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九一三事件人物张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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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3 09:13:00)
张兆发（1930-）时任海军航空兵5师师长
1972年春节后，张兆发被抓，由沈阳军区（中央专案组认为海军、空军都不可靠，一律由大军区负责）审查一个月，之后被飞机押送北京亚疗。说实话，无论从哪个角度，张兆发都与九一三事件无关，但他还是被残酷地卷进了九一三事件中。明明他没有在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上报材料改动一个字，甚至没有看过，却说他改了李作鹏传达的“一个人”、“四个人”，被审查8年。
九一三事件前一段，张兆发带队在江苏某地训练，北海舰队叫他回来参加整风。他回到师部，又叫他去青岛开会。去青岛开会回来，张兆发传达会议精神。还没有结束，他又下了部队。
1971年9月12日半夜以后，张兆发被电话铃惊醒。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说：不好办。张兆发问什么事不好办？内部事外部事。因为每年夏天的山海关机场都由空军34师控制，海军的飞机都已经转场，只有场站在为空军34师的专机服务。潘浩说是外部事。张兆发放下心，外部事与海军无关。潘浩紧接着说：你们要来，不来不好办。到底是什么事？是凶杀案？潘浩说：是专机。是专机的什么事，潘浩没有在电话里说，他不敢讲，张兆发也没有继续问，但潘浩强调你们一定要来。张兆发给刘政委打电话商量，说有个事情山海关机场不好办，是不是专机不知道，但肯定事情重大。张兆发和刘政委商量结果，由他去一趟。正好后半夜有一趟火车路过山海关机场。
出了山海关车站，场站招待所王所长来接。汽车走到距离山海关机场两公里的城外河时，王所长告诉司机慢一点，说这里有警卫。天黑，张兆发没有看见警卫，但心里还是一惊，这么远就放出哨，说明机场有大事。很顺利，张兆发到了山海关机场指挥所，得知有一架专机（256三叉戟）飞走了。张兆发马上上楼到调度室，问哪里批准飞机起飞的？没有批准。没有批准怎么飞走了？张兆发看了调度室的航行记录。只有两张纸，很简单，都是术语。因为是原始资料，张兆发在航行记录上签上名，说不能丢了。
因为飞机是强行起飞，是不正常起飞，机场调度室没有准备，所以没有完全按飞行准备实施，丢三拉四。但非常可贵的是，机场雷达标图标出60公里。按常规，山海关机场不能标专机的航迹。但出于怕失职的本能，标图员还是标了图，在机场范围内，270度，方向西北。张兆发向海军报告，请他们报告军委指挥所，有一架飞机没有经过批准，去向不明，要求采取措施。
这时天亮了，与北戴河林彪别墅的电话已经打不通。
当晚，8341部队把五个没有来得及上飞机的空军飞行人员，以及林立果留在机场的程洪珍及两个女兵小张、小袁，还有空军34师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一共9个人，交给海军，要求不能跑了，不能死了。张兆发把他们安排在机场招待所，派警卫隔离起来。
9月14日，按上边要求，张兆发亲自带队，组织机关保卫干事、组织干事以及警卫连，将空军的9个人押送北京。两个“海军”押一个“空军”，占据火车九间包厢，安全到达北京火车站，由海军保卫部的人把他们接到海军大院的平房招待所。在机场“缴获”的程洪珍等人的枪支、文件等，打包密封起来，一式三份清单，也一起移交了。
张兆发这次护送，圆满完成，受到中央表扬。
当晚，张兆发住在海军大院招待所。
海军副参谋长胡鹏飞对张兆发说：你们关于山海关机场专机强行起飞的汇报材料，前后不一样。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在256三叉戟起飞前，打电话命令机场调度室，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联名命令起飞才能起飞。……“两案”审判中，说李作鹏说一个人命令就可以起飞。李作鹏说他没有篡改周恩来的命令，可是还是成了李作鹏的罪行之一。
“一个人”、“四个人”倒来倒去，把飞行员出身、文化不高的张兆发倒糊涂了。张兆发飞行技术在海军航空兵中数一数二，但他对文字材料极不精通。张兆发在事发当天向李作鹏秘书刘吉祥汇报时，说得乱七八糟。李作鹏秘书刘吉祥说，这样不行，你们搞个材料，再电话汇报。搞材料本来是政委的事情，但政委不在，张兆发哪里有组织材料的经验，为了快点汇报，抄时保卫科长抄上半部，保卫干事抄下半部。抄完后张兆发没看，也没有组织认真核对，有20多处不一样，大部分是为了顺句子。但关键的“一个人”、“四个人”，李作鹏认为错了，他用铅笔在刘吉祥的记录稿上作了更正。李作鹏被捕后，他改动的这份材料被收走。中央专案组推论是张兆发改的。张兆发申辩：你们整理材料，我不在。我不可能改，我也没有叫你们改，怎么能是我的责任呢？
可是“进来”容易。但一旦“进来”，再没有人，包括周恩来也不敢批准“出去”。因为谁敢保证谁不是九一三事件的人物呢？你批准放，万一将来又查出来是九一三分子，这个批准者也马上会被关起来，成为九一三事件的人物。
“扩大化”就是这样出来的。
张兆发，山东莱芜人，跟着奶奶长大，儿童团长出身，1943年参军。解放战争到东北，以后进关，张兆发所在的部队改编成12兵团40军118师，南下武汉。这时空军选飞行员，张兆发在首长身边当警卫员，首长不同意他去。张兆发跟着部队继续向南方进军。战争结束，12兵团改编成海军机关，张兆发调到青岛，学鱼雷快艇，由“重庆号”的海军当教员，还同时学文化。1950年挑潜艇兵，到苏联学习，接着挑海军飞行员。张兆发体检，甲级身体，到了海军一航校，学习飞行。虽然他文化不高，但他脑子好，又刻苦，非常适合飞行，飞行技术一流。31岁就当了海军航空兵的师长，是海军航空兵中最年轻的师长。本来他大有发展前途，上级也来考察过，没有想到九一三事件折了他的翅膀。
万幸的是，审查8年后，张兆发终于无罪释放，到北海舰队任副参谋长。当时上头给他书面道歉，他不要。后来他想，应该要这个道歉，这说明他们错了。他又想，如果我恢复飞行，也证明他们错了。他提出恢复飞行，上级没有理由不批准。张兆发很快重上蓝天，依然优秀。但提拔的最佳年龄已经过了，张兆发只升到副军职，最后离休，住进海军某干休所。
张兆发（1930-）时任海军航空兵5师师长
1972年春节后，张兆发被抓，由沈阳军区（中央专案组认为海军、空军都不可靠，一律由大军区负责）审查一个月，之后被飞机押送北京亚疗。说实话，无论从哪个角度，张兆发都与九一三事件无关，但他还是被残酷地卷进了九一三事件中。明明他没有在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上报材料改动一个字，甚至没有看过，却说他改了李作鹏传达的“一个人”、“四个人”，被审查8年。
九一三事件前一段，张兆发带队在江苏某地训练，北海舰队叫他回来参加整风。他回到师部，又叫他去青岛开会。去青岛开会回来，张兆发传达会议精神。还没有结束，他又下了部队。
1971年9月12日半夜以后，张兆发被电话铃惊醒。山海关场站站长潘浩说：不好办。张兆发问什么事不好办？内部事外部事。因为每年夏天的山海关机场都由空军34师控制，海军的飞机都已经转场，只有场站在为空军34师的专机服务。潘浩说是外部事。张兆发放下心，外部事与海军无关。潘浩紧接着说：你们要来，不来不好办。到底是什么事？是凶杀案？潘浩说：是专机。是专机的什么事，潘浩没有在电话里说，他不敢讲，张兆发也没有继续问，但潘浩强调你们一定要来。张兆发给刘政委打电话商量，说有个事情山海关机场不好办，是不是专机不知道，但肯定事情重大。张兆发和刘政委商量结果，由他去一趟。正好后半夜有一趟火车路过山海关机场。
出了山海关车站，场站招待所王所长来接。汽车走到距离山海关机场两公里的城外河时，王所长告诉司机慢一点，说这里有警卫。天黑，张兆发没有看见警卫，但心里还是一惊，这么远就放出哨，说明机场有大事。很顺利，张兆发到了山海关机场指挥所，得知有一架专机（256三叉戟）飞走了。张兆发马上上楼到调度室，问哪里批准飞机起飞的？没有批准。没有批准怎么飞走了？张兆发看了调度室的航行记录。只有两张纸，很简单，都是术语。因为是原始资料，张兆发在航行记录上签上名，说不能丢了。
因为飞机是强行起飞，是不正常起飞，机场调度室没有准备，所以没有完全按飞行准备实施，丢三拉四。但非常可贵的是，机场雷达标图标出60公里。按常规，山海关机场不能标专机的航迹。但出于怕失职的本能，标图员还是标了图，在机场范围内，270度，方向西北。张兆发向海军报告，请他们报告军委指挥所，有一架飞机没有经过批准，去向不明，要求采取措施。
这时天亮了，与北戴河林彪别墅的电话已经打不通。
当晚，8341部队把五个没有来得及上飞机的空军飞行人员，以及林立果留在机场的程洪珍及两个女兵小张、小袁，还有空军34师调度室主任李海彬，一共9个人，交给海军，要求不能跑了，不能死了。张兆发把他们安排在机场招待所，派警卫隔离起来。
9月14日，按上边要求，张兆发亲自带队，组织机关保卫干事、组织干事以及警卫连，将空军的9个人押送北京。两个“海军”押一个“空军”，占据火车九间包厢，安全到达北京火车站，由海军保卫部的人把他们接到海军大院的平房招待所。在机场“缴获”的程洪珍等人的枪支、文件等，打包密封起来，一式三份清单，也一起移交了。
张兆发这次护送，圆满完成，受到中央表扬。
当晚，张兆发住在海军大院招待所。
海军副参谋长胡鹏飞对张兆发说：你们关于山海关机场专机强行起飞的汇报材料，前后不一样。海军第一政委李作鹏在256三叉戟起飞前，打电话命令机场调度室，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个人联名命令起飞才能起飞。……“两案”审判中，说李作鹏说一个人命令就可以起飞。李作鹏说他没有篡改周恩来的命令，可是还是成了李作鹏的罪行之一。
“一个人”、“四个人”倒来倒去，把飞行员出身、文化不高的张兆发倒糊涂了。张兆发飞行技术在海军航空兵中数一数二，但他对文字材料极不精通。张兆发在事发当天向李作鹏秘书刘吉祥汇报时，说得乱七八糟。李作鹏秘书刘吉祥说，这样不行，你们搞个材料，再电话汇报。搞材料本来是政委的事情，但政委不在，张兆发哪里有组织材料的经验，为了快点汇报，抄时保卫科长抄上半部，保卫干事抄下半部。抄完后张兆发没看，也没有组织认真核对，有20多处不一样，大部分是为了顺句子。但关键的“一个人”、“四个人”，李作鹏认为错了，他用铅笔在刘吉祥的记录稿上作了更正。李作鹏被捕后，他改动的这份材料被收走。中央专案组推论是张兆发改的。张兆发申辩：你们整理材料，我不在。我不可能改，我也没有叫你们改，怎么能是我的责任呢？
可是“进来”容易。但一旦“进来”，再没有人，包括周恩来也不敢批准“出去”。因为谁敢保证谁不是九一三事件的人物呢？你批准放，万一将来又查出来是九一三分子，这个批准者也马上会被关起来，成为九一三事件的人物。
“扩大化”就是这样出来的。
张兆发，山东莱芜人，跟着奶奶长大，儿童团长出身，1943年参军。解放战争到东北，以后进关，张兆发所在的部队改编成12兵团40军118师，南下武汉。这时空军选飞行员，张兆发在首长身边当警卫员，首长不同意他去。张兆发跟着部队继续向南方进军。战争结束，12兵团改编成海军机关，张兆发调到青岛，学鱼雷快艇，由“重庆号”的海军当教员，还同时学文化。1950年挑潜艇兵，到苏联学习，接着挑海军飞行员。张兆发体检，甲级身体，到了海军一航校，学习飞行。虽然他文化不高，但他脑子好，又刻苦，非常适合飞行，飞行技术一流。31岁就当了海军航空兵的师长，是海军航空兵中最年轻的师长。本来他大有发展前途，上级也来考察过，没有想到九一三事件折了他的翅膀。
万幸的是，审查8年后，张兆发终于无罪释放，到北海舰队任副参谋长。当时上头给他书面道歉，他不要。后来他想，应该要这个道歉，这说明他们错了。他又想，如果我恢复飞行，也证明他们错了。他提出恢复飞行，上级没有理由不批准。张兆发很快重上蓝天，依然优秀。但提拔的最佳年龄已经过了，张兆发只升到副军职，最后离休，住进海军某干休所。