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苏波战争与《骑兵军》--蓝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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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苏波战争在先，读《骑兵军》在后，所以在标题里把苏波战争放在前面，其实两者难分前后。1951年学《联共（布）党史》，教师讲到苏波战争，脑子里留下一点印象。我这门课没学好，考了3分。《骑兵军》是1989年在苏联读的，囫囵吞枣，如今只模糊记得哥萨克与波兰人打仗，骑兵军不像革命部队。
斗转星移，不觉到了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接连出版了巴别尔的《骑兵军》、《马背日记》（巴别尔为创作所记的日记）和《敖德萨故事》。这时我才认真重读巴别尔的作品，并审视8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
苏波战争的真相
巴别尔是苏联的著名作家，可中国读者对他十分陌生，连我这个在大学听过一年苏联文学史课的人都不知道他。他1939年被捕，1940年被处决。我们读的文学史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编写的，自然不会提到他。他的短篇小说1926年结集出版后没再版过，所以很多苏联人也不知道苏联有个叫巴别尔的作家。《骑兵军》是苏联唯一一本描写苏波战争的小说，而苏联当局对苏波战争一直讳莫如深，因为这次战争中红军被波兰军队打败，是件丢脸的事，不希望人民知道，严禁出版与苏波战争有关的书。直到1980年代，巴别尔的作品才在苏联出版。
《联共（布）党史》把苏波战争看成一次外国武装干涉，波兰被红军打败，原可乘胜追击攻下利沃夫和华沙，但由于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错误，计划未能实现——这种说法与事实大相径庭。但两人均无反驳能力，斯大林怎么说都可以。托洛茨基1929年被驱逐出境，图哈切夫斯基1937年被处决。
1920年苏俄内战基本结束，红军已疲惫不堪，波兰总统毕苏斯基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乌克兰彼得留拉的军队，向苏俄发动进攻。毕苏斯基妄图恢复1772年以前的波兰边界。这次战争是波兰挑起的，红军奋起迎战。红军分为西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分别由叶戈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两人1935年均晋升为苏联元帅。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隶属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骑兵军政委是伏罗希洛夫。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斯大林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的政委。
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发起进攻，5月6日占领了基辅。毕苏斯基利用红军主力尚未从西南战线调到西战线的时机，占领了苏俄大片土地。波兰的侵略激起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连并不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前沙皇军队的将军们也纷纷请战。5月14日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在西线反攻。骑兵军切断占据基辅的波军的补给线，波军被迫撤离基辅。红军乘胜追击，越战越勇，7月初已把波兰军队赶回波兰境内。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出面调停，建议红军不要越过波兰东部边境，就此停战，签订和约。但苏俄人民委员会拒绝了英国的照会。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严重分歧。列宁坚决主张继续打下去，拿下华沙。列宁认为，红军是解放波兰人民的军队，必定受到波兰人民的欢迎，攻入华沙后，波兰工人必将起来推翻毕苏斯基政府。波兰与德国毗连，波兰工人起义又将影响德国工人。德国工人起义将在欧洲各国引起连锁反应，那时世界革命就成功了。列宁的乐观情绪影响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委员们，除托洛茨基外，他们一致支持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直接指挥红军，了解红军的真实状况。他认为应当与波兰签订和约，再打下去红军将被打败。托洛茨基说：“……我认为我们已¾达到胜利的顶峰，如不考虑自己的实力，继续前进，就很可能丧失到手的胜利，走向失败……现在列宁要求我们的部队继续进攻，从而使波兰的无产阶级有时间揭竿而起。”列宁想“用红军的刺刀对欧洲进行试探”，拒绝与波兰签订和约。
列宁对波兰国内的形势和波军的实力都估计不足。协约国对波兰军事上的支援使波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波兰政府实行了对农民有利的土地改革，巩固了政权。波兰舆论把红军的进入视为布尔什维克企图占领波兰，再次把波兰变成俄国的附属国。像波兰入侵苏俄激起俄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一样，红军进攻波兰同样激起波兰人的爱国主义情绪。成千上万的波兰志愿者加入波兰军队。红军向前挺进，拉长了运输线，消耗了自己。西线与西南线之间发生裂痕。图哈切夫斯基要求把布琼尼的骑兵军从西南线调往西线。但斯大林怕图哈切夫斯基拿下华沙抢了头功，想在此之前攻占利沃夫，迟迟不把骑兵军派往西线，贻误了战机。毕苏斯基秘密地把西南战线的主力集中到西线，攻击图哈切夫斯基的右翼。1920年8月16日，波兰军队在两条战线发起进攻，红军被击溃。图哈切夫斯基的一部分官兵被波兰人俘虏，他指挥的第四军和加伊的骑兵军团被迫撤到东普鲁士，被德国人扣留。苏波战争中共102000名红军官兵被俘。西方面军已溃不成军，西南方面军虽然遭到重创，但建制保存下来。关于红军战败的原因，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说得更为详尽：“当图哈切夫斯基即将开进华沙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要打进利沃夫。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野心！当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危机已经完全暴露出来时，总指挥部命令西南方面军立即转变进攻方向，攻击华沙波兰军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方面军却在斯大林的鼓动下继续向西挺进：难道自己攻占利沃夫不比帮别人攻取华沙更重要吗？经过再三的命令和威胁，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才改变主攻方向。但几天的耽搁造成了致命的后果。”10年后，斯大林的战友伏罗希洛夫对西南方面军不执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解释为：攻打利沃夫就是搅乱波军后方，吸引毕苏斯基的军力，从而支援了西方面军。但利沃夫距离华沙300公里，怎能算后方呢。后来对红军失败的原因还有各种解释，但对苏俄坚持攻打波兰、向波兰输出革命这一点，没有人否认。
红军战败后，布尔什维克政治局形成发动第二次苏波战争的看法：“既然开始了，就应该打到底。”列宁支持这种看法，但并不坚决。托洛茨基反对发动第二次苏波战争：“在这支队伍振作起来之前，要想在它丢盔卸甲的道路上胜利进军，纯属异想天开。”托洛茨基表示，如果重复错误，红军将付出10倍的代价。假如政治局形成这样的决议，并用多数票压他，他将呼吁全党反对政治局。列宁是清醒的革命家，认识到不能再打了，转过来支持托洛茨基，开始大声疾呼反对用刺刀输出革命，从而影响了政治局。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一致同意与波兰议和。但这次毕苏斯基的条件不同了，他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大片领土，包括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划入波兰版图。
《骑兵军》记录历史隐秘
现在谈谈苏波战争中的主力部队骑兵军。自1919年第一骑兵军组建后（后还组建第二骑兵军，但提到骑兵军，均指第一骑兵军），在内战中发挥过极大的作用。在苏波战争中骑兵军骁勇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但骑兵军打仗有个特点：没有后勤补给，打到哪儿吃到哪儿；成员复杂，一部分是布琼尼等将领招募来的。
骑兵军的官兵绝大多数是哥萨克。铁木辛哥是骑兵军第六师师长，巴别尔就在这个师服役。卫国战争时期铁木辛哥晋升为苏联元帅。哥萨克最大的优点是骁勇善战，但抢劫、奸淫、屠杀犹太人和俘虏是家常便饭。白军如此，红军也如此，也许后者更甚。因为白军军官多半是职业军人，懂得军纪对军队的重要，而骑兵军的军官有不少人是哥萨克首领。1920年6月，骑兵军政治部副主任日林斯基向西南方面军政治部递交了一份记录骑兵军屠犹、抢劫、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材料。政治部认为日林斯基的材料是对骑兵军的污蔑，不予处理。日林斯基说：“我指的是第六师。九百名共产党员毫无觉悟。他们扒去俘虏的衣服，屠杀了在一座小城里抓获的一百五十名俘虏。洗劫了日托米尔市和别尔得切夫市。”第六师师长铁木辛哥予以驳斥：“日林斯基的报告是对骑兵军的污蔑。我没发现骑兵军的抢劫行为¡¡但是形势有时迫使你成为强盗，如果在前线四天不吃饭，任何人的面包都会抢……”他实际上承认了抢劫。日林斯基对骑兵军的指控没有得到处理。苏波战争的重要文件如往来的电文均被销毁，所以巴别尔留下的《骑兵军》和《马背日记》就成了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材料。
红军向国外输出革命，帮他们建立苏维埃政权，但军纪如此败坏，如何完成神圣的使命？巴别尔写道：“我们的哥萨克是什么样的人？多面体：爱吵闹，胆大包天，职业风范，革命精神，野兽般残忍。我们是先锋队，但是什么样的先锋队呢？老百姓盼望救星，犹太人盼望自由——结果盼来的是库班哥萨克。”解放者变成掠夺者。“可怕的事件——天主教教堂被抢劫了，撕毁神父的法衣，价值昂贵、闪闪发光的衣服撕得粉碎，扔在地上，一名护士偷走了三捆，拆下衬里，偷走蜡烛，砸开箱子，取出教皇训喻，抢走金钱……”波兰人怎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解放者呢？骑兵军在火车站抓获10名俘虏，他们已¾脱掉军衣，分不出官兵。骑兵军连长叫俘虏们招认，一个老兵说：“结束战争吧，军官们逃跑了，结束战争吧……”骑兵军连长把一顶军帽扣在老人头上，“‘正合适，正合适，’随即举起马刀，一刀捅进俘虏的咽喉。老人仰面朝天倒下，两只脚乱踹，红似珊瑚的鲜血冒着气泡从他喉咙里像河水般涌出来”……布琼尼严令禁止杀害俘虏，但哥萨克不执行。哥萨克奸淫妇女是普遍现象，因此“所有士兵都得了梅毒”。巴别尔在《骑兵军》和《马背日记》中所记载的抢劫、屠杀、奸淫妇女的暴行很多，我只举以上几个例子。
国内战争结束后，上世纪20年代，布琼尼成为国内战争中的英雄，有不少歌颂他的歌曲，我还记得《我们是布琼尼的红色骑兵》这首歌。但到了卫国战争时期，布琼尼的骑兵军就不起作用了，没什么战绩。1956年朱可夫与布琼尼相遇，布琼尼说：“您获得四枚勋章，我一枚也没有。”朱可夫回答：“没有歌颂我的歌曲，可有歌颂您的歌曲。”但巴别尔的《骑兵军》1924年陆续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正是布琼尼光芒万丈的年代。布琼尼看了《骑兵军》怒不可遏，同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指责巴别尔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权者搞出来的，因为巴别尔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布琼尼的指责立即遭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批评家的反驳。
高尔基的支持与斯大林的“交底”
1928年高尔基从索伦托回国观光，9月30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一文。高尔基在文章中谈到巴别尔的《骑兵军》：“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布琼尼不服，在同年12月2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骑兵军老总承认在文学问题上无法与高尔基争论，但骂《骑兵军》却并非“没有道理”。布琼尼写道：“巴别尔胡说八道，简直是扯谎。他小说的情节充满色情，这是一个发疯的犹太佬的胡言乱语。”布琼尼的文章流露出哥萨克对犹太人传统的仇视。第二天《真理报》发表了高尔基的反驳：“我不同意您对巴别尔《骑兵军》的看法，并对您对这位作家的评断表示坚决抗议……我在巴别尔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布琼尼没有再同高尔基辩论，仿佛听从了高尔基的劝告。
然而情形并非如此。布琼尼到死都痛恨巴别尔，对高尔基的文章不予反驳另有原因。1967年《红星报》记者访问他，提到《骑兵军》时，年迈的布琼尼仍一肚子火气。布琼尼说：“我不认识巴别尔这个家伙，尽管他自称参加过骑兵军。他好像在我们那儿卖过报纸。高尔基支持过他，我们展开一场笔仗¡¡我没同他辩论下去，是想听听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说我对高尔基的批评完全正确，但又说，现在不是同他打笔仗的时候。我们正在争取他，把他完全拉到我们这一边来。”斯大林向老部下交了底，布琼尼不敢再同高尔基争辩了。
《骑兵军》出版80多年后，今天我们阅读这本书，不会像高尔基那样评价。高尔基为保护巴别尔，说了过分赞美的话。《骑兵军》的价值就在于作者写出他亲眼目睹的一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的一页。真实是文艺作品的生命。我们可以举一个反证。1929年，也曾参加过骑兵军的维什涅夫斯基看到布琼尼痛骂《骑兵军》，认为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的机会来了，写了一个《第一骑兵军》的剧本。剧本场面恢宏，描写指挥员沉着冷静，战士们骁勇无比，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但人物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有血肉。布琼尼看了大喜过望，马上让莫斯科剧院上演，并邀请骑兵军的老战士们观看。但不知为何，演了几场就停了。大概太虚假了，没人爱看。
维什涅夫斯基的《第一骑兵军》的生命力只有几天，因为他笔下的哥萨克已经不是哥萨克了。相反，巴别尔的《骑兵军》被译成各国文字，中国就有两个译本，至今在俄罗斯畅销不衰。2007年夏天，我与朋友们到俄罗斯旅行，到新阿尔巴特街莫斯科最大的书店去了一趟，看见书架上摆着新版《骑兵军》。顺便提一句，维什涅夫斯基在苏联文坛上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剧本《乐观的悲剧》译成中文，1950年代初曾在北京上演。他为庆贺斯大林七十寿辰而写的《难忘的1919年》拍成电影，我们这代人都看过。
（作者系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
斗转星移，不觉到了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接连出版了巴别尔的《骑兵军》、《马背日记》（巴别尔为创作所记的日记）和《敖德萨故事》。这时我才认真重读巴别尔的作品，并审视8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
苏波战争的真相
巴别尔是苏联的著名作家，可中国读者对他十分陌生，连我这个在大学听过一年苏联文学史课的人都不知道他。他1939年被捕，1940年被处决。我们读的文学史都是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编写的，自然不会提到他。他的短篇小说1926年结集出版后没再版过，所以很多苏联人也不知道苏联有个叫巴别尔的作家。《骑兵军》是苏联唯一一本描写苏波战争的小说，而苏联当局对苏波战争一直讳莫如深，因为这次战争中红军被波兰军队打败，是件丢脸的事，不希望人民知道，严禁出版与苏波战争有关的书。直到1980年代，巴别尔的作品才在苏联出版。
《联共（布）党史》把苏波战争看成一次外国武装干涉，波兰被红军打败，原可乘胜追击攻下利沃夫和华沙，但由于托洛茨基和图哈切夫斯基的错误，计划未能实现——这种说法与事实大相径庭。但两人均无反驳能力，斯大林怎么说都可以。托洛茨基1929年被驱逐出境，图哈切夫斯基1937年被处决。
1920年苏俄内战基本结束，红军已疲惫不堪，波兰总统毕苏斯基利用这一时机，联合乌克兰彼得留拉的军队，向苏俄发动进攻。毕苏斯基妄图恢复1772年以前的波兰边界。这次战争是波兰挑起的，红军奋起迎战。红军分为西南方面军和西方面军，分别由叶戈罗夫和图哈切夫斯基指挥。两人1935年均晋升为苏联元帅。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军隶属叶戈罗夫指挥的西南方面军，骑兵军政委是伏罗希洛夫。在托洛茨基的坚持下，斯大林被任命为西南方面军的政委。
1920年4月25日波兰军队发起进攻，5月6日占领了基辅。毕苏斯基利用红军主力尚未从西南战线调到西战线的时机，占领了苏俄大片土地。波兰的侵略激起俄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连并不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前沙皇军队的将军们也纷纷请战。5月14日图哈切夫斯基开始在西线反攻。骑兵军切断占据基辅的波军的补给线，波军被迫撤离基辅。红军乘胜追击，越战越勇，7月初已把波兰军队赶回波兰境内。7月11日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出面调停，建议红军不要越过波兰东部边境，就此停战，签订和约。但苏俄人民委员会拒绝了英国的照会。布尔什维克内部产生严重分歧。列宁坚决主张继续打下去，拿下华沙。列宁认为，红军是解放波兰人民的军队，必定受到波兰人民的欢迎，攻入华沙后，波兰工人必将起来推翻毕苏斯基政府。波兰与德国毗连，波兰工人起义又将影响德国工人。德国工人起义将在欧洲各国引起连锁反应，那时世界革命就成功了。列宁的乐观情绪影响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委员们，除托洛茨基外，他们一致支持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直接指挥红军，了解红军的真实状况。他认为应当与波兰签订和约，再打下去红军将被打败。托洛茨基说：“……我认为我们已¾达到胜利的顶峰，如不考虑自己的实力，继续前进，就很可能丧失到手的胜利，走向失败……现在列宁要求我们的部队继续进攻，从而使波兰的无产阶级有时间揭竿而起。”列宁想“用红军的刺刀对欧洲进行试探”，拒绝与波兰签订和约。
列宁对波兰国内的形势和波军的实力都估计不足。协约国对波兰军事上的支援使波军的战斗力大大加强。波兰政府实行了对农民有利的土地改革，巩固了政权。波兰舆论把红军的进入视为布尔什维克企图占领波兰，再次把波兰变成俄国的附属国。像波兰入侵苏俄激起俄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一样，红军进攻波兰同样激起波兰人的爱国主义情绪。成千上万的波兰志愿者加入波兰军队。红军向前挺进，拉长了运输线，消耗了自己。西线与西南线之间发生裂痕。图哈切夫斯基要求把布琼尼的骑兵军从西南线调往西线。但斯大林怕图哈切夫斯基拿下华沙抢了头功，想在此之前攻占利沃夫，迟迟不把骑兵军派往西线，贻误了战机。毕苏斯基秘密地把西南战线的主力集中到西线，攻击图哈切夫斯基的右翼。1920年8月16日，波兰军队在两条战线发起进攻，红军被击溃。图哈切夫斯基的一部分官兵被波兰人俘虏，他指挥的第四军和加伊的骑兵军团被迫撤到东普鲁士，被德国人扣留。苏波战争中共102000名红军官兵被俘。西方面军已溃不成军，西南方面军虽然遭到重创，但建制保存下来。关于红军战败的原因，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说得更为详尽：“当图哈切夫斯基即将开进华沙时，斯大林无论如何也要打进利沃夫。人们往往会有这样的野心！当图哈切夫斯基部队的危机已经完全暴露出来时，总指挥部命令西南方面军立即转变进攻方向，攻击华沙波兰军队的侧翼。然而西南方面军却在斯大林的鼓动下继续向西挺进：难道自己攻占利沃夫不比帮别人攻取华沙更重要吗？经过再三的命令和威胁，西南方面军司令部才改变主攻方向。但几天的耽搁造成了致命的后果。”10年后，斯大林的战友伏罗希洛夫对西南方面军不执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解释为：攻打利沃夫就是搅乱波军后方，吸引毕苏斯基的军力，从而支援了西方面军。但利沃夫距离华沙300公里，怎能算后方呢。后来对红军失败的原因还有各种解释，但对苏俄坚持攻打波兰、向波兰输出革命这一点，没有人否认。
红军战败后，布尔什维克政治局形成发动第二次苏波战争的看法：“既然开始了，就应该打到底。”列宁支持这种看法，但并不坚决。托洛茨基反对发动第二次苏波战争：“在这支队伍振作起来之前，要想在它丢盔卸甲的道路上胜利进军，纯属异想天开。”托洛茨基表示，如果重复错误，红军将付出10倍的代价。假如政治局形成这样的决议，并用多数票压他，他将呼吁全党反对政治局。列宁是清醒的革命家，认识到不能再打了，转过来支持托洛茨基，开始大声疾呼反对用刺刀输出革命，从而影响了政治局。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一致同意与波兰议和。但这次毕苏斯基的条件不同了，他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大片领土，包括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划入波兰版图。
《骑兵军》记录历史隐秘
现在谈谈苏波战争中的主力部队骑兵军。自1919年第一骑兵军组建后（后还组建第二骑兵军，但提到骑兵军，均指第一骑兵军），在内战中发挥过极大的作用。在苏波战争中骑兵军骁勇善战，令敌人闻风丧胆。但骑兵军打仗有个特点：没有后勤补给，打到哪儿吃到哪儿；成员复杂，一部分是布琼尼等将领招募来的。
骑兵军的官兵绝大多数是哥萨克。铁木辛哥是骑兵军第六师师长，巴别尔就在这个师服役。卫国战争时期铁木辛哥晋升为苏联元帅。哥萨克最大的优点是骁勇善战，但抢劫、奸淫、屠杀犹太人和俘虏是家常便饭。白军如此，红军也如此，也许后者更甚。因为白军军官多半是职业军人，懂得军纪对军队的重要，而骑兵军的军官有不少人是哥萨克首领。1920年6月，骑兵军政治部副主任日林斯基向西南方面军政治部递交了一份记录骑兵军屠犹、抢劫、屠杀俘虏和平民的材料。政治部认为日林斯基的材料是对骑兵军的污蔑，不予处理。日林斯基说：“我指的是第六师。九百名共产党员毫无觉悟。他们扒去俘虏的衣服，屠杀了在一座小城里抓获的一百五十名俘虏。洗劫了日托米尔市和别尔得切夫市。”第六师师长铁木辛哥予以驳斥：“日林斯基的报告是对骑兵军的污蔑。我没发现骑兵军的抢劫行为¡¡但是形势有时迫使你成为强盗，如果在前线四天不吃饭，任何人的面包都会抢……”他实际上承认了抢劫。日林斯基对骑兵军的指控没有得到处理。苏波战争的重要文件如往来的电文均被销毁，所以巴别尔留下的《骑兵军》和《马背日记》就成了研究这段历史的珍贵材料。
红军向国外输出革命，帮他们建立苏维埃政权，但军纪如此败坏，如何完成神圣的使命？巴别尔写道：“我们的哥萨克是什么样的人？多面体：爱吵闹，胆大包天，职业风范，革命精神，野兽般残忍。我们是先锋队，但是什么样的先锋队呢？老百姓盼望救星，犹太人盼望自由——结果盼来的是库班哥萨克。”解放者变成掠夺者。“可怕的事件——天主教教堂被抢劫了，撕毁神父的法衣，价值昂贵、闪闪发光的衣服撕得粉碎，扔在地上，一名护士偷走了三捆，拆下衬里，偷走蜡烛，砸开箱子，取出教皇训喻，抢走金钱……”波兰人怎能把他们当成自己的解放者呢？骑兵军在火车站抓获10名俘虏，他们已¾脱掉军衣，分不出官兵。骑兵军连长叫俘虏们招认，一个老兵说：“结束战争吧，军官们逃跑了，结束战争吧……”骑兵军连长把一顶军帽扣在老人头上，“‘正合适，正合适，’随即举起马刀，一刀捅进俘虏的咽喉。老人仰面朝天倒下，两只脚乱踹，红似珊瑚的鲜血冒着气泡从他喉咙里像河水般涌出来”……布琼尼严令禁止杀害俘虏，但哥萨克不执行。哥萨克奸淫妇女是普遍现象，因此“所有士兵都得了梅毒”。巴别尔在《骑兵军》和《马背日记》中所记载的抢劫、屠杀、奸淫妇女的暴行很多，我只举以上几个例子。
国内战争结束后，上世纪20年代，布琼尼成为国内战争中的英雄，有不少歌颂他的歌曲，我还记得《我们是布琼尼的红色骑兵》这首歌。但到了卫国战争时期，布琼尼的骑兵军就不起作用了，没什么战绩。1956年朱可夫与布琼尼相遇，布琼尼说：“您获得四枚勋章，我一枚也没有。”朱可夫回答：“没有歌颂我的歌曲，可有歌颂您的歌曲。”但巴别尔的《骑兵军》1924年陆续在《红色处女地》杂志上发表的时候，正是布琼尼光芒万丈的年代。布琼尼看了《骑兵军》怒不可遏，同年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一篇猛烈抨击《骑兵军》的文章，指责巴别尔写的不是第一骑兵军，而是马赫诺匪帮；指责巴别尔向人民撒谎，仿佛革命是由一小撮土匪和篡权者搞出来的，因为巴别尔本人就是营垒那一边的人。布琼尼的指责立即遭到以《红色处女地》主编为首的一批有声望的批评家的反驳。
高尔基的支持与斯大林的“交底”
1928年高尔基从索伦托回国观光，9月30日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同时发表了《我是怎样学习写作的》一文。高尔基在文章中谈到巴别尔的《骑兵军》：“布琼尼同志曾痛骂巴别尔的《骑兵军》，我觉得这是没有道理的¡¡”布琼尼不服，在同年12月26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致马?高尔基的公开信》。这位骑兵军老总承认在文学问题上无法与高尔基争论，但骂《骑兵军》却并非“没有道理”。布琼尼写道：“巴别尔胡说八道，简直是扯谎。他小说的情节充满色情，这是一个发疯的犹太佬的胡言乱语。”布琼尼的文章流露出哥萨克对犹太人传统的仇视。第二天《真理报》发表了高尔基的反驳：“我不同意您对巴别尔《骑兵军》的看法，并对您对这位作家的评断表示坚决抗议……我在巴别尔书中并未发现‘讽刺与诽谤的东西’，相反，他的书激起我对骑兵军战士的热爱和尊敬¡¡在俄罗斯文学史中我还未见到过对个别战士如此鲜明和生动的描写，这样的描写能使我清晰地想象出整个集体——骑兵军全体将士的神态……”布琼尼没有再同高尔基辩论，仿佛听从了高尔基的劝告。
然而情形并非如此。布琼尼到死都痛恨巴别尔，对高尔基的文章不予反驳另有原因。1967年《红星报》记者访问他，提到《骑兵军》时，年迈的布琼尼仍一肚子火气。布琼尼说：“我不认识巴别尔这个家伙，尽管他自称参加过骑兵军。他好像在我们那儿卖过报纸。高尔基支持过他，我们展开一场笔仗¡¡我没同他辩论下去，是想听听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说我对高尔基的批评完全正确，但又说，现在不是同他打笔仗的时候。我们正在争取他，把他完全拉到我们这一边来。”斯大林向老部下交了底，布琼尼不敢再同高尔基争辩了。
《骑兵军》出版80多年后，今天我们阅读这本书，不会像高尔基那样评价。高尔基为保护巴别尔，说了过分赞美的话。《骑兵军》的价值就在于作者写出他亲眼目睹的一切，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的一页。真实是文艺作品的生命。我们可以举一个反证。1929年，也曾参加过骑兵军的维什涅夫斯基看到布琼尼痛骂《骑兵军》，认为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的机会来了，写了一个《第一骑兵军》的剧本。剧本场面恢宏，描写指挥员沉着冷静，战士们骁勇无比，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但人物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没有血肉。布琼尼看了大喜过望，马上让莫斯科剧院上演，并邀请骑兵军的老战士们观看。但不知为何，演了几场就停了。大概太虚假了，没人爱看。
维什涅夫斯基的《第一骑兵军》的生命力只有几天，因为他笔下的哥萨克已经不是哥萨克了。相反，巴别尔的《骑兵军》被译成各国文字，中国就有两个译本，至今在俄罗斯畅销不衰。2007年夏天，我与朋友们到俄罗斯旅行，到新阿尔巴特街莫斯科最大的书店去了一趟，看见书架上摆着新版《骑兵军》。顺便提一句，维什涅夫斯基在苏联文坛上并非等闲之辈，他的剧本《乐观的悲剧》译成中文，1950年代初曾在北京上演。他为庆贺斯大林七十寿辰而写的《难忘的1919年》拍成电影，我们这代人都看过。
（作者系翻译家、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