面教员，然而，为什么这反面教员又有了正面的意义呢？文革时代，真的没有思想吗？毛泽东当年这么深刻的思想，影响了近十亿人的思想，为什么被许多知识分子视而不见呢？
（二）走向教条的思想
如果思想走向教条，那是很可悲哀的事情。可以说，思想是活的，它不应该也不能够成为教条。什么需要教条呢？只有宗教才需要。但是，宗教的教条，应该是神学的范畴。我们不应该把信仰的主义变成宗教神学的。基督教中的摩西十戒，是神圣的戒律；但是，马克思主义就不应该搞这些东西吧。把一种思想宗教化、仪式化，这是很可怕的；因为这会从根本上动摇这种思想的权威。当然，在文革中，做这项工作的是林彪，而毛泽东则一直非常警惕的。毛泽东自己是反对个人崇拜，反对早请示，晚汇报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并没有把自己的思想宗教化、仪式化。胡乔木曾经讲过，文革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那么，这个判断准不准确呢。可以说，这个判断有正确的一面，因为毛泽东对自己的事业一直都有一种宗教般的献身精神；正是这种宗教般的献身精神，让一些人把文革误解为毛泽东的宗教。可以说，毛泽东是没有宗教的，他有的是主义、是学说、是思想。主义、学说、思想与所谓的宗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当然，在文革中，有人指责毛泽东搞的是教条主义。但是，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的；他真正主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他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哪里是什么教条主义呢？当然，问题的关键还是在文革中，毛泽东有没有教条主义的错误。毛泽东从来有把马列主义当做教条，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马列主义却是毛泽东所追求的终极。终极和教条，是不同的概念。毛泽东所以发动文革，根基决不是马列的教条，而是马列的终极。毛泽东的文革纵然千错万错，但他的内在精神永远是光彩夺目的。不可否认，毛泽东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是有失误的，因为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糟。毛泽东所要解决的问题尚处在萌芽状态；当然这个问题本身并不因为尚处于萌芽状态就无关轻重。相反，它关系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腐败是败亡的根本，这是历代兴亡教训的总结。而毛泽东呢，就是想采用人民民主的法子，让人民群众与官僚机构形成一种制衡（人民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懈怠），从而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可以说，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以及他所设计的方式，都是非常好的；但是在文革的实践中，却造就了天下大乱的局面。虽然革命总不免天下大乱，但是人们真正渴望的还是天下大治。斗争哲学或者“以阶级斗争为纲”，在民族生存的急流险关，固然是非常紧要的；但是在和平建设的年代，就应该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当然，毛泽东对自己的终极理想是非常执著的。在革命胜利之后，他考虑最多的问题是，革命先烈们所以抛头颅洒热血，所要换来的是什么？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不正是为了万里江山披锦绣吗？但是，当他痛苦地发现，他所创立的党，他所缔造的国家，竟然滑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一些人当官做老爷，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他便毅然决然地发动文革，把已经完成的事业重新做过。当然，这种革命的精神是使人佩服的，但关键的却是他对形势的判断准确吗？如果不准确，而是出自他的臆想，那文革就失去了合理性。毛泽东深深懂得“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的道理，所以他要把腐败问题上升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从根本上铲除它。而所以要铲除腐败，也是服务于毛泽东的终极理想的。革命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所要换来的决不是一些人当官做老爷的世界，他们要改变的是这样的世界。也就是说，当官做老爷本身就是对革命先烈的背叛。终极理想，在一些人眼里，大抵即是教条：但是，这样的教条还是值得坚守的。毛泽东既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也是一个永恒的希望。他建立了世界上最廉洁的平民政府，他是世界穷苦人永恒的希望。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对穷苦人的翻身，好像颇多微词。仿佛穷苦人的翻身就是农民起义心态，这恐怕应该是误解，而且是刻毒的误解。阶级翻身是具有革命意义的。我们纵然告别了革命，但曾经的历史，却是抹不去的，毛泽东的思想，在自己并未走向教条，他只是在捍卫他的终极。
（三）终极，值得捍卫吗？
要问终极值得捍卫吗？这似乎是不必怀疑的。终极当然值得捍卫。如果不去捍卫终极，那理想主义就彻底失落了。但问题的关键却是，现实和终极的距离太遥远了。现实是个什么样儿，我们还是比较清楚的，因为我们就生活在现实中。可终极是个什么样儿，我们就不清楚了，因为终极有赖于我们的想象。我们的想象，实际上并不靠得住，更何况，每个人的想象又是不一样的。在我们中国人这里，终极的拷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现实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是一个世界；而在西方，则是两个世界，即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我们是生活在此岸世界的，但是，终极却是让我们跨越到彼岸世界去。而这事实上，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我们真正的生活不是在此岸世界，而是在彼岸世界，也即是所谓的“生活在别处”。然而，生活真的在别处吗？也许只是因为别处的生活有些异样，有些新奇，所以我们觉得刺激吧。但是，我总觉得，生活无论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彼岸世界并不值得追求，我们也没有必要跨到彼岸世界里去。也许，追求彼岸世界的人，是因为在此岸的生活太糟糕了，太黑暗了，所以把所有美好的想象都赋予了彼岸世界。耶稣在蒙难的时候说过，“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耶稣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又在哪里呢？想来，也只是在天上，即所谓的天国。在耶稣那个时候，大抵只是做了一种许诺，即死后可以进入天国。但是，人们对于死后的事情，总是觉得没着落，所以便要在人间建立天国。天国可以在人间建立吗？许多人是怀疑的；而在人们建立天国的实践，又大多失败了。也许，天国永远在天上，而不可能来到人间吧。进入天国的方式只有一个，那就是死亡；但是，没有人愿意死的，所以，还是不要兜售进入天国的门票吧。实际上，天国早就崩溃了。海涅曾经这样评价康德，他说，康德一个人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的全部守备部队，上帝未经证明，便倒在了血泊之中。当然，很长一短时间，我们看康德的时候是带着有色眼镜的，仿佛一顶不知论的帽子，就可以把他打发了。而实际上，康德的哲学，不只博大精深，而且具有革命的意义。对于终极，我们虽然知道永远无法到达，但是我们又在追求着它。任何主义、学说、思想，都有它的终极；也可以说，这终极就是这主义、学说、思想的最高境界。当然，最高境界总不免让我们望而生畏，但是，也不能因为这，就避而不谈吧。许多时候，终极和起点非常相似的。我们在起点，是最容易看到终极的；而到了终极呢，我们又似乎回到起点。但这回到起点，却并不就是起点，很简单，只是因为曾经沦海。我在想，所谓的“十年文革”，也是毛泽东在捍卫他的理想、捍卫他的终极。当然，否定文革的人，会讲毛泽东只在错误地捍卫他的理想、错误地捍卫他的终极。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也没有法子讲毛泽东的理想是错误的，毛泽东的终极是错误的。毛泽东的理想与终极不只不是错误的，甚至是崇高的、伟大的。实际上，文革本身就是重头来过，即把以前做过的，全都打碎，重上井冈山，重新闹革命。一个伟大的领袖，在他的暮年依然有这样的精神，确实是非常可贵的。按照一般人，恐怕早就躺在成绩上睡大觉了；可是，毛泽东又重新举起了革命的旗帜。当然，许多人，甚至大部分人对文革是不理解的。别说那个时候人们不理解，就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又有几个人理解文革呢？自由派不理解，新左派同样不理解。自由派在恶毒地攻击文革，而新左派呢，则要为文革翻案。自由派基于文化的灾难与浩劫，把文革画成了大花脸；而新左派呢，则是高屋建瓴，大处着眼，把人们重新带回了那一个“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但却独独忽略了知识分子的苦难、文化的浩劫。其实，自由派与新左派的争端并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现代化。无论谁胜谁负，只要能够实现中国的现代化，那也就是好的，也正如同人们常讲的“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毛泽东用文革证明，理想的终极是值得捍卫的。当然，他对理想终极的捍卫，在死后遭到了许多人的诬蔑、诽谤。但正是由于这诬蔑、诽谤，我们才看到了毛泽东真正的精髓是什么。
（四）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经验主义，这是顾准先生的核心观点。理想主义所着眼的是未来，所以最终不免归于乌托邦；经验主义所着眼的是现实，所以能够推动社会的发展。文革时代是理想主义高涨的年代，人们有着很深的乌托邦情愫。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可以说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口号；而小车推推，推到共产主义，则不免让人觉得滑稽了。共产主义是人们最伟大的理想，但是，这最伟大的理想，却在文革时代留下了千秋笑柄。正是人们理想主义的激情，让最伟大的理想，仿佛成了凶神恶煞一般。理想主义的终极，自然是不能放弃的；但是，我们在仰望星空的同时，也不要忘记看看脚下的路，否则就会一不留神掉到井里去。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回归，在文革时代是空谷足音，但是，以后的历史就沿着这个道路前行。我在想，经验主义较之理想主义，究竟有哪些优点。其实，经验主义最为核心的东西就是经验理性。当然，这经验理性也可以解释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验主义重视实践，那是不是理想主义就不重视实践了呢？也不是的。在理想主义那里的实践与经验主义那里的实践是颇有不同的。理想主义那里，是用伟大的理想来引导实践，也可以说让实践去趋近伟大的理想。而经验主义那里的实践，更看重的是实践本身，它不再乞灵于伟大的理想，而是“摸着石头过河”，骑驴看唱本，走到哪儿说哪儿。可以说，经验主义是行之有效的，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即是明证。中国的发展确实是拜经验主义之赐，而中国革命的胜利，却带有更多理想主义的色彩。用理想主义搞革命，太抵是行之有效的，但即便如此，它也要借助经验理性。但是，用理想主义搞建设，似乎就不怎么合适，1958年的大跃进，即经济浪漫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经济浪漫主义最多的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但却忽略了当时的客观条件。譬如当时《人民日报》社论中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看来都是笑柄了。至于所谓“以钢为纲”，全民大炼钢铁，也没有很好地注意工业内部结构的问题。当然，在文革中，听得比较响亮的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对于这，我觉得不可厚非的，尤其那种战天斗地的精神，就是再过一万年，也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的是那种理想主义的精神，但我们要走的还是经验主义的道路。在理想主义那里，是有一个终极的，并且自以为已经认识了那个终极，而我们要做的只是让现实趋向那一个终极而已。但在经验主义这里，是没有那一个终极的，即便有那一个终极，也未曾为我们认识，甚至我们永远无法认识那个终极，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沿着现实的道路奋然前进而已。可以说，文革时代理想主义正在暴露它的弊端，甚至造成了现实的灾难。譬如思想沦为教条，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不可否认，这里面有人们忠实的情感，但是，这种忠实的情感已经很荒诞了。活的思想，当然是第一位的；但是，活的思想决不能变成教条；而一旦变成了教条，思想就不再是活的。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文革时代，决不是没有思想的年代；相反，却是最重视人的思想的年代。但是，在那个年代，却只有一种思想，即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以致于后来有人揶揄道，只要有毛泽东思想，十亿人都不必思想了。什么问题，毛泽东思想都解决了，人们还思想什么呢？虽然那个年代是最重视人的思想的年代，但我们又可以说那是没有思想的年代，没有的是个人独立的思想。那个时代虽然没有个人独立的思想，但又诞生了顾准这种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经验主义的思想，所以，我才讲在没有思想的年代诞生的思想。顾准的思想，在当时虽然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放到后来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似乎又成了先知先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又被称为：“吴市场”，先生坦言，他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就是受到顾准先生的启发而提出来的。也许，这也是不幸的思想家最大的幸运吧。在知识分子集体失语的时代，居然还有这样独立的思考。看来，什么时候都有例外：顾准作为这个例外，在当时，是零余者；而现在，却又成了奇迹。
（五）物质主义的悲哀
我们现在是从理想主义回归到经验主义了。虚幻的理想已经不再蛊惑人心。我们在享受经验主义带来的巨大繁荣。但是，我们却面临着物质主义的悲哀。虽然经验主义并不必然地导向物质主义；但是，物欲横流，却成为了最为基本的事实。人们已经不再看重什么理想，金钱、人的欲望，成了第一位的东西。拜金主义是非常可怕的，当一切都围绕着金钱运转，那人们还有什么呢？金钱用来满足人们的欲望，但是欲壑难填啊。物质主义转之理想主义，确实每下愈况。物质主义的悲哀，更容易让人们怀念过去的理想主义。可以说，理想主义不只存在于毛泽东时代，就是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也还是有的；但当历史进入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物质主义就取代了理想主义。物质主义最大的悲哀，就是容易造成人们精神的空虚。仿佛一切神圣、崇高、伟大的东西，都不存在了，只有人们赤裸裸的欲望。人们更重视实际，但却变得越来越市侩。我们说过，历史是一面镜子。在物质主义的背景下，以前的毛泽东时代，似乎并不是人们批判得那样一无是处，相反，许多神圣、崇高、伟大的东西又凸显出来，似乎毛泽东时代所宣扬的东西，正是针砭现实生活的良药。人们渐渐地发现，完全放弃理想主义是不对的。理想主义不会成为过去，因为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文革是大灾难、大浩劫，这已成定案，但为什么在这大灾难、大浩劫中，依然有闪光的东西，而这闪然的东西，已经足以让我们重解理解文革，重新理解毛泽东。当然，重新理解文革，重新理解毛泽东，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理解现在。现在给了我们一个崭新的起点，也正是这个崭新的起点，给了我们重新理解毛泽东、理解文革的可能性。历史是在悲剧中前行的，但是人们总是忽略这一点。文革是历史的悲壮剧；它是灾难、是浩劫，并不错；但是，它依然有颠扑不破的东西。然而，人们恰恰忽略了这颠扑不破的东西。有人可能问，这颠扑不破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我想，这就是真理。真理，一方面为人们所追求，但另一方面也为人们所否定。既然人们追求真理，那又为什么要否定它呢？在人们还未曾认识到真理的时候，便会把它视为谬误，所以才会激烈地否定它。然而，真理又是经得起人们的否定的。真理并不会因为人们的否定，就不再成其为真理。人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到真理，而一旦认识到了真理，那所有的污蔑，就会变得可怜、可鄙、可笑。在文革中，虽然有颠扑不破的真理，但它依然是灾难、是浩劫，即文化的灾难与浩劫。而这，就是文革的悲剧所在了。文革虽然讲明了是政治大革命，但它真正的作为依然在文化领域。文化领域的灭顶之灾，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文革在文化上的悲剧，同样是深刻的。我们也在想，文革悲剧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是在毛泽东个人吗？可是我们几乎找不出来他有什么私心杂念，他所以发动之革，还是为了中国人民。那根源在哪里呢？我想，就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劣根性。在五四时代，鲁迅就讲改造国民性；而文革只不过把这推向了极端而已。文革在向人性开战，它要彻底地改造人们的灵魂，这在文化上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它的手段太过极端，结果让人性恶的一面来了一个大爆发。我说过的，毛泽东的文革是捍卫他理想的终极。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生，他所能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可以说，答案就在文革中。当然，他是以悲剧的方式回答的这个问题。千里伏线，到此结穴，这就是毛泽东的一生。也就是说，毛泽东的一生是一个整体，是没有法子隔裂或者腰斩的。当然，一切隔裂或者腰斩的行径，都是徒劳的。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中讲，毛泽东虽然饱读史书，但它自己，也不过充当了历史的工具。伟大人物是历史的工具，这本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但是，细细想来，却不免让人觉得悲哀。如果伟大人物都只是历史的工具，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又是历史的什么呢？我终于觉得，充当历史的工具，是不值得的，因为人不是工具，而是目的。但是，人，这个目的，放到大历史的背景下，又是那样的渺小、脆弱，甚至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