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一期胡宗南在大陈岛

 
1950年底，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经国视察大陈列岛，在了解大陈前线的实际状况后，建议国府迅速整顿江浙沿海反共游击队，以为未来反攻大陆的前哨。于是在1951年，国府于大陈岛成立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指派秦东昌出任总指挥。秦东昌？台北的新闻界连忙打探秦东昌是何许人？其实秦东昌正是“西北王”胡宗南的化名。
胡宗南，1896-1962，浙江孝丰人，字寿山，初名琴斋，后改公明，再改宗南。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历任第一师师长、第一军军长、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官、第一战区副司令官、司令官，抗战胜利后任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北区剿匪总司令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川陜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国防部西北指挥所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代理长官。1949年所部于成都会战失利，胡氏退往西昌，1950年西昌失守，经海南岛来台。
1950年3月胡宗南来台后，经汤恩伯之安排暂住花莲。5月，监察委员李梦彪等46人以“胡宗南丧师失地，贻误军国，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为由，联名弹劾胡宗南。弹劾案一出，胡宗南赶返台北，邀约旧属盛文、罗恕人等代拟自辩书，并由亲信联络江一平等一百零八名立法委员上书陈情。后经国防部军法处审理，获得不起诉处分，而公务员惩戒委员会亦申覆胡宗南失西北、弃西南，“历经战斗，并未处置乖方，应免议处”。
雷声大雨点小的弹劾案结束了，而胡宗南也意志消沉，接连婉拒了当局为他安排的职位。1951年3月，胡宗南忽奉总统令出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胡宗南初亦不受命，后经行政院长陈诚当面劝说，方决定前往。胡宗南在致蒋经国的信中曾提到，“弟之所以来大陈，为欲求一可死之地，免在台湾而陷于自杀的悲惨之局，为共匪所笑！”“大陆边缘策动作战，可死之机会正多，而赎罪之愿望可达”。化名秦东昌，以示不忘当年西安寓所东仓门一号故居，立志雪耻复仇，暗寓“不忘在莒”之意。
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未成立前，大陈列岛各游击队及情治单位共有38个单位之多，互不统属，各自争雄，甚至有恃力兼并，劫掠别队财务者。游击队的成份大致分为三种：一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胜利后并未全部解散，仍保留组织者；二是帮会，主要为上海一带的清帮；三为各县自卫队、警察自卫队等。游击队总人数约二万三千人，散布于浙江东南沿海各岛。
胡宗南受命后，于五月底亲拟报告，呈送陈诚，意欲将游击部队编组为三个野战挺进中队，施以必要之军事战斗技术及敌后游击技能，深入浙闽赣苏边境，建立基地，以响应迎接反攻大陆国军。同时组织领导班子，迭派钟松、沈之岳、李奇英、张政达等多人前往大陈，访查实况，搜集情资。1951年9月9日，胡宗南率副总指挥钟松、政治部主任沈之岳、总参议兼代参谋长冯龙等多人，于基隆港搭乘203号登陆艇北航下大陈。
胡宗南到下大陈后，首先巡视各岛，安抚军心，接见各游击队司令，同时申明纪律，严禁兼并及互相攻伐。胡宗南以下大陈为市集所在，不利治军，遂于11月迁往上大陈。国防部并先后派遣四个军官战斗团进驻上大陈（第一战斗团团长周志道、第二战斗团团长孟广珍、第三战斗团团长王靖之、第四战斗团团长任柱桂，各团辖三个大队，每团约千余人），然不久第一、三两团即调返台湾。
1951年12月，国防部核定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编制，并于当年底编组成立。西方公司亦于上大陈成立前方机构，并于1952年1月底与总指挥部组织联合办公室，联系合作。
在整顿番号庞杂的游击队方面，胡宗南于1952年2月开始整编，将游击队编组为六个突击大队，一个海上突击总队。第一大队驻上下大陈，大队长王相义；第二大队驻南麂，大队长徐骧；第三大队驻渔山，大队长王枢；第四大队驻一江山，大队长王华；第五大队驻披山，大队长陈和贵（先）/黎克强（后）；第六大队驻上大陈，大队长程慕颐；海上突击总队共有二十八艘各式船艇，下辖六个艇队，总队司令先由海军驻大陈巡防处处长招德培兼任，后由夏季屏接掌。
当时大陈守军，外围是游击队，上大陈是军官战斗团，下大陈是海军陆战队。游击部队因武器装备陈旧，缺乏训练，不符胡宗南对共军展开整体战的标准，于是1952年1月成立东南训练团，调训班排级干部三百余人，并于各连队设立政工人员，实施政治教育，并喊出“冲锋在前，转进在后，重伤不叫，轻伤不退”的口号，勉励游击部队英勇作战。1952年3月11日，奉准成立东南干部学校，以钟松及西方公司大陈负责人Varnson为副主任，李惟锦为教育长，队职干部由陆战队干部组成，教官则由军官战斗团中军校毕业军官担任。9月15日东南干部学校正式开学，胡宗南强调，东南干部学校将担负打回大陆的任务，并以“一无所有，有的是赤胆忠心；一无所求，求的是反共复国”作为东南干部学校的精神标语。
为实施所谓的党政军总体战，1952年胡宗南奉总统令兼任浙江省省主席，1953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派胡宗南兼任浙江省党务特派员。在沈之岳的协助下，胡宗南着手进行行政及党务工作。首先在下大陈成立浙江省政府，随即重划行政区，将浙东沿海岛屿划分为温岭、临海、玉环、平阳等四个县及渔山、竹屿二个管理局。进而推动各项基础建设工作，如建立户政制度，实施地方自治，设立地方行政训练班，改善环境卫生，铺设道路，建筑码头等。在当时财力物力的限制下，胡宗南对大陈的建设是颇为用心的。
在胡宗南出任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的两年中，先后亲率部队对大陆沿海展开突击行动，与共军争夺沿海岛屿大小战斗共三十九次，其较着如白沙、南北麂、黄礁、鸡冠山、大小鹿及羊屿之役。1953年6月24日，人民解放军炮击积谷山岛（距大陈14公里），国军守军为战斗第二团之一大队（实仅八十九人）。当解放军炮击时，胡宗南即命海军第十五号舰巡逻还击，然无法遏制共军火力，两小时后，岛上工事及电话线路几近全毁，解放军于十八时抢滩登陆，守军虽奋勇抵抗，仍无力击退来犯共军，胡宗南虽令陆战队驰援，但因行动迟缓，积谷山遂告失守。
解放军进占积谷山，使大陈海面处于共军炮火射程之内，西方公司眼见共军已迫近大陈门户，于7月12日全部撤离。台北方面，除国防部派员调查外，陆军总司令孙立人亦于7月8日前往上大陈，与美军顾问团商议尔后大陈之防务问题。结论是大陈防卫作战，须由海空军与守军密切协调配合，而现有之指挥组织、后勤补给、及部队素质均无法负荷大陈岛的防卫。同时台北亦传出须撤换胡宗南，美军顾问团方同意派遣正规军进驻大陈的流言。于是国防部决定撤销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改为大陈防卫司令部，以刘廉一中将为司令，调胡宗南为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衔顾问。胡宗南在日记中，对大陈的人事异动留下如此记载，“完全系周（至柔）萧（毅肃）之阴谋，以顾（问团）向周要派部队增援大陈，必须调某人回台为辞，欺蒙极峰，要挟批准”。
然当刘廉一率幕僚人员及46师进驻大陈岛时，方才发现胡宗南并无意交出指挥权，胡宗南表示江浙反共救国军总指挥部虽已撤销，但浙江省政府仍在大陈，正规部队进驻，正好可让他毫无后顾之忧的率突击队展开游击作战。最后，蒋经国衔命前往大陈劝说，胡宗南方于1953年8月19日偕秘书长、医官、及卫士三人，黯然乘舰返回台北，留副总指挥钟松办理移交。
1962年2月14日清晨3时许，胡宗南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于荣民总医院，当天下午，蒋中正总统于国军干部会议上说道：“胡宗南同志已经在今天去世了……。大陆沦陷前后，他曾屡次写信给我，说至今还没有能够求得一个死所，其意若不胜遗憾者。后来当他在大陈调职的时候，他又写信给我说，今后我恐无死所了！宗南同志现在竟未能如其所愿，使他自己的生命得到一个轰轰烈烈光荣战死的死所，实在令人追思不置！但他死已附于正气之列，自不失为正命，亦可瞑目于地下了。”
胡宗南辞世三十年后，当年在永寿舰上与胡宗南并肩作战的海军中尉赵玙，在传记文学中写下了极为生动的回忆。
“时在41年（1952年）5月14日，浙江省台州海面，水不扬波。当夜十一时正，江浙总部一艘机动艇，由上大陈岛山湾内驶出，贴靠锚泊湾口的海军永寿舰，一位着中山装人物，领先跨上舰尾甲板。另有三位穿草陆色粗布军服，不佩符号，不戴领章的反共游击健儿，跟随登舰…。秦东昌率众兄弟出击，拉海军入伙，完全采取游击队打仗模式，不按作战常规，既不须作战计划，也不见书面指令，永寿舰王代舰长（王椿庭中校）只获得片断口头传示：江浙总部当晚发兵登陆黄礁岛。永寿舰为旗舰，开道兼护送船团到登陆发起线，并实施敌前扫荡目标区。胡宗南坐镇永寿舰压阵……。凌晨四时正，永寿舰距黄礁两千码，停俥，开始用两座双联四十公厘快炮对岸作地毯式扫射。……永寿舰向岛上冒火舌，正是游击健儿的航岸运动时刻。胡宗南就在炮响后，步出舰长室，站在室外甲板。海天漆黑，曵光炮弹在夜空构成的密集光弧下，胡将军注视着，他看不见船团，也许不想看到什么。……当黄礁岛的面貌在晨曦中清晰的显露，胡将军步上驾驶台。……王代舰长递了一顶钢盔给胡宗南，又递给他一具双眼望远镜。……身材不高的胡宗南，察觉四周护壁妨碍水平视界，自然的踩上驾驶台正中隆起的一块小圆平台。平台上矗立着电罗经复示器，是笔者（赵玙，航海官）的战斗岗位。……小圆平台边沿或可挤几个人，但只够航海官一人回旋运转。胡宗南把它权充看台，站定后，黄埔听训的老底子毕露，几个钟头不换腿的架势。……突然间，炮弹呼啸声划过长空，几乎同时在船两侧水中爆炸，弹着点离舰数码。……永寿舰受到炮轰，加速之航外撤，外撤途中，岸上射来的炮弹始终罩顶，虽未命中，偏差有限，射速也不慢。……这短短几分钟内，胡宗南像是没有听到身旁炮弹爆裂声，有没看见左右前后弹着激起的水柱。他长长的眉毛低垂，凝视着前方，一片空白，周遭没有事物进入他的眼帘，仍是原先那副石膏神态，无从描述那种老僧入定的境界，有出世的感觉。……炮弹掠过人身的片刻，驾驶台官兵难免缩头缩脑，……笔者虽挺着脖子，起初数秒钟，炮弹呼啸声仍逼人颈骨僵直。瞟了胡宗南一眼，有奇特的感受，炮弹不再让人头皮发麻。…胡宗南僵立驾驶台直到下午四时收兵，未曾移动，亦未出声，只有他随身对话机，噪音依旧。漫长的时刻，西线无战事的沉闷，多种感触，掠过笔者心头。忆当年绾毂陇蜀，俯视中原，堪称西北雄藩，国之柱石。此刻局促小兵舰驾驶台，与一个素昧平生的海军中尉比肩，以雄才大略，指挥不足三百人众的杂牌游击登陆，既不能命，又不能令，难道是自动请缨？或受贬充军？荒岛隐姓埋名，莫测高深。从他迷惘的眼神中，一个海军小中尉，不晓得从哪个角度去透视。……一年后，胡上将发动另一次登陆战，称鹿羊之战。……胡宗南同乘齐司令旗舰南下。……这次登陆作战，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形同夭折。直得一提的是齐鸿章司令，似乎没有摸清胡上将心思，旗舰始终远离大鹿四千码。……齐司令维护长官安全的一片好心肠，才是胡宗南的最大悲哀。当年决战中原，其后崩溃川康道上，数十万大军的死活及个人的命运，全掌握在这位‘西北王’手中，由他主宰。哪知今日浮桴于海，任凭海军小老弟摆布，无置喙余地。两度兴兵突击登陆共军岛屿，俱非层峰策动或诱发，胡宗南为什么要陷自身于失控的困境？岂是交出性命，让上苍去处理？……”
附录一：
李梦彪弹劾胡宗南全文
本院前以积弊不除，难期振作，曾向政府提出纠正。旋据行政院三月九日咨覆，内开，监察院之纠正案，切中时弊，应由院及有关部会首长，切实查照办理，以振纪纲，而挽颓风等语。似乎政府整顿纪纲，已有决议。乃观其措施，除将李延年交付军法外，而对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之胡宗南，一无处分，殊深诧异。查胡宗南以师长进驻陜甘，洊至专阃，地位不为不高；畀以防共戡乱保卫西北之事权，责任不为不重；军政大权，一手操持，大小军官，由其委任，倚畀不为不专；关中控制延绥，绾毂陇蜀，俯视中原，有若建瓴，形势不为不要；平时养兵四十五万，部队不为不多；新式武装当全国三分之一（各仓库所储其数尤多），配备不为不精；国家所给饷项，未欠丝毫，地方供应粮秣，十足输纳，加之临时征之又征，借而又借，军需不为不裕（国防部、财政部、粮食部、田粮处皆有帐可查）。三十七年冬夏，两度征调民工，环绕西安省垣，挖掘三五丈宽深之壕沟一百六十里，沿壕一带，地垒相望，即其司令部四周，莫不修筑工事，用民不为不劳（三十八年五月十八退出西安时，民工尚在机场周围工作）。自驻军西北，以至放弃，将近二十年，莅事不为不久。夫胡宗南受如此之重任，据如此之形势，有如此之兵力，茍能措置有方，保此雄藩，岂惟作西北之长城，亦且为国家之柱石。不料三十八年五月十八日竟放弃西安而去。使其放弃之动因，果受优越之匪势所压迫，而作有计划之撤退，犹可言也。乃为匪谍李茂堂所中，虚声恐吓，不曰匪军六十万渡河而西，即曰三十万人已抵泾河北岸。胡宗南不察虚实，遽作走计。地方人士公推代表，请其勿信谣言，轻弃重地，陜西之人非尽聋瞽，如此匪势，岂无闻见，坚不采纳。五月十八日天甫黎明，乘机离去省垣。二十二日中午十一时，匪方政工人员始至。匪兵到者不满千人，直至六月初旬，徐向前一股窜入，匪焰始张。然使胡宗南当时识破匪情，立行反攻，犹可扑灭，或联合青宁陇东各军，同心协力，比肩作战，亦足以遏止凶锋。乃胡宗南虽应青宁军团之约，共取关中，迨青宁军锋已抵咸阳城下，连电催促，胡部行至盩鄠一带，按兵不前，以致青海骑兵，丧身于渭河者，达一团之众，此军既败，而关中区域，遂全部沦陷矣。
兰州围急，马步芳部队浴血苦战，日夕呼援，迄不一应，兰州既陷，宁青继之。是西北之丧失，虽非胡宗南一人之罪，而胡宗南实负最大之责任。政府不加罪责，复畀以川陜边区，使胡宗南感激奋发，于此时重新布置，南倚巴山，北据秦岭，扼兹山岳地带，尚可以作巴蜀之屏藩。但匪兵之进扰乃在陜南，既不为长久固守之策，又不为从容撤退之谋，一闻匪至，又弃陜南而去。据目睹者言，仓皇凌乱之情形，其非预有计划可知。陜南既失，政府又委以西南军事任务，且以最后反共基地之西昌畀之。拨军机二十架归其控制，责任何等重大。四川情形固甚复杂，然胡宗南月向四川索三十五万人军粮，则其势尚不为弱，使胡宗南善于应用，早为布置，何至一败涂地。乃当将士舍命疆场，前仆后继，军情正万分紧急之际，遽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成都飞往三亚。主帅既去，各军因之解体，或死敌，或溃散，或投匪，或被俘，或引部而打游击，十余年所养之大军，一朝俱尽。胡部覆没，川军继之崩溃，共匪于十二月三十日侵入成都，四川大局，遂不可为矣。胡宗南到西昌后，其所措置，尤为乖方。师长田中田不甘随赵子立降匪，率其所部，转战千里，由川东而至松潘，伤亡虽仅存数百人，而反共意志益坚，战斗益力。其后会合胡部由川西退下之陶庆林、任显峰、张天霞等团总，约三千余人，率之进攻，于三月五日收复康定、泸定，并进驻二郎山等处，以为恢复天全、雅安之计。中央曾有电嘉勉。胡宗南乃于此时，置田中田于不理，又不以人枪最多、战斗力最强之陶庆林升师长，而以最弱之张天霞充任，以致陶庆林将兵撤退，匪趁虚而入康定，遂于三月二十五日复陷于匪。又川康一带反共志士纷起游击，以子弹缺乏，向胡宗南请求补助，胡宗南不予立时延见，即见亦不三四言，便向其要计划，以为准驳。虽以富有号召力量之羊仁安，亦仅给枪十枝，其它可知。迨其去时，始下手令，发给枪枝，皆不及具领，为匪所得。游击队首领唐式遵，羊仁安诸人，以缺乏武器，兵败身歼，而政府所希望最后一线之大陆，至是丧失无余，其贻误军国之罪，岂属寻常？或谓胡宗南派别观念最深，凡非己之嫡派，皆在不信任之列，何况地方人民所组织之游击队，又心所不喜，纵能力战，不为补充。其调遣部队，任意分化，致使军师旅长，无法直接指挥。又谓其总部多有共区份子渗入，固胡宗南飞三亚后，盛文坐镇成都，乃其司令部竟有开会商议集体投降之事。又谓胡宗南所部号称四十五万人，实不及半，空运西昌，仅只两营，犹月向政府所十万人军饷。又谓胡宗南飞出西昌之日，下午二时，召集地方士绅，声言决与城共存亡，乃于六时而去。凡此种种，胡宗南犹可借口，无可查考，以自规免，而不知其不能逃责者，国家岁靡巨饷，为胡宗南所养之数十万大军，今皆何在，所畀予之军地，节节放弃，以至于寸土无存，丧师失地，事实昭然，全国之人，共见共闻，何庸更问其它。前齐晋之战，平阿余子亡戟得矛，犹以为耻，反而战死；荆吴之争，子曩以众寡不敌，全师而遁，恐人效尤，自请伏剑，楚君从之，以成其义。今胡宗南戟已亡矣，并未得矛，身已遁矣，师则覆没，既不能死绥已成仁，又不闻泥首以请罪，政府对之亦不闻有若何处分，是则令人不解。吾人固不愿拘古义以绳人，亦不愿作过份之苛责。念自东北失败以来，除张灵甫、黄百韬、李仲莘诸人自杀，太原将吏集体殉职而外，其它失守之官，偾军之将，并未闻一人有引咎之言，甚且以挫败之由，诿为奉令所致，亦不闻政府有惩罚之令，即有惩罚，不过撤职查办四字。以致丧师失地，覆辙相寻，大陆沦亡，实由于此。窃以为胡宗南者，自上尉连长，不三数年洊升少将师长，又不数年位至兼圻，军政大权，操于其手者十余年之久，受国家特殊之优遇，居军事特殊之地位，自当不同于凡众。失败之后，无待人言，应向政府自请议处，非惟有以谢国家，且使废弛之纪纲，由我而立，政府之威信，由我而尊，天下之人，孰不以胡宗南为知耻明义，乃竟不闻其有此也。政无纪纲，国无与立，诚如行政院谘覆所云。而整纲饬纪，非徒空言，要在功罪分明，赏罚平允。赏不为一人而私，罚不为一人而宽，然后赏罚行而人知激励。其在今日，关系犹巨，纪纲一立，军威丕振，大陆之复，可立而待。政府不予处分，岂以其飞出西昌，系有政府命令欤？而不知胡宗南应负重大之罪责，已定于弃成都、飞三亚之前。重以在西昌之措施，适足以促西昌之速亡。事实俱在，焉能为讳。将以全军覆没为无罪欤？何以激励军心，振作士气。将以为人才而欲保全欤？人才固宜保全，纪纲尤须尊重。政府不欲反攻大陆，除丑类而奠神州，奈何使纪纲不立！为国家前途计，理合依法提出弹劾，以肃纪纲，而振军威，是否有当，静候公决。
提案人李梦彪等四十六人。
附录二：
立法委员江一平等一百零八人陈情书
胡氏以孤军四应，转战数省，仍遵命令，扼守陜南。原拟加以整编，即顺江南下，直捣武汉荆宜，予匪以心脏打击；使此策果行，则胜败之数，仍未可知。乃因华中弃守，匪氛四溢，川湘各省，迭丧名城，川滇将领，复多携贰，彼时钧座亲莅成渝，力谋挽救，政府遂有调胡部援川之令。胡氏忠国忠党，是其天性，拥护领袖，尤出至诚，此时遂不得不移江汉之师，赴成渝之急，明知大军转进山区，不易争取时效，但以抢救政府，护卫总裁均为大义所在，不敢不投箸而兴。此一时期，胡氏因爱护政府，效忠领袖，放弃成谋，移师入蜀，凛凛大义，甘蹈危机。律已郭汾阳、浑碱之尊重朝廷，岳忠武、吴玠之倡导忠义，其心其志，未可以成败之迹论之。溯自东北沉沦，平津告急，公卿将帅，相率言和，贪懦之徒，更多变节，以致人民惶惑，战士躇蹰，傅作义之卸甲，即其时也。迨华中不守，湘赣随之，政府再迁，川滇迭变，其间失地丧师，叛国降匪者，何可胜数？在全国鼎沸之日，大陆糜烂之中，独以数千里赴援之胡宗南部，则责以制胜出奇，全师保地，揆之情势，宁有可能？至胡氏内抚戎行，外应强敌，忠贞之志，百折不挠。所部备历艰危，辗转奋斗，军师团长伤亡至数十员，迄今参加游击者尚有参谋长罗列等多人，是其忠诚感召，故能众志同心，劲草疾风，时穷节见，虽无显绩之呈，已收默化之效，其崇尚武德，发扬军魂，求之当今，洵为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